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研究法国革命的传统方法，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一的长时期的事件，开始于1789年5月在凡尔赛举行的三级会议，或者开始于7月巴士底监狱的陷落。不过，近年来，历史学家已经倾向于修正这种观点，既把革命看成是一连串界限分明而又互相关联的事件，又把革命爆发的日期推前两年——推到1787年5月，当时，贵人会议的解散引起了“贵族反叛”或“贵族革命” ^[1] 。把大革命看成是通过具有革命爆炸性的连锁反应而逐渐展开的许多小规模革命运动的论点，毋庸在这里详加解释；但是，关于革命爆发的日期问题，我们要谈一谈。有人认为，“贵族反叛”应该看成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因为强迫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的是贵族和法院——长袍贵族，如果没有三级会议，就不会有1789年的革命；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公开向君主专制挑战，才把主要参加革命的各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群众——吸引到活动中来 。夏多布里昂写道：“贵族使革命开始，人民把革命完成。” 就一切大革命都伴随着统治阶级内部深刻的分裂和危机而言，这一论断确实包含一条重要的普遍真理。研究17世纪的学者将会在英国历史中找到有趣的类似情况。然而，这种论点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掀起“贵族反叛”的特权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分裂虽然是深刻的，但并不是根本的；当包括资产阶级和城乡广大群众的第三等级的力量参加进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范围更广泛的要求时（像他们在1789年春天开始做的那样），这些分裂便很快地得到了消弭。根据这种观点看来，只有在农民、城市工匠与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律师及三级会议代表的分散行动汇合成为1789年7月的共同斗争时，革命爆发的真正时间才算到来 ^[2] 。

所以，本书中把“贵族反叛”看成是这场革命戏的前奏曲或正戏前的开锣戏，而不是它的第一幕。不过，我们并不否认它对于本书主题的深远意义和特殊重要性：它不仅为第三等级的胜利直接铺平道路，而且由于把城市群众吸引到行动中来，使社会平静时期告一段落（就巴黎而言，自12年前的“面粉战”以来，一直或多或少地维持着这种社会平静）。这段新的社会紧张斗争时期既包括革命的六年，也包括革命以前的两年。所以，我们对于巴黎革命群众做比较广泛的研究，必须从这时开始。

自法国在1778年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国家的财政一直陷于绝境。1787年2月，几乎空空如也的国库和不断增加的赤字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彻底的补救办法：为了能立即找到某种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案，专门召开了贵人会议。财务总监卡龙提出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措施，包括扩大印花税和普遍征收新土地税在内。正如杜尔果和内克尔在以前召集的贵人会议一样，实际上，政府希望应邀参加会议的特权阶级能够做一种亡羊补牢的贡献以挽救国家免于破产。然而贵族有他们自己的不满和要求，他们拒绝合作。于是，卡龙在4月8日被免职，由塞恩和图卢兹大主教洛默尼·德·布里盎继任，他很快就被提升为红衣主教。布里盎的建议和卡龙的建议同样地不能被接受，同样地遭到了反对，这一回是贵人会议在5月25日被解散，接着便发生了“贵族反叛”。就和以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打头炮的是宪法上对其权限规定得非常含混的巴黎法院。巴黎法院一方面接受了布里盎提出的放宽对粮食销售与出口限制的计划，并在抗议之下同意了印花税；另一方面断然拒绝给征收土地税的法令注册，并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当8月在国王亲临法院的情况下照样颁布了这些法令以后，各省法院群起支持巴黎法院，结果布里盎被迫屈服：9月21日，撤销了土地税和印花税的法令，被流放的巴黎法院法官几天后又重新复职 ^[3] 。

