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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知识人有意无意间也对其自身的边缘化做出了“贡献”。在尊西崇新的过程中，当知识人将传统学问的载体“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时，他们实际上促成了整个读书人的边缘化。如果说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存在着读书人的边缘化的话，在读书人群体之中还有很不一样的两个社群：一是更加边缘化的遗存之“士”，一是正在兴起的边缘知识人。现代知识人比士当然要新，新兴知识人与遗留的士两者之间如果出现竞争，通常是前者取胜。但在整个社会的地位，近现代社会中知识人却明显不如当年的士了。士为四民之首意味着士在社会上扮演领导角色，四民社会解体后，知识人因其浮动性和边缘化，却未能完全接替这一社会的领导角色，于是出现中间主干之位空虚的现象。
同样，科举制的社会功用并不止于教育。它在整个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但是，清季人在改革和废除科举制时基本只考虑到其教育功用并试图加以弥补。科举制的其他社会功用，有些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不在时人考虑之中，自然也谈不上填补，但其社会后果却是长远的。
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最高一层即在京城，同时更于京师设大学、太学、国子监、翰林院等，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职业“言官”。这些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起着思想的社会聚合作用。结果使京师不仅为政治中心，同样也是全国性的思想言说中心，士人的思想多以京师为依归。龚自珍以为，京师的重要，很大程度上即在其能聚集古今典籍，供天下有心人观览，故此游士云集，人文荟萃。换言之，京师的地位，正在其能为天下思想中心并能吸引天下有识之士。
在龚生眼里，帝王和士人间显然有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互动关系。双方既相互依托，又实存竞争。由于士人是“四民之聪明喜议论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议论”。故对“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所以，历代帝王在京师广置乐籍，也是为了以声色“箝塞天下之游士”。
但帝王需要集多士于京师参政议政是很明显的。唐太宗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其实也不无此意。到京师不能为思想言说中心，即政治中心与言说中心两分时，多半已是乱世而非治世。
明清鼎革，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士人或不仕二朝，或不仕“夷狄”，多散居山林。几代人后满汉意识渐淡，京师乃复为思想言说中心。太平天国起，政治权势从中央往地方倾移，封疆重臣的幕僚集团已有形成言说重镇之势。洋务运动起而新学兴，新学的中心却在东南，京师已渐失竞争能力。戊戌变法时京师一度有成思想中心之势，但转瞬星散。庚子义和团事发，京津士人四出避乱，而新老趋时名士多集中于上海，隐然成一新言论重心。虽然为时不长，且各方意见很不统一，但也成为不少新人借以成名的机缘。故梁启超的文章方风行于海内外，而章炳麟、蔡元培、吴稚晖等言论界新人已露头角。江南言论重心由两广而湖湘而江浙，虽半由偶然，却不可忽视。到科举废而新旧攻守之势异，言论中心更随之而转。
汪康年在废科举后的1907年指出：“政府者宜多方罗致，使四方有怀欲陈者悉趋而麇聚于京师而上之于朝廷，使全国人心皆以京师为依归，而朝廷亦得听采之益……今使四方之奇人杰士，末欲至京师而散处于山颠水涯，或远适异国，而各为其所欲为，如是则京师谓之空无人焉可也。不特此也，奇人杰士之踪迹，不向于京师则必背于京师。踪迹之向背，即心迹向背之符也。”汪氏可谓深得思想与社会互动之机。他观察到：“今士至都者，不为官则为学堂教习，否则以考试，无他目的也。”盖朝廷“若以富贵为招，则来者皆志在禄糈，而于国家无与”。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令静整宏达之士，以报馆之名，使首建议论于都中而布之四方。使都城与各省互相开引，而妄谬欺蠹之官吏，亦有所惮而不敢肆。以士招则士至，以言招则言至。士至言至，则天下之人心皆至。如是则朝廷之势不孤，而国事亦有所倚矣。”
清季学制既改，士的社会来源断绝，养士的翰林院已不复能起思想的社会聚合作用，而新办的京师大学堂也未能集中人才。恰如汪康年所言，京师既不能为思想言说中心，又不能与各省互相开引，则清廷势益孤，垮台是早迟的事。在道治二统两分的情势下，民国后蔡元培主北大，颇能在北京重建全国思想言说中心。这部分是因为趋新已成全国风向，东南之新学优势顿失；留学生欲为官任教者，齐聚京师，北京俨然再成中心。但因北京政治及教育皆不能保持稳定，不仅未能形成真正的全国性政治中心，且言论中心也于数年间聚而复散。北伐前后知识人纷纷南下，却也未能在南方形成全国性的思想言说中心，中国言论中心自此不存。
中间主干之位既虚，遂给边缘人造成机会。同时，由于科举制废除而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缺乏，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规律”的需求而崛起，是知识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的又一重要原因。
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治二统两分的直接结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以应付新的局势。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亦无非新型翰林院也。且清季士人心态已变，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就主张读书不为做官。他在1904年对新进士金梁说：“京师人才所萃，来者皆志在得官，君当以求学问为先。官岂可求，唯学问必求而始得尔。”
可知彼时不仅政治中心与言说中心两分，而主事者竟然以为分开才是正常，士人观念已大转。民国后学生已平民化，蔡元培长校后更要驱除“科举时代思想”，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科举已去，官吏不复要求资格。若大学仅为学术研究之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民国政府及彼时知识人，显然未能认真考虑此一重大问题。民国官场之滥，即从为官不要求资格始。国无重心，亦因官场之滥而强化。科举之时，士是大夫的来源，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如今士与大夫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人，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即职业官吏。
