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以“技”治经到以“技”制夷

在清代经学的实证化过程中，尽管仍存在着某种形上的趋向，但它毕竟在经学的形式下提升了“技”的地位。当然，在清代学者那里，以语言、文字学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技”，主要被用于经学研究（治经），其范围基本上限于文献考证与诠释。从理论形态看，经学的实证化过程更多地上承了古文经学的传统。19世纪初，随着社会的变迁与今文经学的复兴，学术的趋向也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后者突出地表现为：经世致用的问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所谓“技”则相应地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

清代的今文经学初起于嘉庆末年，渐盛于道光期间。作为经学的不同学派，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分可以追溯到两汉。从学术旨趣看，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训诂，今文经学则以发挥微言大义见长；前者在治学方法上倾向于实证研究，而与现实政治相对疏远，后者注重对经义的阐发，往往与现实的政治理念联系在一起。清初至乾嘉，学术的主流主要是古文经学一系的汉学，在以科学之“技”治经的同时，其现实政治的关切也往往趋于淡化。道光期间，以今文经学的复兴为契机，学术与经世的关系开始由远而近。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常常被溯源到庄存与（1719—1788）、庄述祖（1750—1816）、刘逢禄（1776—1829）、宋翔凤（1779—1860）等人，但真正赋予今文经学以新的历史内涵的，则是龚自珍和魏源。龚自珍（1792—1841）在经学上倾向于公羊学，主张通经以致用。从传统的今文经学（公羊春秋学）的变易观点出发，龚自珍更多地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采取了批判的立场，并提出了社会变革的要求。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已由盛向衰，如果不加以改革，便必然将导向乱世，而要变革，则必须“通乎当世之务” 。不过，龚自珍尽管已朦胧地预感到旧时代即将终结，但作为旧时代中的人物，其视域并未能完全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从龚自珍的自述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衰世固然需要救治，但救世之术，却依然不脱往日的旧方。从生活的年代看，龚自珍基本上属前近代，事实上，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翌年，龚自珍便告别了人世，而鸦片战争则通常被理解为步入近代的标志。

相对于龚自珍，魏源（1794—1857）似乎跨越了前近代与近代两个时代，其思想更多地具有过渡性的特点。在经学上，魏源亦认同今文经学，主张由名物训诂、典章考释转向微言大义的探求：“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不过，与龚自珍相近，魏源所上承的，主要是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传统。魏源对“经”做了如下界说：

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

制事亦即经世治国的活动，按魏源之见，经的作用便在于帮助人们求道而制事。在这里，经的外在功用被提到了相当突出的地位。

从制事的角度规定经，意味着经学的研究主要不在于经义本身的辨析，而在于为经世的实事提供指导。正是以此为前提，魏源进而提出了以经术为治术的论点：

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

在乾嘉学派的经学研究中，经术主要被理解为把握经义的方式；作为治经的方式，它总是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在语言文字等领域出现的所谓附庸蔚为大国的现象，固然表现了具体学科对经学的从属性，但蔚为大国本身亦从一个方面表明，这些学科自身的价值已开始得到某种确认。相对于经术与经义的融合与经术本身内在价值的肯定，以经术为治术所侧重的，主要是经术的外在价值：经术被理解为经世治国的手段。

可以看到，在今文经学的形式下，魏源着重突出了经术之“用”，所谓“以周易决疑”“以春秋断事”，等等，所指向的都是经术的外在功用。如果说，以“术”（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治经逻辑地引发了经学的实证化趋向，那么，以经术为治术则意味着经学本身的工具化。在经学工具化的视域中，关注点已不是揭示经学义理的本来含义以及阐明这种经义，而是它在解决具体问题时的效用。这种将“学”视为“术”的思维路向，亦影响着魏源本人及早期近代思想家对科学的理解。

不过，以经术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固然不同于文本的考释，但在总体上并没有完全越出传统思想（今文经学）之域；魏源思想的时代特征并非仅仅体现于此。如前所述，魏源的一生跨越了前近代与近代，属过渡时期的人物。他既对旧时代的衰变有深切的感受，又初步地领略了在血与火中东渐的西方近代文明。历史地看，以坚船利炮为前导的西方文明，首先以“器”和“技”的形态呈现于晚清士大夫之前，而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也是从“器”与“技”开始的。

