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相位传递

1189年（宋宁宗淳熙十六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对于南宋和金朝都是不平凡的一年。

是年，金世宗病逝，由于他的儿子早于金世宗死去，帝位只得由其孙子完颜璟继任，是为金章宗。同年，宋孝宗也将皇位传给儿子赵惇即光宗，自己做起了太上皇。此时，宋金之间保持着和平关系。原来，早在《隆兴和议》签订之后，宋金双方重开榷场，发展边境贸易；又互派使者，庆祝重大节日；对于北宋时期被掳去的各类人员，金朝也都做出了较好的安排；金世宗还下令全国，有“妄言边关兵马者，徒二年”， 还多次缓解了有可能引起冲突的事件，表达了金朝对南宋的和解诚意。

金章宗继承金世宗对宋友好的做法，确定“内安民，外和好”为治国方针，重视农业生产，减轻赋税，注意金宋间的和平相处、友好交往，积极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自己还不断地学习唐宋的各种典籍与文化。北京著名的卢沟桥与钓鱼台就是金朝这一时期营造的重要建筑。

这一时期，宋光宗也主张废止武备与金通好。其间，由江西进士周必大、福建进士留正和浙江进士葛邲为相，他们都是一批三朝元老，以帝意为是。

但是，宋光宗是一个心身都不太健全的人，他在继承皇位前后，造成宫廷内部矛盾重重。在立太子问题上他与宋孝宗有矛盾，于是采取不上朝的办法与宋孝宗相对抗。宋孝宗死后他又拒不执丧，引起群臣不满。大臣们都想以“内禅”的办法，尊宋光宗为太上皇，立赵扩为帝，强迫宋光宗退位。只有左丞相留正借口有病，认为宰相不能辅赞恢复大计，就应辞去相位，表明自己不想卷入废掉光宗之事。

宗室大臣赵汝愚与赵彦逾等都积极谋划废立之事。赵汝愚是宋朝宗室，是乾道年间进士第一，以宗室入仕。有“事亲孝，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出于天性”的美名。只是他们感到力量单薄，决定请韩侂胄帮助，并争取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支持。韩侂胄，字节夫，相州安阳人（今河南安阳）。他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曾祖父是北宋名臣韩琦，母亲是太皇太后吴氏的妹妹，他的妻子是太皇太后的侄女，而他的侄女又是当朝的韩皇后。由于这种联系，使得他能随意出入宫廷，并得到后宫的支持。由于韩侂胄与两宫有着这种密切的联系，使他有机会参与宋光宗的“内禅”事件。

1194年（绍熙五年）七月初四，经过多次交流，这一计划得到太皇太后的支持，于是下诏说：“皇帝以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皇后为太上皇后。” 就这样，嘉王赵扩在众人的扶持下，最终黄袍加身，取得了皇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宋宁宗。

宋宁宗登上皇位后，赵汝愚与韩侂胄商讨策恩之功，赵汝愚说：我是宗室大臣，你是外戚，为皇室做点事是本份，怎么可以言功论赏呢！只有爪牙之臣，才讲赏赐。不同意韩侂胄参与中央大政。但未过多久，赵汝愚却自“定策功”，由枢密使、光禄大夫入相，升任为右丞相。按宋朝法律规定，宗室也是不能担任宰相的，因此赵汝愚表面上装作“力辞再三”，是在别人坚持“不许”的情况下被迫当任，开始执政的。这时，朱熹曾做过“劝进”，他以为对于韩侂胄应“当以厚赏酬劳而疏远之”，主张给他一些安抚，切“勿使预政”。赵汝愚以韩侂胄是外戚为由，只给了他一个汝州防御使的官职，没有满足韩侂胄的要求。与此同时，另外一位“定策”的主要参与者赵彦逾也未能获得足够的赏赐，这就产生了多种矛盾。而且，赵汝愚还以韩侂胄是武人出身为由拒不接见他，更加激怒了韩侂胄，使他“怨汝愚日深”。1195年（庆元元年）二月，韩侂胄就与赵彦逾相互呼应，并征求了京镗的意见，安排亲信李沐上疏皇帝，说：“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将不利于社稷”，而且，以赵汝愚“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甚至说他有谋反篡夺皇权的可能。这时，虽有不少大臣和太学生表彰赵汝愚“勋劳著于社稷，精忠贯于天地”，极力来支持赵汝愚，宋宁宗最后还是听信了韩侂胄等的谏言，于1195年（庆元一年）二月，将赵汝愚罢去相位，出判福州。1196年（庆元二年）正月，赵汝愚暴死于赴衡州的路上，享年56岁。时人称之为“天下闻而冤之”，临安街头还出现了“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的悼念诗。 同时获罪的还有徐谊、朱熹、彭龟年、黄度、李祥、杨简、吕祖俭等人。