法院重返首都这件事引起了群众在多飞内广场、哈莱街和其他通往法院的街道上举行热烈庆祝的场面。 8月开始出现反保王派的小册子 ，当局已经做好应变的准备。裁判所周围驻扎了500名巴黎近卫军，还有一团法兰西警卫军作为支持。哈代本人是法院的拥护者，他告诉我们：“一群狂热的青年”聚集在新桥和它的通路上，放焰火鸣鞭炮，向军队扔石子，他们当中有裁判所的职员、多飞内广场奢侈品行业的学徒和帮工。9月28日，骚动达到最高潮，有几名兵士被激怒而开了枪，那是法兰西警卫军的一名军曹下了一道野蛮而有意思的命令：“给我开枪打这群流氓的屁股！”不过并没有伤亡，只有一个过路的律师被流弹打穿了大衣。军队逮捕了5个年轻人，并在群众纷纷嘲骂和继续投掷石子的情况下，把他们押到伦巴底大街警务委员弗朗的办公处去进行审讯 。从弗朗的报告中，我们知道被捕者（其中有4人送进了阜尔斯监狱）中有两人是小手工业学徒，两人是金匠帮工，还有一个是裁缝师傅；两人住在裁判所的紧邻，另外两人住在河对岸的大学区 。

骚乱持续了一星期，在这段时间内，人们在裁判所前广场上点燃焰火，散发反对保王派的小册子，焚烧卡龙和国王子女的女教师波列略伯爵夫人的肖像 。最后，法院子4月3日发布告示，严禁一切在裁判所附近举行集会和放焰火的活动 ，嗣后运动便平息了——不过，哈代还记下了之后的一次小骚动和直到11月12日还动员600名军队的事情 。虽然时间拖得这样长，但这仍是一次局部事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参加的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也许是因为面包价格一直稳定，所以郊区和市场并没有卷入。

但是，在以后几个月内，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主要是因为实行杜尔果的自由贸易政策引起了粮食价格的飞涨。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布里盎采取了借债的权宜办法，巴黎法院表示愿意接受这种办法，但必须召开三级会议。谈判在11月又告决裂，深得人心的奥尔良公爵和两名法官被流放；当公爵在4月重返首都时，人们又放了另一场焰火来欢迎他 。1788年5月，法院颁布公诉状，指责包括密札制在内的专制政府的整个制度，因而更受到人民的欢迎。政府的回答是又一次派军队包围了裁判所，强迫法官把他们的首领交给王家法官审判，并且颁布了掌玺大臣拉玛扬拟定的六道敕令，这些法令限制法院的管辖范围，削减法官人数，并赋予王家法庭和官吏以更大的法律权力；这一次只是因为有军队在场，才阻止了愤怒的群众没有把王家法庭焚毁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新的暴动时期——最初主要是在外省。6月，在格累诺布和勒恩有群众骚动；7月，在多飞内，贵族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国王。7月初，在巴黎老城内出现了以群众暴动威胁国王的愤怒的传单：“发抖吧，暴君，你的统治要结束了！”哈代担心一场严重的群众暴动眼看就要来临 。政府预见到局势将进一步恶化，于8月初开始选拔新的团队进驻首都附近的村庄——这一次，政府害怕的不是裁判所的职员和学徒，而是市场和郊区的“贱民” 。

这种恐惧证明是有根据的。政府被迫在风暴面前低头，答应一定在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8月24日，内克尔接替了布里盎的职务，不久又召回了法院。人们为了祝贺这双重胜利，两天后在多飞内广场及其附近又一次举行庆祝：在警卫军眼前放起了大量鞭炮，点起焰火，群众强迫坐车通过新桥的人向亨利四世骑马像鞠躬致敬，并高呼“打倒拉玛扬！”但是，一种新的因素扩大了这些骚乱，使它们远远地超出了上一年的范围。8月17日，4磅重面包的价格在长期保持在9苏以后，涨到9苏半，20日涨到10苏，9月2日涨到10苏半，9月7日涨到11苏 。在第一次涨价以后，哈代注意到圣安东郊区已经有轻微的骚乱 ； 8月28日，市场和郊区的“工人”和“贱民”参加了两天前裁判所职员在多飞内广场发起的骚动，使骚动的整个性质发生了变化 。第二天，骚动更为猛烈，并扩大到其他各区：新桥上和河两岸的军队哨所遭到袭击并被焚毁。在此期间，1775年5月的平乱“英雄”贝朗元帅，受命指挥首都全部驻军，并下令近卫军要以武力对付武力。当晚，在格累夫广场举行示威的600多人遭到巴黎近卫军射击，有七八人被击毙 ^[4] ，其余的人被驱散。巴黎有半个月是比较平静的。

