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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引入西方科学之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需要这些科学之日。这一点，首先体现于历法领域。明代历法，一直使用大统历（即元代的授时历）及回回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法误差渐大，已无法适应需要。万历年间，钦天监的推算屡屡失误，已有改历之议。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运用当时传入的西方历法知识，却能获得比较准确的测算结果。崇祯二年五月（1629年6月），钦天监以旧历（大统历、回回历）推测日食，但未能应验；徐光启以西法测算日食，却得到了证实。这种情况表明，西方的历法知识在当时确有其优于旧法之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光启受命主持修改历法的工作，而修改历法的首要步骤，便是委托龙华民、邓玉函以及汤若望等耶稣会士翻译编集西方的天文学著作，著名的《崇祯历书》，便是这一工作的具体成果。
除了历法，火器制造亦是与西学关系较为密切者。晚明边患日重，如何有效抵御外来侵扰，成为时代的重要问题之一，武器的改进也因此逐渐为朝野所关注。西方的火器因其良好的性能而格外受到重视：“万历间，论兵器之制作者，无不称引其术。”
徐光启、李之藻等都颇精于西洋火炮等器的制作。徐光启的门人孙元化还以西法制炮数百门，用于戍边。
此外尚有治河、修水利，等等，亦皆为一时急务，而泰西之学如《测量法义》等往往被运用于此类工程。不难看出，西学在以上实际操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首先取得了“技”的形式。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明清之际的士人对西学的关注之点，最初也较多地指向“技”这一层面。明末王徵曾与邓玉函一起翻译《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对西洋的“器”与“技”赞叹不已。在该书的译序中，王徵便一再流露出推崇之意：“诸奇妙器无不备具。有用人力、物力者，有用风力、水力者，有用轮盘，有用关捩者，有用空虚，有即用重为力者。种种妙用，令人心花开爽。”
时人曾以“君子不器”的传统观念批评王徵对“技艺”的这种注重，王徵应之曰：
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
技与用相联系，它总是表现为达到和实现某种社会需要的手段。由西学之“用”而注重西学之“技”，体现了明清之际士人对西学的一般态度。
作为明清之际学人的重要代表，徐光启对西学之用同样极为关注。他曾与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这是一项十分繁难的工作，而他所以承担这一译事，缘由之一便是出于对用的考虑：“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所急须。”
相对于实用性的工程学，几何作为数学的分支更多地具有抽象的特点，但即使这样一门相对抽象的学科，徐光启也注意揭示其中蕴含的实用价值。也是基于类似的看法，徐光启在翻译了《测量法义》之后，又对其作了发挥：“自余从西泰子译得《测量法义》，不揣复作勾股诸义，即此法，底里洞然。于以通变施用，如伐材于林，挹水于泽，若思而在，当为之抚掌一快已。方今历象之学，或岁月可缓，纷纶众务，或非世道所急；至如西北治河，东南治水利，皆目前救时至计，然而欲寻禹绩，恐此法终不可废也。”
“救时至计”云云，突出的便是西方科学（测量法）的实际效用。
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如上看法，与传统儒学显然有所不同。王徵的批评者以“君子不器”质疑王徵对技艺的关注，其立论的基点便是传统的儒学观念。“君子不器”一语出于《论语·为政》，所谓“不器”，本来包含多重含义：与特定之器的功能总是单一化相应，“不器”之意在于不偏于一端；与器具有手段、工具性质相应，“不器”含有反对将人工具化之意；与器内在地关联着技艺相应，“不器”则意味着鄙视形而下的技艺。随着人伦之学、心性涵养等形上向度的展开，“君子不器”亦主要引向了对技艺的贬抑。在宋明时期，理学进而强调：“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与这一思维趋向相联系，科学技术的研究往往被视为玩物丧志，而注重功用的事功之学则常常被等同于异端。在这种背景之下，徐光启等明清之际的学者将“技”和“用”提到突出的地位，无疑具有某种转换视域的意义。这里固然折射了实学思潮涌动的时代特点，但它对科学价值的肯定，其内在含义显然又不限于一般的虚实之辨。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除了“君子不器”的传统外，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文化还具有另一重维度：即经世致用的取向。如果说，与君子不器相联系的心性之学主要表现了内圣的追求，那么，经世致用则更多地展示了儒学的外王之维。相对于宋明理学较多地关注于内圣之学，徐光启等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似乎趋向于上接儒家的外王之源；在这一意义上，他们诚然由注目于“技”而偏离了君子不器的儒学向度，但并没有完全隔绝于儒家传统。不过，儒家的所谓经世致用，往往以王道等政治理念为范导原则，它所指向的，亦主要是治国平天下这一类的社会政治理想。相形之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关注的首先是具体的科学技艺对“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的作用；同为经世致用，但二者的内涵又并不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