1196年（庆元二年）正月，韩侂胄由保安军节度使，加开府仪同三司，权力在丞相之上。之后，他成了宁宗朝中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专横宰相。

韩侂胄因立宁宗有功，又排除了各种干扰，最后控制了朝政。这时，韩侂胄听说金世宗早已驾崩，金朝在对蒙古连年用兵中，财匮物乏，国势日弱，便认为是恢复故土的良好时机。此时，宋金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依然存在，宋金之间的根本矛盾仍未解决，尤其是宋朝皇帝，对于自己处在不平等的地位更是耿耿于怀。韩侂胄就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经常挑衅金朝，打算挑动开禧北伐，随时准备发动战争。他还想通过战争进一步来扩充自己的权位。

金章宗一直以来采取克制态度，尽量避免正面冲突，还指示使臣说“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 强调以两国的友好为重。面对韩侂胄一再挑衅，误认为金朝是软弱可欺的态势，金章宗依然抱着容忍姿态，以“南北和好四十余载，民不知兵”的想法，“不忍先发”， 他的原则是“宋不犯我，我不犯宋”， 竭力避免战争的爆发。宋金之间若能长期继续此政，实现和平发展完全有可能。

1206年（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四月，韩侂胄不顾劝阻，一意孤行，派出两淮、京西、川陕三路大军不宣而战，开始北伐。这次开禧北伐之战与上次的宋金战争已经相距44年。战争初期，南宋军队连克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虹县（今安徽泗县）、新息（今河南息县）等地，宋军偶然小胜，让韩侂胄冲昏了头脑。他误以为收复失地指日可待，以为自己建立盖世功业的野心就要实现。之后，金军转入反攻，直抵长江北岸，韩侂胄孤立无援，面临全局惨败。

这时，朝廷中担任宰相的是韩侂胄和陈自强。陈自强是淳熙年间进士，因与韩侂胄关系密切，官位迅速上升。1203年官至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右丞相。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为了讨好，直呼韩侂胄为“恩王”与“恩父”，极尽谄媚之能事。韩侂胄长期以来，权在丞相之上，1205年（开禧元年）自太师永兴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平原郡王拜平章军国事，正式入相，韩陈两人开始合作，并于1206年四月（开禧二年），二人特追秦桧王爵、降充银青光禄大夫、卫国公。1207年（开禧三年），韩侂胄被迫遣使求和，南宋危急。

史弥远奉杨皇后之命，按杨皇后的旨意，出来解决危机和难题，参与对于韩侂胄问题的处理。1207年（宋宁宗开禧三年，金章宗泰和七年）十一月三日，通过伏兵槌杀韩侂胄，扫除了宋金谈判的障碍。1208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三月，宋金双方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和解，签订《嘉定和议》或称《泰和和议》。有关详情见第四章。

1207年（开禧三年）十一月，罢去韩侂胄和陈自强相职。1207年十二月，钱象祖自参知政事授正奉大夫、兼国用使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入相。次年十月进为左相，南宋开始新一轮的宰相更替，开展新的统治。