但是，在9月14日，不得人心的拉玛扬被免职这件事引起了一系列新的骚乱，断断续续地拖延到月底。群众得以在多少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在新桥上高呼亨利四世万岁，在格累夫广场焚烧拉玛扬的肖像以表达他们的满意心情；但是，群众企图袭击圣马丁街那边的巴黎近卫军司令杜布瓦爵士的市内住宅时，却引起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当时军队向被围在狭窄的梅莱街上的群众开枪射击——据哈代说，有50人死亡，25人被捕，不过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夸大 。一星期后，法院回首都一事引起进一步的骚乱。这一次，在大学区发生了一场流血冲突，在那里，有200名青年拿着火炬和月桂花束高呼“亨利四世万岁！法院万岁！打倒四条腿的坏蛋 ”，这时法兰西警卫军在哈普街向他们发动袭击，造成若干伤亡 。9月30日，杜布瓦爵士在接受一万里弗奖金和彼龙涅武官勋位后提出辞呈，骚乱也就告一结束 。

后来，最高法院和巴黎警察局编制了由于这些暴动而负伤、被捕或被判刑者的名单，这些名单使我们了解到那些参加暴动的是什么人和他们来自哪些地区。约有50个人注明了职业，其中24名是帮工、学徒、体力劳动者和其他工资劳动者；10名是手工业作坊老板；16人是小商贩和小店主。他们大多数来自骚乱的主要中心——老城区、圣日尔曼郊区和首都中央及北城各区。奇怪的是，尽管哈代坚持说圣安东郊区的“贱民”曾经在8月末参加了暴动，但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从这个区来的 ^[5] 。总的说来，这些记录表明： 巴黎的无套裤党人已经作为决定性力量参加了反对政府的斗争，但是还没有作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来参加；真正的革命危机还没有到来。

1788年至1789年的冬天，这种情况有了发展，并且使各阶级做了一次彻底的重新配备。当时发生普遍歉收现象，7月，在巴黎地区，一场意外的雹灾打坏了谷物。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因此使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并进一步使成千上万的乡村居民涌进了首都；12月，据哈代记载有8万人失业。巴黎市场上4磅重面包的价格在11月8日上涨到12苏，28日涨到13苏，12月11日涨到14苏，最后，在2月1日涨到了14苏半；直到巴士底监狱陷落前，面包一直保持这个价格 。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登上了革命舞台。冲突的原因深深植根于旧制度中。一方面，近百年来，殖民地贸易、土地价值和奢侈品的消费已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资本投资和制造业的扩展到处受到特权组织、封建地主和政府的限制，限制资本家的根本自由：雇用劳动力的自由，生产的自由和购买与销售的自由。不过，虽然是由于这种深刻的社会对立，才使得接着发生的冲突终于变得十分尖锐和得到那样的结局，但是，资产阶级和特权阶级的冲突，在开始时仍是从三级会议的代表和表决问题上引起的。巴黎最高法院在9月已经开始失去其作为人民自由代言人的声誉，因为它要求三级会议应该按照1614年的方式组成，也就是说每一个等级应该选出同样多的代表，并且以等级为单位进行表决。12月，王族发表宣言，更加直接地表示他们要坚持维护自己的特权。然而，内克尔说服了国务会议准许第三等级选出名额多一倍的代表；可是，关于“以人为单位”（如资产阶级所要求）或者“以等级为单位”（如贵族和僧侣所坚持）来进行表决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终于在勒恩地方导致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流血冲突。到1月，各种力量的重新配备已经日趋明显，马勒·杜班注意到，这时已经不再是国王和特权阶级之间的立宪冲突问题，而是“一场第三等级和另外两个等级的战争” ^[6] 。 2月，修道院院长西哀士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出版以后，把冲突推到更高潮；在这本小册子中，资产阶级第一次要求掌握国家的命运，而不顾及其他等级的愿望或特权。

