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格致之学

作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对西方文明和西学（包括科学）的理解，既折射了他们这个时代所达到的眼界，也影响了其后继者的视域。晚清的洋务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以林则徐、魏源为其前驱。

与林、魏相近，在比较西方之所长时，洋务知识分子亦将器与技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冯桂芬在谈到如何师夷这一问题时曾指出：“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 礼泛指一定的观念系统及与之相应的制度、规范等，器则是物质层面的对象，其具体内容首先是坚船利炮。 与洋务知识分子立场基本一致的洋务派，同样持类似的看法。洋务派的早期代表曾国藩即认为：“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 直到后来的李鸿章，在谈到西方之长时，依然着眼于器与技：“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 在这方面，洋务知识分子与洋务派的眼光似乎没有超出林、魏辈。

当然，随着历史的演进，“器”与“技”的内涵也逐渐有所变化。在注重坚船利炮的同时，洋务知识分子亦开始注目于民用机械与技术。冯桂芬便已注意到近代农用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认为在田广之地，“宜以西人耕具济之，或用马，或用火轮机，一人可耕百亩。” 广而言之，一切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器与技，都应普遍地引入。 从坚船利炮到民用器技，“器”与“技”超越了军事领域而渐渐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科学与器技的关系而言，器与技固然并非与近代的科学完全隔绝，但在器与技这一层面，科学主要与实用的对象联系在一起，处于形而下的层面。不过，从科学观念的传播和影响看，相对于抽象的理论形态，器与技往往以更直观的形式展示了科学的价值，从而更易于为人们所认同与接受。在器与技的形态下，科学作为一种有形的力量，构成了对社会运行的现实范导。事实上，正是以确认器与技的作用为前导，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早期的近代工业开始在中国诞生。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创办上海洋炮局；1864年，苏州洋炮局建立；不久，江南制造局创立；同一时期及尔后建立的近代工业尚有马尾船政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山东机器制造局，等等。尽管这些企业一开始都带有军事工业的性质，但随着军事工业向民用工业的扩展，以器与技为表现形式的科学也越来越显示出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在这里，器与技似乎成为科学的某种载体，正是借助于这种载体，科学的价值逐渐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肯定与提升。

不过，器与技作为科学的某种载体，毕竟具有外在的性质。当近代知识分子对器与技作进一步考察时，其目光便开始指向蕴含于器与技之后的内在规定。在分析西方所以能在器、技等方面有所长的缘由时，郑观应指出：

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

泰西所制铁舰、轮船、枪炮、机器，一切皆格物致知，匠心独运，尽泄世上不传之秘，而操军中必胜之权。

近代科学观念的演化，与西学东渐的过程往往联系在一起；对器、技与科学关系的理解，亦常常关联着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中，西方文化之所长，主要体现于“器”与“技”，郑观应的以上看法则由“器”及制器之“技”，提升到“学”（光学、电学等）这一层面：以技制器的前提，在于通过格物致知而达到理论形态的认识。

由技到学的进展，当然并非仅见于个别思想家，19世纪中期以后，技源于学逐渐成为洋务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与郑观应同时代的薛福成，亦曾表述了和郑观应相近的观点：“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 这里既涉及西方的工商体制，亦包括制造工艺，而二者都奠基于“学”之上。西方既如此，中国也不能例外：

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讲求之说，不外二端，以格致为基，以机器为辅而已。格致如化学、光学、重学、声学、电学、植物学、测算学，所包者广。

此所谓的格致，主要是理论形态的科学。值得注意的是，在“器”与“学”二者之间，后者已被视为更为主导的方面。相对于师夷之长技与船炮的仿制，格致为基、机器为辅无疑展示了一种新的视域。

除了一般地肯定格致之学对器技的本源意义外，这一时期的洋务知识分子还对格致之学本身作了具体的考察，并特别强调了数学在制器中的作用。李善兰在分析西方所以强盛的原因时指出：“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 近代科学的发展，与数学原理和数学方法的普遍运用有着内在的联系，科学对制器过程的制约，也总是渗入了数学的作用。李善兰以算数明为制器精之根源，无疑从一个方面注意到了近代科学的特点。李是数学家，他对数学作用的肯定，在某种意义上出于数学家的敏感。当然，对科学特点的以上理解，并不仅限于数学家，在其他洋务知识分子那里，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论点。如冯桂芬便认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 这里的西学，主要指科学；对科学的这种认识，已开始切入较为深层的内核。

如前所述，在器与技的层面，科学的价值主要以外在的形式得到展示；以数学、电学、光学等为存在方式的格致之学，则开始取得理论的形态。从师夷长技到格致为基、机器为辅，对科学的认识已超越了器与技，而走向了学与理。作为理论形态的存在，科学已不再仅仅附着于有形的器，而是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它为科学的价值在观念层面得到认同与提升，提供了历史和逻辑的前提。从技到学这一认识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再现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的思维历程，但二者的历史背景却又并不相同：19世纪的视域转换，乃是以自强图存和走向近代为其动因。同时，晚清对格致之学的注重，在逻辑上表现为清代“以技治经”及“以技制夷”的历史延续。从内涵上看，以技治经之中的“技”，本来便已与“学”相互交错。技与学的这种历史联系，也制约着晚清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在科学观念从技到学的提升中，多少可以看到向技与学交融的某种回复。

