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次入相

1163年（隆兴元年）正月，57岁的史浩，自参知政事除左通奉大夫、守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正式拜为宰相，参与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史浩进入中央政府的关键位置后，做了三件事。

一是平冤狱。他大胆直言赵鼎、李光无罪，岳飞是久冤。

赵鼎，山西人，是崇宁间进士，曾向朝廷陈述战、守、避三策。1134年，入相，力荐岳飞收复兵家必争之地襄阳（今湖北襄阳）。因与张浚不合，罢相，后又入相，继遭秦桧所贬斥，1138年十月罢相。之后闭门谢客，绝食而死。李光也是崇宁间进士，他反对弃地事金，主张在地方修缮城池，广聚兵粮，提议守江淮保江浙。李光敢在宋金和议之后，极论金人不可信，和议不可恃，并在宋高宗前面痛斥秦桧“怀奸误国”，最后遭秦桧所排斥。

岳飞，字鹏举，相州人。少负气节，沈厚寡言。曾先后四次从军。1127年（建炎元年）因上书反对京师南迁，遭黄潜善、汪伯彦等的迫害，以越职夺官名义被革职处分。后投张所处，被破格提拔，随王彦渡河收复新乡，在太行山刺杀金将，非常英勇。后因擅自率部行动，险遭军法处决。之后，其所部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人称“岳家军”。在历次抗金斗争中，不断收复失地，获“精忠岳飞”的赐字。1140年（绍兴十年），他挥师大举北伐，连克蔡州（今河南汝南）、郑州（今河南郑州）、洛阳（今河南洛阳）等地，取得郾城大捷（今河南开封附近）的胜利。岳飞反对与金议和，他认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而宋高宗与秦桧却极力主和，他的言行必然为秦桧所忌恨。正当岳飞准备乘胜追击“直达黄龙府”之时，一日之内奉十二道金牌下令退兵，使“十年之力，废于一旦”。不久，被诬下狱。1142年1月27日（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莫须有”罪名被杀，年仅39岁。

史浩认为，赵鼎在任相期间，力荐收复襄阳，都是尽职尽责的表现。他力辟和议，最后是为秦桧所倾，绝食而死，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而李光大义凛然，被秦桧所贬，说明他也是无罪的。他更明确表示：岳飞一生正气，屡次立功，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是一场被诬的冤狱。由此，他建议对因冤案而受牵连罢官的官员都必须一律予以平反，让生者复其官爵，对于已死者录用其子孙为官。宋孝宗采纳了史浩的这些建议，并予以实施，还追封岳飞为“忠烈”，谥“武穆”，建庙，致使朝野上下耳目为之一新。

二是善于用人。如他推荐了陆游、尹穑等人。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年十二能诗文，荫补为登仕郎。少年时经常听到其父议论国家大事，深受大益。一次，他在现任官员参加的贡举考试中成绩优异，以第一名被推荐上去，由于他的名次刚好排在秦桧孙子秦埙的前面，引起秦桧的不满。1154年（绍兴二十四年）参加礼部考试，他依然名列前茅，于是秦桧就借口他的论题有问题，将其黜落，使他受到打击，由此结下怨仇。直到1155年秦桧死后，陆游才得以到福州宁德赴任。宋孝宗即位，史浩和黄祖舜认为陆游善于词章，谙熟典故，是个人才，就推荐给孝宗皇帝。经过召对，宋孝宗认为“游力学有闻，言论剀切”，赐予进士出身，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陆游性格直率，善于诗词、散文，亦长于史学，在和战的态度上，他诋斥和议，鼓吹恢复。仕途上时兴时罢，并不得意，情感上也多沉郁顿挫。

尹穑，字少稷，兖州人。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史浩荐其博学有文，与陆游一起召对称旨，并赐进士出身，同为枢密院编修官，历任监察御史、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官至谏议大夫。由于符离（今安徽符离）师溃之后，他力主和议，还奏劾张浚拥兵跋扈，他的观点与史浩有共通之处，但为主战派所不容，后被罢黜。经史浩推荐，陆游与尹穑两人同为枢密院编修官，为朝廷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被宋孝宗接纳与赞赏。

