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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党成立初期实行的集体领导制，既不符合法西斯主义理论内在的集权要求，也是希特勒实现其野心的巨大障碍，因此他处心积虑地要以个人独裁制取而代之。同时，在纳粹党所追求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两大目标中，存在着把哪一个目标放在主要位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着该党的政治走向。
在德国北部，当时有一个规模大于纳粹党的同类组织，叫“德意志社会主义工人党”。1920年两党曾举行谈判，商议合并事宜，但由于希特勒坚持要对方解散，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纳粹党，致使谈判中断。1921年6月，希特勒前往柏林，寻求泛德协会的资助，并加强同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其他右翼分子的联系。
希特勒进入党的领导集团后，逐渐对其他领导成员发号施令，并常常独断专行，引起众人的愤恨和不满。这时，德莱克斯勒等人趁他不在慕尼黑的机会，试图夺回领导权，并保证纳粹党沿着原来的方向发展。他们首先主动恢复同德意志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谈判，同时打算与南德有相同思想的“德意志社会党”结成联盟，借以束缚希特勒的手脚。
希特勒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立即返回慕尼黑，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予以反击。他利用自己在纳粹党内已经取得的优势，于7月11日声明退党。3天后，他又提出重进领导委员会的条件：当党的唯一领袖，拥有独裁权力，取消委员会，6年内不同其他团体商谈结盟事宜。
一开始，委员会其他成员感到愤怒，甚至起草了一份抨击性声明，印成小册子散发，其中指责希特勒具有“权力欲和个人野心”，“目的完全是利用民族社会主义党作为跳板，来实现他自己不道德的目的，并篡夺领导权，以便利用这个绝好时机，迫使党走上另外一条轨道”。然而几天后，德莱克斯勒等人主动妥协，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
1921年7月29日，纳粹党举行特别会议。会议就希特勒的要求进行表决，结果543票赞成，1票反对。根据投票结果，希特勒担任党的主席，并拥有独裁权力，取消党的领导委员会。失败受辱的德莱克斯勒暂时“升任”名誉主席，但不久就销声匿迹。当天晚上，纳粹党内出现了一个新的称呼：元首
。这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对希特勒的称呼。8月4日，希特勒的心腹埃卡特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文章，正式称颂希特勒为“元首”。这样，“元首”作为对希特勒的称呼，逐渐在纳粹党内流行开来。
与此同时，希特勒趁机在党内确立了“领袖原则”，独揽党内一切大权。“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是“元首”的伴生物，它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项是“权威原则”，另一项是“总体原则”。所谓“权威原则”，就是规定一个政党或国家的全部权威高度集中，只有元首一个人拥有全部权威，他是绝对正确和万能的，他的权威不存在法律和政治方面的任何限制；其他人在不同领域或地区所行使的任何权威，都渊源于元首的权威；由元首任命的每个官员，有责任绝对服从元首的意志，执行元首的决定，但同时又在受命主管的领域或地区内以同样不受限制的方式行使权威，当然，这种权威也包括对下属负责，履行关怀义务。所谓“总体原则”，就是元首及其下属的权威，遍及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控制着党内和国内每一个人，消灭一切不愿意承认元首权威的机构、团体和个人。
希特勒攫取纳粹党最高领导权并确立“领袖原则”，为该党抛弃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追求、强化民族扩张主义的要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希特勒为了实现他的野心，利用新掌握的独裁权力，加紧网罗党羽，逐渐形成党内的“主流派”，因其成员大多来自慕尼黑，又被称作“慕尼黑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成员有：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1893年生于爱沙尼亚的塔林，是德意志人。早年在俄国的大学求学，因仇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底移居慕尼黑，从事报业工作。他具有强烈的反犹和反共思想，信奉种族主义文化观，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文章。1919年初加入德意志工人党，成为党的理论权威。希特勒吹捧他是新种族主义世界观的先知者，并于1923年任命他担任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