史弥远由于得宠于杨皇后和宋宁宗得以高升，这也就成了他进入南宋宰相高位的关键，明州史氏家族再次获得发展的机会。

史弥远，字同叔，号小隐，宋朝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是南宋宰相史浩的第三个儿子。1164年（隆兴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史弥远诞生。那时史浩58岁，是第一次担任宋孝宗宰相之后。对此，宋孝宗风趣地对史浩说：“史太傅晚年有子，足慰老怀。”史弥远也是明州史氏家族第二个登上宰相位置的人，但他所走的道路与史浩略有不同。1179年（淳熙六年），15岁的史弥远补了承事郎，17岁时转为宣义郎，这两个都是寄禄官性质的官称，仅仅是表示品级和俸禄的一种官名，并不实际担任职务，但可作为往后升迁的依据。之后，由于在考核时他获得第一名，就被派到建康府粮料院、沿海制置司等处任职。1187年（淳熙十四年）他便举了进士，为其担任高官创造了条件。按照宋朝的规定，没有功名支撑的人很难获得高官位置。

1190年（绍熙元年），宋光宗让留正为独相，26岁的史弥远被授予大理司直学士，成了宋光宗的侍从，以备顾问。1191年（绍熙二年），迁太社令。1192年（绍熙三年），史弥远成为太常寺主簿，开始担任较高的领导职务。1194年，史弥远因奔父丧，为父守孝三年。

1196年（庆元二年），32岁的史弥远继续担任原来的大理司直学士职务。不久改为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其职责与太学、宗学相似，一般由儒臣担任。

宋朝规定，在京官员自侍从以下，每五日必有一员上殿面奏时政，并提出建议，称为轮对。史弥远曾请求朝廷应为廉洁之士升迁、推举、推荐，并为他们行赏；提出过浚沟洫、固堤防的主张；设想过实仓廪、均赋役、课农桑、禁末作，为水旱之备的计划；以及修葺城郭、整修器械、选拔将帅、训练士卒的办法；还提过储备粟谷、照明烽燧、为边鄙之防的具体措施。他以这些想法和治绩为人们所赏识。他在任内建议朝廷荐举贤能之人、表彰廉洁之士，以及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国防等中肯意见，受到当时丞相京镗的器重，使他有机会逐步上升。1198年（庆元四年），他被授予枢密院编修官，迁太常丞，又兼工部郎官。京镗就对他说：“君他日功名事业过镗远甚，愿以子孙为托。”史弥远听到京镗的赞语自然高兴万分，难以自制。

京镗是绍兴二十七年的进士，宋孝宗即位后，锐意要恢复北方领土，大臣们大都“迎合天子意，以为大功可旦暮致”，只要战争一起就能马到成功，一举成名。唯独京镗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天下事未有骤如意者，宜舒徐以图之”，主张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他的建议得到宋孝宗的采纳与表扬，并被升为监察御史，累迁右司郎官。宋孝宗又派京镗出使金国，以报谢金使为宋高宗吊丧。到达金朝后，金人让他听音乐，他以为治丧期间应拒绝收听音乐。金人强迫他必须听，京镗不为所动，他对金人说出“头可断乐不可听”的誓言，深得人们赞赏，宋孝宗对群臣说：士大夫平时都以节义自许，有谁能像京镗一样“临危不变”呀！后经右丞相周必大推荐其为工部侍郎。在四川任上，他能“首罢征敛，弛利以予民”，使得“蜀以大治”，接着召为刑部尚书。宋宁宗即位后，他升任为左丞相，当时韩侂胄权“势震天下”，京镗也“奉行侂胄风旨，一变其素守”，不为人们所理解。京镗欣赏史弥远的办事能力，史弥远受到京镗敢于直言的影响，京镗后期的做法，也引起史弥远对韩侂胄的不满，史弥远发现必须直接面对才能解决他与韩侂胄之间的矛盾，这就是造成史弥远“素与侂胄有隙”的重要原因。