就是在这种危机加深和政局动荡的情形下，圣安东郊区在4月末发生了累维伊扬骚动；这些骚动被人们称为革命的第一次群众大暴动 ^[7] ，虽然把它们叫作旧制度下的最后一次暴动也未尝不可。累维伊扬是一个获得成功的糊墙纸制造场主，他的总厂坐落在圣安东郊区大街附近的蒙特娄街上，约雇用有350名工人。他曾经因为对工业有贡献而获得过王家勋章。他很有钱，他的图书馆里有5万卷藏书，据说，单是他的家具就值5万里弗，而他的酒窖甚至在暴动中被抢劫后，还有两千瓶酒完整无损。他有一个好雇主的名誉：他声称自己的工人中没有一个人的日工资少于25苏，而一个工人领取20苏以下的工资在当时仍然是平常的事；在1788年至1789年那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当工业由于缺乏燃料几乎完全停顿的时候，他曾经付给200名暂时被解雇的工人以每日15苏的失业工资 。那么，何以这样一位完全的公民、善良的雇主和当地选举人会议中受尊敬的代表会变成圣安东区的帮工和工人暴力破坏的对象呢？让我们简略地研究一番以下的事实。

4月23日，累维伊扬在圣马格里特区选举人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抱怨生产成本过高和高额工资给工业增加了负担；他是否曾主张削减工资这一点不能肯定，但是他似乎很惋惜工人每天领15苏就行了的日子已成过去。同一天，在孤儿区（也在圣安东郊区）的会议上，科特街的一个香粉制造场主亨利奥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不论说这些话的动机如何，它们都立刻引起了这一区工资劳动者自发的不满，这种情况从巴黎警察局长梯鲁·德·克罗纳第二天早晨向路易十六呈递的报告上可以明显地看出：

〔他报告说〕昨晚十时左右，圣安东郊区某处发生某些轻微骚动；骚动只是某些工人对两个制造场主表示不满，这两个人曾在圣马格里特会议上对工资定额发表了轻率的评论。

在暂时平静之后，于27日又吹起了风暴，这一天是星期一，是工人的休息日。据梯鲁·德·克罗纳报告，下午3时，有五六百名工人聚集在巴士底狱附近；他们把累维伊扬的肖像吊起来以后，又举着这两个制造场主的假人像在首都各处游行 。当天下午，哈代（他的书铺“金柱书店”设在圣雅各大街，这个位置最便于看到这些游行队伍）在日记中记的是，“叛乱”已经蔓延到巴黎圣母院区；后来，他在圣日纳维叶山大街上，遇到了几百名工人，手持棍棒，以鼓手为前导；他们在圣马瑟勒郊区补充了生力军以后，便回到市政厅前的格累夫广场，人数达到3000人 。以后有三个第三等级选举人描写他们那天傍晚和示威者相遇的情况，示威者当时正再度出发前往圣马瑟勒郊区；他们三个人把示威者劝散了 ^[8] 。但是，不久以后，群众又在蒙特娄大街累维伊扬工场附近聚集起来，当他们发现累维伊扬的住宅已经有50名王家轻骑兵团的兵士守卫时，便前往附近科特街上的亨利奥住宅，捣毁了他的家具和私人物品。后来，军队驱散了他们——并没有人死亡（据梯鲁·德·克罗纳说）。除去驻扎在累维伊扬住宅附近的卫队以外，另有100人一队的两个分队被调来守卫圣安东郊区各处，并且从疯人院地方调来100名骑兵作为应付紧急情况的预备队。当局派出了这些兵力以后，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 。

