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学了一辈子《历史》，教了一辈子“历史”，每每遇到历史这一概念，有人总会提出什么是历史、历史是什么的质疑。以往，我们总是引经据典地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这里不谈；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 所以，恩格斯认为“不论历史的进程如何，人们总是这样来创造历史的：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自觉抱定的目的，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行动的意向及其对外部世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影响的总和，就是历史”。

又说“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但是，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有时，我们还会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找依据，中国古代的文献著作“浩如烟海”，以经、史、子、集四部作为图书分类，为此，有“五经皆史”“六经皆史”之说，说明经就是史，史就是经，这一解释与历史是一门唯一的科学说法比较接近，符合基本原则。

但是，有人会以种种说法进行论辩，比如，有人曾在文章中指出：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任人打扮。又如，西方史家们认为：历史学科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不能通过实验来反复证实，历史是人们的主观感觉。人们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认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提倡社会和谐，落实科学发展观，又该怎样来理解历史这一概念？

由此可见，对于“历史”这一概念，人们会有不尽相同的看法，在不同阶段，对于“历史”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应该说，人们对于“历史”都会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由此让我联想起史学前辈们关于“历史”的教悔。1962年夏天，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时，作为学习结束前的最后课程，导师白寿彝先生为我们研究生安排了游学课程，请了一些名家做访谈，其中有郭沫若、吕振羽、唐兰、顾颉刚、吴晗等老前辈。各位先生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历史”这一概念的，有的从考古学角度，有的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有的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视野来说明什么叫历史，历史是什么，学什么，怎么学，让我们更为深入了解了“历史”的种种内涵。时隔半个世纪，很多细节都已模糊，印象较深的是郭老和吴晗二位先生。记得当时郭老是住在西四大院胡同一号的，不在什刹海现在的郭沫若故居。他的住所一进大门就可看到有一所圆形房舍，非常别致。原以为可能会在那里接见我们，结果是在此屋旁边的接待室里。夏季天气炎热，可能是午休后老人怕受风，郭老出来时，手持一本《德国农民战争》，身上却还披着一件外衣，有秘书在场。农民战争问题是当时的热门话题，由德国农民战争谈到阶级斗争，谈到历史。在那个年代，我们一致认同阶级斗争历史就是人类的文明史，还赞同以此观点作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界线。几天之后，我们又在台基厂北京市人民政府吴副市长的办公室访问了吴晗先生。当年，吴晗老先生声音宏亮、精神矍铄，为了这次访谈，急匆匆从外边赶来，使我们非常感动。坐定之后，言归正传。他的观点是已经过去的事情称为“历史”，尚未完成的就不叫“历史”。并举例说，比如“抗美援朝”在当时就是历史，因为它已经结束，已经成为历史；而“人民公社”在当时就不叫历史，因为它还在实践中。对于他的观点印象很深是有原因的，一方面，这种说法与众不同，另一方面是他的说法与毛泽东的定义也不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吴晗成为“斗争的靶子”，访问过吴晗的人也因此受牵连。我们认为这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吴晗先生关于历史的定义有其一定的道理，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客观物质运动有始有终的发展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广义的历史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狭义的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历史的发展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它以人的存在为前提，只有了解人们活动的全过程才能揭示其内在规律，只有了解人类自始至终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才能成为历史。对于吴晗先生的这段话我们更是记忆犹新。

综上不难发现，历史就是过去时的一切，历史具有“一度性”的特点，任何人类社会历史现象都是一过即逝，任何方法也不能使之重复，历史不可能通过实验来反复证实，历史只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同样，作为文献的《历史》，具有可塑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它是经过历史学家们加工、编撰而成的，由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战争、宗教等组成，带有明显的雕凿痕迹。因此，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会呈现多样性，有的完全一致，有的达成共识但表述不同，有的则可完全相反。历史学是以研究历史相关的实践、理论和方法为对象的科学，目的就在于使人们更加接近于真实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开阔，对于历史认识有了更为广泛的含义，历史传承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对于口述历史、民俗历史、家族历史的研究和运用也已占有一定位置。人们已不再局限于史官的记录和史书的记载，人们已改变了只把专职史官和历史专著当作历史的观念，它标志着史学观念的成熟和进步，但是认识并不一致。

例如，在家族史的研究方面，看法不尽相同。以往很少有人研究家族史，有人认为，研究与学习家族史就会引起家族问题上的各种矛盾，导致家族管理干预地方行政；有人认为，对于家谱的研究会导致封建主义的复古，妨碍政府政策的贯彻；有人认为，在现代化时代研究家族史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有人认为，有了家族活动就会削弱社区活动，以致插手村干部的选举；有人认为家族史研究没有必要，“家族问题”应予禁止甚至取消；也有人认为，家族文化是古代社会的产物，必须改革。“变革的中心点是血缘家族权威向行政权威转变。”

有人却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研究家族史问题有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关键是引导得法，发挥其中的积极作用；有人更认为家族问题不该简单地打击，而予以保护，家族史的研究不应该取消而应更深入；有人认为，宗族是一种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社会关系形态，“它不会被人为地以简单的方法‘消灭’掉” 。家族与宗族问题已在中国延续有几千年的历史，研究与学习家族历史很有必要，应促使其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帕尔默认为中国人不该忘记家族历史。2009年7月他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感言“我的朋友和学生对他们自己家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祖父的故事，更不要提曾祖父那一辈了。大多数家族都不会谈起自己的家族史，例外者少之又少。说到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中国人民拥有更痛苦的记忆，他们不愿谈起这些悲惨的往事。有一种可能，许多年轻人不想听到痛苦经历”。还说：“如果他们带着自己的故事离开人世的话，那将是笔巨大的损失。” 他正在撰写唐山大地震一书，在他看来，当后辈们将自己家族的故事世代相传，不错过每一细节时，这种口述历史内容也必然会增加人们的兴趣。家族史教育不仅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且有一定的现实作用。