前文曾提及，与师夷之长技相应的，是近代工业的兴起。随着从技到学的转换，对科学理论的引入、介绍、传播成为另一种时代景观。首先应当一提的当然是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从19世纪中期始，科学著作的译介便已陆续开始，但最初主要翻译的是一些与制器直接相关的实用性著作，如《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归约指》等。19世纪后期，出现了有组织的译书机构，如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介绍科学原理的译著逐渐增多，如京师同文馆便翻译出版了《格物入门》《化学指南》《格物测算》《化学阐原》等，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工作则更引人注目。该馆自1871年开始出版译著，前后出书160余种，其中相当部分是关于近代各门科学的理论译著，数学方面有《代数学》《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等，物理学方面有《电学》《声学》《光学》等，化学方面有《化学鉴原》《化学分原》《化学求数》《化学源流论》等，农业学方面有《农学理说》《农务全书》《农学津梁》等，医学方面有《内科理法》《西药大成》等。此外还有天文学方面的《谈天》、地质学方面的《地学浅释》等，总之，数、理、化、农、医、天、地，几乎各门学科的理论都有所译介。这些译著对人们系统地了解近代各门科学的原理，起了重要的作用。

科学著作的译介，更多地属学理的层面。与之相辅相成的，是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19世纪70年代，上海创办了《格致汇编》。这是一份具有科普性质的杂志，近代的著名化学家徐寿在《格致汇编·序》中指出：尽管翻译馆出版了不少科学译著，但“所虑者，僻处远方，购书非易，则门径且难骤得，何论乎升堂入室？急宜先从浅近者起手，渐积而至见闻广远，自能融会贯通矣。” 就研究的角度言，“从浅近者起手”，意味着对科学理论的把握，应由简而入繁、由易而至难；就科学的社会接受和认同言，它则涉及普及与启蒙的工作。《格致汇编》的前12卷即以《格致略论》为主题，主要介绍了一些通俗的自然科学常识，内容涉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以及动物植物、人体结构等。该杂志还设有问答栏目，解答各地读者提出的科学问题。这一类杂志尽管在19世纪后半期不算很多，但它的问世，毕竟从一个方面表明：科学开始在较以前为广的社会范围中走向民众。

与科学普及的要求和趋向相呼应，一些洋务知识分子甚而提出了将科学与科举联系起来的设想。在薛福成的以下思考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

如乡会试兼考算学，则凡天学、地学、化学、电学、重学、热学、声学等皆可旁及，而总以算学为归。算学书以《几何原本》为最要。凡考得者先予记名，遇有修葺城郭、兴筑炮台、测量舆地、制造器械、操练水雷等事，则用之，似于大局必有裨益。

科举在当时仍是知识分子走向社会上层（出仕）的重要途径，科举的内容，对教育、学术等发展，具有直接的导向作用：当科学成为科举的考试科目时，举业教育便相应地将向科学敞开大门。类似的看法亦见于其他洋务知识分子，如郑观应认为，科举中的文武二科虽可保留，但应增加新的内容，“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张，亦须令于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法，或富强之事。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如此变通推广，或亦转移世运之一端乎？” 所谓转移世运，既意味着实现富国强兵，也包含着改变社会时尚之意（由仅仅关注制艺，扩及兼顾科技）。尽管薛福成、郑观应辈所提出的设想还具有理想蓝图的性质，但这些蓝图的提出，本身也折射了时代思潮的某种变化。

作为观念的转换，从技的推重到学的认同，既在一个更为内在的层面推进了对科学价值的普遍肯定，也扩展了科学的作用范围。19世纪中期以后，近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把格致之学视为制器强国的基础，而且将其与礼乐教化联系起来：

泰西各国学问，亦不一其途，举凡天文、地理、机器、历算、医、化、矿、重、光、热、声、电诸学，实试实验，确有把握，已不如空虚之谈。而自格致之学一出，包罗一切，举古人学问之芜杂一扫而空，直足合中外而一贯。盖格致学者，事事求其实际，滴滴归其本源，发造化未泄之苞符，寻圣人不传之坠绪，譬如漆室幽暗而忽燃一灯，天地晦冥而皎然日出。自有此学而凡兵农礼乐政刑教化，皆以格致为基。是以国无不富而兵无不强，利无不兴而弊无不剔。

写下这段话的王佐才是格致书院的学生，以上引文录自1886年格致书院考课的答卷。格致书院建立于19世纪70年代初，1879年开始招收学生，其学习科目中近代科学占了主要的比重。王佐才的以上答卷所回答的题目是：“中国近日讲富强之术当以何者为先？”王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简要的概括为：讲富强之术，当以格致之学（科学）为先。值得注意的是，王佐才在论述中把格致之学视为一切学问的统一体，它不仅构成了耕战（兵农）的基础，而且制约着礼乐教化。相对于制器、耕战，礼乐教化已涉及一般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行为模式；在格致之学与礼乐教化的如上沟通中，似乎可以看到科学向社会各个层面渗入的趋向。科学的地位，由此亦被提到相当高的程度。作为格致书院的普通学生，王佐才对格致之学作用的以上认识，亦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受过近代科学洗礼的知识界对科学的一般看法。

