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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认为，“辩证法的极度痛苦是被上升为一个概念后的[经验]世界的极度痛苦”(Its agony is the world's agony raised to a concept)
[1]
。多质化的“经验世界”在传统的理性哲学中最终被缩减为“一个概念”，这本身就表明了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问题——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高估了理性的能力，助长了抽象理性在对待现实经验世界时的傲慢态度，形成了抽象的理性主体对客体的概念上的构建（我们将在下文中称之为“主观构造”
），产生了强制的“同一性”逻辑，掩盖了客体的真实状态，也使主体自身陷入了迷途，为自身所产生的虚假状态所统治。阿多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通过在思维方式上重新审视概念和概念所表达之物的关系，打破这种“自负”的态度，正确定位和理解辩证法的起点概念。在下文中，我们将把阿多诺所批判的这种“主观构造”的思维方式加以适度发挥，进一步明了其对传统哲学的剖析和批判。
在讨论古代文化时，我们有必要首先讨论阿多诺对待“启蒙”的定位。在西方的传统语境中，启蒙(theEnlightment)意味着用“理性之光”照亮黑暗、荡除迷信，意味着一个人类文明开化的特定时代。相比较之下，阿多诺对“启蒙”有着复杂的、近乎矛盾的态度。在他的定位中，“启蒙”至少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传统意义上的作为一种社会阶段的启蒙运动，主要指涉17—18世纪欧洲兴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作为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二是在更广义的层面上使用，它指涉作为思维功能的理性的启蒙性。实际上，阿多诺对“启蒙”的态度是在这两个层面“意义混淆”的角度上使用的。为了把“同一性”思维方式批判坚持到底，阿多诺把启蒙理解为“思想的技术化”，“从柏拉图到语义学家的整个被认可的哲学传统都厌恶表现。这一事实符合一切启蒙的特性：惩罚不守纪律的姿态，直至纳入逻辑之中。这是物化意识的一种防卫机制” [2] 。与此同时，在阿多诺看来，启蒙又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不间断行为，而问题正发生在这种不间断行为中。
如果我们沿着“柏拉图”这个关键词和哲学的形式向前追溯，我们会发现，主观构造思维模式作为一种思维传统，至少肇始于古希腊时代——“正如由尼罗河流传到古希腊，源于水与土的创造图景在这里成为物活论的原理和元素一样，所有神话中的魑魅魍魉都被理性化为存在本质的纯粹形式。柏拉图的理念，最终甚至使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家族都被哲学意义上的逻各斯(logos)所浸淫”
。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和客体的概念上的抽象建构。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作为思维的主体对客体概念展开了长达几千年的统治。在阿多诺晚年的教学活动中，古希腊哲学曾三次被集中探讨。尽管阿多诺没有关于古希腊哲学的专门著作，但古希腊哲学也是阿多诺思想重要的“前提”——“阿多诺的目标是深入形而上学的本质性矛盾之中，实施内部‘爆破’，并将问题引出形而上学的问题域”
，在这一过程中，阿多诺实际上把批判的视角伸向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主观构造。
在传统西方哲学的视野中，经验与理性，二者的地位是不同的。对于二者关系的定位，直接涉及主体与客体的概念关系及其如何统一的问题。最初，苏格拉底提出要为同类的事物寻找定义（普遍性）。柏拉图把这种能够充当定义的东西叫作“理念”。他认为，理念是事物的本质，也是事物的原型。一切从经验中概括得到的知识是不具备普遍必然性的，而由理念所表示的知识则存在于与我们的经验世界所不同的世界里，是最精确的知识。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分有”了与之相对应的理念。于是，在柏拉图的哲学里，出现了两个世界，一是我们可感的、经验的、现象的世界；二是作为本质的、不可感的理念的世界。人的整个认识的目的就是追求和把握这个超感性的理念世界。在此，就已经出现了主观与客观、经验与理性的分离与对立。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出现了两种“存在”，并深深地影响了整个西方传统哲学。
如果我们沿着“语义学家”这个关键词和沿着修辞学的形式往前追溯，我们就会发现，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立场中，启蒙和神话非但不对立，而且始终是统一的——主观构造的思维方式始终与人类文化同行。在阿多诺看来，“象形文字表明，文字最初也具有一种图示功能。这个功能后来进入了神话”
。在神话或语言的初级阶段，它们都是对自然的朴素的反映，虽然在这里面有着象征性的祭祀学说或其他原始崇拜，但是语言的本性就在于背弃异质性的自然——“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若要认识自然，就需要听任计算的摆布，需要抛弃适应自然的要求。作为一种图像，语言若要全面反映自然，就需要听任镜像的安排，需要抛弃认识自然的要求”
。在此，语言的天性就包括抛弃作为反映自身对象的自然界的异质性对象物，谋求作为一种“独立的符号体系”
而存在——“在奥林匹亚丑闻的朦胧面纱中，混淆不清、彼此的困扰以及各种元素间相互冲撞的学说就已经初露端倪，但不久它就把自己确立为科学，把神话变成虚幻的图像”
。
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在近代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中，主观与客观的本体论问题被转化成主体与客体的认识论问题，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也随之被转变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问题。许多哲学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按照通常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表面上形成两条在逻辑上截然相反的认识路径：第一条道路以笛卡尔为代表，另外的一条则是以康德为代表。