鲁道夫·赫斯，1896年出生于商人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希特勒在同一团队服役，获得二级铁十字奖章。战后到慕尼黑大学学习历史、国民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与地理政治学创始人豪斯霍弗尔关系密切，毕业论文的题目是《领导德国重新恢复昔日光荣地位的人必须是何许人》。他在文章中认为，这个人必须是独裁者，具有铁腕手段，应该来自于大众之中，但又超群拔俗，像一切伟人一样，在流血面前毫不畏惧，必要时甚至不惜践踏自己的友人。1920年他加入纳粹党，逐渐把希特勒看作是自己理想中的领袖。
赫尔曼·戈林，1893年生于巴伐利亚高官家庭，其父亲曾经担任过德属西南非洲殖民地总督。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担任德国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大队”最后一任队长，以击落22架敌机的骄人战绩成为王牌飞行员。战后长期在航空业供职，1921年曾进入慕尼黑大学攻读政治学。1922年秋因崇拜希特勒加入纳粹党，成为希特勒联络上层社会的主要中介人。
1923年，德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给希特勒提供了可乘之机。
那年1月，法国借口德国蓄意不履行赔偿义务，联合比利时，调集10万人马，出兵占领了垂涎已久的德国鲁尔区，挑起了“鲁尔危机”。
德方随即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停止偿付任何赔款和实物，号召各工矿企业抵制法国占领当局的各项措施，同时有意无意地滥发纸币，使危机前就已经很严重的通货膨胀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此期间，全国的印钞机隆隆开动，就这样还不能满足需要，只能在前一年印制的货币上加盖增值符号，如原1000马克的纸币打上红印，改作10亿马克，巴伐利亚州立银行甚至把几周前才发行的5亿马克的钞票盖上“200亿马克”的红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4.2马克即可兑换1美元，但1922年8月就变成1000马克兑1美元，到1923年底，42000亿马克才能兑到1美元。而且，在1923年，货币贬值速度之快，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如果有人领到工资去购物，错过了一班电车，就会损失掉3/4的价值。人们进入餐馆吃饭，点好菜后即要求付款，以免吃完时餐费成倍增加。
这样，全国经济陷于混乱，失业人数激增，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社会动荡不安。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意大利法西斯政党已经先声夺人，通过半暴力型的“向罗马进军”，已经获取了政权。希特勒决定利用德国国内陷于动荡的机会，追随意大利法西斯的夺权模式，着手推翻控制巴伐利亚全州，然后以巴伐利亚为基地，“向柏林进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纳粹统治。
从1923年2月起，纳粹党就积极活动，同其他右翼团体先后结成“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和“德国人战斗联盟”，都由希特勒任首领。“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曾经决定在5月1日发动武装政变，后因军方反对未敢实施。《人民观察家报》则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政府的煽动性文章。在这一过程中，罗姆起了独特的作用。作为巴伐利亚州驻军武器库的管理者，他积极撮合其他右翼团体同纳粹党合作；作为国防军成员，他又不断调解希特勒与巴伐利亚当局之间的关系，使纳粹党在州内获得较为宽松的活动空间。
冲锋队员参加政变
1923年10月，政府下令巴伐利亚州政府取缔《人民观察家报》。巴伐利亚当局违抗这一命令，同时试图利用国家危机，使巴伐利亚脱离德国，复辟维特尔斯巴赫王朝。为了拉拢民间右翼势力增强自己的实力，他们还着手同希特勒合作。但是希特勒厌恶分离主义，向往建立“大德意志国”，同时感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纳粹统治的时机已经来临。
