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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这一过程主要是在美国资本的“滋润”之下完成的，德国经济对美国资本的依赖也越来越强。
1929年10月29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暴跌，由此引发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经济既脆弱又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因此不仅很快卷入，而且受到沉重打击，工业生产指数退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水平，与美国“并肩”成为生产下降幅度最大的两个国家。
在经济大危机期间，德国总理一职大部分时间由布吕宁担任。他应付经济危机的主要对策，是恪守传统的紧缩政策，用“增收节支”的办法求得财政平衡。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得到维护，大农户也占了便宜。而中下层民众则成了牺牲品。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大量开征新税，几度颁发减薪和紧缩社会福利开支的紧急法令，裁减了约1/3的政府职员。这些措施不仅减少了德国社会对商品消费的“有效需求”，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危机，而且打击了中下层民众，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
在经济危机期间，随着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他们的心态和政治要求也发生变化。美国作家约翰·托兰曾在《阿道夫·希特勒》一书中描写道：在德国，“仇恨像瘟疫一样在全国扩散，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把矛头对准了比他们幸运的人。被迫关门的小店主们诅咒大百货公司；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仇视仍有工作者和‘老板们’；数以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发现前途被堵，把绝望情绪发泄在各类用人单位上。经济危机几乎打击了每个阶层。农民的税收负担，如牛负重，而农产品价格又低，他们鄙视城里人；而数量庞大的失业‘白领’又嫉妒农民，因为他们有庄稼可收”。
德国失业工人
经济危机期间，德国民众的政治要求集中表现在2个方面：
第一，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要求得到强有力的国家保护。正如1930年8月德国“左”倾自由派时事评论家利奥波德·施瓦茨所描述的那样：“从每一次谈话中，无例外地会从谈话中感到，像有一股毒气向你扑来似的情绪，忧虑、不安、疲惫、反感、愤慨和歇斯底里构成的6000万倍的混合物，这种无法言状的也难于描述的情绪本身就是一个祸根。”“一种要求变革的炽热愿望”遍及整个德国。求变的心情如此迫切，以至于并不重视变革的方向，可以向左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因而使得德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在经济危机期间得到发展，也可以向右走向专制独裁，为纳粹党的宣传鼓动提供舞台。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社会上封建残余和军国主义势力浓厚，第二帝国时期俾斯麦在实行铁血政策的同时，曾经对中下层民众实行过国家保护，因而德国民众并不害怕可能通向专制独裁的变革，只希望变革的力度强一些，足以改变他们的恶劣处境，在变革中得到强化的国家政权有力量对他们实行强有力的国家保护。
第二，由于德国的经济惨状同《凡尔赛条约》及赔偿负担有着直接的关联，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使德国重新加入列强的行列。
世界经济大危机袭来后，希特勒顿时产生一种解脱感。他曾在《人民观察家报》上毫不隐讳地宣称：“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使他们看清楚欺骗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史无前例的欺骗、撒谎和背叛行为。”利用民众的苦难和不满，把他们吸引到纳粹党一边，成为自己获取政权的支持力量，这是希特勒的兴趣所在。
希特勒骗取群众选票的主要手段是扩大欺骗性宣传。他组织数千名纳粹宣传员前往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并到处举行各种群众集会、演讲会、青年集会和火炬游行等活动，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广告和标语，制造声势，以至于有些地方一时成了广告和标语的海洋，甚至看不到空白的室外墙壁。
纳粹头目在拉拢群众的过程中，一方面利用自己出身卑微的有利条件，与中下层民众一起坐车和用餐，介绍自己的身世，努力缩短同群众的距离，以加强宣传的效果；另一方面则在集会和游行中显示纳粹党的实力和权威，向渴望得到“国家保护”的民众提供实例展示。纳粹集会大多规模巨大，四周布满纳粹党旗，冲锋队员组成仪仗队和吹奏乐队，并负责维持会场秩序，纳粹头目在党徒的簇拥下出场，整个会场笼罩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军国主义气氛。
纳粹党还大量使用当时的新式宣传工具，如在会场上使用扩音机，在各地广场上放映希特勒和戈培尔进行竞选演说的电影，向拥有唱机的家庭寄发灌有纳粹头目演讲录音的唱片，利用人们的新奇感来扩大宣传范围。
纳粹党不仅运用丰富多彩的宣传形式，更注重通过宣传内容来吸引群众。他们向中下层民众许下种种美好的诺言，这些诺言一部分源于纳粹主义理论，更多的属于希特勒针对群众的需求所作的欺骗性宣传。在做欺骗性宣传时，希特勒巧妙地利用了党内激进派的力量和对群众的影响力。
纳粹党针对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心情，更加疯狂地攻击魏玛共和国和民主政体，颂扬独裁制的优越性，许诺纳粹政权将向全体公民提供强有力的国家保护。
纳粹党向失业工人许诺要消除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和面包，并进而保证“要打破占有的特权，要把德国工人的解放扩大到分享红利、分享所有权和分享领导权”。
城乡小资产阶级群众一向是纳粹党重点争取的对象。1930年，该党向国会提出《商店——分店税收法》和《订货法》等提案，要求“保护日益受到大企业严重威胁”的个体商贩，“国家或地方的订货，国防军的订货，以及私人企业的大批订货，尽可能由手工业和中小工商业承担”。1932年，该党又提出《迅速提供就业——战胜危机纲领》。其中鼓吹：要“开拓土地；建造独户住宅；修筑公路，以减少失业”；“由国家资助，使中小企业继续生存”；“以牺牲大地产为代价，增加中、小农数量”。同年，该党还成立了“工商业中产阶层战斗同盟”，要求接管大百货公司，统一国内商店和消费合作社的商品售价，以行政手段来抑制大商店的价格优势。
1930年3月，希特勒任命入党不久的农业部专家瓦尔特·达雷为纳粹全国农民领袖。达雷曾在1929年和1930年出版过《农民是北方种族的生命之源》和《乡土与血统产生新贵族》两本书，书中宣扬：农民的血是生命的源泉，生命滋生不息，祖国乃得昌盛；土地为农民耕种，生产人们的衣食之需。他还主张在不改变财产制度的前提下，国家通过贷款帮助农民建立“世袭农庄”，使农民成为“血统与乡土”的新贵族。希特勒竭力推崇达雷的理论，宣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将取代容克组成新的社会力量”是错误的，未来的统治层应该由“经过斗争筛选的不同来源的人士所组成”。达雷担任纳粹全国农民领袖后，拟订了一个取悦农民的《农业纲领》，大搞“农民崇拜”。纲领宣称：“供养民族的农民阶级对于民族有极大的作用”，农民是“全体人民中最纯洁的分子，民族新生命的源泉，我们军事力量的骨干”；“一个坚强的农民阶级的存在，乃是民族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点之一”。纲领规定取缔土地投机，禁止地产抵押和拍卖，国家在土地交易中享有优先权。纲领还向农民许诺，“在尽可能公道的条件下，得到经营土地的资金”。
