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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以“技”治经到以“技”制夷

在清代经学的实证化过程中,尽管仍存在着某种形上的趋向,但它毕竟在经学的形式下提升了“技”的地位。当然,在清代学者那里,以语言、文字学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技”,主要被用于经学研究(治经),其范围基本上限于文献考证与诠释。从理论形态看,经学的实证化过程更多地上承了古文经学的传统。19世纪初,随着社会的变迁与今文经学的复兴,学术的趋向也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后者突出地表现为:经世致用的问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所谓“技”则相应地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

清代的今文经学初起于嘉庆末年,渐盛于道光期间。作为经学的不同学派,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分可以追溯到两汉。从学术旨趣看,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训诂,今文经学则以发挥微言大义见长;前者在治学方法上倾向于实证研究,而与现实政治相对疏远,后者注重对经义的阐发,往往与现实的政治理念联系在一起。清初至乾嘉,学术的主流主要是古文经学一系的汉学,在以科学之“技”治经的同时,其现实政治的关切也往往趋于淡化。道光期间,以今文经学的复兴为契机,学术与经世的关系开始由远而近。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常常被溯源到庄存与(1719—1788)、庄述祖(1750—1816)、刘逢禄(1776—1829)、宋翔凤(1779—1860)等人,但真正赋予今文经学以新的历史内涵的,则是龚自珍和魏源。龚自珍(1792—1841)在经学上倾向于公羊学,主张通经以致用。从传统的今文经学(公羊春秋学)的变易观点出发,龚自珍更多地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采取了批判的立场,并提出了社会变革的要求。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已由盛向衰,如果不加以改革,便必然将导向乱世,而要变革,则必须“通乎当世之务” 。不过,龚自珍尽管已朦胧地预感到旧时代即将终结,但作为旧时代中的人物,其视域并未能完全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从龚自珍的自述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衰世固然需要救治,但救世之术,却依然不脱往日的旧方。从生活的年代看,龚自珍基本上属前近代,事实上,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翌年,龚自珍便告别了人世,而鸦片战争则通常被理解为步入近代的标志。

相对于龚自珍,魏源(1794—1857)似乎跨越了前近代与近代两个时代,其思想更多地具有过渡性的特点。在经学上,魏源亦认同今文经学,主张由名物训诂、典章考释转向微言大义的探求:“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不过,与龚自珍相近,魏源所上承的,主要是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传统。魏源对“经”做了如下界说:

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

制事亦即经世治国的活动,按魏源之见,经的作用便在于帮助人们求道而制事。在这里,经的外在功用被提到了相当突出的地位。

从制事的角度规定经,意味着经学的研究主要不在于经义本身的辨析,而在于为经世的实事提供指导。正是以此为前提,魏源进而提出了以经术为治术的论点:

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

在乾嘉学派的经学研究中,经术主要被理解为把握经义的方式;作为治经的方式,它总是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在语言文字等领域出现的所谓附庸蔚为大国的现象,固然表现了具体学科对经学的从属性,但蔚为大国本身亦从一个方面表明,这些学科自身的价值已开始得到某种确认。相对于经术与经义的融合与经术本身内在价值的肯定,以经术为治术所侧重的,主要是经术的外在价值:经术被理解为经世治国的手段。

可以看到,在今文经学的形式下,魏源着重突出了经术之“用”,所谓“以周易决疑”“以春秋断事”,等等,所指向的都是经术的外在功用。如果说,以“术”(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治经逻辑地引发了经学的实证化趋向,那么,以经术为治术则意味着经学本身的工具化。在经学工具化的视域中,关注点已不是揭示经学义理的本来含义以及阐明这种经义,而是它在解决具体问题时的效用。这种将“学”视为“术”的思维路向,亦影响着魏源本人及早期近代思想家对科学的理解。

不过,以经术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固然不同于文本的考释,但在总体上并没有完全越出传统思想(今文经学)之域;魏源思想的时代特征并非仅仅体现于此。如前所述,魏源的一生跨越了前近代与近代,属过渡时期的人物。他既对旧时代的衰变有深切的感受,又初步地领略了在血与火中东渐的西方近代文明。历史地看,以坚船利炮为前导的西方文明,首先以“器”和“技”的形态呈现于晚清士大夫之前,而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也是从“器”与“技”开始的。