11月8日晚，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卡尔、驻军首领洛索夫和州警察局长赛塞尔，应慕尼黑一些团体之请，出席在东南郊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举行的一次3000人集会。希特勒率领数百名武装的冲锋队员破门而入，挥舞着手枪登上讲台，宣布“国民革命已经开始”。不久，希特勒向集会者宣布推翻共和国政府，在慕尼黑成立全国临时政府，由自己任政府首脑，鲁登道夫任全军总司令，洛索夫任国防部长，赛塞尔任全国警察局长，卡尔任巴伐利亚执政官，并声称临时政府将向罪恶的渊薮柏林进军，“拯救德国人民”。
卡尔等3人一开始不肯就范，后来在鲁登道夫将军的劝说下，勉强同意合作。鲁登道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担任德军军需总监，为总参谋长兴登堡的副手，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他一心想在德国建立军人专制政权，逐渐与希特勒合流。关于这次暴动，希特勒事先并没有告诉他，他也颇为不满，但是当希特勒专门派人去邀请时，他还是中途加入进去了。
罗姆在9月份时，由于过深地卷入政治活动，在国防部的压力下，被迫退出军队。在“啤酒馆政变”中，他负责率领队伍占领巴伐利亚驻军总部。此项行动进展顺利，整座大楼很快处于纳粹分子控制之下。冲锋队员还占领了慕尼黑的电话局和安全部门。11月8日晚上10时余，自以为已经获胜的希特勒来到驻军总部大楼，兴奋地与罗姆拥抱，高叫：“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国民政府了！”
其实，纳粹党对政变活动组织得并不周密，卡尔等3人当晚就趁着混乱逃离了啤酒馆。当他们回到驻地后，立即组织反击。卡尔一方面把州政府迁往累根斯堡，以防不测，另一方面在慕尼黑四处张贴告示，宣布3人“在枪口威胁之下被迫发表的声明一概无效”，并勒令取缔纳粹党及其他2个右翼团体。第二天凌晨，巴伐利亚陆军和警察全线出动，控制了市内主要据点，并包围了陆军总部大楼。
希特勒很快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只好采取最后一招：当天中午，他和鲁登道夫一起，率领约3000名下属，游行走向市中心。他们以为依靠鲁登道夫的声望，可以使沿途的军警调转枪口，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可以一举占领整个慕尼黑。但是，当队伍走到陆军总部大楼附近时，遭到武装警察的断然反击。鲁登道夫昂首向前，被当场逮捕。希特勒等人在混战中逃散，不久陆续归案。陆军总部大楼内外发生了小规模的枪战，罗姆率众略作抵抗后，也于当天下午1点半缴械投降。
“啤酒馆政变”是纳粹党成立以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夺权尝试。由于当时纳粹党的规模和影响比较小，政变缺乏群众基础；而德国统治集团希望维持原有政体，因为对内能够维持民主统治形式，对外无力打破原有的国际秩序，还需要外国资本给予“输血”；国内两大权势集团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对纳粹党的政治态度又不甚了解，没有支持这一尝试，因此政变很快遭到失败。
翌年2月，特别法庭对发动政变的10名主要人物进行公开审讯。希特勒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扩大个人影响。他通过喋喋不休的争辩，不仅把公众的注意力从鲁登道夫转到自己身上，还把纳粹党和自己的影响从巴伐利亚扩大到全国。法庭判决的结果，鲁登道夫无罪释放，罗姆监禁1年3个月，希特勒监禁5年，关押在兰茨贝格的看管监狱
。
希特勒在服刑期间，总结政变失败的教训，确定了政治斗争的新方针。他认为纳粹党一方面要继续扩大群众基础，“捏着鼻子进国会”，争取获得更多的选票，同时要全力争取得到权势集团的支持，走合法斗争的道路。德国的权势集团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军官团和容克贵族。如果说此前希特勒对如何处理同上层人士的关系想法尚不明确，还想以群众性的暴动作为夺权手段的话，此后在中下层民众和上层人士之间，当两者不可兼得时，谁取谁舍已经有了基本的决断。同时，法西斯“合法夺权”方针的确立，是对意大利模式的一种修改，既顺应了战后革命高潮过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稳定阶段的时段变化，也符合了一向倾向于走稳定合法道路的德国国情。