纳粹党还利用全体民众痛恨《凡尔赛条约》，希望民族自强的心理和要求，进一步扩大民族复仇主义的宣传。希特勒利用一切场合重复他在《我的奋斗》等书中发出的复仇主义叫嚣。他声称，要使战败和混乱不堪的德国在阳光下占有比以前更加伟大的地位，必须建立一个新帝国，这个帝国以日耳曼人种为基础，确立元首的绝对权力，为成为“地球的主人”而奋斗。他宣称，新帝国不仅要恢复1914年的德国疆界，而且还要“扩大空间，开拓世界，必要时使用刀剑开辟道路，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遭到经济危机沉重打击的中下层民众，被纳粹党的宣传形式所吸引，并各自在纳粹党的宣传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于是大批涌进该党。从1929年到1933年，纳粹党员人数从17.8万逐年上升到35万、80万和100万，其中约2/3为职员、独立劳动者、官吏和农民，1/3弱为工人。1930年9月，德国举行国会选举，纳粹党获得640.96万张选票，占选票总数的18.3%，获得国会107个席位，从一个国会小党一跃成为第二大党。
希特勒初步拥有了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的资本。
经济大危机期间，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变化。由于美、英、法等既得利益国家组建起区域性经济和货币集团，堵住了德国经济向外渗透的缝隙，使德国的对外贸易量一落千丈，危机进一步深化。另外，民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日益强烈，社会政治秩序激烈动荡。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希望找到一把“双刃剑”，对外能迅速调整国际格局，使德国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并进而夺取势力范围，对内能控制民众，稳定社会秩序。
但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对内政外交具体方针的要求也有所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德国政治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两大垄断集团。一个以加工工业和输出工业为主，其核心人物包括当时最大的输出商和制铁工业家奥托·沃尔夫、西门子电气公司巨头卡尔·冯·西门子、德国工业协会第一主席及法本工业公司监事会主席卡尔·杜伊斯贝格等。另一个由鲁尔区的重工业巨头组成，其首脑人物包括著名的煤钢大王基尔道夫、蒂森等人。前一个集团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而且同国际资本特别是英国和比利时的资本有着广泛的联系，因而对内拥护魏玛共和国，对外主张接近西方国家。后一集团是德国财政资本中最具有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要求的派系，其利益因《凡尔赛条约》丧失了阿尔萨斯-洛林、上西里西亚等主要工业原料基地而受到较大损害，所以一开始就公开反对凡尔赛体系和赔偿义务，要求立即着手全面武装德国。这个集团中的蒂森和基尔道夫等人，较早就同希特勒建立了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纳粹党。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鲁尔工业集团逐渐把希特勒定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1930年11月27日，蒂森在德国工业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公开呼吁发挥纳粹党的领导作用。不久，基尔道夫利用自己在矿山联盟中的地位，作出一项决定，规定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所属的企业，自1931年1月1日起，每售出1吨煤就提取5芬尼
资助纳粹党。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开始支持纳粹党，其中包括沙赫特和德国金融界著名报纸柏林《交易所报》经济编辑瓦尔特·丰克等，形成了以鲁尔区重工业巨头为核心的“纳粹工业集团”。同年秋，化工巨头凯普勒联合愿意帮助纳粹党夺取政权的资本家，组建了“凯普勒集团”，从经济和政治上策划扶助纳粹党上台执政。
前一个资本集团仍然反对纳粹党。然而，随着危机进一步深化，该集团内部围绕应付危机的决策问题产生新的分化，就是这一分化给了希特勒可乘之机。
1931年冬，德国的高失业率已经成为直接威胁统治的严重社会问题。克虏伯、沃尔夫等人支持全德工会联合会提出的发展公共事业以解决就业问题的建议，在前一个资本集团内部分化出“左翼凯恩斯主义”集团。杜伊斯贝格、西门子等人反对这一做法，主张鼓励私人企业扩大生产，使其自发地繁荣市场，由此形成了“右翼凯恩斯主义”集团。
德国垄断资本集团重新分化组合，使希特勒争取垄断资本的进程大为加快。
纳粹党同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颇为曲折微妙。
啤酒馆政变以前，两者的联系甚少。1921年，希特勒曾在汉堡民族俱乐部向资本家作过一次演讲，除吸引个别中小企业主外，没有受到普遍重视。但通过这些企业主，希特勒结识了鲁登道夫和蒂森等大人物。后者曾于1923年向纳粹党捐赠10万马克。但是从总体上说，由于垄断资本家对纳粹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要求心存疑虑，希特勒又把群众性的暴力活动奉为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因而在这段时期里，纳粹党同资产阶级的交往主要限于巴伐利亚地区的部分中小企业主和商人。他们也没有把希特勒认作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而是视为某种下层黑社会集团的头子，给予若干金钱资助，用以对付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希特勒决定走合法斗争的道路。他出狱后，一方面力拨纳粹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加紧同垄断资本家拉关系。
在这段时期里，希特勒通过各种途径，频繁同大资本家接触，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解释纳粹党的纲领，打消他们的疑虑。1926年2月，希特勒第二次在汉堡民族俱乐部向资本家作秘密演讲，随后3次在埃森、1次在柯尼斯温特作长篇发言，并周游鲁尔和莱茵地区。1927年6月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同基尔道夫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密谈。事后，基尔道夫要求希特勒把自己的政见整理成小册子，定名为《重新崛起之路》，在资本家中间广为散发。这次密谈是这段时间内希特勒与大资本家政治性聚会中最重要和最典型的一次，从中可以窥见希特勒同大资本家政治性谈话的基本内容，即鼓吹武力扩张、独裁统治和民族沙文主义。希特勒在演说中特别对纳粹的“社会主义”作了解释，说这是一种仅限于向民众提供衣食娱乐的社会政策，目的在于争取工人，建立起一个消除阶级对立的民族共同体，为工业家带来更多的利润，它并不触动私人财产，与经济和政治决策无关。
这一时期纳粹党取得的主要进展，是希特勒把自己的影响，从主要在下层扩展到企业界和政界的上层，从主要局限在南德巴伐利亚地区扩展到整个德国，把啤酒馆政变以前与资本家之间带有个别性质的、不稳固的联系与资助关系，发展成经常的联系和定期的资助关系。不过，当时纳粹党还不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主要资助对象和政治代表，从全国范围来说，工业界的政治基金大部分给了其他政党。
经济大危机期间，希特勒在拉拢中下层民众的同时，开始积极而有步骤地讨好资本家。据纳粹党新闻发布官奥托·迪特里希回忆，“在继后的几个月中，他走遍整个德国，同杰出的人物私下会谈。选择的约会地点，不是在柏林就是在各州，不是在凯撒霍夫饭店就是在某个偏僻的森林空地。保守秘密是绝对必要的，绝不能让报界有捣乱的机会，否则就会影响到会谈的成功”。同时，希特勒接受沙赫特的建议，由资本家所信任的丰克取代党内元老弗德尔担任自己的经济顾问，1931年12月，又以大资本家凯普勒取代丰克。
1931年10月，纳粹党同民族人民党等其他右翼政党和组织在哈尔茨堡温泉城举行“全国反对派大会”，会议要求布吕宁政府辞职，组建右派政府。会议结成了“哈尔茨堡阵线”，尽管该阵线不久就解体，但是希特勒据此进一步加强了同资产阶级右翼的联系，扩大了纳粹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
