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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我们迎来一个又一个“你唱罢来我登场”式的“学术热”的时候，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阿多诺哲学，在中国的思想界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冷不热”的温度。由于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使阿多诺哲学的研究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体系中呈现出一种“不上不下”的态势。在2014年5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法兰克福学派史：批判理论与政治》导论与讨论’研讨会”上，一位与会专家的观点或许能为这种状况给出具有穿透力的解释：“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并不是统一的模式，有时甚至充满着背叛。到今天为止，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了解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误解的历史。但是没有误解，就没有了解。这些误解，并不是全部来自中国，也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学者的书在中国并没有出全。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相关代表人物的译作不断出版，近年来这种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本文也是在这种“误读”式的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最大的问题是，对阿多诺哲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直接思想联系分析得并不充分——它没有寄希望于通过对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的相关解读去刻画一个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细密“图示”。同时，也正是本文在论题定位时所面临的上述问题，为我提供了一个力所能及的目标——通过分析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文本，从阿多诺哲学视角中的“经验”概念出发，梳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框架，进而上升为对作为一种“经验”范式的辩证法的相关特点的分析。作者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初步的探索。
本文的切入点是阿多诺的“经验”概念，并试图把对“经验”概念的内在逻辑分析和价值定位提升到“否定的辩证法”的“范式”解读的层面。原因在于，阿多诺的“经验”概念，并不是康德哲学上无法穿透“自在之物”意义上的“经验”，也不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臣服于“绝对精神”的“经验”，更不是海德格尔哲学“此在”意义上的“经验”，而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主客体关系。从逻辑关系上看，这是一种开放的、互动的主客体关系，主体不能基于自身的“同一性”思维方式用概念代替概念所表达之物；从价值关系上看，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是“对等”的，彼此之间不形成一种强制性的统治关系。阿多诺希望，主体和客体自身的差异性，在这种理想的“经验”状态中能得到保存。它涉及“否定的辩证法”的一切理论视域，成为“否定的辩证法”乃至全部阿多诺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立足点和最终哲学归宿——它直接决定着其逻辑推演方式，牢牢掌控着“否定的辩证法”的价值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可以用“经验范式”来形容阿多诺哲学中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的“否定的辩证法”。
在这种“经验”范式的辩证法中，为了保存“经验”中主客体自身的差异性，阿多诺把“否定的辩证法”的逻辑定位为“绝对的否定”的逻辑。在此基础上，他展开了对基于总体性思维方式的传统哲学的批判，进而使“否定的辩证法”表现出一种“崩溃的逻辑”的理论外观。从“经验”概念中理想的、互动的主客体关系看，这种“崩溃的逻辑”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一种基于“经验”视角的“差异性的逻辑”。它力图在思维方式中保持主体和客体双方的差异性不被主体自身中的“同一性”理性思维图示所泯灭。这也是理解整个“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所在。
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同样面临着传统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认识论上的统一与实践上的统一。前者更多地涉及认识论的问题，关系到真理观的阐释；后者则涉及主体的自由问题，关系到解放理论的定位。在认识论上，如果主体与客体没有任何相通之处，那么人类认识活动本身也就丧失了合法性，“否定的辩证法”也就无法进行认识论的探讨。为了避免这种悖论，阿多诺试图在保持主体与客体双方的差异性因素的基础上，在思维方式上限制“主体性”，以“客体优先”的原则来建构一种立足于差异性的、摆脱了整体性的“思想模式分析”，并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真理”理论。这种“思想模式分析”的最终的产物就是阿多诺的“星丛”理论。在“星丛”理论中，真理成了一种“谱写”的过程，它具有时效性和变化性的特点，真理成为“偶然的”。
在实践范围内，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问题表现为主体的自由问题。阿多诺批判了传统自由观的思维形式，指出了它们的理论误区，并在差异性逻辑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对自由的理解。与“否定的辩证法”的差异性的逻辑一样，阿多诺的自由观也有两副面孔：相对于传统哲学对自由原型的肯定性态度，他的自由观是否定性的、破坏性的；相对于“否定的辩证法”自身的“经验”性的差异的逻辑，它又是建构性的。这种自由观实质上是“经验”概念的现实化，是差异性逻辑的历史化。在这种逻辑中，自由最终变成一种偶然性的因素，变成一种需要去争取的可能性。
从表面上看，“否定的辩证法”对西方哲学，甚至包括马克思的哲学，采取一种反思式的态度，从而形成一种貌似“全盘否定”的理论外观。实质上，这种全面的否定性或绝对的否定性更多的只是一种策略。从“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视域来看，它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没有超出马克思哲学社会存在与上层建筑的总体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的辩证法”仍然是一种西方哲学内部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种西方传统理性哲学范围内的理论自戕，更不是后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全盘拒斥和解构。
阿多诺的这种“经验”范式的辩证法解读，对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遮蔽，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真理观和自由观，追求思维方式的解放，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共鸣。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抽象理性哲学由于什么样的内在机理，能够执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追寻答案的过程中，出于反对总体性和同一性思维方式的需要，阿多诺对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本质区别采取了否定的态度。问题在于，阿多诺的“经验”立场是超历史的，它不可能合理地解释人类历史。由于这个原因，它丧失了历史的根基，找不到历史的立足点，不能在逻辑上重构它所要超越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它也无力超越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
对此，我们去指责“否定的辩证法”“背叛”了“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只是工具性地运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它本身并没有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但也正是“否定的辩证法”的这种特点，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独特案例，并能够对此进行相关“警醒式”的反思：工具性地使用马克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与此同时，虽然阿多诺哲学中的“社会背景”与中国现实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在思想文化的领域却可以进行对比研究。所以，在我国，“否定的辩证法”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可能还将持续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
是为序。
郑伟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