但大夫既然不从士来，又并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民国成立，军焰熏天”，便是时代的写照。
有人曾与民国报人王新命谈起他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王氏回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
正是典型的时代认知。
不过，“出将入相”终非正途，且将也并非都能相。在中国的传统选举制度已去，而又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时，新的大夫渐渐只能如梁启超所说，多从不事生产的社群中来。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国的伴生物的时代，也就出现了像孙中山那样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新的社群。王新命的话，其实也不无士大夫意识的残存。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显然忽略了近代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业者，特别是近代渐具独立身份认同的绅商。
不管知识人主观上是否有与这些新兴社群争夺社会权势的愿望，它们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知识人的边缘化。
教育制度改革的另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是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传统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然后到城市为官。旧制即使读书做官，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读书人多半要还乡。这当然不止是人员的流通，它还意味着信息、资金等多渠道的流通。更重要的是，它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新制则大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整个社会的循环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中止了。
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也没有产生出什么因应的措施。所以到民国后，章太炎指出：“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所谓“智识阶级”，其实就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产物。太炎更敏锐地认识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就产生了城乡“文化之中梗”。
民初的知识人学洋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正是城乡分离的明证。
而教育改革、特别是科举制的废除，也是大量边缘知识人出现的一个直接原因。在科举之时，读书人“向学”之心从少到老不疲，清代便有百岁童生的盛举。但新学堂收生则有年龄限制。起初虽不乏二十岁上下的中小学生，但过三十者即极少见，以后入学年龄限制更越来越严。换言之，科举制废除的当时，就断绝了已成年而尚未“进学”的大量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再以后，任何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若还未跨入知识人阶层，就已不再有希望。而从清季起直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与同时期中等教育的毕业生相比，一直相对微小。从这个视角看，近代教育的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影响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人。
近代中国特别是民国初年的各边缘人集团中，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人是最值得注意而迄今尚未得到足够注意者。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初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从而进入留学菁英群体，但其对社会承认的期望却不比上述任何一类人差。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菁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菁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
对这样一种社会群体的界说，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既不适用，近代西方的社会分类标准也觉勉强。过去有些学者不免将其拔高，如周策纵先生不仅将“五四”前后的初高中学生纳入知识人的范围，而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旅欧华工中的识字者也归入知识人社群。
这样的分类，不论以中西当时和现在的标准，均觉勉强。美国学者朱丹（Donald Jordan）也将20世纪20年代的中学生列入“上层菁英”（elite）之中。
自下而上看，或稍近；若自上而下看，恐难入流。但这些学者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正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这一社会群体的边缘特性，也提示出边缘知识人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
这些人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人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他们不像鲁迅那样有固定收入可以抄碑帖排遣意绪，也不像胡适那样可以在大学获取有面子的高薪教职。与鲁、胡一样，他们每日目睹中国在西潮冲击下的败落；与鲁、胡不同，他们同时看见自己生涯的无望。这样的双重失意惆怅，使边缘知识人比别人多一层烦恼焦虑，因而也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较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即使生活改善不多，到底是为一种更大更高的目标而生存、而奋斗。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和实际的参与都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
