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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开篇老子就写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对于这句话，历来争议颇多，但联系其他章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到，“天地不仁”包含了自然界当中万物平等的思想，而“圣人不仁”则反映了人类社会中人人平等的思想。老子认为，在大“道”的眼中，人的生死荣辱，不过和刍狗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同理，在人类社会当中，王侯将相与市井百姓也没什么两样。老子把世间万物都看成是合理的存在，没有等级上的差别，因为万物都是由“道”所创造出来的，“道”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公平。这其中就包含了老子的平等思想，“天地不仁”可视为老子的世界观，而“圣人不仁”则包含了老子人人平等的法治思想。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了统治者所应该秉承的治世之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无为”之道。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贵望其报也。圣人爱养万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圣人视百姓如刍草狗畜，不贵望其礼意。
王弼《老子注》：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列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若慧由己树，未足任也。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刍狗也。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不仁者，不为仁恩也。刍狗者，结刍为狗也。犬以守御，则有蔽盖之恩。今刍狗徒有狗形，而无警吠之用，故无情于仁爱也。言天地视人，亦如人视刍狗，无贵望尔。尝试论之曰：夫至仁无亲，孰为兼爱？爱则不至，适是偏私。不独亲其亲，则天下皆亲矣。不独子其子，则天下皆子矣。是则至仁之无亲，乃至亲也，岂兼爱乎？
司马光《道德真经论》：刍狗，祭祀之具也，未用则贵，已用则贱。天生五材，力尽而弊之，有似不仁。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恩生于害，害生于恩，以仁为恩，害则随至，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辅其自然，无爱利之心焉，仁无得而名之。束刍为狗，祭祀所用，适则用之，过则弃之。彼万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此教人行事务用常道，不欲使暴惜物而暴弃物也。所谓刍狗，乃古祈祷之时，以草为狗，而用之毕则弃矣。若人君治则治矣，治后如刍狗，可乎？若天地交合以成四时，成则成矣，既成之后，再不调四时，可乎？故天能成天地者以四时，常经万古，不息无怠，未尝时刻不运用也，所以能长久。人君措天下，若能体天之常造，则治民非刍狗矣。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
乎？虚而不屈
，动而愈出。
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天地之间空虚，和气流行，故万物自生。人能除情欲，节滋味，清五脏，则神明居之也。橐籥中空虚，人能有声气。言空虚无有屈竭时，动摇之，益出声气也。
王弼《老子注》：橐，排橐也。籥，乐籥也。橐籥之中，空洞无情，无为故虚，而不得穷，屈动而不可竭尽也。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穷，犹若橐籥也。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橐者韛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风，笛之运吹，皆以虚而无心，故能动而有应。则天地之间，生物无私者，亦以虚而无心故也。橐籥虚之而不屈挠，动之而愈出声，以况圣人心无偏爱，则无屈挠之时，应用不穷，可谓动而愈出也。
司马光《道德真经论》：橐，排也。籥，乐籥。橐籥之中，空洞无情，故虚而不可穷屈，动而不可竭尽。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橐籥虚而能受，受而能应，故应而不穷。有实其中，则触处皆碍，在道为一偏，在物为一曲。虚己以游世，则泛应而曲当，故曰虚而不屈。迫而后动，则运量而不匮，故曰动而愈出。圣人出，应帝王，而无言为之累者此也。
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圣人之心，无不虚而无不实，无不惜而无不弃。所以惜者，常常惜之。所以弃者，常常弃之。是不弃而弃，不惜而惜，故民乐自然矣。特以铸冶风匣比之，视之则虚而无物，动则其风源源，敛而视之，似乎无物也，未尝不有也。大概言风机，无时不有，圣人治道之心，亦无时不专，故以橐籥云。
王夫之《老子衍》：屈然后仁。天地无以自擅，而况于万物乎？况于圣人乎，设之于彼者，“虚而不屈”而已矣。