由于丞相京镗的提拔，1200年（庆元六年），史弥远改为宗正丞，逐级上升。1204年（嘉泰四年），提举浙西常平。1205年（开禧元年），被授以司封郎官，开始参与管理封爵、赠官、宗室诸亲承袭之事，兼国史编修、检讨、秘书少监，起居郎等职，开始与中央机关，乃至当朝丞相有工作接触。1206年（开禧二年），兼资善堂直讲，这是为皇室成员说书、赞读、讲读的地方，一般由儒臣担任。他同时兼任刑部侍郎，掌管刑法、狱讼、赦宥、叙复等事务，俨然成为中央大员。

1208年（嘉定元年）史弥远自知枢密院事除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登上宰相位置，与钱象祖合作。1209年（嘉定二年）五月起，史弥远复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由此走上独相之路。

史弥远在南宋宁宗、理宗两朝前后任相二十六年，有四件大事与他相关：

其一是参与“嘉定和议”。

开禧北伐失败之后，南宋危在旦夕，如何采取应对之策，是对南宋政府的考验。面对金朝咄咄逼人的架势，史弥远以其“沉静有谋，能断大事” 的个性，无可奈何地处置了韩侂胄，答应了金人的全部条件，1208年（嘉定元年）三月，宋金签订了“嘉定和议”，重新开始友好交往，为宋金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机。

其二是严惩贪腐。

史弥远在韩侂胄扔下的烂摊子基础上开始执政。众所周知，自1164年至1206年，即宋孝宗隆兴二年至宋宁宗开禧二年，南宋王朝度过了四十三年比较安宁的岁月。但从开禧北伐后，南宋王朝的财政状况由逐渐好转向骤然滑坡发展。换言之，“在南宋立国至开禧北伐以前，财政从无到有，从危到安，逐渐好转。大约在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南宋财政达到最佳阶段。到宁宗开禧元年时，财政收支尚可勉强维持平衡。可是，开禧北伐开始后，财政就难以支撑了。开禧北伐对国家财政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自此以后，南宋财政每况愈下。即使在嘉定和议之后，财政也仍然没有恢复元气”。 这就说明，史弥远刚执政时面临着众多困难，经济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还有政治、军事、外交以及自然灾害等问题。

宋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急遽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官吏利用特权、通过经商，暴富的机会增多，贪图享乐、奢侈荒淫之风兴起。此风由来已久，北宋年间，赵普因参与陈桥兵变有功，官至宰相，以此致富；石守信在宋太祖时，被劝释去兵权，为子孙积累了大量田宅、现金，后又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民多受其苦；不少武将也都会利用部下来盈利。文官中也有人从事商业活动致富，如苏东坡、二程都有此经历；直至南宋大将张浚，也曾派人进行海外贸易，获利惊人，成为武官中的首富。宋朝官吏们经商现象很普遍，经营项目巨多，无所不有，个别官吏甚至开始贩卖人口。南宋的官吏们有的侵吞国有财产，有的强占强夺，有的贪墨受贿，权钱交易、贪污公款成风。

开禧以来，韩侂胄时官场风气更加败坏，为了使大批官僚能接受商贾的贿赂，还规定了他们有享受免除税务的权利，以致造成“沿江场务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沿江诸郡因此凋敝日甚”。

按照宋朝祖宗之法的规定，凡贪得满5贯就要处以死刑，也可以处以磔刑，即实行分裂肢体的酷刑。针对贪腐、奢侈荒淫之风流行，史弥远独相时期，就开始采取严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史弥远还采取措施解决自然灾害的问题。