但是，第二天早晨，又发生了骚动并蔓延到更广大的地区，使户主们感到非常惊慌。当更多的军队被调来时，一群群工人在各区用说服或威胁的方法召集到了新的支持者。当天的码头上没有人做工，工场工人和作坊帮工刚一过午就来到了街上，许多人加入骚动者的队伍。警察局发出明确指示，要强迫雷依里大街的王家玻璃制造厂（离累维伊扬的工场只有200码远）的500名工人继续工作；但是，巡行各处的人群破门而入，劝说或强迫工人们参加他们的队伍。在大教堂区，有人企图把工人从他们的住所中拉出来 。根据哈代所记，到5点时，群众在新桥、商业桥（邻接警察局）、圣安东门和林荫道附近聚集在一起 。

傍晚6点到8点之间，骚动达到了高潮。群众冲进了累维伊扬的住宅，50名王家轻骑兵团的卫兵被赶开了，比前一天晚上规模更大的破坏重演了一次。法兰西警卫军司令沙特勒公爵下令开枪，于是在窗户边和屋顶下挤满几千人的狭窄街道上展开了大屠杀。尽管如此，群众毫不退缩，高呼“自由……我们决不让步！”以进行反击 。有的人高呼：“第三等级万岁！”甚至高呼：“国王万岁！ 内克尔万岁！” 斗争一直坚持到8时；10时，梯鲁·德·克罗纳向国王报告：“局势正在恢复平静，在圣安东郊区，还没有走散的只有不多几伙人了。” 哈代担心第二天还会重演这类事件，据他记载，暴动者在解散以前曾经宣布，“为了让面包减价，明天还要举行大暴动！”

剩下的就是法律审判了。4月29日，地毯工人吉尔伯和搬运工人布拉在格累夫广场被绞死。三星期以后，书记员马利在圣安东门被绞死；还有一名妇女叫玛丽-贞尼·特鲁摩也被判绞刑，由于被发现有孕才得到缓刑，最后被赦免了。另外5个人在累维伊扬的酒窖中喝醉了，犯了以暴力和辱骂抵抗军队的罪行，被系上足枷在圣安东门马利的绞架旁边示众，以后被烫上烙印，送到船上终身服苦役。其他26名被捕的人最后被释放了。大部分都是在三个月以后由于公众的压力而获释的 ^[9] 。

累维伊扬暴动中死伤的人数一直没有确定。为了避免进一步激怒舆论，当局谨慎地少报了牺牲者的数字，这样一来，便引起了种种胡乱的传说和揣测。里姆地区贵族代表西勒里侯爵在向他的选民报告发生的事件时，估计被杀死的人有“几百人” 。哈代估计的人数更多，有900人以上 。另一个作者谈到单单在蒙特娄街一座房子的花园里就有七八十具尸体 ^[10] 。与此相对照， 各警务委员的报告说死亡者只有25人，受伤者只有22人 。这些数字几乎可以肯定说是不完全的，虽然我们无法对它们加以纠正。

然而，尽管有这些缺陷，这类报告仍然有助于我们确定暴动者的身份和与骚乱最有直接关系的地区。历史学家在后一点上的意见还没有能趋于一致。饶勒斯认为大部分暴动者是从圣安东郊区那边来的 ；而一位较近代的作家让·科洛则认为，暴动者所受的主要煽动来自另一个一贯喜欢闹事的圣马瑟勒郊区 。科洛的看法从古林的口供上得到了支持，这个被告在受审讯时告诉警察说：“乘机暴动的是圣马瑟勒郊区的人，这是我听我哥哥和别人说的。” 但是，其他证据否定了这种说法——不仅梯鲁·德·克罗纳的报告始终说暴动者大部分来自圣安东郊区 ，而且警务委员关于死伤及被捕者的报告也否定了这种说法。这些报告或许是比较确实的。事实上，在报告中提到住址的63个人中，只有5个人住在圣马瑟勒郊区 。这看来符合事实——当然，如果另有证据证明，在躲避子弹和逃脱侦缉方面，圣马瑟勒区的人比一般人有更大的本领或更好的运气，那又当别论！

