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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纳粹运动是中欧地区纳粹运动的核心，但是中欧纳粹运动的源头并不在德国，而是在奥匈帝国。
1903年11月，奥匈帝国境内波希米亚地区的德意志工人，在捷克移民的竞争压力下，组织了“德意志工人党”。该党自称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政党”，提出了一些含混的政治要求，以图克服“当今社会无法维持的状况”，并保障“工人社会地位上升”。这些要求包括：实行普遍而平等的选举，实现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扩大政治上自治的范围，同各种反动倾向，如封建的、教会的和资本主义的特权以及一切外来的民族势力作斗争。
1913年，该党通过新党纲，新党纲除了坚持原有的要求外，还把矛头指向犹太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不少党员和领导人应征入伍，党的活动减少，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各国国内的危机加剧，该党于1918年春天重新恢复活动，并把党名改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Deutsch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以卐作为党徽。卐，德文称“带钩十字”，该符号出自梵文，原意“致福”和“包罗万象”，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生活在今伊朗境内的居民生产的陶器上，以后又作为吉祥符号或太阳的象征（日轮）出现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中。在早期日耳曼人的图腾性标饰中，也有类似的符号。在1910年左右，不少德意志人采用卐标记，用来象征“高贵的雅利安人种”。以后希特勒也作过类似的解释，称“黑色的卐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使命”和“永恒的反犹斗争”。1918年8月，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维也纳举行会议，通过了新的党纲。新党纲除了声明自己“不是一个狭隘的阶级政党，要保卫一切正直地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利益”外，还适应大战后期各国民众革命情绪高涨的背景，增添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要求，如由国家或省区接管一切有损公共福利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公用事业中的雇员有权分享利润，消除犹太银行对经济生活的钳制作用并建立人民的国家银行等。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瓦解，匈牙利与奥地利分离，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帝国的其余领土划给波兰、罗马尼亚和以后的南斯拉夫。与此相对应，该党也分成3个部分，其中奥地利部分由瓦尔特·里尔博士领导，捷克斯洛伐克部分由汉斯·克尼尔施和鲁道夫·容格领导，归入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地区也另外成立1个小的分支组织，总部设在别尔斯克。为了协调和统一各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这3个分支组织又联合组成“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局”，并敦促德国的类似组织参加活动。
当奥匈帝国的德意志工人党忙于筹划更改党名的时候，德国巴伐利亚邦的一些人也在筹建类似的政治组织。
1918年3月，慕尼黑机车厂机工德莱克斯勒以本厂同事为主要成员，成立了一个名叫“争取和平独立工人委员会”（Freien Arbeiterausschuss für einen guten Frieden，简称“独立工人委员会”）的团体。德莱克斯勒是个技术工人，早年曾当过咖啡馆乐手和锁匠。他醉心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但又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反犹情绪，指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未能对民族问题给以理论上的回答。他最大的兴趣是致力于把技术工人从无产者的行列中分离出来，列入中产阶级的范畴。独立工人委员会拥有三四十名成员，其主要诉求，一是要把犹太人和外国人排除出德国社会，二是鼓吹通过建立一个超阶级的社会来拯救工人群众。
1918年10月，德莱克斯勒又同报社体育专栏记者卡尔·哈勒一起，组建了“政治工人集团”（Politischer Arbeiterzirkel），由哈勒担任主席。这是个半秘密性的清谈组织，人数受到严格控制。虽然成员们频繁聚会讨论时局，但在这些聚会中，大多是由哈勒作长篇发言，之后其他人围绕该主题议论一番。这种聚会形式颇有学术讲座或学术研讨会的风范，然而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严重制约了其对外影响力，知者微乎其微。
不久，德莱克斯勒感到政治工人集团这种活动方式最终会一事无成，遂要求以该集团的政治观点为基础，正式组建政党，以便吸引更多的成员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斗争。崇尚半密谋性活动方式的哈勒反对这一主张，但是多数成员支持德莱克斯勒的意见。1919年1月5日，独立工人委员会和政治工人集团合并，成立了“德意志工人党”（Deutsche Arbeitpartei），以卐作为标识，由哈勒和德莱克斯勒分别担任第一、第二主席。随后，又组成了由两名主席、两名书记和两名司库组成的领导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
德意志工人党没有正式的纲领，但是德莱克斯勒在几次讲话中宣布过它的目标和方针，其主要内容是：