1932年1月，希特勒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本家，接受蒂森的建议，取代丰克，亲自到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向300多名资本家及其代表作演讲。他精心准备了演说内容，从分析个人之间存在差异入手，强调保存私有制的合理性，歌颂独裁制，鼓吹“优等种族”有权奴役“劣等种族”；他指责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控制了苏联，并“将逐渐震撼整个世界，把它化为废墟”，声称如果不尽早让纳粹党上台执政，共产党将赢得50%的德国民众，然后把德国推入灾难；他还保证掌权后要扩充军事力量，训练800万后备军，使德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夺取新的生存空间。由于许多与会者是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演说开始时会场气氛冷淡，很多人沉默寡言。但当希特勒讲到快1小时的时候，他的听众便全神贯注。2个半小时的演说结束后，与会者全体起立，向希特勒致以热烈的掌声。尽管大部分与会者没有当即作出实质性的承诺，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把希特勒看作今后运筹中的一个重要筹码。奥托·迪特里希曾在《跟随希特勒十二年》一书中指出：“1932年1月27日将永远是德国纳粹党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这一天，希特勒成功地在德国西部工业巨头中间打开了缺口。”
希特勒同垄断资本相勾结
德国国防军军官团是德国权势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国的具体国情下，没有这股势力的支持，希特勒是难以上台执政的。
纳粹党与国防军之间本来就有着不解之缘。纳粹党党魁希特勒，就是作为国防军的政治调查员，去调查和控制德意志工人党的。大部分冲锋队员和一部分纳粹党员，也曾经是退伍军人。更主要的是，在仇视《凡尔赛条约》、鼓吹扩军备战、崇尚武力和民族扩张政策等政治主张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国防军军官团大多属于社会上层（尽管经过20世纪20年代民主化进程的更换，1932年仍有23.8%的军官出身贵族世家，其他多为军人世家和资产阶级家庭），通常站在代表传统、保守和正统势力的一边。而纳粹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矛头指向合法政府，使用的手段是煽动、街头暴乱、甚至政变。其成员大多出身低下，举止粗鲁，致使国防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之蔑视，甚至心存疑义。
1923年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时，国防军作为整体来说，非但没有支持纳粹党，反而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国防部长格斯勒因《人民观察家报》攻击政府而下令取缔，巴伐利亚驻军首领洛索夫对希特勒的游说反应冷淡，陆军首领泽克特（旧译“赛克特”）则命令洛索夫镇压暴动。当洛索夫跟随卡尔，拒绝执行国防部的命令时，国防部解除了洛索夫的职务。《人民观察家报》则对泽克特和格斯勒发起恶毒攻击。
此后，纳粹党与国防军的关系一直不佳。希特勒尽管很希望获得国防军的支持，但是从控制冲锋队的目的出发，禁止冲锋队与陆军发生联系。国防部则不准陆军招募纳粹党员，或者雇用他们在军火站和补给站工作，“因为该党给自己确定的目标就是推翻立宪制的德意志国家”。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国防军和冲锋队曾在东部边境地区有过密切的合作，那是因为国防军感到东部地区兵力不足，难以有效地保卫边境安全，利用了从右翼到左翼各种政党的防卫组织，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国旗社”，来增强防御能力。就是在这段时期里，希特勒曾于1929年3月就纳粹主义与军队的关系问题发表过讲话，抱怨德国陆军没有像意大利陆军一样，同法西斯运动实行合作。
然而希特勒清楚地看到，纳粹党要在德国执政，没有国防军的支持就绝无可能。他要寻找机会向国防军全面表态，争取得到它的支持。1930年春，乌尔姆卫戍部队中3名中尉军官，因在军内从事纳粹主义宣传并发展纳粹势力而被捕，提交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审。希特勒抓住这个机会，在9月份举行的审讯中亲自出庭作证，把法庭变成向全国发布信息的舞台。他在法庭辩护中表示：纳粹党保证陆军在国内拥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任何想要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纳粹党一定使用合法手段获取政权，党内的“革命”分子已经被开除，以后也将在党内无立足之地；纳粹党成立冲锋队是为了保护党的集会，应对左翼分子的挑衅，绝没有一点军事性质和取代陆军的意思。
希特勒表态以后，一部分军官，如参谋部军官约德尔、乌尔姆第五炮兵团团长贝克等，公开拥护纳粹党。在他们的影响下，波茨坦骑兵团和西里西亚第三炮兵团等团队也开始转向。对大部分青年军官来说，除了因希特勒作出保证而感到宽慰外，纳粹党关于扩军备战的许诺使他们看到了晋升的希望。
不过，经济危机期间纳粹分子尤其是冲锋队员在街头大肆闹事，1932年希特勒又同军人心中的偶像兴登堡竞选总统，阻碍了纳粹党同国防军进一步合作。特别是身为国防部长兼内政部长的格罗纳和新任陆军首领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男爵，继续蔑视和厌恶纳粹党，直到1932年，格罗纳还明确下令镇压武装纳粹分子的暴行，并积极主张取缔冲锋队。只是在1932年连续的政府危机中，国防军领导层进一步发生分化，才使纳粹党有了可趁之机。
随着纳粹党加强煽动性的社会宣传，党内热衷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要求的人再度活跃起来。当这些活动没有影响到同权势集团勾结时，希特勒就把它们作为欺骗性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利用，但是一旦影响到这种勾结，特别是影响到党的发展前途时，他就坚决加以制止，并趁机排斥异己。这样，就导致党内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尖锐起来。
1929年秋，纳粹党在反对新的德国赔偿计划——《杨格计划》问题上，与右翼保守政党结成联盟。同年12月，它又在图林根州的州议会选举中获得11.3%的选票，在此基础上同资产阶级政党一起组织联合政府。这些行动明显地暴露出该党的右倾发展趋向，因而遭到施特拉瑟兄弟的反对。格雷戈尔在纳粹党会议上告诫希特勒：纳粹党如此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资本家、容克、旧将领和高级官吏密切合作，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奥托则惊呼：希特勒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如此下去，民族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任务……是否还能够维持？”一部分冲锋队员也认为“阿道夫背叛了我们无产者”。
1930年4月，萨克森州的工会组织实行罢工，奥·施特拉瑟不顾希特勒的反对，在自己控制的报刊上全力支持。蒂森等资本家向希特勒发出警告，以停止资助相威胁。5月21日，希特勒赶到柏林，在两天内同奥托展开长达7个多小时的争论。奥托指责希特勒“为了用合法手段执政并同资产阶级右翼政党进行新的合作，企图扼杀社会革命”，并要求纳粹党坚持实行工业国有化的方针。希特勒一面高叫：“我是个社会主义者……过去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不会让我的司机吃得比我坏。你所了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一面强调：“大批工人需要的不过是面包和马戏，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理想”，“除去种族革命，再没有别的什么革命，不可能有政治、经济或社会的革命”。针对奥托关于工业国有化的要求，希特勒轻蔑地表示：“民主已经把世界化为废墟，然而你还想把它扩展到经济领域中去。这会是德国经济的毁灭……资本家通过他们的能力发迹、繁荣到顶点，并且根据这种选择——这仅仅再次证明他们是高等种族——他们拥有领导权。现在，你想让一个无能的政府委员会或者劳资协议会——它们什么也不懂——拥有发言权；没有一个领袖会容忍经济生活中出现这种事。”他明确肯定了垄断资本的私有权。