饶勒斯的论断比较近于事实：在上述的63人中，我们知道只有32人住在圣安东郊区——显然只能勉强算是多数，可是如果把住在邻接和紧密毗连的圣保罗区和圣日瓦区的人加上去，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在有案可查的那些人中占绝对多数。所以，大体上，这些暴动可以说主要是一次圣安东区事件，重要的煽动和最有力的支持来自圣安东区各地。不过，由于累维伊扬发表的评论不只对于圣安东郊区有重要意义，因此，骚乱事实上也就不难从邻近教区得到支援——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局部事件，它的反响并不像以前8月和9月事件那样普遍。

累维伊扬暴动在大革命史上之所以是突出的，在于这些暴动代表工资劳动者的起义。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的一切暴动中，只有这些暴动是工资劳动者显然起了主要作用，并且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工资劳动者提出了号召（虽然提得还不够明确）。巴黎革命将看到各行业不止一次地同心协力为工资而进行斗争——如1791年和1794年——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能采取过起义的形式。在上一章提到“工人”这一名词的意义以后，我们当然要慎重，不能认为哈代和梯鲁·德·克罗纳所用的“工人”一词就一定意味着所说的那些人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工资劳动者 ，但是，在这次事件中，这一名词的意义却基本上证明与现代的意义相吻合。我们已经看到，示威者向码头、工场和公寓旅店中的工人发出了直接的特殊的号召；而对警察局报告的研究表明，在注明职业的75人（被捕者、受伤者或死者）中，不下于58个人是工资劳动者——圣安东区小手工业帮工、圣保罗和圣日瓦区河岸工人、一般工人以及少数制造厂工人。其余的包括一个雕刻师、一个酒商、一个家具铺老板，还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这也许有些不协调） 。他们当中有一个妇女——据说是首领之一——名字叫玛丽-贞尼·特鲁摩，她被认为曾经高呼：“啊，第三等级万岁！”“打倒累维伊扬！”以此煽动暴动者焚烧和抢劫。我们已经看到，这几乎使她送掉性命 。

是什么东西驱使这些帮工、体力劳动者和小工匠愤怒地参加这些暴乱和采取这样奋不顾身的勇敢行动的呢？骚乱的直接原因当然很清楚：它直接产生自累维伊扬和亨利奥关于工资过高的“轻率”言论。这两个人是否如人们所普遍相信的那样，真正主张减低工资；或者他们是否如替他们辩护的人所说的那样，只是叹息今不如昔 ；或者是否如他们自己所坚持的，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传说的那些话 ^[11] ，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圣安东郊区的工资劳动者认为他们说了些什么，这些话对工人产生了什么影响。有些比较老实的被告在审讯时承认，驱使他们参加暴动的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工资似乎受到了威胁。例如，马具匠勒·勃朗承认他曾经冲进累维伊扬的住宅，把家具从窗子里扔出去，他解释自己参加示威的理由如下：

尽管他是因为爱看热闹，被人群拥到那里去的，但他和这一区的其他工人一样，对累维伊扬先生感到气愤，因为累维伊扬在圣马格里特的第三等级会议中曾说：工人每天有15苏就可以过活。他还说：他厂子里的工人每天挣20苏，衣袋中装着怀表，工人们不久就会比他还要有钱。

勒·勃朗又说（也许是含有深意地），告诉他这些话的就是他自己的雇主，罗克特街上一个有名的瓷器制造厂主奥列弗 。

当这些暴动发生在一个政局极端不稳定时期，当局必然会认为这不仅是关于工资问题的自发的骚乱。既然所有被捕的工人看来都不像是领袖，那么是谁通过收买或其他手段把他们煽动起来的呢？哈代提到暴动者的时候，把他们说成是“受到匪徒煽动的……工人” ；一本题为《略论4月28日事件》的小册子的作者，指出这是一个贵族或教会的阴谋，在这个阴谋中：