同时，希特勒根据当时政治运动的领袖们普遍拥有自身著作的实际情况，克服自己学历层次较低（仅拥有初中文凭）的困难，着手写作思辨性著作。他全面总结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主张，以口授的形式形成自己的著作《我的奋斗》。该书臃肿冗长，分上下2卷共27章，内容除少量自传性叙述外，涉及内政外交、政治军事、文学艺术诸问题，喋喋不休地鼓吹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领袖原则和生存空间论，叫嚣要东进征服社会主义苏联，西击打败宿敌法国。纳粹党执政后，《我的奋斗》成了纳粹德国的“圣经”，至1940年在德国共售出600万册，还被译成11种文字，向国外发行。
希特勒入狱后，被取缔的纳粹党分裂成若干集团，其中比较大的有2个，一个是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领导的“大德意志民族共同体”，另一个是施特拉瑟兄弟领导的“大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
施特拉瑟兄弟的政治追求与希特勒不同，他们更加注重党纲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
他们俩世界观的形成，同样与家庭环境有关。其父亲彼得·施特拉瑟是温特海姆初级法院的评议员，对亚当·斯密、瓦格纳和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说颇感兴趣，热衷于寻求社会公正和改善小资产者生活条件的新途径。他曾在工作之余写过一本小册子，名为《世纪之交的“新”制度》，提倡一种民族主义的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此作为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途径。
兄长格雷戈尔·施特拉瑟是位出色的组织家和宣传家。大学求学期间主攻药物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战场上表现出色，获得一级、二级铁十字奖章各一枚，并从一名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战后退役，在慕尼黑附近的兰茨胡特镇开了一家药房。他向往用德国式的社会主义来拯救祖国，担任了准军事团体“民族思想士兵协会”地方分会的主席。1920年初，他第一次与希特勒接触。尽管双方有很多不同见解，但他崇拜希特勒的政治领导才能，随即率领其组织加入纳粹党，担任该党第一个大区——下巴伐利亚大区的领导人和该区冲锋队领袖。“啤酒馆政变”失败后他也被捕入狱，被判处一年半徒刑。但判决后才几个星期，1924年5月，因当选巴伐利亚州议员（以后又当选国会议员直至1932年12月），获释出狱。
弟弟奥托·施特拉瑟的思想更为激进。他曾在大学里攻读法律和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伍，两次负伤，升至中尉军官。战后曾加入志愿兵团反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又于1919年底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担任该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4个月后因不满该党领导人同国防军合作而退党。1920年10月，他出席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哈勒代表大会，在听完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长达数小时的报告后，对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感兴趣。以后曾帮助范·登·布鲁克撰写《第三帝国》一书。经过1923年德国的经济危机，他看到小资产阶级遭受沉重打击，最终形成了其激进的民族社会主义观念，并于1925年加入纳粹党。他认为，“为了拯救德国，必须借助一种革新的、以基督教和革命的民族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共同观念，把农民、工人和士兵联合起来，在保守革命的旗帜下进行斗争”，除“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外，再没有其他的思想能够革新国家”。他还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分为2个部分，应该认真对待和强调其中的社会主义部分。
在兄弟两人中，奥托的思想较深刻，理论叙述能力也较强，他常常为哥哥起草讲稿和文件，但因为以格雷戈尔的名义发表，所以名声远不及哥哥大。
格雷戈尔作为国会议员，享有火车免费乘车证，有权在公共场所发表演说。他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出狱后频繁奔波于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德国北部，进行游说和宣传，在这一地区影响很大。这样，纳粹党内逐渐形成了“北方派”，由于这一派认真对待党纲中的社会改革要求，也被称作“激进派”、“社会主义派”或“左派”。