在此期间，戈培尔秉承希特勒的旨意，先后在《进攻报》上发表4篇文章，指责奥·施特拉瑟“只在书桌旁拼凑革命理论，不考虑现实的可能性”，是“膨胀的激进主义精神病患者，手持匕首在大街上疾走”，并号召“开除所有追随者，结束这种路线”。希特勒一面以国会议员之职和18万马克的金钱引诱奥托，要求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同时大力清除其追随者。1930年7月，奥·施特拉瑟拒绝了希特勒的利诱，联合26名北方派领导人集体退党，并呼吁整个党内的“社会主义者离开纳粹党！”
了解奥托在退党后的行动，也许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纳粹运动的全貌。他在退党后6个星期，即联合退党的左翼分子，成立了名为“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战斗同盟”（后简称“黑色阵线”）的纳粹运动分裂组织。该组织出版名为《德国革命》的双周刊，并设计了盟旗。旗帜以黑色为基调，中间饰以红色的宝剑和铁锤，两者交叉，形成×形图案。“黑色阵线”声称自己坚持民族社会主义原则，但反对希特勒对纳粹党的独裁领导。尽管根据奥托的说法，该组织拥有近万名成员，但实际上并未对纳粹党的主体组织构成大的威胁。随着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尤其是“长刀之夜”清洗冲锋队后，奥托等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流亡的第一站是奥地利，1935年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个过程中，奥托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断出版小册子，既披露事件的真相，又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仅1936年一年，就出版了《希特勒往何处去？》、《德意志社会主义的重建》和《论欧洲联盟》3本小册子。捷克危机发生后，奥托先后前往瑞士和法国。法国败降后，他又借道葡萄牙前往百慕大，并于1941年进入加拿大，成为著名的“渥太华囚徒”。因为就在这时，戈培尔发表公开演讲，宣布奥托·施特拉瑟是纳粹党人的“头号公敌”，并悬赏50万美元取其首级。此举迫使奥托四处隐匿，甚至到过南极洲的克拉伦斯岛。在此期间，他开始信奉“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该理论强调利害相关的社会组织要以社会成员的相互依存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构筑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种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中，将充满着民族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精神和非集中化的欧洲主义。
纳粹政权覆亡后，奥托申请回国。由于他是纳粹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遭到同盟国和联邦德国政府的拒绝。他只得写作关于第三帝国和纳粹领导人的文章，刊登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的报纸上。1955年，经联邦德国相关法庭裁决，他终于获准回国，定居在慕尼黑。然而他坚持继续从事新纳粹“事业”，1956年组建了新纳粹组织“德意志社会联盟”，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努力目标，强调所谓“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1974年，他死于慕尼黑。
纳粹党内矛盾的另一表现是部分冲锋队组织的反叛活动。
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冲锋队被政府取缔，禁止活动，这对纳粹运动来说打击甚大。正巧，罗姆在1924年4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当选国会议员，他是被“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组织推举上去的。当了国会议员，不仅可以提前出狱，而且还拥有全国范围内的免费乘车证，活动能力大为增强，冲锋队有望在他的活动下恢复活动。对于这一情况，希特勒的心情是矛盾的。由于他此时已经决定走合法斗争的道路，“捏着鼻子进国会”，冲锋队的地位和作用似乎都应该下降。然而，冲锋队是行动组织，不论对于吸引青年人，还是用于控制街道，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近期来看，由于罗姆对冲锋队情有独钟，他的出狱，是通过冲锋队振兴纳粹运动的极好时机。于是希特勒立即抓住机遇，授权罗姆重建冲锋队：“罗姆上尉是战斗联盟的军事领导者。因此我要求冲锋队员特别是领导人，服从他的命令。那些不能无条件服从罗姆上尉的人，将被视为不再是冲锋队员。”
1924年5月中旬，罗姆召集各地的冲锋队领袖和包括奥地利在内的纳粹党地区组织领导人，在萨尔斯堡开会。会上决定重建冲锋队，并规定以褐色制服作为身份标志，外加卐臂章。由此，冲锋队得名“褐衫队”。罗姆在会上强调了冲锋队的军事性质，但明确规定冲锋队是“纳粹党的战斗部队”。然而，他更大的兴趣在于组建“战旗团”（Frontbann），将所有民族主义政党组织的准军事团体包容在内，尤其是将退伍青年或尚武青年吸引到准军事组织之中。希特勒和纳粹党将为此充当“鼓手”。1924年8月，该团体在鲁登道夫的力捧下宣告成立，在柏林注册，成员数达到3万。但是，罗姆的努力遇到了一系列障碍。首先，该组织的合法性一直遭到政府质疑。尽管罗姆一再声明，“战旗团”的政治目标是将德国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手中解放出来，其具体行动是对青年成员实施军事训练，以此培养他们的服从习惯，同时为国防军提供坚强后盾。但是，有“啤酒馆政变”的先例在前，巴伐利亚政府总是将信将疑，经常寻机找茬，逮捕相关人员。其次，其他准军事组织并不愿意并入该组织，如“钢盔团”就明确表示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啤酒馆政变发生前，罗姆掌管着军火库，相关团体有求于他，他办事比较容易。而此时罗姆已经失去了这一优势。更重要的麻烦来自希特勒。他公开声明不支持“战旗团”，并否决了罗姆提交的行动计划书。希特勒的表面理由是参与“战旗团”的活动可能导致狱中的纳粹领导人延迟出狱，深层原因则涉及究竟谁充当对方的“鼓手”问题。1925年初希特勒出狱后，要求罗姆解散“战旗团”，把冲锋队并入纳粹党的组织系统。而罗姆则坚持要保持“战旗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尽管它可以成为广义纳粹运动的组成部分。
由于在1924年12月组成的新国会中，纳粹运动所占席位从原先的32席骤降至14席，罗姆落选，其行动能力由此大受影响。围绕“战旗团”问题的意见分歧，又使他主动放弃在冲锋队内的领导岗位。1925年5月，罗姆声明退出政治生活，包括放弃对“战旗团”的领导。他很快受困于经济状况，被迫从事出版社图书推销工作和其他“苦力”型体力劳动。1928年末，经德国军官介绍，罗姆前往玻利维亚充当政府军事顾问，帮助训练玻方军队。他的工作实绩获得玻方的好评。
冲锋队的名义领导人，几经更换。1920—1921年，由埃米尔·莫里斯任全国领袖。1921—1923年，由克林泽希任全国领袖。1923年，由戈林任全国领袖。以后历经“啤酒馆政变”和遭取缔，又逢罗姆组建“战旗团”之事。1926年起，由普费弗尔·冯·扎洛蒙任全国领袖。