德意志工人党是一个由一切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民族同志组成的社会主义组织，它只能由德意志领袖领导，他们置一切私利目标于不顾，把民族的需求作为最高纲领使命。
德意志工人党希望德意志工人成为贵族。熟练工人及本地工人有权成为中等阶层成员。……只要大资本不对工人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使工人能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它必须作为面包与工作的施与者受到保护。
德意志工人党认为，德意志经济生活的社会化意味着德意志国民经济的崩溃……所以不应称作社会化，而应称作由德意志工人参加分红。
德意志工人党全力反对高利贷者和乘机抬高物价者。……熟练工人不应感到自己是无产者，而应是与中等阶层具有相同地位的国家公民……提高手工业者的地位，应该以大资本为代价，扩大和巩固中等阶层。
此外，还鼓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学说，反对犹太人，要求结束阶级斗争等。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追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的熟练工人政治组织，它旨在建立一个维护小资产阶级和熟练工人利益的、德意志化的无阶级社会。但是，希特勒的加入使情况很快发生变化。
希特勒是德意志人，但不是德国人。1889年4月20日，他出生在奥地利一个叫勃劳瑙的城镇，该镇位于德奥边境的因河河畔，距维也纳50哩。他父亲是奥地利海关的小官吏，一直希望儿子能承继父业，成为一名公务员。希特勒3岁时，因为父亲调迁到德国的巴伐利亚邦工作，曾随全家搬迁到该邦的帕骚市生活，直到6岁回国。3年的德国生活以及与德国儿童们的共同玩耍，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希特勒念小学时还是一名优秀学生，三年级期末考试时，连获12门“1”分。
他曾经参加过学生唱诗班，在活动过程中深深地为宗教节日所激动，以至于萌发过当牧师的愿望。有时候他放学回家后，把女佣人做饭时用的大围裙当作法衣系在腰间，爬到餐厅的高靠背椅上，滔滔不绝地发表言辞热烈的稚嫩演说。
四年制小学毕业后，希特勒被父亲送到林茨市读中学。在中学阶段，他明显地跟不上其他学生，常常因为数学和自然课不及格而补考，有时甚至留级。学习上的挫折影响到性格，他开始落落寡合，离群索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闲书，画图画。他的班主任曾在1923年回忆说：“希特勒无疑天资很高，虽然不甚全面。但他却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急躁。显然，对于他来说，在学校里循规蹈矩是件不情愿的事情。学习上，他也不很努力，否则，凭他那公认的天赋，无疑可以取得好得多的成绩。”
但是，希特勒对历史课却很感兴趣，其历史老师莱奥波尔德·波茨教授是一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的那些关于古代日耳曼人的故事以及授课时打出的幻灯片，使得希特勒及其不少同学都激动不已。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曾经写道：“他的激烈言词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流泪……他利用我们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正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位教员，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课目。”希特勒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具有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情结，波茨教授的历史课更强化了这种思想。通过这样的历史课，他和其他同学一样，成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们厌恶甚至痛恨奥匈帝国的多民族架构，主张奥地利抛弃非德意志人居住区，重新回归德意志队伍，与以普鲁士为首的德国合并，组成大德意志国，称雄于世界民族之林。
希特勒一直幻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或者建筑师，有一段时间曾经沉湎于绘画和音乐，对于林茨市上演的歌剧几乎场场不落。18岁时去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结果由于不擅长画人物而落榜。美术学院院长建议他去报考建筑学院，他也愿意，但由于没有高中文凭而受阻。一再受挫后，他因担心丢脸而不愿意返回家乡，独自留在维也纳，闭门谢客，埋头读书，听听歌剧或在街头闲逛，给家乡人造成正在维也纳“深造”的错觉。
希特勒13岁丧父，19岁丧母，从此失去家庭依靠，只能利用父母的剩余积蓄和微薄的孤儿抚养费作为补充性生活来源，过起半流浪性的生活，最落魄时甚至住进了流浪者收容所。以后靠着同难友哈尼斯合作，绘制和出售素描、水彩画及卡片等，才住进了单身汉公寓。
希特勒在公寓里经常阅读名叫《东方天坛星》的杂志，该杂志是神学、色情和种族主义的混合物，强调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优秀人种，鼓吹排犹思想。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反犹情绪和杂志书籍宣扬的种族主义理论，使希特勒原有的民族主义思想进一步同种族主义相结合，从种族学的角度来解释反犹主义。同时，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更加热衷于政治问题。他关注维也纳各个政党的活动情况，阅读各种书籍，参加各种政治性集会，并把公寓的阅览室变成一个政论俱乐部，经常同那些不得志的小市民展开辩论。在争辩中，从小性格内向的希特勒，其口头表达能力大有长进。
据希特勒自己说，就是在维也纳生活的6年中，他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其主要内容是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民族复仇和民族沙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专制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超阶级的种族共同体思想。