其三是重视人才培养，坚持唯人才是举。

史弥远爱惜人才，对心腹有用之人能依才量用。如袁燮，字和叔，1181年（淳熙八年）进士，是史氏家族的明州同乡。早在史浩的宰相任上，对袁燮就有较高的期望，让他出任江阴尉，很有作为。后因南宋兴起党禁，遭到迫害，袁燮被从国子正任上罢官，开始过着无职无俸的艰苦生活。1208年（嘉定元年），史弥远担任宰相后，立即召袁燮为宗正簿、枢密院编修官、考功郎官、太常丞。任职期间，他扩大学宫，平定贼乱，政绩显著，不断得以升迁，官至礼部侍郎、同修国史院实录院修撰。后只因袁燮指斥南宋主和者之非，又与太学生伏阙上疏一事相混淆，遂与史弥远产生矛盾和疏远，并遭台谏劾奏。1224年（嘉定十七年）死，享年81岁，还获赠龙图阁学士、金紫光禄大夫等荣誉。

而对于才能一般之人，即使是亲属、朋友也不用。他的堂兄史弥茂、好友周铸、甥夏周篆，与他关系极为密切，人们都以为他们必然显贵，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人始终都未获得高官。

史弥茂，字英叔，是史禾的孙子、史溶的次子，最终任职修职郎。这是授予初与官而未入仕者的一个职务，相当于一个试用期的头衔，属于九品以下的文散官。史弥茂的这一官职还比不上他儿子史铧之职务，史铧之担任了修职郎、上虞县学谕，较他父亲要强。身为宰相的至亲终生未获一正经的官职，这在当时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是弥足珍贵、值得倡导的。相对于韩侂胄时所形成的任人唯亲、任人唯财，大量任用亲朋故旧和阿谀奉承者的官场风气，也是天差地别。据统计，朝廷在没收韩侂胄及其党羽财产时，发现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土地，光是铜钱就达131万贯，可见其所夺的不义之财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史弥远及明州史氏家族还严格执行朝廷规定的回避制度。

宋朝规定有避亲制度：如执政官的亲属不得任台谏官。执政期间宰相的亲属也不能担任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因为他们负责起草诏令，亲属必须回避。还禁止亲属间相互接任地方官，规定“五服之内于法许相容隐者，皆不得相为代。有敢妄冒居之者，以私罪论”。所以官吏在出任地方官时，必须申明本家族的情况。比如，史浚以父恩泽补为将仕郎，仕至朝散大夫。1170年（乾道六年），调福州古田（今福建古田）任县尉。但在三年后，他的堂兄史浩调到福建任职，为了避亲，史浚就不能继续就任。又如，1219年（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史弥忠应赴吉州（今江西吉安）任职。这时正是史弥远任宰相期间，为了避亲，必须回避。而这时正值岁饥，他必须坚持救灾，在向朝廷提议减免田租、优以恤民措施，并得到皇帝的首肯之后，他就离任，“使八郡之人如获更生”。史弥忠行事低调，见堂弟史弥远久在相位，容易引起很多麻烦，几次劝其归家。他并不以显赫为贵。之后，由于他的儿子史嵩之入相，皇帝命其迎养，他又五辞不允，严格要求自己。再如，史弥巩曾被召为司封郎中，是主管封爵、赠官、宗室诸亲和命妇奏荫、承袭等事的美差，但因其兄子史嵩之入相，必须“引嫌乞辞”，最后到直华文阁贴职，任知婺州（今浙江金华）。

为避免作弊，防止考官包庇亲朋故旧，在科举体制上规定：凡与考试官有关的亲属，应到异地参加考试。此外，还实行一种避籍制度。即当地人不得在原籍当地任官，也不许在寄居籍任官。史弥远及史氏家族成员都能严格执行此规定。相比之下，秦桧却在朝廷内，“既私其子，又私其孙，父子亲党，环列要津”，因此“天下为之切齿！”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时南宋政治相对清明。