经济大危机期间，冲锋队发生了较大变化。当时，民众尤其是青年，普遍要求采取行动来改变现状，而冲锋队恰恰是一个行动组织。同时该组织向队员提供食宿，无薪金或失业救济金领取者可以免缴费用。这样，大量的失业工人和青年涌了进去，致使冲锋队成员中底层群众的比例，尤其是失业工人的比例，比纳粹党高得多。如柏林的冲锋队组织，其中67%的队员是失业者。在布累斯劳，关键时刻竟然拉不出一支队伍用于检阅，因为队员们普遍缺乏鞋袜。冲锋队作为行动组织，不论在竞选宣传还是街头械斗中，都充当着急先锋。当希特勒前往各地展开竞选演说时，当地的冲锋队承担了一切保卫和呼应工作：摩托车队为希特勒的座车护卫开道；大批队员在会场上迎接希特勒到来，接受其检阅，并高呼“万岁”；演讲结束后护卫其返回机场。为实施纳粹党确立的“饱和宣传”策略，冲锋队员除了必须穿着整齐、挨家挨户拉选票外，还必须组队作“乡村旅行”，把纳粹的宣传触角伸向每一处穷乡僻壤。如1930年7月，波美拉尼亚600名来自各小镇的冲锋队员步行100千米到一个指定镇集合。1931年10月，数百名来自东普鲁士的冲锋队员穿越数省参加不伦瑞克的群众游行。1932年，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建立了由失业冲锋队员组成的乡村宣传队，到达一个又一个村庄，“他们成了纳粹运动不辞辛劳的驮马”。在争夺街道和宣传场所的械斗中，冲锋队员的伤亡人数明显高于纳粹党员。然而在分享“战利品”方面，由于冲锋队具有更强的草根性，在安排国会议员名单时成了牺牲品。由于冲锋队作为纳粹党的下属组织，不得自行筹款，财务全部由纳粹党地区领袖掌管，因此不少冲锋队员抱怨这些领袖在经费使用方面对冲锋队实行歧视，冲锋队员几成纳粹运动的炮灰。这样，冲锋队再次成为纳粹运动内部的麻烦所在，不过此时的诉求与罗姆执掌时有所不同，更多地代表了中下层民众的要求。当时，很多冲锋队员对希特勒投靠权势集团的行为感到不满，抱怨地区领袖们以每月2000～5000马克的收入过着优裕的生活，而冲锋队员只能一边忍饥挨饿，一边在街头从事打斗或游行，为纳粹运动造势。在少数野心家的挑动下，部分冲锋队组织向纳粹党头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
1930年8月，由施滕纳斯任队长的柏林冲锋队提出7点要求，呼吁希特勒放弃“合法”路线，以暴力行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提名冲锋队领袖为国会议员的候选人，缩小纳粹党大区领袖的权力，并给冲锋队维持集会秩序的行动支付报酬。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该队马上作出反应。8月29日夜里，柏林冲锋队员组队采取行动，强行进入纳粹党柏林大区指导处大楼，砸坏了大部分办公用具。翌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的竞选大会上发表演讲，负责造势和守卫任务的冲锋队员中途拂袖而去。
希特勒闻讯后，亲自赶到柏林处理危机。他首先用安抚的手段平息事态，随后于9月2日撤换扎洛蒙，由自己亲自担任“冲锋队最高领袖”，并规定全体冲锋队员必须进行宣誓，无条件效忠其个人。而冲锋队的日常工作，则交给奥托·瓦格纳主持。
希特勒还着手暂时强化冲锋队的军事性质，用以转移其政治兴趣。为此，他专门打电话到玻利维亚，明确向罗姆表示“我需要你”。罗姆本来也有回国之意，接到电话后很快成行。1930年11月6日，罗姆回到慕尼黑，在火车站受到希特勒等人的热情欢迎；《人民观察家报》也专门刊文，盛赞老战士的回归。11月30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召开冲锋队领袖会议，表达了要任命罗姆担任冲锋队参谋长的意图。北德地区的冲锋队领袖们以罗姆存在同性恋问题为理由提出反对意见，但希特勒表示，冲锋队并不是“教育上流阶层子女的学校，而是战斗者的处所”。1931年1月，希特勒正式任命罗姆为冲锋队参谋长，隶属于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的领导。罗姆到任后，果然不负希特勒所望，立即按照自己固有的理念，模仿德国陆军，改组冲锋队的组织建制，以加强其准军事特质。在全国总部一级，分别设立了总参谋部、司令部和训练学院；总部以下，逐级设置各类地区组织，分总队、旅队、区队、旗队、突击大队、突击队、中队和小队，共8级。各级头目一般都由退役军官担任。罗姆本人的声望和其工作热情，使大量的青年涌入冲锋队，冲锋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到1932年底，成员数已达到42.7万。
然而，柏林冲锋队的问题一时还是难以缓解，施滕纳斯的反对声调越来越高。他在纳粹党柏林地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放弃议会选举，采取暴力性的“革命”行动。希特勒亲自向施滕纳斯发出警告：“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冲锋队去做，那就是建立第三帝国。我们遵守宪法也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宪法规定了掌握政权的权利，具体采取什么方式由我们自己决定。”然而，施滕纳斯等人还是于1931年4月1日再次起事。他们纠合了勃兰登堡、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地区的冲锋队领袖，发动第二次叛乱。不久，德国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冲锋队组织也起而呼应。起事者谴责希特勒的“合法”夺权路线，指责他任人唯亲，要求澄清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并宣布废黜希特勒的领袖地位。
希特勒立即在《人民观察家报》和《抨击》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施滕纳斯一伙是钻进纳粹党内的“沙龙布尔什维主义和沙龙社会主义的小丑们”，“将一系列严格说来是属于共产党不断煽动所需要的概念引进冲锋队内”，并要求广大的冲锋队员保持对纳粹运动的忠诚。同时他调动党卫队平息叛乱。希特勒的言行得到国防军领导层的赞扬。
1932年期间，格雷戈尔·施特拉瑟与希特勒之间的矛盾也尖锐起来。格雷戈尔自1926年起担任纳粹党全国宣传领袖，1932年又兼任全国组织领袖，成为纳粹党内地位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号人物。班贝格会议之后，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直到1932年5月，他还在国会演说中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表示“为了获得他们自己的生存权”，人民要求“同黄金、世界经济、唯物主义这些恶魔断绝关系，同输出统计和银行利率的思想习惯断绝关系，……恢复正当劳动的正当报酬”。但是，1929年底以后，随着纳粹党在各个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他对如何处理同旧势力的关系问题也有了新的看法，认为在坚持民族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同保守势力结盟比举行暴力革命“更为可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1930年其弟弟奥托同希特勒发生冲突时，他反而批评了奥托的行动，表示“社会主义不可能由宣布过激的理论词句加以推进，而是有朝一日通过某一民族社会主义的劳动部长颁布必要的法律来实现”。
1932年11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得票数下降，通过这一现象，格雷戈尔认为希特勒的“合法路线”已经陷于破产，如果纳粹党进一步向右偏转，广大党员将会投奔共产党。因此，他主张纳粹党“应原则上改变路线”，“回到原来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路线上来”，“避免下降为一种反犹主义的经济党”。他还主张，使纳粹党免于瓦解的另一途径是争取尽快执政，在不可能单独执政的情况下，参与组阁也比在野强。当时希特勒既坚持要自任总理，更拒绝改变纳粹党的既定方针。1932年12月7日，两人在党的领袖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希特勒指责格雷戈尔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背叛，格雷戈尔宣称希特勒的计划是“很可耻的”，将使纳粹党陷入绝境。翌日，格雷戈尔宣布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前往意大利“疗养”。希特勒趁机取消党内“组织领袖”一职，改设“中央政治委员会”，由自己的私人秘书赫斯执掌。这样，纳粹党内以施特拉瑟兄弟为首的反对派就此消散。
1932年，德国的政治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随着经济走势滑入谷底，失业人数也升至顶峰，劳动人民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更加强烈。阶级斗争的激化进一步加剧了国会内外的党派斗争，一年内国会被解散两次，政府3次更迭，再加上兴登堡总统的任期也在这一年届满，全国民众接二连三地被卷入选举的旋涡之中。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纵横捭阖，频繁地分化组合，最后希特勒成了这场纷争的赢家。
首先登场的是总统选举。
