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辩证法起点概念批判

在主观构造思维模式中，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的“绝对精神”，在阿多诺看来“就是事物的虚假状态的本体论，而事物的正确状态却游离于它，无论是体系还是矛盾” ^[1] 。这种思维方式同样地影响了对辩证法起点概念的定义，这突出地表现在黑格尔哲学把抽象的“存在”概念作为辩证法的起点概念上。

一、辩证法起点概念的意义

我们在考察“否定的辩证法”乃至整个阿多诺哲学时，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础性问题就是，阿多诺的哲学在多大程度上是“哲学”的？在阿多诺本人的定位中，他“想成为一名专家型哲学家的愿望甚至弱于他想成为一名专家型社会学家的愿望” 。在这种自我定位中，社会批判的视野与辩证法与生俱来的批判精神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与此同时，就阿多诺本人的价值取向来说，他反对任何暴力式的群众性运动。即便是在阿多诺所钟情的与管制型社会决裂的个体领域，他的理论原型一旦在现实中出现，又会招来他的疏远。正像罗尔夫·魏格豪斯所描述的那样：“虽然雅恩算是《启蒙辩证法》和《伦理随想录》所期望的一位孤独者，但实际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确被这类人吓着了。” 这种悖论式的结局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在对辩证法起点概念的定位中，并没有真正考虑作为真实的个人的存在维度。

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反映。辩证法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辩证逻辑——它包含着辩证逻辑，但是又包含着辩证逻辑所没有的社会立场和价值取向。这也是为什么阿多诺把理性同一性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辩证法的起点概念的设定一方面意味着辩证逻辑对世界认识论把握的起点，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辩证法对人类社会历史把握的基础领域。正是在这种逻辑起点和基础领域的双重视角中，才显现出不同的辩证法解读范式。方法服从于目的，“方法才能够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在实质中保持自身” 。

对辩证法起点概念的设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在于，如何在起点概念中完整地、历史地反映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发展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可以理解为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不断转化的历史。我们所接触到的自然，完全是人化自然。我们所接触到的对象物，是人类世界中的对象物。在这种情况下，辩证法的起点概念在认识论上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在自然式的定义，它必须反映出人的主体性的特点。如果背离了这一点，整个人类历史就无法区别于动物界或无机界的自然史。在这一方面，西方哲学中的传统理性辩证法在面对社会历史问题时一次又一次陷入“滑铁卢”式的惨败并一直不能翻身。所以，在辩证法的起点概念中，重要的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否从“客观”世界出发，还在于它如何理解人并如何定位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起点概念兼具有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的起点概念可以理解为特定形式的辩证法哲学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我们将能够看到人与世界关系的最初理论模型。

辩证法的起点概念，预示着整个世界运行方式的逻辑基调。马克思在其早年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原初历史”的理论模型。如果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去论证这一理论，那么任何已知的或将来有可能发现的实证线索都不能直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因为，任何考古学的线索都不可能直接印证“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 。但也恰恰是在这种理论模型中，马克思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结构性特点，并从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中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从而使自己的学说具有了“历史科学”的特点。所以，正是从费尔巴哈式的“感性对象性”到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感性活动”的前提性转变，使马克思的哲学不再像以往哲学那样试图从外部为人类社会历史注入一种铁的逻辑，而是从人类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生产实践的变动去说明历史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方向。

在下文中，我们在讨论“否定的辩证法”的“经验”概念的时候，我们将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内部的逻辑特点及结构性不足上，所以在此有必要对“否定的辩证法”所批评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予以简要说明。在斯大林那里，马克思关于人类世界的辩证思维方式表现为一种外来输入——“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 。在这种视野中，“社会历史，已不复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社会历史已经成为社会的规律性的发展，而社会历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科学” 。这使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界发展失去了本质区别。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解中，直接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阶级斗争是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历史地产生的，是理论对阶级社会发展现实进行辩证、超越性的分析、概括和总结的结果，那么，在斯大林式的理解中，这种机制已经变成一种带有公式色彩的自然科学规律。

斯大林这种从外部为社会历史注入逻辑的方法，在今天看来，无疑是非马克思的，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这种逻辑体系中，世界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人要自觉认识、服从和利用规律改造世界，造福自身。然而，在这种逻辑体系中，一个最为“纠结”的问题就是，如何进行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本质区分？“运动是有规律的”中的“规律”是否意味着所有运动形式规律的“同一性”？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体系中，人的地位的问题，人的自由和发展的问题，甚至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被寄予一个土豆和一堆土豆式的简单解释。

二、传统辩证法起点的概念背叛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及“否定的辩证法”的一个基础概念——“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在阿多诺看来，传统哲学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归路，一个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它把现实的、多质化的对象物进行了抽象的“概念化”处理。