笛卡尔在认识论上坚持的是一种由“内”而“外”
的思维路径。他在“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中，从否定一切、怀疑一切开始，最后找到（个体的）思维这个绝对不可怀疑的出发点，再推出自我、上帝、世界的存在。在这条道路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困难，因为这条道路归根结底承认“我思”是第一位的，至于如何达到“我思”与世界的统一性，笛卡尔除了求助于自身也成问题的“上帝”以外，还设想了一个连接灵魂与肉体的“松果腺”。然而，他最终没有能够对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人体内设想的连接灵魂与肉体的“松果腺”归根到底也是不存在的。后来，格令克斯在笛卡尔的基础上，为了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调和，发明了“二时钟”说
（即假定有两个都十分准确的钟，一个钟的针指整点，另一个针就会鸣响警报；精神和肉体也是如此，各自由神上弦，彼此步调一致），也最终被事实否定。这就导致了“笛卡尔那著名的二元论：一方面是由一部在空间中延展的巨大的数学机器构成的世界；另一方面是由没有广延的思想灵魂构成的世界”
。为了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统一起来，笛卡尔最终只好求助于上帝。近代唯物主义试图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如拉美特利把人归结为一架机器，福格特将人的精神现象归结为纯粹生理现象，等等。他们将精神归结为物质，无视精神现象的特征，从而将问题简单化，甚至庸俗化了。
与笛卡尔相反，康德哲学遵循的是一条由“外”而“内”的思维路径。康德的方法是先承认一切，这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已经取得的成果。他认为物理、数学已经在事实上证明了认识的可能，因而他的任务应该更高一层，要解决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于是他进行了认识论的反思，用他的先验哲学来解释科学知识。经过康德的一系列区分、定义，他指出，归根结底我们的认识只能是现象界而不是“自在之物”，如果我们要把理性应用于自在之物，应用于超验的领域，就会引起悖谬，产生“幻相”，导致二律背反。然而，这个“自在之物”也同样没有让后来的哲学家感到满意。到了现代，很多哲学家也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尝试就是胡塞尔及其现象学运动。现象学试图实现康德和笛卡尔这两条不同的思维路径的统一。一方面，以康德当世传人自居的胡塞尔用自己的语言重复了康德的问题：“认识如何能够相信自己与自在的事物一致，如何能够‘切中’这些事物？”
他力图实现这个目标，他想要在“纯粹的”认识领域寻找那绝对的自明之物——“绝对的、明晰的被给予性，绝对意义上的自身被给予性”
。另一方面，胡塞尔没有离开笛卡尔借助普遍怀疑的方法来确定个人认识中绝对明证性的东西的认识途径。然而，胡塞尔及其开创的现象学非但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反而重复了笛卡尔的认识如何突破个体而达到主体际性等一系列困难，这也突出表现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反私人语言论证上。
实际上，无论是由“内”而“外”，还是由“外”而“内”，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如何确认主体的地位。在当时的这种“理论转向”中，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主体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关系着如何对待经院哲学中的“上帝”，关乎对人的“自由”的理解，甚至关乎几个世纪以后西方“上帝死了”的哲学呐喊。在《道德哲学的问题》这部《否定的辩证法》“材料和思想上的准备”
著作中，在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因果关系”“二律背反”等问题在阿多诺视野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不是在于阿多诺对其的批判，而是在于其概念内部所包含的矛盾和困难——合规律性与自由。“这种双重的困难——既不能给出人的活动范围处在绝对的合规律性中，也不能给出人的活动范围处在绝对的自由中——恰恰就是康德被迫悖论地从自由中去建构因果性的最深层的原因。”
在论及近代认识论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时，通常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对立。从近代西方认识论哲学的理论结构——主体与客体的划分——上来说，这是正确的。然而，我们沿着“否定的辩证法”的这种思路深入发掘，我们会发现：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从主体与客体自身的概念建构上来说，这种“二元对立”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近代的认识论思维模式，无论是笛卡尔模式还是康德模式，其实都是一种“主观构造”的思维模式。这种“主观构造”阿多诺称之为“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3] 。在这种思维模式中，在对客体进行了主体性的概念建构后，并不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是主体对客体的概念上的统摄。因此，在主观构造的范围内，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自洽的、一致的。这两条表面上截然相反的认识路径实际上表现为主观构造思维模式的一个体系化、完善化的过程。如果在近代的认识论转向中，笛卡尔为理性构造说的体系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思维的领域内寻求客观性。那么接下来，康德哲学又进一步推动了主观构造说的发展——在知性的范围内实现了理性构造说的体系化。