由于他看不惯维也纳民族杂居的现象，1913年停止领取孤儿抚养金后，立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德国，在第一站慕尼黑就停留下来。在那里，他继续以画画为生，同时像个隐士似的闭门谢客，一头扎进从图书馆借回的一摞摞书籍中，以图证实其世界观的正确性。据他后来回忆说，他在这段时间里集中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断定它是一门“摧毁的学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特勒欣喜万分，感到为德皇、为民族效力的机会来了，此前曾在奥匈帝国逃避军役的他决心加入德国陆军。他直接向巴伐利亚邦君路德维希三世写信，恳求加入德国军队，获准后激动万分：“当时的我完全被一种异乎寻常的冲动感情支配着，双膝跪地，衷心地感谢上苍有眼，感谢它使我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作为民族沙文主义者，在军队里奋力为德皇卖命，从不要求休假，也不同其他士兵一起抱怨战壕里的艰苦和单调。在等待战斗任务的时光里，他常常离群而坐，抱头沉思，有时也借机画些水彩写生画。由于表现出色，入伍当年年底，他就获得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1918年6月，他作为传令兵，一人俘获了4名法国士兵，又破格获得一枚通常只授给军官的一级铁十字奖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传令兵的希特勒
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希特勒中了英军施放的毒气，双目暂时失明，住在医院里。当十一月革命推翻德皇的消息传来后，他非常伤心，痛哭了一场。他固执地断定，德国失败是背后中了卖国贼的暗箭，这些卖国贼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分子。因此，他决定改而从政，当一名政治家，既可以直接打压革命分子，又能寻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正巧，受《凡尔赛条约》束缚、被迫裁军的德国陆军当局，为了保证为数仅10万名官兵的军队的可靠性，同时对形形色色的工人组织实施监控，开始挑选和培训政治上可靠的士兵充当密探。希特勒符合条件，首轮即入选。在这一群体内，希特勒有系统地聆听右翼政治课程，训练在大庭广众下大声演讲的勇气和技巧，从政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1919年9月，巴伐利亚陆军政治部委派希特勒去调查德意志工人党的活动情况。在他第一次参加的该党会议上，一名持分离主义观点的教授站起来发言，鼓吹巴伐利亚应该脱离德国，与奥地利联合，组成新的国家实体。信奉大德意志主义的希特勒几乎像出自本能一般站了起来，对这名教授展开了批判性发言。他以“干练的口才和精辟的论点”讲了15分钟，使教授“像一条落水狗般地离开了会场”。当希特勒以胜利者的姿态也离开会场时，一直在为德意志工人党寻找领袖式人物的德莱克斯勒感到自己实现了夙愿。他赶紧跟了出来，把自己写的一本薄薄的自传体小册子《我的政治觉悟》塞进希特勒的手中，并邀请他入党，进入领导委员会。希特勒经过数天的犹豫后，决定加入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党，利用它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工具。
希特勒加入德意志工人党后，立即进入该党的领导集团，成为领导委员会的第七名成员。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立即推动该党就党名、党纲和其他方面进行改造。
1924年2月24日，希特勒在一个近2000人出席的集会上，宣布将党名改成“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该党名的德文缩写为Nazipartei，中文译为“纳粹党”。
在原党名前加上“民族社会主义”一词，无疑同前述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局的努力有关。但是关于该词的含义，纳粹运动内部却有着不同的解释。
在党名中，德国和其他党都使用了Nationalsozialistische一词，但是在实际宣传中，原奥匈帝国各党强调其所信奉的是nationaler Sozialismus（民族的社会主义），而德国党强调的是Nationalsozialismus（民族社会主义）。两者有什么差别呢？1923年德国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曾发表文章，在承认两者具有同一性的前提下，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前者意味着“强调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该报使用的概念，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加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后者则强调两个概念不可分割，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据德国作家海因茨·赫内介绍，这种社会制度是“一个没有阶级和犹太人的世界，一个据说是德国特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他们有时把这一制度叫作‘德意志社会的’，有时叫做‘民族社会的’，偶尔也有称之为‘民族社会主义的’”。
然而德国党内也有人持与奥匈党相同的看法。以后成为德国党内“北方派”头领的施特拉瑟兄弟就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分成两个部分，应该认真对待和强调其中的“社会主义”部分。1920年10月，弟弟奥托·施特拉瑟在同希特勒辩论时曾说：“民族社会主义是由两个词汇组成的，其重点是‘社会主义’一词。……根据德文的语法，组合词的第一个词是第二个词（即主要概念）的修饰词。”哥哥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则表示：“我们举起右手抓住民族主义，其不幸是与资本主义结盟；我们举起左手抓住社会主义，其不幸是同国际主义联合。”