其四是任官期间做了不少善事好事。

如一，实现“嘉定更化”，恢复理学地位，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史弥远担任宰相之后，针对韩侂胄实行不得人心的“庆元党禁”，他“雪赵汝愚之冤，乞褒赠赐谥，厘正诬史”，这时，朱熹、彭龟年、杨万里、吕祖俭等人已辞世，就录用其后人任官，“或褒赠易名，或召还正人故老于外”。 这是一件深得人心的大事，也是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社稷的好事。

如二，史弥远在宁宗时任丞相十七年，又在理宗时拜相九年，确实做了不少实事。如在“浚沟洫、固堤防”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在“实仓廪、均赋役、课农桑、禁末作”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在“修葺城郭、整修器械”的军事设施方面，在“选拔将帅，训练士卒”的加强国防力量方面，都有过一些具体政绩。从史弥远做了这些“守法持重，礼贤爱才，又惜名器，抑幸功、饬国防、戒开边衅”大量安国利民之事看， 他二十六年的宰相生涯还是值得肯定的。

明州史氏家族在史浩和史弥远的努力下，家族达到兴盛的地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族丁兴旺，后继有人。自六世的长子长孙史浩出世，各房都在增丁添口。如史师仲的儿子先后出世，至1120年（宣和二年）最小儿子史涓出生；1124年（宣和六年）史木的三子史渐出生；1129年（建炎三年）史才独子史浚出生；之后，史浩的四个儿子先后出生。史渐的长子史弥忠出生；1166年后，史浩之孙史守之、史定之相继出生；1167年后，史弥遵、史弥巩先后出生。1178年（淳熙五年）三月，史浩再次为相后，得到朝廷多方照顾：长子史弥大因父亲年老，获特赐金带，以利其亲自照顾，后进封为奉化郡开国侯，食邑千户。幼子史弥坚得到宋孝宗的关爱，先让其兼任右曹郎、礼部侍郎等职，继以五品朝散郎直宝谟阁兼职，两浙转运判官，兼权临安尹，1207年（开禧三年）由其正式任知临安府，负责相关事务；在此期间，弥字辈、之字辈子孙均先后出世，或登进士及第，或入仕为官，所任官职有迪功郎、县尉、郡守、少师朝奉大夫、兼职直敷文阁、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御史台检法官、谏议大夫，有的官至尚书，有的担任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直到当朝宰相，正是高官满座，官吏多多，显赫发达，光芒四耀。

二是品德卓越，为人景仰。史浩进士及第后不断升迁，先后任职教授、太学正、国子博士、宗正少卿、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建王府教授、参知政事除左通奉大夫、守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中书舍人兼侍读、翰林学士、左中大夫参知政事，直至进入丞相的关键位置。之后又任少保，观文学殿大学士、太保、魏国公，直到致仕归乡。他经历高、孝、光宗三朝，资历深厚，任相时间虽不长，但在朝论事他能包容涵养，从不以私害公，深为后人所称赞。死后被封为会稽郡王，后宁宗登极，朝廷再次加封其为越王，赐谥文惠，又改谥忠定，赐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配享孝宗庙庭。将“纯诚”“厚德”和“元老”三重荣誉叠加在一起，是对史浩一生非常可贵的奖赏。之后，又因他的先祖代代有功，朝廷推恩给予累赠封号，史氏家族由此获得更多的荣华富贵。

三是朋友众多，互相提携。史浩有着宽和待人、相互帮助的优秀品质，为史氏后人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他在位期间不断推荐人才，急人所难，为民众办了不少实事，深得官民的爱戴。所以这一时期史氏家族也得到不少热心人的帮助。以家族修谱为例，明州《史氏宗谱》与《溧阳宗谱》、《吴中宗谱》、《会稽宗谱》的很多版本撰写于此时。从时间排列上看，较早的有：979年所写的《宋太平兴国年吴中派谱原序》；1116年，三十四世孙、越州萧山县令三友所写的《宋政和年<庆传录>序》和《宋政和年原谱凡例》（《庆传录》凡例）。1128年工部侍郎杨时中撰有《宋建炎年宗谱原序》，其中说：“忘之者谓之弃，慢之者谓之亵。无将之戒，莫大于不忠，五刑之属，莫大于不孝。为人臣当鞠躬尽瘁，为人后所当慎终追远，而不可一毫或忽者也。”“今阅史氏谱牒，上溯受姓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祖也，系所生以尚本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像赞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而能之乎。”