三是巧破奸细。1162年六月，宋孝宗即位，史浩为中书舍人兼侍读，他把重用人才放在施政优先地位。同时，在宋金关系上态度明确。

早在宋高宗时期，金朝就派了一个叫刘蕴古的人，以伪降南宋的方式进入宋朝潜伏下来。1161年，刘蕴古以珠宝商人身份作为掩护，来往于各地，并搜集情报，为金朝的完颜亮进攻宋朝做准备。在与宋朝官民的接触中，他经常大谈宋朝强盛，金朝脆弱，深得时人的好评，他的间谍身份一直没有被人所识破。为此，驻地的将领们还上报朝廷，专事推荐，认为此人政治倾向明朗，可以重用。

为了考察刘蕴古的真实情况，朝廷派遣了调查人员。刘蕴古早有准备，他按照事先编排好的内容，分三步逐一展开。第一步：哭诉。他一见到调查人员就倾诉衷肠，说自己家中有两个弟弟，学业上一帆风顺，事业上春风得意，而自己却屡遭恶人打击，一事无成。第二步：表忠心。他认为在金朝没有出息，到宋朝后却大有作为，官员对我有恩，百姓对我有情，今生今世只有在大宋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求得发展，声泪俱下，惊天动地，让人不得不信。第三步：出计策。按照他的分析，金朝只不过是只纸老虎，根本抵不住宋军的雄厚实力。刘蕴古明确表示：“苟见用，取中原，灭大金，”誓为收复大宋失地而奉献自己的一切。

刘蕴古的精彩表演还得到了宋高宗的认可，遂即任命他为迪功郎、浙西帅司准备差遣，为从九品下阶文散官，负责浙西一带军务与治安工作。官虽不大，却名正言顺地成为大宋的官员，正式开始了他的间谍潜伏生涯。

但是，刘蕴古的欺骗伎俩总会被人们所识破。一次，杭州有位富商出资做了一块奢华的匾额，捐赠给吴山的一座祠堂。刘蕴古看后决定重新制作一块以新换旧，并将自己的姓名、职务刻在上面。这一举动引起了人们的议论，有人认为，新匾不如旧匾精美，有人认为，为什么非要把名字与职务刻在上面？它的目的何在？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右武大夫魏仲昌的警觉。身为武官自然对于身边的外来人员保持特有的警惕。他认为，刘蕴古将名字与职务刻在匾上，是为了引起金人的注意，便于与金人的联络，于是，做出大胆的判断：“刘蕴古者，真奸细也。”

可是，一个小小武官的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响，刘蕴古继续搞他的间谍活动。1163年3月，刚巧有万余人应募去北方营田，刘蕴古向朝廷摆出一付效忠的姿态，要求率领队伍前去。时任左相的陈康伯、同知枢密院事与参知政事的张焘和辛次膺等都表示赞成。唯独右丞相史浩持异议，他说：“这一定是金朝奸人来诈降，伎无所使，就想借着这件事返回金国！”于是，他当即召来刘蕴古讯问，史浩说：“当年樊哙想以十万兵马横行匈奴，议论者都认为可斩；现在，你统领这一万乌合之众，想有什么作为呢？”刘蕴古原以为会得到重用，一听此言，大惊失色，慌了神，赶紧说：“这万人家眷都不在此地，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带他们到北方营田，决不会发生意外。”史浩听后，反唇相讥地说：“这万人固然无家可归，但你的家眷现在何处呢？”此话正中要害。当时，刘蕴古为了伪降，仍留家小在金国境内的幽燕之地。刘蕴古自知失言，恐惧地退了下去。尽管刘蕴古的欺骗伎俩再次被识破，但是朝廷也不因此而判他有罪。刘蕴古依然做他的卧底，还升了官至右通直郎，位居从六品。

在对付金兵、收复失地这些重大问题上，史浩与大将军张浚等人意见不一。张浚一心想北伐，想报仇雪恨。但史浩反对贸然出兵，也认为宋孝宗不能亲征。这些主张为主战派所反对，并遭到他们的弹劾。史浩因此辞去了宰相职务。有关史张辩论的情况将在第四章详说。

两年以后，即1165年，刘蕴古原形毕露，他私派仆人向金朝密献南宋军机，这是多年多次传送中的又一次情报。仆人却在传送过程中被当场捕获，并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任务、上级领导，以及刘蕴古的真实身份，事发后刘蕴古伏诛被处决。这时，人们皆称佩已经离任的宰相史浩的先见之明，以及他在宋金关系上的独特见解。

