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连我女儿最喜欢的洋娃娃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又算哪门子母亲呢?
米拉一路上在车里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它的回答一直是一样的。
我也没比她好到哪儿去。
每一次浮现这个意识,就好像同样的伤口一再被撕裂。
十一点四十分,她踏过了“灵薄狱 ”的门槛。
他们都是这么叫联邦警察局总部失踪人口办公室的。它位于西翼,在距离大门口最远的一栋小楼的地下室。它的名字暗示着没有人在乎那个地方。
迎接米拉的是一台旧空调持续不断的轰鸣声和一股陈烟的味道,那是办公室允许抽烟的那个遥远年代遗留下的产物,此外还混杂着地基下面冒出来的湿气。
“灵薄狱”有好几个隔间,外加一间存放旧纸质档案和证据的地下室。这里一共有三间办公室,除了队长的那间以外,每间办公室里有四张办公桌。但是最开阔的空间在进门的地方。
前厅。
对许多人而言,这里就像是路的尽头。踏进这里你会注意到三件事。第一是空无一物:因为没有一件家具,回声在这里自由回荡。第二是幽闭恐惧感:尽管有挑高天花板,这里没有窗户,唯一的光线来自灰色的氖灯。第三件,你会注意到数百双眼睛。
墙上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
男人,女人。年轻人,老人。还有小孩,你会在他们中间一眼看到小孩。米拉从很久前就在思索个中原因。后来她明白了。他们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人产生一种令人惴惴不安的不公平的情绪。小孩不会自愿消失,肯定是某个成人抓住他们,把他们拽到一个隐形空间。然而,他们在这些墙上并没有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的脸孔被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和其他人排在一起。
这面寂静无声的墙上的居民一律平等,没有种族、宗教、性别或者是年龄的分别。这些照片只不过是他们还活在世上的最后证据。它可能是在生日蛋糕前拍摄的相片,又或是监控录像里定格的画面。他们可能无忧无虑地笑着,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被拍下来。最重要的是,他们中没有人会想到这将成为最后一次留影。
从那一刻起,世界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继续运转。但是他们不会被抛弃,“灵薄狱”的人不会遗忘他们。
“他们并不是人。”米拉的上司斯蒂夫这么说,“他们只是我们工作的处理对象而已。要是你不这么想,你在这儿是待不久的。我在这里干了二十年了。”
但米拉无法把这些人当作“工作的处理对象”。在其他部门,他们会被称为“受害者”。这是一个笼统的术语,纯粹表示他们遭受了某种暴行。然而,米拉那些不在“灵薄狱”工作的同事不知道,能够用这个词语是多么幸运的事。
在失踪案件中,他们无法立刻确定失踪者是受害者还是自愿人间蒸发。
事实上,在“灵薄狱”工作的人不知道自己调查的是什么案子,可能是绑架,也可能是谋杀或是离家出走。在“灵薄狱”工作的人不会因为伸张正义得到嘉奖。他们办案的动机不是抓到歹徒。在“灵薄狱”工作的人只要有机会发现真相就应该感到心满意足。对一切存疑可能会变成某种偏执,这种情况不仅仅会出现在那些挚爱失踪后一直耿耿于怀的人身上,“灵薄狱”的警察也是一样。
米拉对此感触很深。在那儿的头四年里她有一位同事,名叫埃瑞克·文森迪,他是一个安静友好的小伙子,有一回他告诉米拉,女孩子总是因为同一个理由把他甩了。因为他带她们出去吃晚饭或喝一杯的时候,目光总在桌子或者过路人之间打转。“我女友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总是心不在焉。我也试过专心听她们说的东西,但我就是做不到。其中一个还对我说,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不许看别的女孩子。”
米拉还记得埃瑞克·文森迪说起这件事时淡淡的微笑,他有些沙哑的细小声音,还有他点头的方式,好像他对此已无可奈何,现在说出来也就是个陈年笑话罢了。但是随后他变得严肃起来。
“不管走到哪儿,我都在找他们。我一直都在找他们。”
寥寥数语让她感到一阵出乎意料的寒意,自那以后那种感觉再也没有从她心头消失。
三月的一个星期天,埃瑞克·文森迪失踪了。他的单身公寓里,床铺得整整齐齐,家钥匙搁在进门的家具上,衣服全挂在衣柜里。他们找到的唯一一张照片是他和几个老友的合照,他微笑着,骄傲地展示着刚刚钓到的一条鲇鱼。最后,他的脸和其他人一起出现在东面的墙上。
“他再也承受不住了。”这是斯蒂夫的判断。
是黑暗带走了他。 米拉心想。
她一边走向自己的办公桌,一边观察着埃瑞克·文森迪的桌子,从他失踪到现在的两年间,桌上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这是他存在过的最后痕迹。
就这样,只剩下两个人在“灵薄狱”工作了。
局里其他部门的警察多到不得不挤在一起办公,还得为上司定的绩效标准发愁。而她和斯蒂夫有大片的地方可以用,而且不必说明他们的办案方式,也不用保证任何结果。然而,但凡有一点最起码的抱负的警察是不会想待在那儿的,当墙上那一起起悬案的主角盯着你看的时候,建功立业的希望也就变得渺茫了。
不过,七年前,米拉侦破了一起空前重大的案件,他们给了她一个升职机会,但米拉却刻意选择了“灵薄狱”。上司们大为吃惊,对许多人而言,把自己埋没在那个小地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米拉并没有改变主意。
她已经脱掉早上用作乔装服的慢跑运动衣,换上平日里常穿的衣服——没有牌子的长袖T恤,深色牛仔裤和运动鞋——准备坐到电脑前撰写康纳事件的报告。那个没有人给她起名字的幽灵女婴已经移交给社会福利部门。两名女心理学家在巡逻警车的护送下去女孩们的学校接她们。康纳太太被捕了,就米拉所知,一旦警方在她丈夫上班的地方找到他,他也会有同样的命运。
在等待那台老电脑启动的时候,一整个早上萦绕在她耳边的声音又出现了。
我也没比她好到哪儿去。
那一刻,她抬头望向斯蒂夫办公室的房门。他把门关上了,平时他都是开着的。正当她琢磨这个异样时,队长从他的办公室里探头向外张望。
“啊,你在啊。”他说,“过来一下好吗?”
他的语气不咸不淡,但米拉察觉到一丝紧张的气氛。不待她向他提出任何问题,斯蒂夫便消失在视线外,只留下半敞的门等她进去。她站起身,小心翼翼地朝那个方向走去。在走近那儿的时候,她听到了一段对话的只言片语。但说话的不止一个人。
没有人会下楼跑到“灵薄狱”来。
但是,似乎有人和斯蒂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