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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官职守
文字学家许慎认为：“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司马迁把他的著作最早称之为《太史公记》《太史公书》，简称为《史记》，说明他也认为史是记事的。司马迁还把自己及其家族作为史官的当任者。司马迁曾说：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
这就是说，司马氏以为“天官”就是“史官”，因此他的家族是“世典周史”的，从他祖先起，家族就任主天之官，只是到了西周末年即周宣王时才“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直到司马谈时又恢复此职，所以，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泣语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司马谈希望后世子孙继续世为史官。
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古代史官名称很多，周代各类专称史官的职名见之于铜器铭文和历史文献者约有几十种之多，其工作远非记事一项。具体地说：太史、小史、冯相史、保章史、内史、作册、作命内史、作册内史、御史、柱下史、守藏室史、外史、女史、左史、右史、瞽史、工史、眚史、书史、中史、祝史、祭史、筮史，以及辛史、彭史、微史、齐史、宁史等，都以史的名义。可见史官执掌着繁杂的任务，如祭祀、记事、典礼、书写册命、宣读册命、诵读文告和文书、占卜、占星、制历、交通神人、从军参战、保管档案、策命、监察、受王命赏赐大臣、安抚诸侯、出使、编史等很多事务，有人统计约有三十九种六大类。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的掌管政府文字、文书、记事、册命等文职事务工作；有的执掌收件、保存、典藏、图书等馆职事务工作；有的执掌司会、朝觐、射礼、丧葬、籍礼、郊庙、聘礼、监察等礼职事务工作；也有掌管收集资料、汇编史著、提供咨询等史职事务工作；也有推算天道、占筮、祭祀、交通神人等天职事务工作和统军作战、随军作战等的武职事务工作。在这些史官中，“大（太）史，史官之长”
。换言之，所有史官承认太史为其首长。这就是司马谈重视太史的原因。
这些史官中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史职事务，司马迁的成名也是由于他的不朽作品：《史记》。因此常被人们误解，以为史官的职能就是编写历史。
其实，史官的其他职能也很重要，如上所述，最早的史官就是那些掌管武职的驻外武官。对于掌管政府各类文件和各种文献典籍的史官也很重要，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老子，“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
只不过以往人们常把目光集中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不太注意他的官职，不太重视他在为周王室和诸侯提供典藏文献图籍等咨询服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据说，老子这一职务不只是一个保管员的角色，他应该是一个活字典。他必须非常熟悉典藏文献的内容，对于所藏资料在君王需要时必须娓娓道来。每当议事时，他要在宫殿的柱下侍候，以备随时被咨询，由此，人们又把老子称作“柱下史”。这也说明孔子为什么会求教于老子，拜这个活字典为师了。
但从时序上说，老子或司马迁都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史官。
自商王朝最早确立史官制度后，至今有据可查的史官有太甲和向挚等人。例如：“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悦，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爱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
这就是说，作为殷商的旧臣向挚，看到商朝即将崩溃之时，带上他保管的“图册”出逃，投到周武王名下，武王一方面妥善安抚这些史官，同时利用此事大肆宣传商纣的腐朽，为伐商做舆论准备。又如，辛甲投周之后，“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与重用。他们作为商朝的重要史官，在周朝初年也被吸收为周的史官，为建立新的统治发挥了作用。
综上所述，史官一职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有传承关系的、世袭的。所以，与史官相关的家族也不可能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它会涉及众多的家族，是一个社会群体。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研究明州史氏家谱时发现，史氏家族是一个特殊的集合体。他们也像司马氏一样把自己的职业家世追述到“颛顼”那里。家谱中指出“昔帝高阳氏”，即颛顼是传说中的一个部落首领，相传他生于若水，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东南）。由高阳氏传至称，称又传给卷章，卷章又传至黎，为火正，掌管民事，又与重氏共同典司天地，负责祭祀工作。黎的弟弟叫吴，又继承了黎的工作，直至夏朝与商朝都是如此。这就是说，明州史氏家族认为，以史官为职，以史氏为姓是史氏家族有别于其他史官出身的家族，且早于其他家族，以官为姓的史官在中国古代只有史氏家族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