“认识无非是要知道一个对象的特定内容。”
在康德看来，这种内容是经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我们认识到的仅仅是经验性的“表象”，而不是“自在之物”本身。作为认识的主体对这些表象的规范与统摄，是依靠“纯粹统觉”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作为对象物的经验客体是按照主体固有的先验认识框架被认识的，主体定义概念的思维结构是主体先天具有的一种能力。然而，作为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因素的各个“范畴”，由于远离了“自在之物”，本身就是一种主观上的假设与建构。因此，康德哲学中的“人为自然界立法”的思想，严格地说，应该是“人的理性为经验或现象世界确立原则”，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只会看出它自己根据自己的策划所产生的东西，它必须带着自己按照不变的法则进行判断的原理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的问题”
。
费希特在思维框架的先验性方面比康德哲学又前进了一大步。“唯心主义清除本质的多样性。这种做法把体系规定为诸如纯粹的过程，最终成为绝对的发生，这就是费希特——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哲学的权威的系统化者——所声称的思维”(It eliminates all heterogeneous being.This defines the system as pure becoming,a pure process,and eventually as that absolute engendering which Fichte—in this respect the authentic systematizer of philosophy—declared thinking to be) [4] 。最后，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中，主观构造说以“理性构造”这种最完备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此也招致了对象世界的激烈反抗——“哲学，包括黑格尔哲学，由于在对材料的概念化方面不可避免地预示着一种唯心主义的决定而招致了全面反对” [5] 。
在康德那里，“自在之物”只是一种空洞的理性抽象，在认识论上它只是一个逻辑上的设定，在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它并不发挥作用。与康德不同的是，黑格尔要求的是要和他的“实质”——“绝对精神”——相符合的抽象，“事物的客观概念构成事物本身”，“就是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实际深化相符合的抽象”
。然而，在黑格尔哲学中，“一般思维规定——普遍性和必然性——是不能在知觉中遇见的，经验事实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都不同于思想规定”
。这样，抽象的理性思维就占据了最高实在者的位置。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中，黑格尔认为“真”是与自身的普遍概念相符合的，有限事物也就是说经验事物并不是“客观”的，上帝才“是概念与实在的真正符合”
。于是，在思想才是客观的事物的基础上，认识的一切成果连同整个世界都成了理性设计的产物。
如果我们从阿多诺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批判角度来考量，从笛卡尔式的思维路径到康德式的思维路径，最后到黑格尔哲学的融合，表面上表现为两条并行的思维路径的最终交汇，实质上却是主观建构模式的体系化、完善化的过程。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整个世界在哲学中变成一个封闭的概念体系、一种强制性的世界图示，“那种建立体系的自我原则，先于任何内容的纯方法，一直就是理性(ratio)” [6] 。应该说，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对“概念化”的这种思考和批判是深刻的。从理性构建的思路来看，在西方传统的认识论模式中主体概念与客体概念之间并不直接存在着对象与概念的对立，如果非要说存在着对立的话，也是抽象的理性主体和由它构造的主客体概念与作为概念对象的现实的经验世界之间的对立。
在马克思哲学以前的认识论传统中，这种主观建构的哲学思维方式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种思维方式在传统的理性哲学范围内，是自洽的，然而，在涉及社会历史问题、经验世界问题时，就陷入荒谬和无知的理论困境。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这种主观建构的认识论传统中，在主体被抽象化的基础上，主客体概念是为这种抽象的主体所建构的，因此，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中，主体与客体概念都失去了历史现实性。
阿多诺把这种使概念脱离并最终替代被表达之物的主观建构模式称之为“概念拜物教(concept fetishism)”
[7]
。在他看来，“所有哲学的原罪是它千方百计地通过概念的手段去把握非概念的东西”
，事实上，概念并不能完全代替概念所反映之物——“一切概念，甚至哲学的概念，都涉及非概念物，因为概念从它们自身的角色来说本身就是现实的特定时刻(moments of the reality），现实首先为了支配自然而需要概念的形态”
[8]
。在这一点上，传统哲学一俟完成概念的设定后，就把概念作为逻辑推演的客观之物，以至于忽视了概念所反映之物。它引起了三个方面的后果。
首先，对主体的抽象建构。“主体”被局限于思维的领域，在从笛卡尔的“我思”，到康德的“先验统觉”，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一过程中，经验的、现实的个人被抽象成了“思维”本身。“思维”代替了现实的个人，成为精神“实体”，成了认识的主体，与现实的经验世界彻底地分离。最终，“自我是否定与扬弃了一切特殊东西的纯粹自为存在，是意识的这个最后的、简单的和纯粹的东西……自我与思维是同一个东西……自我是作为能思维者的思维。我在我的意识中具有的东西是为我而存在的……自我不是单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在自身包含一切事物的普遍性……人是思维”