与林则徐相近，魏源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作为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变的近代思想家，魏源对西方之“夷”的力量有相当具体的认识，并力图从不同的方面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所以强盛的根源。鸦片战争的硝烟消散不久，魏源便编撰了著名的《海国图志》，在介绍西方状况的同时，又分析了其强盛之因。尽管魏源当时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夷夏之辨，但当他认真地对西方之“夷”加以考察时，其“器”、其“技”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针对当时以西方的“器”为奇技淫巧等看法，魏源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 “有用”所强调的，是“器”对富国强兵的作用，这里首先肯定了器的价值。相对于“君子不器”的传统，这无疑是一种视域的转换，它在某种意义似乎回到了明清之际王徵辈的思路。

当然，历史固然常常会出现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其深层的内涵却又并非总是前后雷同。明清之际，王徵辈之推重泰西之学，较多地根源于修历、治河等实际需要；相形之下，面对西方的东侵之势及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魏源往往一再地将西方之器的肯定，与“制夷”联系起来。在《海国图志叙》中，魏源曾对何以编此书的缘由作了如下说明：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制夷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的观念，在外患突出的时期，一再地可以看到类似的主张。然而，师夷之长技的提法却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与魏源同时代的林则徐，也已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曾主张“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魏源的如上提法与之前后相承。尽管这里依然渗入夷夏之辨，但此所谓“夷”，已不再被视为传统的化外之民，而是与某种域外文明相联系。不难看出，当林则徐、魏源从“技”这一层面来看待外“夷”时，西方的文明首先被赋予一种技术的品格，而所谓“技”又主要体现于具体的“器”。在魏源看来，夷之长技具体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事实上，魏源的同时代人及后继者，往往更简约地将夷之所长概括为“坚船利炮”。

可以看到，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中，一方面，西方文明的价值开始得到了某种肯定；另一方面，这种价值又主要被限定于技与器之域。从宽泛的意义上看，西方近代文明无疑包括西学，而西学则与近代科学很难分离。就科学而言，较之科学的原理、科学的方法，等等，“技”与“器”显然具有较为外在的性质。相对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由泰西之器进而追求泰西之学，魏源辈对西学的理解，多少还停留在较为浅表的层面。这一现象表明，中西文化经历了由接触而隔绝的历史转换之后，在其重新相遇之初，对科学的理解似乎又戏剧般地回到了出发点。

魏源对西方文明的如上理解，一开始便以“用”的注重为其特点。从认同今文经学，到视经术为治术，“用”始终是魏源关注的重心。魏源对西方之器的推重，同样也出于“用”的考虑，所谓“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便将“用”放在优先的地位。如前所述，就其要求从文献的考释转向经世治国而言，魏源的思维趋向显然与乾嘉的学术主流（乾嘉的经学研究或考据学）有所不同。然而，在肯定“技”与“术”的作用上，魏源与乾嘉学者又并非彼此隔绝。如前所述，清代经学的特点，在于以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整理和考释经典；相对于经学义理，这种具体学科（所谓“小学”等）只具有“技”的意义，而以这种学科来研究经学，则相应地具有“以技治经”的意义。尽管在清代经学中，亦存在形上与形下的交错及附庸蔚为大国的现象，但从总体上看，小学（音韵、文字、训诂）等学科毕竟始终没有摆脱“附庸”的地位；换言之，对经学来说，它始终只是“技”。不过，较之以义理的阐发为指归的经学研究，经学的实证化过程无疑在“以技治经”的形式下，将“技”提到了相当显著的位置。就“技”的注重而言，从“以技治经”到“以技治夷”，似乎又表现为一种合乎逻辑的进展。

要而言之，作为近代开端时期一种新的观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既体现了林则徐、魏源等对东侵的西方势力的态度，亦蕴含了魏源这一代对科学的理解。这种理解固然有别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西学由“技”到“学”的进展，但却与清代以技治经的传统前后相承。作为今文经学者，魏源的学术立场诚然不同于趋向于实证化的清代经学，但在肯定与强调“技”这一点上，魏源等与清代的主流学术又呈现相近的倾向。它从一个方面表明，中国近代科学观念的演化，既与西学的东渐相联系，又有其传统的内在根源。 wEgC4sS68JWzTZd5zTGND4eRexQe/upgWEDv5rt4nb+SVCkgn2HVqk9a+oIDVW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