兴登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以退休军官的身份重新入伍，担任过德军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被很多人看作是民族英雄，1925年当选为总统，根据《魏玛宪法》规定，任期7年，到1932年春届满，预定这年3月举行新的选举。当时兴登堡已是85岁的老人，年迈体弱，不打算连任总统。但是，资本家“杜伊斯贝格集团”要求他争取连任，布吕宁总理和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施莱歇尔也认为他“是唯一能够击败希特勒的候选人”，劝说他参加竞选。
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采取“取小害（兴登堡）而避大害（希特勒）”的策略，不提自己的候选人，支持兴登堡竞选。
“纳粹工业集团”要求希特勒参加竞选。希特勒既不敢同兴登堡对垒，又害怕因此永远失去右翼保守势力的支持，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同意参加竞选。但是纳粹党避免攻击兴登堡，反而试图利用他的威望来争取群众，提出“尊敬兴登堡，投票希特勒”的口号。
参加总统竞选的还有右翼“钢盔团”头目迪斯特贝格和共产党领袖台尔曼。
3月13日举行全国投票，结果兴登堡获得49.6%的选票，希特勒获票30.1%，台尔曼获票13.2%，迪斯特贝格获票6.8%。由于无人获得50%以上的选票，按照宪法规定，举行第二轮投票。
这时，迪斯特贝格退出竞争，要求支持者把选票转给希特勒。希特勒则租了一架飞机，每天在四五个城市发表竞选演说，演说重点从攻击现行体制转向描绘美好未来。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是：“谁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谁选举希特勒，就是选举战争！”
4月10日举行第二轮投票，结果兴登堡获票53%，希特勒获票36.8%，台尔曼获票10.2%。兴登堡再度当选总统。
在3月13日第一次全国投票之日，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借口已得到消息，说社会民主党的护卫组织“国旗社”将使用暴力来阻止希特勒合法执政，下令冲锋队在突击地点集合，处于“紧急戒备状态”。同时，冲锋队内开始普遍流传“政变”这个字眼。3月17日，普鲁士警察搜查纳粹党大区办事处和冲锋队中心，找到了一些有关冲锋队准备在希特勒当选总统后采取暴力行动的材料。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等州的政府根据这些情况，请求中央政府对冲锋队采取行动。布吕宁总理和国防部长兼内政部长格罗纳接受请求，下令取缔冲锋队，以消除内战的危险。这一行动得到兴登堡总统的认可，他再度当选总统后即签署《保障国家权威性的总统法令》，宣布取缔冲锋队。
格罗纳查禁冲锋队的行动引起了大部分高级军官的反对，他们担心这样做会破坏国防军利用冲锋队防守东部边界的计划。施莱歇尔呼吁兴登堡收回总统法令，或者对等地取缔国旗社。尽管兴登堡于5月3日签署了《保障国家权威性的第二号总统法令》，规定全国一切武装政治团体都要置于内政部长的监督之下，从而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旗社的行动，但是施莱歇尔等国防部官员仍然以辞职相威胁，迫使格罗纳于5月13日辞职。布吕宁邀请施莱歇尔出任国防部长，后者对布吕宁的政策措施不满，自己又怀有政治野心，便回答说：“我愿意出任，但不是在你的政府中。”
1932年，德国的农业危机越来越严重，布吕宁政府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结果加速了自己的倒台。5月20日，政府拟制了一份垦殖法令，打算强制购买不再具有偿还能力的东部庄园，向迁移到此处的农民提供土地。这一措施招致大庄园主的极度不满，他们纷纷向本身拥有东普鲁士庄园的兴登堡总统提出“请愿”，指责布吕宁“已经完全倒向农业布尔什维主义”，要求更换政府。
这时，施莱歇尔要操纵德国政局的野心日益膨胀。他制定了一个所谓“驯服”方案，准备对冲锋队开禁，邀请纳粹党参加政府，以此来扩大政府的国会基础；同时把冲锋队、国旗社和其他准军事组织合并，组成一支由国防军控制的民兵部队。与此同时，他希望选择一个个性较弱的总理在前台执政，便于自己实施幕后操纵，因此竭力劝说兴登堡总统撤换布吕宁。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5月20日，布吕宁被迫辞职。6月1日，兴登堡任命由施莱歇尔推荐的巴本担任总理。施莱歇尔出任国防部长。
巴本内阁刚上台时，经济上基本沿用传统的“增收节支”政策，增加捐税，削减社会保险，颁布法令允许资本家把法定工资削减一半，实行有利于大地主利益的农业定额分配制。但是从8月份起，政府开始放弃紧缩政策，试图用“引爆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如向增加劳工雇佣数额的企业发放“税收有价证券”，资本家可用此充当税款，同时通过分配国家任务和削减企业税收来刺激私人经济，间接解决劳工就业问题。同时，巴本政府还规定实行“进口限定制”以保护国内市场。这些措施从长远来看，也许能够缓解经济危机，但是它们首先使资本家得利，因而引起工人的强烈反对。
同时，巴本履行事先同纳粹党达成的协议，下令解散国会，对冲锋队开禁。并宣布于7月31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
纳粹党紧紧抓住这一机会，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竞选活动。希特勒乘坐飞机，15天内到50个城市发表演讲。解禁后的冲锋队以十倍的疯狂对政敌制造流血事件，企图用暴力控制全部适合从事宣传和演讲的场所。
国会选举投票结果，纳粹党获得37.4%的选票，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比1930年少得69万票，自魏玛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次降为国会第二大党。
希特勒以此为资本，要求像1922年的墨索里尼一样，担任政府总理，并由其他纳粹党人执掌内政、农业、教育、司法和航空5个部。兴登堡不希望在他的任期内爆发全国内战，使自己在德国历史上遗臭万年，他认为纳粹党人嚣张闹事，举止粗鲁，希特勒缺乏执政能力，充其量只是个邮政部长的候选人，因而拒绝任命纳粹党魁担任总理。他要求希特勒与巴本一起组织联合政府，在巴本手下当副总理。希特勒拒绝接受。
纳粹党旋即与仇视巴本的中央党联合。8月30日，两党议员一起选举纳粹党主要头目之一戈林任国会议长。这样，巴本就得不到国会多数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准备再次解散国会，同时打算违反宪法的有关条款，推迟举行新的大选，让政府在没有国会制约的情况下行使类似独裁的权力。这种意在抛弃议会民主制的做法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他们向国会提出一份提案，表示不信任巴本政府，要求取消一切“紧急法令”。纳粹党为了搞垮巴本政府，立即表示附议。结果，该提案以512票赞成、42票反对、5票弃权获得通过。但是，巴本抢在议案生效之前先行解散国会，使政府免于倒台。新的国会选举定于11月6日举行，这已经是1932年进行的第四轮全国性选举了。
大部分资本家已经从巴本政府的举措中得到利益，因而积极行动起来。他们拟出了一份号召书，呼吁选民把选票投给支持巴本政府的政党，这份号召书得到339名“举足轻重的”资本家的签名。11月国会选举的结果，共产党的得票数进一步上升，获得16.9%的议席，而纳粹党的得票率仅为33.1%，尽管仍然保持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比起7月份的选举结果来，减少了200多万张选票。
纳粹党之所以会失利，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首先，经济危机期间希特勒加紧同垄断资本家勾搭，这方面的消息不断被披露，一些群众由此看出纳粹党的宣传中包含着欺骗的成分。其次，一部分资本家也减少了对纳粹党的资助。同年11月初，共产党领导柏林交通工人举行罢工，一部分纳粹党员因为不满现状也积极参加。戈培尔从内心来说反对这次罢工，但是他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我们逃避这次罢工，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就会动摇。在这里，再一次出现了向公众证明的重大机会，证明我们在政治方面采取的方针是出于对人民的真正同情。由于这个原因，纳粹党有意避免采取旧的资产阶级方法。”由于戈培尔作为纳粹党宣传领袖支持了这次罢工，一些资本家不愿解囊资助纳粹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竞选能力。最后，随着纳粹党实力增长，其党徒的暴行也日益增多，民众对此感到不安。1932年8月9日深夜，一伙冲锋队员在上西里西亚一个矿工村里袭击一名睡梦中的共产党员，竟然当着受害者的母亲的面，把他活活踩死。主要凶手被法院判处死刑，然而希特勒竟然向作案的团伙发去下述电报：“同志们！鉴于这次令人气愤的血腥判决，我谨向你们表示我的无限忠诚。从现在起，你们的获释是一个涉及我们荣誉的问题。”这一事件使一部分民众离开纳粹党。