初期，“北方派”内有一名重要的成员，即约瑟夫·戈培尔。他出身于职员家庭，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病后左腿萎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未能如愿入伍，心中郁郁不乐。战争后期进入大学求学，先后在几所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文学，192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曾受自由派学者的影响，立志做一名自由派作家和诗人，毕业后写了1部小说和2个剧本，但无人愿意出版，再次感到命运不公，并且认为是犹太出版商从中作梗的结果。1922年他加入纳粹党，因为同施特拉瑟兄弟的政治主张相仿，受到后者的重用，成为格雷戈尔的秘书。
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假释出狱。他向政府保证恪守法律，请求撤销对纳粹党的取缔令，获得批准，纳粹党由此可以恢复原来的名称和组织架构。1925年2月27日，该党举行重建大会，希特勒在南德以慕尼黑为中心恢复了原有的势力。但是他认识到，要想把纳粹运动真正扩展到全国，必须在北方，尤其需要在工人阶级的堡垒柏林获得立足之地。他深知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的组织才能和在北方的影响，而自己非但没有免费乘车证，不久又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为了避免分裂，保持纳粹党在北德的力量，同年3月初，希特勒被迫同意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继续在北德从事活动，准许那里的民族社会主义组织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施特拉瑟兄弟利用这一条件，继续扩大在西北部地区的活动。格雷戈尔坐着火车，一周内在莱茵兰、汉诺威、萨克森和普鲁士的一个又一个大市镇发表数次演说。他还抓紧时间在那里组建纳粹党的地方机构，指派地区领导人，在不长的时间里建立了9个大区组织。奥托入党后，发挥自己的特长，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民族社会主义信札》（半月刊），供北德的大区区长们阅读。不久又购买一家陷于困境的出版社，改名“战斗出版社”，每天出版5种纳粹主义报刊，其中《萨克森观察家报》的发行量最大，达5万份。
施特拉瑟兄弟还着手拟制新的党纲。他们认为，希特勒派过分注重党纲的民族主义内容，无视社会主义条文，这不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的原意。同时，《二十五点党纲》中提出的要求太笼统，在北德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既不利于争取中小资产阶级，也不能在工人中扎根，很难推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于是，格雷戈尔委托奥托拟定一份革新的纳粹党党纲。
1925年9—10月，施特拉瑟兄弟的新党纲基本成形。新党纲草案对“社会主义”的含义作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对《二十五点纲领》作了补充，声明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提出了纳粹党尚未充分陈述的经济要求。
在农业方面，纲领草案规定，全国的土地形式上属于民族的财产，农民的全部土地转变成不能出售的“世袭采邑”，限制私有财产，重新分配土地，成立合作社。对于《二十五点纲领》第17点提出的土地改革要求，具体规定25500公亩以上的大庄园，分成1275～5100公亩的农民庄园，内部实行合作制，原庄园上的德籍农业工人每人可获得51公亩的“封地”。
工业方面，纲领草案提出，努力使大企业国有化，工人应参与企业的行政管理和财产占有。对于《二十五点纲领》第14点中“要求参加大企业的分红”，明确规定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应改为股份公司。企业主仅保留49%的股份，其余51%归民众所有，其中10%归企业职工，30%为国家财产，11%由教区和行政区分配。在非重要工业部门中，企业主可保留51%的股份。对于较小的企业，工人、国家和行政区都无权提出占有要求。
商业方面，纲领草案除赞成《二十五点纲领》第16点“要求将大百货公司充公”之外，还倡议建立中世纪行会模式的强制手工业者协会和工厂联合会，保护小资本不受大资本的竞争威胁。
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纲领草案主张废除“领袖原则”，改为由精英人士推举各级领导人。