大多数各行业的工人都不是主动参加的，有的受钱引诱，有的迫于暴力，才加入了暴徒的行列。

所有调查委员的报告都表明他们怀有暴动是由外人策动的先入之见；他们没能够从任何被捕者那里得到关于这方面的满意证据，于是在5月3日逮捕了修道院院长罗伊，在此以前，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政府的密探和累维伊扬的私敌。但是，事实证明他是一个使人失望的证人，所以几天以后他就被释放了 。在警察局方面，认为有教会阴谋家从中策划的这种意见似乎很有力量，因为当被告之一、造纸工人西里叶供称，在暴动发生几天以后，有人在圣端诺累街上给了他钱时，警察局就问他“给他钱的是修道院院长还是别人” 。不过，就像1775年的暴动一样，认为有教会阴谋看来并没有真凭实据。

另一种认为有人阴谋指使的理论——说暴动者经过收买，看来也没有什么根据。据极端保王派刊物《国王之友》的编辑蒙勺瓦报道，每一个送进市立大医院的受伤者身上，都发现有12法郎，大多数都是用纸包着，好像刚发放的一样 。看来这是一种捏造，因为警察有一切理由愿意证实他们对于教会、奥尔良分子或其他阴谋的怀疑，但是却没有从任何受过人身检查的被捕者身上发现可疑的物品。在18具送往蒙特罗公墓和经过警务委员奥丹检查过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一文钱——只有几个廉价的烟荷包、钥匙、本行工具；有一个人身上有一件也许是偷来的小小的银器 。唯一承认领取金钱报酬而且在他的口袋中找出一大笔钱的人，是造纸工人西里叶，而他却是在暴动结束一星期以后才开始与本案发生关系 。

泰讷指责暴动者是“匪徒”的说法也同样经不起深究，除非他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词。在这些被捕者中， 只有三个人有过任何一类的前科，而且，其中两个人只不过是在阜尔斯监狱中被拘留过短时期，只有一个人有过某种犯罪记录——这就是码头工人达代涅，人们发现他身上有一个“V”字烙印 。事实上，这些犯人大多数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工人，他们大都有职业 ，参加暴乱以后并没有得到金钱的好处或进行过抢劫。

但是，在这些骚乱的背后的确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因为在背后隐藏着比表面的直接原因更为深刻的经济因素。两个本地制造场主对于工资随便发几句议论这件事本身，很难引起这样一场猛烈的大火。还有一件突出的事实，就是累维伊扬本厂的350名工人中，没有一个人属于死伤或被捕者之列，也没有任何报告提到人们在4月28日曾经打算把这些工人拉出来参加其他工人的队伍。所以如果想把累维伊扬暴动解释成工人为反对一个不得人心的雇主而举行的罢工或简单的工资抗议，那就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这是一次反对当时面包缺乏和价格高涨的极为猛烈的——虽然一部分是不自觉的——抗议。我们看到，4磅重面包从2月以后一直保持着14苏半的惊人高价。这次抗议的矛头固然是指向累维伊扬和亨利奥，但这并非因为他们两人是坏雇主，也不是因为工人受到教会或贵族代理人的煽动。如这两个制造场主自己所怀疑，他们的私敌在挑起众怒上可能起有某些作用，但是这种挑拨之所以得逞，完全是因为累维伊扬发表了关于工资的议论，以致触犯众怒，使公众认为他和他的同事同那些令人憎恨的垄断者或粮食囤积人有关系，而后一种人正是大家最痛恨的对象。小册子《上国王书》的作者似乎已经了解到这种动机，他写道：“陛下，最近这些骚动完全应该归罪于面包的高价。” 我们也看到哈代在日记上记着，暴动者在捣毁累维伊扬的住宅以后，宣布他们的意图是要求面包减价 ；除去累维伊扬和亨利奥的私人财产外，在暴动中唯一被侵入的场所是食品店，这也是暴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事实上，所有证据都指明饥饿是这些骚乱背后的主要动力。