在讨论“概念化”之前，我们有必要简要探讨阿多诺哲学所关注的另外一个概念——“模仿” 。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共同分析了前科学时期的这种人与自然的朴素的相互尊重关系——“同科学一样，巫术也有所追求，但是通过一种模仿的方式，而不是通过不断地把自身抽离于客体的方式来实现的” 。这种“模仿”随着西方技术文明的发展逐渐被致力于通过控制自然来实现人的自由的工具理性取代了。阿多诺把这种“模仿”式的认识论方式的最终陨落归结为权力、理性等社会和思维倾向方面的原因。对这些原因的分析，最终被归结为对欧洲文明发展路径的批判——“每一种彻底粉碎自然奴役的尝试都只会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更深地陷入自然的束缚之中。这就是欧洲文明的发展路径。抽象，这种启蒙工具，把它的对象像命运一样，当作它必须予以拒斥的观念而加以彻底清算……正是获得自由的人最终变成了‘群氓’，黑格尔称他们是启蒙的结果” 。

黑格尔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在传统的理性哲学中，辩证法起点概念的确立，并不是随意的，它是由哲学的最高目的所决定的。整个理性哲学围绕这个最高目的构建了一整套管控性的逻辑体系，并试图依靠这个体系去理解当下、解释历史和预测未来，而不是从世界自身的真实状态中去发现世界。在黑格尔哲学中，哲学的最高目的是“对于真理的科学认识” 。关于这个最高真理，黑格尔给它起了很多名字。它是自在自为的，它是具体的总体，但是最重要的，它是现实存在的前提：“凡是在生活中真实、伟大和神圣的东西，只有通过理念才是这样的东西；哲学的目标是把握理念的真正形态和普遍性。自然界是为此而注定了只用必然性实现理性的；但精神的领域是自由的领域。一切维系人类生活、具有价值和能行得通的东西，都有精神的本性，而这个精神领域也惟有通过对真理和正义的意识，通过对理念的把握，才是现实存在的。” 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最真实的东西就是思想中的“事物”。从这个前提出发，黑格尔从最抽象的“存在”概念出发，得到包罗万象、扬弃经验特殊性的最高普遍性——绝对精神。

在这样的定位中，逻辑最终不是以现实的对象世界为依据的，而是以脱离了现实对象物的概念为起点并妄图去控制世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总体性辩证法哲学形成这样的一个逻辑体系：抽象的“存在”概念作为起点概念，经过异化为感性自然界，最终又被绝对理性所认识，达到具体的总体，即上升为被认识到了的绝对理性。也就是说，理性本身就是世界运行的法则，经验世界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证明绝对精神的最高法则。

三、重新界定起点概念

阿多诺坚决反对黑格尔辩证法把“存在”作为起点概念。为了克服这种主体和客体同时被抽象思维统治的境况，阿多诺认为不应该把“存在”，而应该把“存在物”作为辩证法的起点概念——“没有实际存在物就没有‘存在’概念。‘某物’作为任何概念——包括存在的概念——是对思维不同一的主题(subject-matter)的最大程度的抽象，一种不能被任何进一步的思想过程所废除的抽象” ^[2] 。

把“存在物”概念作为辩证法的起点概念，直接导致了黑格尔辩证法思维顺序的颠倒：不是从主体出发，而是从客体出发；不是去主观建构客体概念，而是用客体自身去规范主体的理性。

“存在物”的定义，为阿多诺的辩证法哲学初步打开经验领域。在黑格尔辩证法哲学中，“存在”概念属于形而上的领域。把辩证法的起点概念定义为“存在物”，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反对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其矛头更是指向传统西方哲学的“主观构造学说”。在西方传统哲学的逻辑体系中，形式的领域往往成为先验的领域并高于经验的领域。以先验的形式去统摄经验的领域，必然会造成辩证法中先验性对经验性的同一性统治。也就是说，如果把辩证法的起点概念定义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用这个空洞的概念去推演整个辩证法的体系，必然造成辩证法的空洞性。只有以经验中的存在物为起点概念，辩证法才有可能不是空洞的，才有可能实现辩证法概念的自我批判。一旦辩证法限于空洞，它就会僵化，就会“固守它的原则”，即主体性的原则、抽象的原则，就会以主体吞噬客体，就会忽视经验物的差别，就会造成整体性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认为，辩证法不能始于抽象、空洞的形式概念，因此必须使概念走向“强迫的实在性” ^[20] 。

在此，“存在物”概念作为否定的辩证法的起点概念，就是要保证作为非概念的经验客体的优先地位：“哲学的思维是在那种受空间和时间规定的特殊事物中结晶的。绝对的存在物的概念只是虚假的存在概念的影子。” ^[21] 与空洞的“存在”概念相比，“存在物”概念对经验客体的特殊性敞开了大门：“‘存在’一词可以具有的任何经验都只能在存在物的构造中表达，而不是靠对存在物的反感来表达。” ^[22] 同时，以“存在物”概念为辩证法的起点概念，也避免了抽象空洞的历史论证，为把社会性因素引入哲学创造了条件——“主观性、思维本身不是被本身而是被事实，特别是社会事实来解释” ^[23] 的。

[1]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11.

[2]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135.

[3]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11. JZDnVqA9Puj6dWWRwhHFT4pc/UQTaXqVtC4JNmSWjgeemlSJjeESpalrtTeBPx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