史浩辞职之后，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绍兴府并浙东安抚使。观文殿大学士是皇帝对于曾经担任过宰相的人所授予的官职，表示对其罢相后的尊崇。史浩又因母亡归家治丧，所以回归乡里奉亲。服丧三年后才去福州任职。

史浩自1163年正月受命首次为帝师宰相到同年五月罢右仆射、离职，前后任职时间不足四个月。

宋孝宗是个渴望恢复中原的君主，他相继任命多位大臣为相，继续实现他收复失地的抱负。

1163年（隆兴元年）五月，陈康伯、汤思退、张浚相继为相，继续执政。张浚，四川人，政和进士。他力主抗金。1135年入相。秦桧当权时，遭排斥二十年。1163年再次入相，又遭排挤，没有发挥主战的应有作用。汤思退，浙江人，原曾依附于秦桧。1163年复相时，又力主和议，许割地，提出撤战备等误国主张。

1166-1167年（乾道二年到乾道三年），由洪适、叶顒、魏杞为相。洪适，江西人，以其父洪皓有功而受宋高宗荫补为修职郎。宋孝宗时任司农少卿，究心调度，供应无缺，做得很圆满。1165年（乾道元年）十二月，自参知政事除左通奉大夫，守右仆射兼枢密使，入相。在战争事务上也无助于天子，次年三月罢职。叶顒，福建人，绍兴进士。为人简易清介，自初仕至宰相多有善政。1166年十二月，自参知政事除左通奉大夫、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入相。他以为：当朝费财养兵太多，兵多则有冗卒虚籍，无事则费财，有事则不可用，应当严格淘汰、采取节用而爱人的办法。他还提出一些备战、节用等建议，得到了皇帝的认可。魏杞，因祖荫入官。曾授命出使金朝，宋孝宗面谕：一正名，二退师，三减岁币，四不发归附人。魏杞不辱使命。1166年，自参知政事除左正议大夫、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入相。1167年罢相。

1168年（乾道四年），史浩出任绍兴知府并两浙东路安抚使，他为当地做了一些兴修水利、减免租税、赈恤贫苦等兴利除弊的事，深得群众拥护。这一年，由蒋芾、陈俊卿为相。

蒋芾，江苏人，绍兴进士。他注意边防与精兵省费，曾上书孝宗皇帝，认为：当今财政上最费钱在于养兵，建议培养精兵的主张，得到宋孝宗肯定。1168年二月，蒋芾自参知政事除左正议大夫守右仆射兼枢密使，拜相。此时，宋孝宗正想大举攻金，群臣争议不决，或主和，或主战，让蒋芾做出最后决定，他以“天时人事未至”为由，不同意出兵。遂以抗旨不遵为由将其罢相。陈俊卿，福建人，绍兴进士。因不依附于秦桧，只准他从事教授工作。宋孝宗即位后，因其曾在普安郡王府任教，1166年（乾道二年）开始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他提出：用人、赏功、罚罪治国三策。对于汤思退的专权也表示不满。1168年（乾道四年）十月，自参知政事转任左正议大夫、右仆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拜相。他注意荐举人才，积极贯彻执行孝宗三策。后因与主战派意见不合，杜门请去，宋孝宗虽然要挽留他也无结果，最后罢相，知福州。后在建康十五年，为政宽简，罢无名之赋，深得群众的赞许。

宋孝宗内心强烈主战，这些宰相未能实现他的渴望。于是，他开始大力整顿军政，裁汰老弱残兵，训练、补充各地驻军，为抵御金兵做准备。在选拔将帅人选上，他对虞允文寄予希望。虞允文，四川人，以父荫入官，绍兴进士。曾出使金朝，见金有南下意，就回奏加强战备。金人号称百万，实际上是40万，准备南下攻宋。此时宋军才一万八千人，而且军中却无作主的将领。虞允文正在犒师采石，看到情况非常着急，他便主动招集诸将议事，“勉以忠义”，并以“金帛”、“功名”相告，稳定军心，督师击溃金军，表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1167年（乾道三年）二月辛巳，虞允文自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迁左太中大夫除知枢密院事，出任四川宣抚使，宋孝宗对虞允文说：“朕惟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汉文景。”为了雪耻，允文在蜀一年，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备用军饷，卓有成效。于是决定1169年（乾道五年）和1170年（乾道六年）两年内，由陈俊卿、虞允文为相。1171年（乾道七年），就由虞允文为独相，连续四年拜相。1172年（乾道八年）二月，宋孝宗改革宰相制度，将仆射官名改为左右丞相，虞允文改为左丞相，梁克家为右丞相。虞允文为相期间，反对割地议和。在准备北伐同时，他也有顾虑，深怕因北伐不利而遭不测。而且，与他同朝为相的梁克家又是不主战的，两个志“不苟同”的宰相必然会受牵制，因此，1172年（乾道八年）九月，他就主动辞去相位，到四川任职，继续备战。但当第二年宋孝宗要求他出师时，他却以“军需未备”无能为力解决战备为由婉拒了宋孝宗的要求，引得皇帝的“不乐”。虞允文出入将相二十年，孜孜忠勤无二心，最后去职，1174年二月，因病去世。