纳粹党的“血旗”
希特勒又有自己的看法。1922年7月28日，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利益之上的理想；任何人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显然，希特勒所解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主义加极权主义，而且只是“民族主义”的从属和补充。如果说持前面两种观点的人确确实实是在追求实际上属于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话，希特勒则是在使用偷梁换柱的手法，企图利用当时普遍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把社会主义旗号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提出来，以网罗更多的支持者。
除了更改党名外，希特勒还意识到法西斯政党需要一种鲜明的标志和风格，用来煽动和吸引广大群众。不久，纳粹党打出了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个黑色的卐。这个图案，此前曾经出现在德国的一种明信片上，下面的文字是“雅利安人的太阳照红了德意志大地”，但是纳粹党没有采纳这种解释。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解释说：“黑色代表为战争失败而悲伤，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思想，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的斗争使命。”另外，党旗使用的三种颜色——黑、白、红，是原德意志帝国国旗的颜色，表示纳粹党是帝国事业的继承者，而反对以黑、红、金黄三色为国旗的魏玛共和国。
卐不仅用于党旗，而且用于锦旗、党徽、臂章，最后成了令世人望而生畏的纳粹标志。
在1924年2月24日的群众集会上，希特勒还公布了党纲，即《二十五点纲领》。
该纲领是一个大杂烩，但主要渗透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德意志的民族沙文主义，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要求。
就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来说，纲领又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为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具体体现在：
……
4. 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不分职业如何，凡是具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
……
6. 只有公民才享有决定国家领导和法律的权利。因此我们要求任何公职，不管何等种类，不管是国家、州或区一级，都应由公民来担任。
7. 我们要求国家首先提供就业和生活的可能性。如果不能养活全国居民时，就应把外国人（非公民）驱逐出境。
8. 阻止非德意志人迁入境内。我们要求迫使1914年8月2日以后迁入德国的非德意志人立即离开德国。
纳粹党的《二十五点纲领》
其二为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实行对外扩张的要求，具体体现在：
1. 我们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国。
……
3. 我们要求得到领土和土地（殖民地）来养活我国人民和迁移我国过剩的人口。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要求，具体体现在：
……
11. 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
12. 鉴于每次战争给人民带来生命财产的巨大牺牲，必须把个人发战争财当作对人民的罪行，因此我们要求没收一切战争利润。
13. 我们要求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
14. 我们要求参加大企业的分红。
……
16. 我们要求建立和维护一个健康的中产阶级，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公司充公，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在国家和各州区收购货物时特别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
17. 我们要求实现一种适合我国需要的土地改革，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地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倒把。
18. 我们要求对损害公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对卑鄙的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商等应处以死刑，不必考虑其职业和种族。
这些条款有着强烈的反对垄断资本和反对大地主的倾向，但又要求保存私有制，属于一种带有封建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自耕农式的社会主义的空想。
纳粹党的领导体制，初期仍沿用德意志工人党的做法，由7人组成的“领导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制，德莱克斯勒任主席，希特勒是第7名委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0年底，纳粹党用6万马克收买了一家反犹小报《人民观察家报》作为党报。该报初期每周出版2期，1923年2月改为日刊，日发行量约7000份。
1919年秋，德意志工人党只有55名党员。1922年初，纳粹党发展到6000名党员，到1923年11月，增至5.5万名。