同时，由于边缘知识人不论身心都徘徊在城乡和菁英与大众之间，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联系和沟通城乡及菁英与大众的功用。所谓边缘，本是双向的，即一脚踏在知识人一边，一脚踏在不能读写的大众一边。这样一种两可的特性，使其有时恰更容易被双方接受。知识人可见其知识的一面，大众则见其通俗的一面。
近代中国既然是走在所谓现代化的路上，其大方向总的来说是在向西走。而知识菁英的西向程度是远超过大众的。钱穆就从义和团事件中看出上层知识人与大众在民族主义方面的疏离。他说，近代中国知识人“天天把自己从西方学到的许多对中国民众并非切肤之痛的思想和理论来无条件地向他们炫耀夸扬。外国的件件对，中国的件件不对”。实际上，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的一般民众，对此“会发生很大反感”。
这里面的关系当然还更复杂。知识菁英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不是那么强烈，但其内心深处实际的民族主义关怀，实不稍让于大众（详另文）。但是，一般民众认知中的知识菁英，当然只能来自其表现出来的部分。钱氏观察到的现象确实存在。
胡适还是一个边缘知识人时，虽然自己一直在下大功夫学英文，却也在《竞业旬报》里鼓励世人要“使祖国文字，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底，便稀奇的了不得。那还算是人么？”
可知当时学了几句ABCD，确实可以“稀奇得了不得”。而这里流露出的对那些能说ABCD者既羡慕又憎恨的边缘知识人心态，也是非常传神的。胡适后来成了知识菁英，心态为之一变。也曾用“几句爱皮细底”去“威慑”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家。但近代多数没能学会“蟹行文字”的边缘知识人，确实是在追逐西潮的同时对西化菁英有某种不舒服的感觉。
那时不仅存在知识菁英与一般平民疏离的现象，而且还有自晚清以来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discourse）的疏离。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新青年》的出现，使不少留英美学生参与到国内思想言说之中。尽管疏离并未完全弥合，仍基本改变了留美学生自说自话的状态。与此同时，文学革命那面向“一般人”的倾向，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渐居主动地位时，也带来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馈。
特别是胡适所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的主张，适应了近代社会变动产生出的一大批边缘知识人的需要，故能够一呼百应、不胫而走。“五四”学生运动前后，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从社会学的层面看，新报刊也是就业机会，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白话文运动对这些人有多么要紧，而他们的支持拥护会有多么积极，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文学革命无疑给边缘知识人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的确，正是向往“上层”的边缘知识人，才是西向知识菁英的真正读者听众和追随者，有时并将其所接收的再传布给大众。故在知识菁英面前，边缘知识人代大众而为一种想象的听众；在大众面前有时又代菁英执行士的社会领导作用。这样的中介功用，至少部分弥合两者的疏离，但有时也可能造成双方虚幻的接近感。
边缘知识人在对大众立言之时，其口号仍基本是从知识菁英那里传承来的西向口号，这是近代中国全社会或多或少都有尊西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边缘知识人也有自己的思想，故在沟通双方时，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愿望和观念转移到两者身上。更因其中介功用的不可或缺，结果不但影响双方，更有因替代而成真的情形。钱穆观察到的菁英往西走而大众民族主义情绪尚强的现象，部分也有边缘知青的作用。盖西化口号下所包含的实际内容，经边缘知青转手后，到一般民众那里已大为淡薄。如果说近代中国人表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一个自下而上逐渐淡化的现象，可以说其西化倾向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淡化过程。这里面边缘知识人的中介作用，是有特殊意义的。
而且，正因为边缘知识人所掌握的中西学均有限，反容易自以为“已学通”而行动更大胆活泼。他们的行动能力的确是超过知识菁英的。林白水早已表达了读书人“最不中用”，只能“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的认知。他为证明读书人没用，进而说：“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利[厉]害可怕得很。”不过，林氏马上又指出：“书虽然来不及去读，报却是天天要看的。”
可知他所针对的，正是那些不太算得上“读书人”，却又还能看报者。正因为边缘知识人胆大肯干，一般民众渐得出他们在“干”而知识菁英只会“说”的认知。
这样，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目的本来是要弥合士人与大众的疏离，即胡适所说的要合“我们”与“他们”为一体，故曾努力“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
但其尊西的取向，恰又扩大了双方间的疏离。四民社会中士人本是社会其他阶层的楷模，这样的疏离当然对新型“士人”的楷模地位大有毁损。近现代知识菁英既然连与大众沟通都困难，也就难以充分填补因士的来源中绝而出现的社会领导空缺。而胆大肯干的边缘知识人，反能部分取代知识菁英以填补此社会领导地位的空缺。
这就是章太炎、胡适所见的民国人物不能持久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两人自己，也在此循环之中。胡适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约两年后，戴季陶也说，辛亥革命后政治局面虽一年数变，但“变来变去，在政治这一个舞台上的背景、脚色、排场、科白、表情，都是差不多”。
换言之，这么多年中国并没有造出什么“新角色”。古董而且旧，其过时自不待言。据胡适那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