当然，这并不完全排斥有其他外因加入，起煽风点火作用的可能性。是否有累维伊扬和亨利奥的政敌或商业竞争者蓄意煽起群众的愤怒来反对他们呢？前者似乎不大可能，我们看到暴动者在开始进行破坏时，曾高呼新的流行口号“第三等级万岁”。由于累维伊扬本人就是当地第三等级中的知名人士，这种情况看来也许更难令人理解。但是，对于参加累维伊扬暴动的人，正如对于后来在7月破坏巴黎关卡的人一样，“第三等级”这个名词在应用上有一种更为狭窄的社会含义：在他们嘴里，这句话似乎是一句号召穷人反对富人的口号，而不是如修道院院长西哀士所了解的那样，全体国民反对一小撮特权人物的口号。在这种意义上，“第三等级万岁”这句口号当然可以用来反对像累维伊扬这样有钱的制造场主。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瓷器制造场主奥列弗的态度，据说他曾经把累维伊扬在圣马格里特区会议上的一时失言用最可怕和最有挑拨性的词句向他自己的工人报告 。是否在当地有某些雇主和累维伊扬有私仇，故意煽动自己的工人和这一区的贫民来反对一个生意兴隆的商业竞争者呢？

这是一种有趣而又可能的事，然而它不能提供根本解释：无论是商业竞争者或教会冒险家，无论是奥尔良分子或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他们在累维伊扬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也只占很少一部分。骚乱的主要原因，正如旧制度时期（以及革命时期）发生暴动时常有的情形一样，主要在于面包缺少和价格昂贵，买面包的费用几乎已经达到工资劳动者支出的四分之三 。另一个使暴动具有特点的原因是两个制造场主不谨慎的言论，他们把面包问题和工资问题联系起来的说法激起了工资劳动者的极大愤怒。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自然是当时的政治空气，在这种空气中，革命资产阶级已经为掌握三级会议而向特权等级发出挑战，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口号已经开始在“贱民”中生根，并且被他们用来为自己谋求利益。这种空气将被以后几个月的事件推向一个更高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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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看亚·马迪厄：《法国革命史》（A.Mathiez，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22年至1927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2章（中译本：三联书店1958年版）；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 Quatre-vingt-neuf ），1939年巴黎版，第11页以下。

[2] 关于更详细的论述，参看乔·鲁德：《法国革命的爆发》（G，Rudé，“The Outbreak of the French Révolution”），载《今昔》（ Past and Present ）， 1955年11月，第28—42页。

[3] 关于“贵族反叛”的一般叙述，参看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1卷，第1、2章；勒菲富尔：《1789年》，第24—42页；阿·葛德文：《法国革命》（A.Goodwin， 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53年伦敦版，第27—42页。

[4] 国家档案馆文件：Ⅺ ^b 8989；1788年9月24日巴黎法院文件选录；转引自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482—487页。

[5] 国立图书馆，朱里·德·弗劳里丛书（Collection Joly de Fleury），第1113册，国家档案馆文件：Y 9491，9989，11206，11517，15309 ^A ，18751，18795；Ⅺ ^b 8989（转引自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489页）。

[6] 转引自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Lefebvr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54年巴黎版，第113页。

[7] 勒菲富尔：《1789年的革命》（ La Révolution de 1789），第69页。

[8] 《第三等级三名选举人的爱国行为》（ Acte patriotique de trois electeurs du Tiers É tat ），1789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620。

[9]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530，对开本第129—133页，Y 18795，对开本第444—445、447—450、457、462页；BB ¹⁶ 702；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03、329—331页。

[10] 《上国王书》（ Lettre au Roi ），1789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7156，第15页。

[11] 《累维伊扬先生的辩护状》（ Expos é justificatif pour le sieur Réveillon ）和《亨利奥先生的辩护状》（ Expos é justificatif pour le sieur Henriot ），1789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Bib.Nat.）：Lb 39 1618—1619。 DAzpwNmGQGZCYDYCgP6fajUzpwWxMdOyJZtTXtx50RKZ6EsMdPKZoCVZmEhXif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