纳粹党建党初期，纳粹运动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织——冲锋队。直到1934年中期冲锋队遭到希特勒清洗为止，冲锋队与纳粹党一直充当着纳粹运动的两把“利剑”，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微妙。尽管冲锋队的领导人几经更换，但罗姆对冲锋队的产生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罗姆出生于慕尼黑一个铁路官员的家庭，较早就进入军界。他19岁入伍，两年后即进入军官阶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所供职的部队进入西线与法军交战。在1914年9月的一场战斗中，罗姆受了重伤，鼻子上部被削去，脸上留下一处明显的疤痕。以后在治疗中，医生为他安放了塑料义鼻，但囿于技术，上部略有摇晃，伤口也时常溃烂。1916年他又参加凡尔登战役，在战斗中勇猛无比，率领士兵多次突破法军防线，但自己也再次身负重伤，肺部附近被击中，肩部洞穿。靠着战友的拼死相救，才得以保全性命。由此，他不仅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奖章和巴伐利亚的最高军内奖章——奥登奖章，还成为兵士中间活着的传奇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姆继续留在国防军内，但是其志向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他认为，通过德国战败和爆发革命这些事实，证明了政治的重要性。作为个人，如果仅仅把注意力局限于军事，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因而，他对激进主义政治团体和准军事组织给予较大的关注，并借助于曾一度管理州内
驻军武器库的有利条件，在非法向准军事组织提供武器的同时，自身也成了激进主义团体的争取和依靠对象。罗姆与纳粹运动发生关系的时间也比较早。1919年，当纳粹党还处于德意志工人党的阶段时，他就入了党。随着希特勒入围，他们两人很快成为政治盟友和私人密友。
在当时的德国，政治舞台上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不少政党都拥有自己的防卫组织，既用于保护本党的集会和宣传活动，有些还用于压制竞争对手的宣传活动。而部分军人则把它们视作破坏《凡尔赛条约》的黑色武装。希特勒和罗姆从不同的目的出发，都对组建纳粹运动中的准军事组织很感兴趣。于是在1920年，以退伍军人和白色志愿兵团的成员为主体，组建了纳粹运动中的“纠察队”，由埃米尔·莫里斯任队长。1921年8月，该组织改称“体育运动队”，10月，正式定名为“冲锋队”，德文缩写SA。由于当时德国政局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而冲锋队又是一个行动组织，因而在纳粹党成立初期，冲锋队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以后发展成“希特勒青年团”的纳粹青年组织，包括令世人谈之色变的党卫队，最早都是作为冲锋队的下属组织运作的。同时，对于冲锋队与纳粹党的关系问题，希特勒和罗姆两人有不同的看法。“对希特勒来说，居第一位的是党而不是军队，他的目的是执掌政权，冲锋队不仅仅是伪装的军队后备队，他们更重要的角色是用于政治目的的政治军队”。然而对包括罗姆在内的其他人来说，建立秘密的武装力量是占主导地位的，因为冲锋队同国防军有着更紧密的关联，“将成为德国解放事业战斗力量中更为有效的一员”。他们乐于看到冲锋队被允许同国防军一起携带武器，接受军事指令并使用武器，甚至在采取行动等特殊情况下，纳粹党的地方领导人也要自觉地听命于当地的冲锋队。以后，这一分歧甚至上升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纳粹党和希特勒成为冲锋队的“鼓手”，还是冲锋队仅仅是纳粹党的助手？
德国纳粹运动的兴起，给世人留下了不少疑问。例如，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中欧一些国家会出现纳粹运动？纳粹党和纳粹政权已经成为暴政和恶行的同义词，为什么在《二十五点纲领》和纳粹党的早期宣传中，有不少反对垄断资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内容，早期的纳粹党究竟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从20世纪30年代纳粹运动大规模泛滥时起，一些学者就在关注这些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更多的学者把纳粹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对有些问题逐渐达成了共识，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则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关于纳粹运动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我国史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普遍强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的作用，认为资产阶级面临高涨的革命危机，大力扶植包括纳粹在内的法西斯运动，法西斯产生的目的就在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苏联、反对共产国际。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纳粹运动产生的背景是复杂的、多因素的，仅仅强调反苏反共，不能科学地解释很多历史现象。
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其弊端也逐渐暴露。个人主义思想在支撑民主体制的同时，也在不时地冲击着原有的基层群体关系。“总体民主”（totallitarian democracy，亦译“极权民主”）思想应运而生。这种思想强调特定群体的联合与团结，“个人的不顺从和不守规矩是不可取的”，个人利益只有通过融入到紧密团结的集体中才能实现。由少数精英人士所代表的“公意”，是群体利益的真正体现，民族就是一个现成的特定群体。