事实上，与王佐才相近的观点亦见于其他洋务知识分子，包括有相当成就的科学家。著名化学家徐寿在致李鸿章的信中便指出：

格致之学，大之可跻治平，小之可通艺术，是诚尽人所宜讲，求今日所当急务也。

如果说，王佐才以格致之学为礼乐教化之基，多少流露了青年学子对科学的某种情感认同，那么，徐寿则是以科学家的深思熟虑，肯定了科学的普遍制约作用。在传统思想中，治国平天下更多地与经学相联系，魏源所谓以经术为治术，便上接了这一传统。徐寿要求以格致之学跻治平，似乎使科学获得了“经学”的意义，而科学的社会功能，亦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

与格致之学的如上提升相应，科学开始向道趋近。在比较中西学术时，郑观应指出：“盖我（中）务其本，彼（西）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 征于实，是近代格致之学的特点，虚则涉及形而上的义理。按传统的道器之辨，道是形而上者，属虚；器则是形而下者，属实。但在郑观应看来，实之中亦包含道，从而，征于实的格致之学，亦开始向道靠拢。尽管郑观应在此仍以本末论虚（义理之学）实（格致之学），但他肯定虚实道器之合，反对二者之分，无疑对格致之学与道作了某种沟通。

类似的观点亦常常从其他洋务知识分子中流露出来。薛福成在肯定“技”基于学的同时，又进一步将格致之学与道联系起来：“夫西人之商政、兵法、造船、制器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以得御水御火御电之法。斯殆造化之灵机，无久而不泄之理，特假西人之专门名家以阐之，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 作为器、技之源，格致之学所指向的，是外部世界普遍必然之理；就其内容的普遍、客观而言，格致之学亦具有道的性质。尽管薛福成在此主要强调了格致之学的普遍性，反对将其归结为西方的专利，但以格致之学为“天地间公共之道”，无疑又体现了对科学的理解由“技”到“道”的演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解已不仅仅基于对科学外在作用的认识，而且亦以科学本身的内在品格（普遍必然性）为根据。

不过，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便不难看到，在洋务知识分子中，“道”实际上被区分为两种形态，其一是作为天地间普遍必然之理的“道”，其二则是作为价值体系核心原则的“道”；与格致之学相联系的道，主要是就前一意义而言，而后一意义的道，则体现于传统的价值系统之中。从器、技与学的关系上看，格致之学固然普遍有效，因而具有道的性质，但就其与价值体系的关系而言，它则被摒除在道之外。正是在后一意义上，郑观应认为：“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 此所谓“道”，便是就价值观而言。在郑观应看来，西方诚然在近代科学上有所长，但在价值观的层面，却并没有达到道；如欲在价值观上臻于道，便必须回归孔孟的传统，而按郑观应的预测，西方的格致之学以后亦必将朝这一方向发展：“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寖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 这种西方将向中国求道的推断，似乎可以视为20世纪初梁启超、梁漱溟辈同类议论的先声。当然，这里重要的并不是对孔孟之道的推崇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化优越感，而是其中关于格致之学与传统之道的定位：在西人所代表的格致之学与体现传统价值体系的“孔孟正趋”之中，后者才是具有终极价值的“道”。

在薛福成那里，同样可以看到对格致之学的二重理解。如前所述，相应于关注之点由器、技到学的转换，薛福成将格致之学视为天地间公共之道。但在谈到格致之学与尧舜周孔之道的关系时，对格致之学的定位便发生了变化：

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

这里既涉及中西关系，又展开为道器（技）之辨；相对于周孔之道，格致之学似乎主要呈现为卫道的手段。作为卫道的工具，格致之学显然又附属于道。从这一角度看前文提到的格致之学与礼乐教化与治平的关系，则不难理解，它所强调的，并不是转换传统的价值体系，而主要是格致之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在逻辑上亦包括维系既成的价值系统。

可以看到，在洋务知识分子中，格致之学似乎被赋予二重规定：较之坚船利炮，它已超越了器、技而向道趋近；就价值领域而言，它则仍在道之外。一方面，随着对器、技、学认识的不断深化，格致之学的社会作用和内在价值逐渐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确认，从肯定格致之学为制器之基与礼乐教化之基，到视格致之学为天地间公共之道，都表明了这一点，而科学的地位亦随之一再地得到了提升。但同时，洋务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又受到中体西用观念的制约。自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之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浸浸然成为洋务知识分子的普遍思维模式。所谓西学，首先便是指格致之学，而中学则涉及文化深层面的传统价值系统。在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势下，对科学的价值认同，总是受到某种限制，而“技”亦难以完全达到“道”。后者固然表现了维护传统价值体系的保守立场，但同时亦在某种意义上内含着以价值理性范导技术理性的取向。 B3C6HwhVStQxfBXh1CrqZLFXYmvSbEH42B5fzegz040zSlhS254lrGl7LTHWtO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