1932年春，“纳粹工业集团”曾经帮助希特勒竞选总统，这一努力失败后，他们并未善罢甘休。从同年6月起，凯普勒纠集一部分资本家，以“商讨就业和财政问题”为名，在每月的第一个周三定期聚会，策划扶助纳粹党上台。纳粹党在11月选举中失利后，该集团极为不安，加快了扶植希特勒的步伐。11月中旬，资本家的代表沙赫特、黑克尔、凯普勒与党卫队领袖希姆莱一起，拟定了一封致兴登堡总统的请愿书，信中要求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表示只要“委任全国最大集团的领袖负责领导一个由具有实际能力和个人才干的人士组成的总统制内阁，就可消除一切群众运动所必然带有的弱点和缺陷，并且把至今仍在袖手旁观的千百万人吸引进来，变成积极的力量”。该请愿书完稿后，由凯普勒转发给约50名大小资本家，征集他们的签名。最后，沙赫特、施罗德、蒂森等20人在上面签了名，其余30人不愿签名，垄断资本家弗格勒出于“不想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原因”没有签名，但表示赞同其中的内容。11月19日，请愿书在政府危机中正式呈交给兴登堡总统。
1932年11月国会选举的结果，使巴本政府仍然得不到国会多数的支持。巴本把目光转向第一大党纳粹党，亲自写信给希特勒，要求他入阁担任副总理。希特勒断然拒绝这一邀请，并且声称，由于巴本政府的政策措施不当，已经把群众赶向布尔什维主义，导致共产党的选票上升，纳粹党不会同这样的政府妥协。
这时，巴本的推荐人施莱歇尔也对巴本日益不满。他感到巴本已经把自己甩在一边，而且意在摆脱国会，实施个人独裁统治。施莱歇尔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最后要么纳粹党上台，要么共产党获取政权。他希望在德国出现一个受国防军支持的总统制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又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构成这一社会基础的，最好是一条横贯所有政党并且集合了全国一切社会政治力量的“横向阵线”。于是，他力促巴本辞职。11月17日，巴本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提出辞呈，被兴登堡总统接受。
11月19日，兴登堡根据部分资本家的请求召见希特勒。他对希特勒的态度比以前大有好转，但是在实质性问题上还是没有让步。他提出，如果希特勒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执政纲领，并且得到国会多数的支持，就能够担任总理，否则只能当副总理。他拒绝授权希特勒组织总统制政府。事后兴登堡曾经这样评论希特勒：“他会精彩地演说，但并不信守他承诺的事情。我无论如何不会把国家政权交给他；我不愿实行党的专政，也不会把德国作为试验品移交给希特勒。”希特勒难以接受兴登堡提出的条件，因为他得不到国会多数的支持。当时，第五大党民族人民党已经拒绝同他合作，第四大党中央党虽然同意给予支持，但先决条件是不实行独裁统治，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和第三大党共产党都不会支持他。纳粹党尽管是第一大党，党内又实行“领袖原则”，因而能够控制住全部的纳粹党议员，但是毕竟只占有33.1%的议席。这样，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愿望还是没能实现。
12月1日晚，兴登堡同时召见巴本和施莱歇尔，商讨组阁事宜。他要求两人分别提出执政方案，然后根据方案来作裁决。巴本提出的方案是：关闭国会半年，依靠国防军和总统的全权实施独裁统治，随后重新制定宪法。施莱歇尔不反对实施独裁统治，但认为这种统治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事前，他已经同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和部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打过交道，估计除了能得到一部分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外，还能获得纳粹党施特拉瑟派60～100名议员的赞同票，这样，他就能赢得国会的多数票。面对这两种方案，兴登堡决定委任巴本再次组阁。
然而施莱歇尔已决计亲自上台执政。在第二天晚上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他宣布陆军不再支持巴本。同时他联合几乎全部的内阁成员，表示不信任巴本。兴登堡无奈，转而任命施莱歇尔组阁。
施莱歇尔以资本家“左翼凯恩斯集团”为执政后盾，基本上留用原巴本政府的阁员，组成总统制政府。为了实现“横向阵线”，他很快把格雷戈尔·施特拉瑟请到家中，要求他出任副总理兼普鲁士州总理。当格雷戈尔准备回去请示希特勒时，抢先得到消息的巴本办公室又抢先把经过歪曲加工的消息传给希特勒，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纳粹党领导层内部的矛盾。随着格雷戈尔在纳粹党内斗争中失败，施莱歇尔组织“横向阵线”作为执政基础的计划很快落空。
施莱歇尔试图消除前两届政府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缺陷，用以拉拢群众，扩大统治基础。他声称自己既不赞成资本主义，也不拥护社会主义，只希望成为一名“关心社会问题”的军人政治家。他就任总理不久，向全国作了一次广播演说，宣布“本政府的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创造就业”。施莱歇尔政府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讨好下层民众的措施。例如，下令不增加新的税收并控制物价，取消巴本内阁关于削减工资和救济金的规定，在东部地区实行补贴无地农民定居的庞大计划，准备耗资5亿马克，发行特别期票，用以扩充劳动就业岗位。在政治上，该政府试图通过“工会轴心”来扩大社会基础，即打算邀请各种派系色彩的工会和团体的领袖，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全德工会联合会、基督教工会、纳粹党的冲锋队等，来担任政府部长，形成拟议中的“横向阵线”。在外交上，打算同苏联举行谈判，延长1926年的《德苏友好和中立条约》，扩大两国的贸易关系。
但是，施莱歇尔作为军方人士，在政界经营时间并不长，根基较浅。即使在军界，也因为不是行伍出身，属于“办公桌军官”，且喜欢玩弄权术，因而得不到同僚们的有力支持。他就任总理后，既没有能够在政治上层集团和垄断资本集团中建立起稳固的基础，也来不及以其社会政策拉拢到工人和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相反，他的某些干预经济的措施，虽然还来不及见效，却已经引起“巴本派系”垄断资本集团的恐惧，认为其政策具有一种“布尔什维克的危险”。西门子甚至表示：与一种布尔什维克的危险相比，希特勒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这一点给了希特勒以可乘之机，他可以借此机会进一步争取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如杜伊斯贝格在1932年7月时，曾经当着蒂森的面，拒绝付给纳粹党任何竞选费用，这时却同意向该党资助10万马克。支持巴本的资本集团正是在这种恐惧心理的支配下，迅速向“纳粹工业集团”靠拢，同意让希特勒上台执政。大庄园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反对施莱歇尔。
进入1933年后，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出现了白热化状态，政坛阴谋层出不穷，人事格局一日三变。