另外，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失调状态更加明显，同时垄断资本主义以更强的力度排挤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括使得小生产者加剧分化。中间阶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是一个人数众多但地位极不稳固的阶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封建属性较强的小生产者面临被淘汰的威胁，其他的面临分化的威胁，这种分化使极少数人有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大量的只能被抛进无产者的行列。在全面危机的形势下，各阶级阶层的人士都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冲击资本主义统治的主流，同时还有各种支流，其中最突出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两股思潮所合成的集团。参加这些集团的成员要求建立“民族社会”以取代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他们的幻想中，这种“民族社会”排除了外来民族成员的竞争，确立起对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乃至统治地位，内部则消除阶级冲突和分化，结成“民族共同体”，求得本民族内部的和谐发展。
部分德意志民众强烈要求排除外来民族成员的竞争，源于当时国际间人员流动加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世界整体化和各国城市化的进程加速，各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增加。很多犹太人进入经济发达地区，在新兴的金融业和传统的商业领域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优势地位，这样就强化了欧洲各地早已根深蒂固的反犹情绪。此外，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东欧民族成员纷纷涌向经济发达的中、西欧国家，这些工人原来的生活水平并不高，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报酬，在就业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因而引起当地工人的不满和反对。自以为种族优越的德意志人要求由国家出面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
在法西斯产生的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大战本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反过来又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例如，战争期间，德国政府为了保证物资供应，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重点扶持大企业，这样，垄断组织获得巨额利润，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如1916年12月《兴登堡纲领》颁布后，全国2000家织布厂中即有1900家被封闭。由于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步晚而来势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排挤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大垄断企业排挤小企业的过程本来就比其他国家剧烈，战争期间更是雪上加霜。
战争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首先对下层民众造成沉重的打击。在战后初期的经济危机中，大量的工人失业。
在德国这个充满军国主义气息的国家内，军人一向处于受人敬慕和向往的地位，但是随着战后被迫大量裁军，为数众多的退伍军人流向社会，由于缺乏谋生技艺，大多滑入无业者的行列，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构建了凡尔赛体系，对德国实行严厉的惩罚，迫使它交出全部殖民地，并且割地赔款。德意志人在中世纪时以神圣罗马帝国为载体，执欧洲之牛耳多年，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但是从11世纪起，德意志国家的政治分裂化过程加速发展，至16世纪上半叶已是邦国林立。此后不久，俄罗斯人在东方建立了强大的沙俄帝国，英国和法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国力日盛，分裂的德意志处于强邻之间。这两种历史因素的结合，一方面导致在反对拿破仑一世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形成一股民族统一的强烈要求，随后发展成为一种泛德意志运动；另一方面则导致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的某种畸形发展，形成一种所谓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其中自负、愤懑和恐惧掺杂在一起。俾斯麦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借助了这种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同时又使它膨胀起来。19世纪末的德国，宣扬雅利安种族优越的意识形态层见迭出，以沙文主义为实质的“爱国主义”教育普遍推行，德国各阶层民众都深受影响。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追求欧洲和世界霸权的容克资产阶级把德意志的民族沙文主义推到顶峰。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但把德意志民族争霸世界的迷梦打得粉碎，而且给它套上《凡尔赛条约》的沉重枷锁。这样，民族复仇主义情绪恶性发展起来。