1173年（乾道九年），宋孝宗决定由梁克家、曾怀为相。梁克家，福建人，绍兴进士第一。聪明绝人，不喜空谈。他认为“边议不过三说：将、兵、财”，当时应以扩充国家财用为先，在用度不足的情况下，不可对金用兵，“不量力而动，将有后悔”。后因在使金朝一事上与之不合，1173年十月辞去相位，仍劝说宋孝宗不能要求建立奇功。后由曾怀自参知政事迁左宣奉大夫，拜相，接替梁克家的工作。1174年（淳熙元年），曾怀、叶衡分任左、右相。1175年（淳熙二年），改由叶衡为独相。

叶衡，浙江金华人，绍兴进士，在地方任官时有治绩，为诸县之最。如遇水灾大疫，发仓救济，叶衡曾“单骑命医自随”，到处求急，偏问疾苦，使得存“活者甚众”，因此而得到好评。叶衡负才足智，尤其精于处理兵事。1174年十一月，从端明殿学士、自兼枢密使、参知政事迁通奉大夫，除右丞相，拜相。从一个小官不到十年就升任至宰相，任用速度之快少有。宋孝宗锐意恢复北方失地，凡将帅、器械、山川、防守都经过周密的思虑。有一次，孝宗皇帝告诉宰相执政们，要选一个使臣出使金朝。叶衡就奏说：有个叫汤邦彦的司谏，有口才有辩能，适宜出使金朝。司谏是一个掌握规谏讽谕的官职，凡朝政的缺失、大臣们以至文武百官任用不当的情形都由他谏正。汤邦彦从中打探，得知朝廷之所以会派遣他出使金朝是出于叶衡的推荐，于是痛恨叶衡在排挤自己。当他听说叶衡在对朋友说话中曾经有过讥笑皇帝的语言，就急忙上奏。孝宗皇帝听后大怒。于1175年九月即日罢了叶衡的相位。后来，汤邦彦出使归来，果然有辱使命，孝宗更为震怒，更将叶衡放逐到岭南。叶衡一生上去得快，下来也快，享年62岁。 这一变动，以致造成1176—1177年（淳熙三年—淳熙四年）两年中，相位的空缺。

从1163年（隆兴元年）到1175年（淳熙元年）十二年间，宋孝宗先后任用了陈康伯、汤思退、张浚、洪适、叶顒、魏杞、蒋芾、陈俊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怀、叶衡等十二人为相，有主战的，有主和的，也有主守的，都不能实现他恢复故土的宏愿。这些宰相中没有一个合心意的，更没有一个能用得很长久的，这也正反映了南宋宰相制度的特点。为了实现恢复中原的理想，宋孝宗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老师史浩。

1174年（淳熙元年），有一次上朝时，宋孝宗问当朝的执政官：“为什么长久不见史浩，有无其他什么情况？”当他得知史浩已被外放，1172年到福州任职，就加封史浩为少保。此职相当于不上任的次相，继续授予观文殿大学士、并醴泉观使兼侍读。1175年，将史浩从福建任上调回。