诚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当家族活动与阶级斗争相矛盾时，这种历史与现实相混合的问题，确实会影响到社会。所以，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就肯定“联宗活动是复辟封建主义活动，是阶级斗争的一项内容”，并被很多人所接受，成为工作的指导方针。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曾经在对浙江省宁波市的发展中提出过“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这个“帮”字是否应包含有“家族”的含义。假若我们能把包氏家族、孙氏家族、宋氏家族、孔氏家族，也可包括我们研究的史官与史氏家族动员起来参与国家建设，这个“帮”对于经济建设的作用肯定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有多少个家族的历史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去发掘，我们应当从正面去解读“宁波帮，帮宁波”的口号，正确理解家族历史的研究与传播，让其发挥积极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家族在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特定环境下，有着辅助生产发展、繁荣经济的新功能，它适应了农村个体生产、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需要。家族活动对于农民个人以及部分城市居民来讲，则为扩大谋生手段，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一种保障。”

至于家族史中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忠”与“孝”，可能会有忠君与爱国的含义，若能将其引导到我们提倡的热爱祖国、忠于祖国、报效祖国上来，就会有利于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忠、孝观念也就会包含着切实的现代价值。我们提倡全社会爱祖国、爱家人、尊老爱幼，提倡“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精神，目的是促使社会更加和谐，让忠孝观念、孝亲思想集合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使其自然赋予现代作用，完全有其可能。

尤其应该注意中国现实社会各阶层的特色和现状，内地不少省份有很多外迁族人，港、澳、台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海外华人热衷于宗族活动，有些活动记录有助于寻根问祖，有些活动可有叶落归根的感觉，有些则有利于他们寻亲会友。很多活动不仅在海外，而且对内地群众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与学习家族历史非常必要。

研究表明，对于家族组织也可采取开放的心态，是否恢复家族活动也应顺其自然，人们可把它只看作一个社团组织，既不必反对，也不需刻意提倡，随遇而安，只要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都可进行。以有序控管、遵纪守法，发挥它的积极性，为社会服务为好。所以，人们只要把宗族活动看成是民众对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的追求，应该给予必要的尊重，应该相信我们党和国家有力量能够予以调控。提倡、加强家族史的学习更能促使人们自尊、自强，推进正常的家族活动开展。

在南宋历史内容本身的研究方面，也存在不少差别。比如，长期以来，有人总说宋朝是个“积贫积弱”的社会，而有人则说宋朝文化已“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及”。有人认为南宋只是偏于一隅的小朝廷，而有人却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有人认为学习宋朝历史太窝囊，有人则认为学习宋史有利于提高通读历史的探索精神。尤其在思维方式上差别更大，过去，我们重视对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研究，还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在当时情有可原，但有人在此基础上横加发挥，甚至把路线斗争的思路也搬到宋史研究领域，致使宋史的研究更模糊不清。

与此同时，研究宋史方面又有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就是采取前后对比的方法，将“宋代横比当时世界各国，均在其之上，处于领先地位”；将“宋代纵比前代，亦超越之，是中国古代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的又一座新高峰”。“一言以蔽之，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经济腾飞、一次文化高涨，足以同汉、唐前后辉映，相互争妍丽。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均大可不必。” 在所使用的历史资料上也有区别，以往，有人只以史官的记录和史学的记载作为可依靠的史料，而忽视了其他形式。现在，除把专职史官和历史专著作为历史资料外，还注意吸收“口述历史”“手写历史”等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使其更具有多样性。尤其是随着家族史研究的深入，以族谱、墓志铭、碑文、寿文、祭文、传记、历史遗存、题赠等作为载体，来丰富正史的内容，使其成为历史文献材料的重要补充。虽然，这些族谱资料会受知识程度、个人情感和记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使史料的真实性发生偏差。但这些资料与正史材料一样都会在实际的应用中做出科学的辩证的解释，运用这些材料并不妨碍它可以作为历史记述的补充，而是更有利于结合正史中的相关史实，对于历史做出更为恰当的、公正的评价。

总之，不同视角、不同资料、不同方法都会使历史产生不同的结论，历史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阔视野，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各种资料，缩小认识上的差距，为解决历史上存在的这些差别做出贡献。

本书定名为《史官、史氏与南宋社会》，是由于史氏出身于史官，但又有别于其他史官。研究表明，史氏家族的祖先，本乎史官，世以儒雅、记史为业，之后，他们的后人曾游离于史官、且高于史官之上。这个家族具有很多特点，在南宋时期各种社会活动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婚姻、服饰、寿命、战争、和平、宗教和民族关系等方面都有他们的表现。不管从广义上说：事物的一切发展过程都是历史。或者从狭义上说：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史氏家族在南宋历史上有其代表性。只要我们注意从南宋社会重大历史进程中去寻找史氏家族活动，重视从揭示史氏家族的历史活动中去认识社会活动，就能找到它的轨迹。再如，史氏家族努力实践的“八行”精神，极力提倡的赡养老人、扶贫帮困、相互帮助的门风正气，鼓励族人努力学习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内容，给古代的伦理道德赋予了现代意义。至于家族的后人们或赴任为官、或外出经商，以致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地区和欧美各国发展，都能关注着家族的荣誉，认同他们为国家、为家乡尽到了微薄之力，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这里，南宋社会与史氏家族就处于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胶着状态。以此命名意在把史官与史氏、家族与历史、南宋与社会、过去与现代相互印证，以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