强调德国被包围的漫画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德国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阶级不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被统治阶级也急于变革现状。法西斯运动有了肥沃的土壤。
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爆发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大战结束前后，欧洲其他国家也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这些重大事件也对法西斯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害怕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因而积极纵容和支持反苏反共势力；而一部分中下层民众则害怕社会主义革命会消灭私有制，因而投向既反对资本主义制度、鼓吹民族复兴和扩张，又主张保存私有制的社团。
德国之所以很快成为中欧纳粹运动的中心，还同它的历史传统有关。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国家统一又是通过王朝战争实现的，德国社会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传统影响，为法西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
应该说，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推动了纳粹运动的产生。
关于德国纳粹党和纳粹运动的性质，国内外学者争议更大。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纳粹运动是中间阶层的运动，纳粹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以往大多认为，纳粹不论是理论、运动、政党还是政权，都是金融资本最反动的代表。我国学术界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纳粹党和纳粹运动的性质有一个转变过程，纳粹政权，或者说执政前后的纳粹党，可以被看作是垄断资本最反动最凶恶的代表，但是成立初期的纳粹党，却是一个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
早期纳粹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统计资料表明，20世纪20年代德国纳粹党的社会成分，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下层民众。1920—1921年，慕尼黑地区的纳粹党员中，工人占28.6%，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低级职员和公务员、大学生等占67.9%，工厂主、企业经理和上层官吏仅占3.4%。从全国范围来说，1923年秋全部党员中，工人占35.5%，小资产阶级分子占59%，工厂主等占5.5%。即使在大区领袖一级的干部中，1925—1928年，工厂主和上层官吏等也只占27.8%，小资产阶级分子却占66.7%，工人占5.5%。当然，判断一个政党属于什么性质，主要应该分析它的政纲和实际行动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但是，党员的社会成分对于决定一个政党的性质不是没有影响的，特别是当这些人没有放弃自己的阶级要求，并把这个党看作是自身利益的代表者时。
第二，从《二十五点纲领》来看，社会改革的要求无疑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愿望，那么民族沙文主义的内容又如何呢？应该看到，由于德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处的国际地位，几乎整个民族都或多或少具有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对中下层民众来说，战败和赔偿的沉重负担大部分转嫁到他们身上，裁军使大量军人退伍复员，滑入社会底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把各种失望和痛苦统统归结于“民族”的失败，进而提出民族沙文主义的要求。当然，右翼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军国主义势力是这股社会思潮的中坚，而且争夺原料来源、销售市场和殖民地的经济动因比上述历史感情方面的动因更为持久和理性化，但是并不排除其他社会阶层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更为狂热。
第三，从党的领导集团来看。希特勒早在入党前就形成了其世界观，他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反共偏见，对纳粹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兴趣不大，但是，当时该党还是实行集体领导制，希特勒不过是领导委员会的第七名成员。对于主席德莱克斯勒和其他领导成员来说，尽管也具有反犹思想和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但更主要的是追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作为整体来看，还不能说纳粹党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资产阶级代理人手中。
第四，从该党在当时德国政治斗争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来看，它处处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魏玛共和国政府为敌，立志要推翻它。
至于希特勒全盘控制后的纳粹党，其阶级属性是否就毫无疑义，这是摆在我国学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化，一定能对此提出更为科学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