1176年（淳熙三年），史浩任少保，观文学殿大学士。

1178年（淳熙五年）三月，72岁的史浩再次被宋孝宗以观文殿大学士、充醴泉观使兼侍读、永国公少保，授以右丞相，封卫国公。这个任命距上次为宰相已相隔有十三年之久。宋孝宗对史浩说：“自叶衡罢，虚席以待卿久矣。”史浩回复说：承蒙皇帝恩典能再次为相，我只有尽公道，几乎没有朋党的嫌疑。孝宗接着说：“朕学坚心正皆公之力也。”又说：“宰相岂能聚朋结党，人主亦不能以朋党与臣下相处。我只是取贤者而用之，否则就去之。” 有关朋党的话题，宋孝宗曾在一次宴席之后对叶衡说过的。他认为：朝廷所用，正论其人如何，不可有党。 说明孝宗是反对朋党的。史浩的这番话表明他的光明磊落，不结党私营，同意孝宗的看法，与孝宗很默契。

史浩始终坚持着一个信念：作为宰相，理应坚守信念，敢于直言，公正办事。史浩特别留心搜罗人才，宋孝宗就对人说：“浩喜荐人才。”他更重视对于人才的栽培，在他推荐的名单中，有陆游、尹穑、朱熹、周葵、王十朋等人，之后在他年事已高、将要退出政坛之际，又保荐了薛叔似、杨简、陆九渊、石宗昭、陈谦、叶适、袁燮、赵静之、张子智等人入朝为官，这些人大部分都被朝廷擢用，而且表现突出，成为朝廷的栋梁之材。更为可贵的是，史浩推荐能人、贤人不论亲疏。比如，有一次他推荐陈之茂进职，宋孝宗知道陈之茂曾经诋毁过史浩，就问：“卿岂以德报怨耶？”史浩说：“臣不知有怨，若以为怨而以德报之，是有心也。”又如，王十朋在行事与言论中诋毁史浩非常激烈，史浩仍然推荐他职掌内制，宋孝宗说：“济非议卿者乎？”史浩说：“臣不敢以私害公”，对他“待之如初”。诸如此类事情还有很多，“盖其宽厚类此”。由此可见，对于非议过、甚至抵毁过自己的人，只要是有用的人才，史浩也都能予以推荐，做到不知有怨、不计前嫌、不敢以私害公，并给予宽厚对待，真正达到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境界。 但是，他的直言与推荐有时也会引来一些不同意见，比如，史浩看重了朱熹的为人和能力。1178年（淳熙五年），他刚任右相时，便上奏皇帝把朱熹从福建建宁山中调出来。但朱熹喜爱议论时事，这又引起了宋孝宗的忿怒。他请赵雄帮助分析，赵雄认为：“熹狂生，词穷理短”，罪之恰好适成其名，建议“置而不问”即可。这时，赵雄与史浩两人同朝为相，合作得不错，每次相见时均会以徽、钦二宗在沙漠一事进言，号召共同御敌。但在推荐朱熹问题上却表现出不同看法，史浩极力推荐朱熹，不同意赵雄的做法。而他的直谏，却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史浩只得再次寻求去职。1178年（淳熙五年）十一月甲戌，他以年事已高为由，请辞丞相职务，遂罢右相。这次帝师史浩再相也只是任职短短的八个月，史浩虽两次入相，时间都不长。

史浩罢右相后，继续担任着少傅、保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兼侍读和卫国公等工作。少傅一职本是闲差，一般是从宰相岗位上下来后特殊加授之官职，不参与政事。节度使也是一种高级的虚衔，地位如同执政，俸禄高于宰相，只是不用去地方驻节。侍读是学术修养较高，为皇帝或太子讲说经义、进读书史，以备顾问。从1179-1183年，史浩仍在临安中央政府和皇帝身边，应对皇帝，服务朝廷。1183年（淳熙十年），77岁的史浩已感力不从心，请求告老还乡。皇帝授以太保，让他享受元老重臣的特殊待遇，致仕归乡，封魏国公。至此，史浩结束了政治生涯。他决定在明州（浙江鄞县）的西湖边（即月湖）上，建楼阁，以供奉高宗、孝宗两朝的赐书，又作明堂，以“明良庆会”命名其阁、以“旧学”命名其堂，以安度晚年。1189年（淳熙十六年），宋光宗即位，进史浩为太傅、保宁军节度使、魏国公授太师，依前官致仕，位同三公，更是享受了特殊待遇。明州史氏家族在史浩时期达到兴旺的地步。 kuG33KsLYGIsfH9hdB0Qe3O++/z/DwO85v5pxxYTxiPbTWotmdpHFt3lRhdBg6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