在外交方面，纲领草案主张推行独立政策。重申废除凡尔赛体系，要求恢复1914年的边界，合并奥地利等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建立大德意志国。认为“德意志欧洲中心国”应在苏联和其他盟国的支持下，“在反对西方国家的解放战争中诞生”。
新党纲同《二十五点纲领》相比，强化和深化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改革要求，淡化了民族沙文主义的色彩，更多地反映了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心声。在当时德国阶级斗争的各党派纲领中，这些反对大资本和废除地租的小资产阶级激进要求，具有某种进步意义。但是很明显，由于小资产阶级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北方派的纲领同样不代表未来，反而更加突出地反映出前资本主义时期旧式手工业者、独立小农和小商人这一类小生产者的落后意识和要求，因此也只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乌托邦空想。
随着北方派力量的增强，他们试图削弱以至取代希特勒对党的控制，把党的重心由南方移到北方，以便把整个纳粹党的发展方向扭转过来。
1925年9月，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在哈根市召开北德纳粹党大会，宣布成立纳粹党西北部工作联合会。会后不久，公布了纳粹党的革新党纲，以供讨论。
同年11月20日，施特拉瑟兄弟在北方的汉诺威召开北德纳粹党大区领导人会议。与会者共25人。希特勒没有出席，指派弗德尔作为代表参加。戈培尔不同意弗德尔与会，声色俱厉地表示“我们这里根本不需要奸细”。最后经过表决，只有半数多一点的人同意弗德尔参加会议。
汉诺威会议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审议施特拉瑟兄弟的革新党纲。大部分人表示赞同，弗德尔以希特勒的名义提出反对。这时，戈培尔一跃而起，高声叫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另一个与会者鲁斯特（以后担任纳粹德国教育部长）也表示：“民族社会主义者是自由和民主的人，他们没有自以为一贯绝对正确的人。”最后，除弗德尔和另一名代表罗伯特·莱伊之外，其余23名与会者都赞同革新党纲，决定用它来代替《二十五点纲领》。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剥夺王公贵族财产的提案。在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政府没收了原王公贵族的财产，但给予了一些经济补偿。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政治气候逐渐右偏，这些遗老遗少借口共和国宪法保护私有财产，趁机要求发还全部的旧有产业，连被废黜的威廉二世皇帝也跟着起哄，要求政府发给他每年125万马克的养老金。这时，德国共产党站在抑制封建势力、维护人民利益的最前列，它利用《魏玛宪法》赋予人民的某种权力，提议就是否无偿剥夺王公贵族的财产问题举行全国公民投票，让人民来进行裁决。希特勒既不希望得罪有产阶级，也不愿意同共产党站在一边，所以坚决反对共产党的提案。北方派从打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维护中下层民众利益的角度出发，赞成这一提案。汉诺威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以绝对多数的优势决定抵制希特勒的意见，支持德共的提案。
汉诺威会议是纳粹党内两派之间一次重大的较量，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试图扭转党的发展方向，一时间似乎取得了胜利。在纳粹党的政治倾向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中断，甚至可以说逆转。
希特勒立即开始实施反击。为求必胜，他作了精心策划。首先，反击会议的时间选在1926年2月4日（周四），避开了休息日，这样，大部分以工薪为生的北德地区大区领袖就不能与会。而南德地区的大区领袖，早已被希特勒确定为有薪俸的专职干部。其次，会议的地点定在南部的班贝格。对北德人来说，既要支付一定的旅费，又来不及在会议结束后当天赶回家，以便第二天上班。而希特勒则增派了不少本派的基层干部出席会议。这样，在通称“班贝格会议”的南、北德全党领袖会议上，北方派只有格·施特拉瑟和戈培尔两人出席，大部分与会者都是慕尼黑派的成员。
班贝格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辩论，争辩的内容涉及党纲、王公财产的公民投票、党的夺权策略等10余个问题。希特勒利用自己的领袖地位和会议多数，很快就控制住局面。经过一天的交锋，会议否决了施特拉瑟兄弟拟订的革新党纲，通过了反对剥夺王公财产的提案，并确认了希特勒的领袖地位。