与林则徐相近,魏源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作为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变的近代思想家,魏源对西方之“夷”的力量有相当具体的认识,并力图从不同的方面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所以强盛的根源。鸦片战争的硝烟消散不久,魏源便编撰了著名的《海国图志》,在介绍西方状况的同时,又分析了其强盛之因。尽管魏源当时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夷夏之辨,但当他认真地对西方之“夷”加以考察时,其“器”、其“技”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针对当时以西方的“器”为奇技淫巧等看法,魏源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 “有用”所强调的,是“器”对富国强兵的作用,这里首先肯定了器的价值。相对于“君子不器”的传统,这无疑是一种视域的转换,它在某种意义似乎回到了明清之际王徵辈的思路。

当然,历史固然常常会出现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其深层的内涵却又并非总是前后雷同。明清之际,王徵辈之推重泰西之学,较多地根源于修历、治河等实际需要;相形之下,面对西方的东侵之势及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魏源往往一再地将西方之器的肯定,与“制夷”联系起来。在《海国图志叙》中,魏源曾对何以编此书的缘由作了如下说明: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制夷本身并不是一种新的观念,在外患突出的时期,一再地可以看到类似的主张。然而,师夷之长技的提法却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与魏源同时代的林则徐,也已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曾主张“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魏源的如上提法与之前后相承。尽管这里依然渗入夷夏之辨,但此所谓“夷”,已不再被视为传统的化外之民,而是与某种域外文明相联系。不难看出,当林则徐、魏源从“技”这一层面来看待外“夷”时,西方的文明首先被赋予一种技术的品格,而所谓“技”又主要体现于具体的“器”。在魏源看来,夷之长技具体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事实上,魏源的同时代人及后继者,往往更简约地将夷之所长概括为“坚船利炮”。

可以看到,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中,一方面,西方文明的价值开始得到了某种肯定;另一方面,这种价值又主要被限定于技与器之域。从宽泛的意义上看,西方近代文明无疑包括西学,而西学则与近代科学很难分离。就科学而言,较之科学的原理、科学的方法,等等,“技”与“器”显然具有较为外在的性质。相对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由泰西之器进而追求泰西之学,魏源辈对西学的理解,多少还停留在较为浅表的层面。这一现象表明,中西文化经历了由接触而隔绝的历史转换之后,在其重新相遇之初,对科学的理解似乎又戏剧般地回到了出发点。

魏源对西方文明的如上理解,一开始便以“用”的注重为其特点。从认同今文经学,到视经术为治术,“用”始终是魏源关注的重心。魏源对西方之器的推重,同样也出于“用”的考虑,所谓“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便将“用”放在优先的地位。如前所述,就其要求从文献的考释转向经世治国而言,魏源的思维趋向显然与乾嘉的学术主流(乾嘉的经学研究或考据学)有所不同。然而,在肯定“技”与“术”的作用上,魏源与乾嘉学者又并非彼此隔绝。如前所述,清代经学的特点,在于以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整理和考释经典;相对于经学义理,这种具体学科(所谓“小学”等)只具有“技”的意义,而以这种学科来研究经学,则相应地具有“以技治经”的意义。尽管在清代经学中,亦存在形上与形下的交错及附庸蔚为大国的现象,但从总体上看,小学(音韵、文字、训诂)等学科毕竟始终没有摆脱“附庸”的地位;换言之,对经学来说,它始终只是“技”。不过,较之以义理的阐发为指归的经学研究,经学的实证化过程无疑在“以技治经”的形式下,将“技”提到了相当显著的位置。就“技”的注重而言,从“以技治经”到“以技治夷”,似乎又表现为一种合乎逻辑的进展。

要而言之,作为近代开端时期一种新的观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既体现了林则徐、魏源等对东侵的西方势力的态度,亦蕴含了魏源这一代对科学的理解。这种理解固然有别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西学由“技”到“学”的进展,但却与清代以技治经的传统前后相承。作为今文经学者,魏源的学术立场诚然不同于趋向于实证化的清代经学,但在肯定与强调“技”这一点上,魏源等与清代的主流学术又呈现相近的倾向。它从一个方面表明,中国近代科学观念的演化,既与西学的东渐相联系,又有其传统的内在根源。 /4XcF0+mmY48Lo2YqwUBetP4ur3bBf9XQHUzUk19yKqqloxc8gKxGJRa0oMvC+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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