胡适曾以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与章士钊共勉，因为他们“同是曾开风气人”。但是，这些“曾开风气人”都在开风气之后不久就“落伍”。正如曾开一代风气的“新党”代表梁启超的境遇。但胡适以为，梁、章的落伍是不同的。梁氏“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梁所跟着跑的“少年”，正是胡适等人，当然可爱。章则不然，他不但不跟着少年跑，而且攻击梁说，“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所以胡适说章甘心落伍而不甘心落魄，不得不站到反对的一边去做首领。
其实，梁启超的落伍，部分也因为他并不仅仅是跟着跑。钱基博说，胡适归国，“都讲京师，倡为白话文，风靡一时”。梁启超“乐引其说以自张，加润泽焉。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但“梁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
一个人是否落伍，即在于是否“跟着少年人跑”，颇能提示那时的时代风尚。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想“调节其横流”，必先“跟着少年跑”；如果不“跟着少年跑”，也根本就无法“调节其横流”。
但若“调节其横流”的苦心超过了“跟着少年跑”的努力，仍要落伍。
在某种程度上，能有较长远的政治思虑，也是社会分工上已不再为四民之首，而在思想上多少还能为社会指方向的民初知识人存在的一项主要社会价值。故在民初的北洋时期，才有些自以为是社会中坚、却因道治二统的分离而独善其身的“好人”出来努力影响政治，甚至有组织“好人政府”的想法。这正是重心已失，却还有些余勇可贾的时候。但“好人”之必须“出”，实即其已不再居于社会中心的直接表征。“好人政治”的失败本身，近一步表明这些“好人”不能像传统的士那样作为政治的重心。
知识人既然已不能为社会指引方向，其存在价值自然就进一步降低，不得不让位给具体做事的边缘知识人。“好人”们既然自知无用，大家或者学俄国的虚无党“到民间去”；或者如胡适所认知的那样去追赶时势，以“免了落后的危险”。到20年代生胡适与死孙文论“知难行易”还是“知难行也不易”，观点虽对立，但都着眼于“行”的青年，正是“知”和知的载体都已差不多到头，只好让位于“行”和行的载体的一个表征。
本来近代中国不论思想社会，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恰与“新的崇拜”相表里。崇新则自然重少。从逻辑上言，中国传统既然黑暗，则越年轻当然受害越少也越纯洁，故少年才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所以鲁迅宁愿自己来肩负那“黑暗的闸门”，让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钱玄同更主张将四十岁以上的人全杀掉。他们无非都是眼盯着那较纯洁的年轻一辈。在此重少的流风所被之下，更形成一种老师向学生靠拢的新风尚。上层知识人反向边缘知识人看齐，世风为之一变。
到1946年，闻一多自问道：中国的老师和学生“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答案自然是老师向学生学。因为“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
1948年闻氏的朋友朱自清去世，许德珩在挽联中说：朱氏“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学生学”。
真是那个时代做教师者“跟着学生跑”的最好写照。
这也是民初社会变动的思想语境。如上所述，边缘知识人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本就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人的队伍，也增强了他们的影响。白话文本身又为日后的标语口号演说等政治行为的兴起埋下了伏笔。故苏俄式的群众政治运动方式尚未引进，其在中国得以风行的土壤已经准备好了。“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京、沪新闻出版界立即开始大量启用大学生，各政党则同时注意在中学生中发展力量。
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倡在先，边缘知识人自觉在后；他们一旦自我觉醒，参与意识更强，就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到20年代，李璜已在抗议各政治党派驱使利用中学生参政而造成其流血牺牲。
鲁迅到广州也发现北伐军中拼命的原来竟是学生辈。
此时边缘知识人无疑已渐成中国政治力量的主力军。
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边缘知识人第一次既是政治运动的主力军，又部分是其领导中心；而且恐怕是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20世纪中国各政治运动的成败，常视其能否吸引和容纳大多数边缘知识人而定。同时，边缘知识青年自身也要受时代激进趋势的影响，其激进也随时代而进步；而且他们一旦激进起来，其速度又比老师辈更为迅猛。
君不见“问题与主义”论争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此时基本是站在主张研究“问题”这一边的。同样，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前后给胡适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钱玄同还要温和得多。恽代英主张“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他觉得更有成效的办法是“把孔子的好处发挥出来”，以平旧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证明旧派其实不合孔子之道。恽氏已认识到那时的“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
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
新派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胡适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这一确切答案，似乎也未准备好其他方面的具体解答。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会增强中国的乱象。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可知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是远过于老师辈的。“五四”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划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站在更温和的胡适一边。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力反对之。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而“行”的载体的地位一上升，又反过来影响思想演变的走向。中国思想权势又出现新的转移。余师英时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