巴本被施莱歇尔搞下台后，一直伺机进行报复。1933年1月4日，他经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牵线，与希特勒举行会晤，商讨倒阁事宜。在会晤中，巴本提议两人合作搞垮施莱歇尔政府，在未来的政府中，由自己担任总理，希特勒担任副总理，或者干脆成立两人地位平等的“双头政权”。希特勒则仍然坚持由自己独自担任总理。这次会晤尽管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架起了巴本与希特勒之间联系的桥梁，为日后两者合作搞垮施莱歇尔内阁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柏林一些报纸用大字标题刊载了这次会谈的消息，使巴本和希特勒都感到颇为难堪。巴本赶紧发表讲话，否认会谈有任何针对施莱歇尔政府的内容。然而，1月9日那天，施莱歇尔的朋友把一名摄影师在施罗德家门口偷拍到的照片交给了施莱歇尔，照片上分别留下了希特勒和巴本心怀鬼胎、鬼鬼祟祟的模样。同时，《每日评论报》也发表了一篇关于1月4日会谈的深度报道。施莱歇尔大为震惊，他一方面恳请兴登堡发话，禁止巴本继续同希特勒举行谈判，另一方面直接与巴本交涉，向他发出警告。巴本竭力否认有关会晤的“谣言”，同时“提醒”施莱歇尔，与希特勒这位元首保持良好的联系，也符合政府的利益。当天晚上，两人发表了一项官方通告：“会谈……表明新闻界从这次（巴本—希特勒）会晤得出的关于总理和冯·巴本先生之间存在矛盾的论断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然而，此时希特勒的策略确实发生了变化。他在无法通过选举获得国会绝对多数、又不能实行暴力夺权的情况下，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以前一直坚持的“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的夺权策略，准备以暂时性的让步换取及早合法上台，以便以总理的职位为据点，利用主要执政党的有利地位，展开新一轮的夺权行动。而巴本则利用自己还没有搬出总理官邸的有利条件，尽快把这一信息传递给兴登堡总统。他在结束同施莱歇尔的交涉后，立即穿过毗邻的花园，悄然去见兴登堡。他解释说，希特勒已经放弃了单独领导政府的要求，并且愿意同巴本自己和其他民族政治家组成一个没有政党约束的政府。兴登堡对此很感兴趣，并请巴本“亲自并严守秘密地”同希特勒保持接触。
1月10日和18日，巴本和希特勒又两次举行会晤，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22日，他们两人与兴登堡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及总统府国务秘书梅斯纳，以及戈林、里宾特洛甫等人，一起举行协商，但是依然没有取得成效。
这时，民族人民党主席胡根贝格也加入了倒阁的行列。1932年12月，胡根贝格曾经向希特勒表示，愿意支持希特勒出任总理，但希望自己能担任经济部长和农业部长。后来，由于希特勒未能当上总理，此事就此搁浅。1933年1月中旬，他又向施莱歇尔表示，愿意进入施莱歇尔内阁，担任经济与农业部长，但是遭到施莱歇尔拒绝。胡根贝格就此强烈反对施莱歇尔内阁。1月17日，他会见了希特勒。22日晚上，民族人民党和纳粹党的代表在里宾特洛甫的家里开始举行两党谈判。
此时，国防军领导集团内部也发生了有利于希特勒的变化。
自从1932年5月格罗纳被迫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后，国防军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就进一步公开化。以陆军首领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为代表的一批军官反对纳粹党单独执政，施莱歇尔从不同的利益和角度出发，也持同样的观点。从1932年年末至1933年年初，两人的关系日益密切，经常在一起商讨政府总理的人选问题，结成了一股势力。然而，尽管他们都不希望纳粹党单独执政，但同时又很担心纳粹党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引起国内政局动荡，招致波兰向德国发动“预防性进攻”。他们认为，一旦巴本和胡根贝格联合执政，必然会导致内乱。1933年1月下旬，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等人几次向兴登堡陈述意见，重点是反对再次任命巴本担任总理。在当时德国政治斗争的特定条件下，他们的行动客观上有利于希特勒上台。
但是，以驻防东普鲁士的第一军区司令勃洛姆贝格及其参谋长莱希瑙为代表的另一派，则极力主张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勃洛姆贝格曾于20世纪20年代末担任相当于总参谋部的“军队管理局”局长，30年代初又兼任出席日内瓦世界裁军会议的德国代表团首席军事顾问，在军内拥有一定的地位。1933年1月下旬，他们两人受召同兴登堡一起商讨组阁事宜。勃洛姆贝格以国防军不足以同冲锋队和党卫队相抗衡为理由，要求组建以希特勒为总理的“民族阵线政府”。
根据预定计划，新国会将于1月31日召开会议。施莱歇尔预计自己得不到国会多数的支持，就在1月23日晋见总统，要求再次解散国会，并推迟几个月举行新的选举，以便自己能在一段时间内摆脱国会的制约。兴登堡要求他履行上台前许下的诺言，设法获得国会多数的支持。施莱歇尔顿时陷入困境。
施莱歇尔离开后不久，巴本求见兴登堡。他建议总统委任希特勒担任总统制政府的总理，暂时延缓一下府院之争。兴登堡断然回答：“不。”
一时，德国政坛陷入困境。兴登堡既不支持施莱歇尔继续留任，也不愿意委希特勒以重任。他尽管瞩目于巴本，巴本本人也有在希特勒或者胡根贝格的支持下担任总理的愿望，但是第一种选择遭到希特勒拒绝，而第二种选择又遇到军方反对。
第二天，1月24日下午，巴本、戈林和另一名纳粹党人弗里克在里宾特洛甫家中喝茶。其中一人提出一个设想，即建议希特勒放弃总统制内阁的想法，领导一个“民族集中政府”，在副总理巴本的支持下建立起一条包括全部右翼政党的阵线，再在这条阵线的支持下解散国会，通过新的大选获得多数议席。该设想很快得到其他3人的赞同。有人认为，这一设想非常重要，以至于可以看作是日后纳粹德国的胚胎和起点。25日晚，奥斯卡·冯·兴登堡经人劝说，也表示支持这一设想。
希特勒在下属的劝说下，再次同胡根贝格交涉。由于胡根贝格提出较高的要求，对话在争吵中结束。
1月28日，施莱歇尔在窘迫中再次晋见兴登堡，请求解散国会。兴登堡明确拒绝，施莱歇尔被迫辞职。当时，他曾不满地对兴登堡说：“我承认您有权撤我的职。但是我不承认您有背着您所任命的总理去与另外一个人结盟的权利。这是背信弃义。”兴登堡平静地回答说：“亲爱的青年朋友，我不久就要上天了。我可以在天堂上观察自己做得对不对。”
当天中午，兴登堡召见巴本，委托他主持组建新政府的工作。他还示意巴本，他已同意“民族集中政府”的设想，但前提是保守分子在未来的内阁中应将希特勒等纳粹党人牢牢地控制住。同时，兴登堡为了阻止施莱歇尔连任国防部长，也考虑到牵制未来的总理，抢先在1月29日任命施莱歇尔的老对头、自己心目中“举止可爱、不问政治的炽烈的军人”勃洛姆贝格担任国防部长。这一举措客观上进一步加强了军内亲纳粹派的地位。
巴本接受兴登堡的委托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幕后组阁活动。经过讨价还价，胡根贝格同意参加政府。纳粹党除了希特勒外，另有2名成员入阁。保守分子在内阁中占了优势。然而直到29日晚上，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一内阁到底是希特勒-巴本内阁，还是巴本-胡根贝格内阁？
施莱歇尔风闻兴登堡已经委托巴本组阁，他认为此举必将引起全国内战。29日，国防军高级将领聚集在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的办公室里，讨论如何改变这一局面。莱希瑙提出一个惊人的主意，他说：“这也许果真是逮捕陆军元帅（指兴登堡）的时候了。”这时，军官餐厅里开始流传起“政变”这个字眼。当天下午，施莱歇尔派遣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同希特勒接触，建议组建希特勒-施莱歇尔联合内阁。希特勒对此不置可否。晚上，施莱歇尔和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迫不及待，又向希特勒和戈培尔发出建议，要求尽快采取行动，逮捕正在向兴登堡总统施加影响的“兴登堡集团”的成员。他们所指的成员，包括巴本、奥斯卡·冯·兴登堡和梅斯纳。
希特勒抓住时机，迅即把这一具有爆炸性的消息通报给兴登堡集团。兴登堡总统和巴本原先还在犹豫不决，得到有关政变的各种消息后，迅速打定主意，同意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
1933年1月30日中午，德国总统府公布一份《国家公报》，宣布“总统已任命阿道夫·希特勒先生为总理”。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并不表明德国已经建立了纳粹专政，但这是通向纳粹专政极为关键的一步。
同时，历史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执政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如果其他力量能够保持警惕，把防范法西斯势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阻止希特勒上台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