班贝格会议是纳粹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希特勒为首的狂热民族扩张主义者扭转劣势，压倒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使纳粹党最终走上右翼发展道路。
班贝格会议之后，希特勒利用自己掌握的主动权，全面出击，巩固和加强对纳粹党的控制。
他看重戈培尔的能量和价值，首先着手拉拢他。1926年3月，他邀请戈培尔前往慕尼黑，参观党的总部，并单独密谈3小时，详述自己的观点。两人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希特勒在演说中称呼戈培尔是党的重要领导人，戈培尔则为“这位伟大人物的政治天才”所折服，从此成为希特勒的狂热信徒，死心塌地地跟随他，直至死亡。不久，希特勒委派戈培尔到北德，担任柏林大区领袖，以制约施特拉瑟兄弟。
他还着手束缚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的手脚。1926年5月，希特勒任命格雷戈尔·施特拉瑟为党的宣传领袖，并建议他放弃药房，到慕尼黑党总部工作。后者接受了宣传领袖的职务，但拒绝前往慕尼黑。以后希特勒多次发出邀请。1928年1月，格雷戈尔·施特拉瑟改变了主意，他错误地认为，希特勒具有可塑性，他的右翼倾向是受了周围人士的影响，如果自己到希特勒身边工作，有可能争取他放弃那种“尚未固定的、保守的亲资本主义政策”，因此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到慕尼黑供职。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的举动，并没有起到影响和制约希特勒的作用，反而削弱了北方派的力量。以后，北方派的实际领导人成了奥托·施特拉瑟。
鉴于修改党纲已经成为党内反对派改变党的发展方向的抓手，1926年5月22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党员大会上宣布了一个原则：党的《二十五点纲领》永久不变。他解释说：该纲领“是我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对它进行篡改，就是背叛对我们的思想怀着信仰死去的人们”。此举的目的在于防止党纲向“左”偏移。但实际上希特勒自己对党纲也是不满意的，为了不违背上述“原则”，以后他采取了重新解释有关条款的办法。如1928年4月，他为了获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党的名义发表声明，重新解释关于“土地改革”的第17点，强调纳粹党维护私有财产，土改主要针对犹太人的投机公司，“无偿没收”必须限于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
希特勒在慕尼黑大会上还强化了党内领导体制的“领袖原则”，规定：全国各地的行政管理工作均由位于慕尼黑的党总部领导；北德的大区领袖不再由格雷戈尔·施特拉瑟任命，改由希特勒直接任命；对希特勒的政治领导权，只能由全国党员大会提出异议；谁要对抗慕尼黑的决定，便是自动退党。
为了加强党总部的力量，希特勒设立了“全国指导处”，作为直属于元首的中央领导机构。“全国指导处”的成员各分管诸如宣传、组织、青年等方面的事务，成为该领域的“全国领袖”。1928年，他又把总部机关划分成两条系统。第一条系统由格·施特拉瑟主管，包含3个部门，即外交、新闻、渗透活动及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该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破坏社会秩序，攻击现政权。第二条系统由康斯坦丁·希尔主管，下辖农业、工业、科技、司法、国民经济、种族与文化、内政、劳工等部门，负责构筑未来的执政机器，培训未来的国家官员。
希特勒还着手整顿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凡有纳粹党员的地方，他都参照行政区划，逐级建立党的地区（Landes，以后逐渐取消）、大区、分区、分部、支部和小组，各设一领袖。
他还大量增设党的外围组织，以网罗各个阶层的人士，扩大纳粹党的影响。从1926年起，先后组建了希特勒青年团、民族社会主义教师协会、民族社会主义法学家联盟、德意志文化战斗同盟、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医生联盟等组织。
希特勒的上述措施，不仅强化了自己对纳粹党的实际控制力，固化了纳粹党的发展方向，而且为日后该党获取政权做好了一定的准备。在这一阶段里，纳粹党的党员人数增长较快，1926年为4.9万，1927年增至7.2万，1928年进一步发展到10.8万，1929年猛增至17.8万。但是，由于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成绩不佳，1924年12月第3届国会选举中得票3%，获14个议席，其中1个议席给了鲁登道夫。1928年5月第4届国会选举中得票降至2.6%，获12个议席，鲁登道夫随之落选。
但是机会很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