。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成了没有感情的、超验的精神抽象物，主体只剩下了“我思”，并被剥夺了情感、感性等一系列经验性的存在特征，成了纯粹的自我，成为向着某种必然性前进的奴隶。
其次，作为对象的客体被抽象的主体建构的抽象的客体概念所代替。在“理性的主体”看来，经验的客体本身由于自身的特殊性，由于作为特殊事物而具有的“界限”，并不能成为“客观事物”，它必须经过“理性主体”的思维洗礼，上升为思维中的概念、理念，成为思想中的“客观事物”，才能获得客观性。在康德哲学中，客体在“表象”中，“表象”本身并不是绝对客观的，相反，对“表象”起着规定作用的人的先验认识框架却是客观的。康德也承认“表象”背后有一个“自在之物”，然而这个“表象”背后的“自在之物”是“不可知”
的。在黑格尔哲学中，黑格尔干脆就把作为对象的经验客体称为“主观的”。
最后，在主体和客体概念被抽象建构的基础上，“在绝对性概念中统治和讨好混合了，每一者都内在地依赖于另一者”
[9]
，哲学由此实现了对体系的抽象建构。在阿多诺看来，“体系不是绝对精神的体系，而是受主体制约的精神的体系，主体甚至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占有这些体系”
[10]
。体系反过来统治主体的现象，恰恰又是抽象建构思维方式把概念绝对化的结果。由于概念脱离了概念之物，概念本身就是虚假的。以这种虚假的概念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思维体系必然也是虚假的，它反过来又会阻碍着对现实世界的正确认识。这是一种认识论上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由于坚持精神或者概念的抽象同一性或原初性，最终发展到了“仇视自身现实化”
[11]
的程度，以至于把任何经验性的异质物都力图排除在外。在此基础上，“主体理性的发展和壮大的结果就是现代的合理化的社会，用阿多诺的话说，就是‘被宰制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非理性被压制下去，或是被排斥到了社会的边缘”
。在此，阿多诺的思维路径已经初现眉目，他不是以社会历史为基础去总结思维方式，不是把思维特点看作是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反映，而是认为，社会现实状况是由主体的思维方式导致的。这样，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实际上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思维逻辑去规划现实历史的发展，与他的这种“经验”性思维方式相左的所有历史现象都成了他所要批判的对象，这也是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之所以呈现出“全面批判”的外观的原因。同时，这也是“经验”范式的辩证法的致命症结所在。
在阿多诺看来，哲学的反思就是要确保概念中的非概念物不被主体所侵蚀。在传统哲学中，虽然“任何一种哲学，甚至极端的经验主义，都不能把根本无特殊意义的事实(factabruta)拖拽入哲学中并把它们当作物理学意义上的经验或原子；没有任何一种哲学可以把特殊性直接粘贴进文本，就像有人的绘画会诱使人相信它是真的一样。但它的形式和总体性的论证却采取了一种完全拜物教的概念观，好像概念在它自身的领域内朴实地解释了自身” [3] 。这样，根据康德的名言，概念就是空洞的，最终由于不再是任何事物的概念而变成虚无。因此，打破概念的“自在存在”的幻想，使它趋于非同一性的概念之物，就成为“否定的辩证法”的一个基本的理论诉求。
[1]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6.
[2]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55~56.
[3]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11.
[4]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26.
[5]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11.
[6]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26.在西方的语境中，“ratio”既有“理性”的意思，又有“比例”的意思。更确切地说，作为“理性”的“ratio”来源于作为“比例”的“ratio”。柏拉图在讨论可感知世界和理性世界关系时，就用了“比例”(ratio)作为例子。在古希腊，“比例理论”的意义远超过数学本身，它力图用ratio理解整个世界。在下文我们将会看到，“否定的辩证法”注意到了数学思维与理性在起源上的一致性。
[7]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12.
[8]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11.
[9]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28.
[10]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10.
[11]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11.
[12] 在本文中，“否定的辩证法”将有两种表述形式：作为阿多诺著作的《否定的辩证法》（加书名号）和作为阿多诺哲学的基本认识论形式的“否定的辩证法”（加引号）。在本书中，《否定的辩证法》引文主要依据E.B.Ashton的英文版 Negative Dialectics ,参照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的《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
[13]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4.
[14]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lated by E.B.Ashton,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