老师向学生学习既然成了终生的目标，则学生喜欢的，老师也不得不学着去喜欢。这当然是有一个过程的。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由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
陈独秀在1918年底所作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在1919年也曾喊出“拿英美作榜样”的口号，不久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威尔逊从“第一好人”变为“第二伟人”，正是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的象征。
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的冲击而解体，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序幕。社会结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科举考试内容已重新学胜于旧学，中国腹地不能接触新学书籍者已难以通过考试。实际上，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已与传统的士大不相同。
思想权势的转移是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伴生的。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人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知识人与传统的士的一大区别即其已不再是四民之首，而是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道统与政统已两分，而浮动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疏离。再加上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新兴社群的崛起，知识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同时，科举制虽废除，而并未代之以新的官僚养成体制，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身处城乡之间和菁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人尤其适应近代中国革命性的社会变动。崇新与重少相表里，在此大趋势下，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老师反向学生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同时，近代新的崇拜虽因失去思想、社会重心而起，当其成为“风气”之后，又反过来强化了中间主干之位空虚的现象。崇新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不断地追求进一步的新，则“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固亦宜也。一般老百姓，固然要不断追求更新的偶像；就是已成偶像者，也要不断地破旧，以证明及维持其新。可是新总是相对于旧的，一旦旧被破除，新也就不成其为新。如是则既存的偶像转眼已旧，不得不让位于更新者。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个大家可接受的持续象征，于是中间主干之位空虚就成为近代中国持续的社会现象。
不过，近现代中国知识人尊西崇新，其潜意识里也未尝没有以夷制夷这个理学模式传统的影响在。其学习西方之目的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最终凌驾于欧美之上。在此情势之下，民族主义乃成一股大潮。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主义运动有其特殊的吸引力。边缘知识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从不值一文的白丁（nobody）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菁英知识人也在这里发现一个选择，即一条通往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
如果可以把走进象牙塔这种与大众的疏离视为传统之士的内在超越性的某种外在社会化，则经民族主义运动而回到与大众的接轨就是一种超越的超越，即外在地超越于内在超越的社会化。故即使仅从这一层面看，民族主义运动为知识人的边缘化和新兴的边缘知识人都提供了某种出路，其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自然非其他主义可及。
但民族主义只能提供出路，却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重心既失，边缘人打了天下后仍面临是以自己为中心独治还是重建一个社会重心来“共治”天下的问题。蒋介石在北伐结束后曾感叹说：“今之行政机关所最难者，不用一旧有人员，则手续多有不便；用一旧有人员，则旧有之积习，照随之而入。”
此语固有其特定的指谓，但多少透露出那种独治也难，共治又无所与共的窘境。
胡适在北伐统一之后不久仍说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已失败，即因为他一生追求的“再造文明”的目标并未实现。近代重心之失的根本，还是中国人已失其故，缺乏一个重建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即使“收拾”来一些西方的学理，仍谈不上对外来思想资源的消化、借鉴和利用；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更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和政治的重心。重心不立，则乱多于治的现象必然反复出现。所谓“再造文明”，正是要重建这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胡适提出的这个任务，仍有待完成。
据原刊《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的《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