这一时期，与史氏家族有关的宗谱，除1175年史浩自撰的《宋乾道年吴中派谱原序》外，还有：1172年，礼部尚书、三十五世孙所写的序；赵汝愚、文天祥所作的《吴中派谱原序与跋》；1173年，宋孝宗时程大昌写的《宋乾道年史氏宗谱叙》；1173年宋直秘阁修撰张九成所题：《宋乾道年题史氏族谱引》；1178年刘珙写的《宋淳熙年史氏世谱序》；1180年即宋淳熙七年，南宋丞相周必大所写的《宋淳熙年史氏宗谱序》；1182年虞允文所写的《宋乾道年吴中派谱原序》等等。这些达官贵人为一个家族写谱，没有史浩的友情是不可能的。这些身居高位的朋友为史氏家族写谱，对于提升家族的兴旺地位意义更大。

四是长期任职影响大，家人受到恩赐多。在史弥远为相时期，明州史氏家族更是达到兴盛的地步。

史弥远从1208年（嘉定元年）起，自知枢密院事除通奉大夫、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入相，前后达26年之久，使两朝皇帝都对他赞美有加，推崇备至。宋理宗说：“朕惟丞相受知二祖，光辅两朝，赞更化以正权纲，佐定策以安宗社，不动声色，中外晏宁，可谓社稷之臣矣。” 为此大加封赐。于1225年（宝庆元年）拜史弥远为太师，称赞他“忠贯日月，勋塞宇宙”，并由其依旧任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封魏国公；1226年（宝庆二年）拜为少师，赐以玉带；1228年（绍定元年）拜为太傅，虽然史弥远推辞不拜，但照封不变； 1230年（绍定三年）二月，皇帝下诏优待史弥远，为照顾他年老体弱，特别允许他十日一赴都堂治事；1231年（绍定四年）在皇太后75岁寿辰庆典时，又特为史弥远等重臣增加俸禄；1232年（绍定五年）闰九月，史弥远请求辞官归田养老，理宗下诏不予允准，竭力挽留；1233年（绍定六年）正月，为史弥远增加食邑千户，以资奖励。十月，又进拜史弥远为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使、鲁国公，再增加食邑一千户。随后，皇帝又下诏，以“有定策大功，勤劳王室”的名义，给予“以疾解政，宜加优待”。 并授予保宁、昭信军节度使，充任醴泉观使，并袭父荫号进封会稽郡王，官爵封位，权势很大，显赫至极。

在史弥远得到皇帝的重用与肯定同时，又开始封赐子孙：长子史宅之官至吏部尚书，封权户部侍郎兼崇政殿说书；次子史宇之封直华文阁、枢密院副都承旨；长孙史同卿封直宝章阁；次孙史绍卿、史良卿、史会卿、史晋卿皆封官至承事郎；女婿赵汝梅封军器少监，甚至孙女婿都能官加一等。大肆封官，功及儿孙，家族受惠、实现了高官满座的夙愿。还第二次追封其父史浩为越王，使之两次受封。之后，史弥远去世后，宋理宗辍朝三日，在原有会稽郡王的基础上，再次追封史弥远为卫王，封谥号忠献，使他成为史氏家族第二个两次封王者，以致为后世留下“四世两封王”的美名，致使明州史氏家族达到兴盛的地步。 Gzx5cMGxgQ+F3vBo3QZs+ix4+q3le1pBOPyNAaFMb0e2clLNWstddwOWGR0+H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