多言数穷
，不如守中
。
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不如守德于中，育养精神，爱气希言。
王弼《老子注》：愈为之则愈失之矣。物树其恶，事错其言，不济不言，不理必穷之数也。橐籥而守数中，则无穷尽，弃己任物，则莫不理。若橐籥有意于为声也，则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多言而不酬，故数被穷屈。兼爱则难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
司马光《道德真经论》：能守中诚，不言而信。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籥虚以待气，气至则鸣，不至则止。圣人之言似之。辩者之囿，言多而未免夫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内，闭汝外，收视反听，复以见天地之心焉，此之谓守中。
陈致虚《道德经转语偈》：不仁乃是大仁人，刍狗民生物化淳。橐籥之中能不屈，当知愈出愈精神。
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人之浩气乃神，神即气也。人之躯中有心，心中有窍，呼窍为谷，以气为神。
王夫之《老子衍》：出已必穷。仁则必言。道缝其中，则鱼可使鸟，而鸟可使鱼，仁者不足以似之也。仁者，天之气，地之滋，有穷之业也。
天地是无所谓仁慈偏爱的，它对待万物就像对待刍狗一样平等；圣人也是无所谓仁慈偏爱的，他对待百姓也像对待刍狗一样，任凭百姓自作自息。天地之间，不正像一个大风箱吗？静止的时候，它只是一个空虚的世界，一旦运动起来，就会运转不息，永远不会枯竭。政令过多反而会行不通，不如保持内心的虚静。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这位圣者为何突然有此惊世骇俗的言论，世人众说纷纭。有人甚至直言怒斥老子将礼义廉耻视为无物。其实老子的著述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此章节激怒众人的焦点在于对“不仁”、“刍狗”的理解和解释。正确理解了这两个词语的含义，方可了解老子此章所要表达的本意。
老子为道家，孔子为儒家，现世我们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仁”作为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而存在。儒家认为，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为仁。然而老子讲“道”时所说的“仁”并非是儒家所推崇的仁爱。老子所言“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中的“仁”是偏爱的意思。即是说天地对于世间的万物，是无所谓仁慈，对于一切都一视同仁无所谓偏爱。天地无所谓好恶，圣人也是如此，无论贫富贵贱，在天地和圣人眼中都是一样，要平等对待。
“刍狗”在《庄子·天运》中就有解释：“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刍狗”即是用稻草扎成狗的形状，用来在祭祀活动中祭祀天地神灵。在祭祀活动中“刍狗”被认为是有灵魂的，人们在祭祀活动之前还要对“刍狗”进行精心的装扮并且侍奉着它们。由此可见老子口中将万物和百姓比作“刍狗”并无侮辱之意，而是表达一种对待事物平和、平等的心态，不因事物的外形而有偏见，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风箱
图中为一个人正拉动风箱，鼓风以使得火燃烧不灭。
随后，老子又别出心裁地将天地之间作为一个空间概念，比作了一个处在静止状态的“橐籥”。“橐籥”即是平时说的手拉风箱。风箱不动时，不会产生风的鼓动，也就不会有风吹出来，但是只要对它施加一个力，就会有风源源不断地吹出来。天地之间也像一个大的风箱，推拉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万物的运动生息，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老子在此章末尾将重点重新拉回到治国之法。他认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在治理国家的时候，频繁发布政令，朝令夕改，不但无法更好地治理国家，反而让人困惑不解，使政令无法有效地施行，长此以往，百姓对统治者愈加不信任，反而加速一个国家的灭亡。不如“守中”，保持虚静。但又不是教导人不开口说话，而是该开口的时候，方才开口，口中所言句句皆为精华真理，不可不说，亦不可多说，更不要满口胡言乱语。这才是一个人行为做事，乃至治理国家应该奉行的道理。
清朝顺治年间，在浙江省杭州城武林门里，有一座庵堂，住持是静然师太。她每日早晚焚香诵经礼佛，很有道行。
一年春节的清晨，就在庵中正要作早课的时候，忽然传来了老鼠的吱吱叫声。静然师太朝梁上看了看说：“老鼠啊！你爬得比佛像还要高，这是极不礼貌的，赶快下来吧。你如果要听经，可以到我身边来。”那只老鼠歪着头，好像专心听讲的样子，随后往下窥探了片刻就跑掉了。
一会儿，尼姑们开始作早课了，老鼠听见木鱼的声音，又跑了出来。开始，它只是伏在门边，后来慢慢地就敢来到师太身旁了，接着又爬到供桌上，伏于佛经旁边，听尼姑们诵经念佛。
早课完毕后，静然尼师就对老鼠说：“你也懂得听经念佛啊！嗯，真有善根，难得啊！难得！听经念佛就会有功德，不仅可以消除灭难和障碍，同时也可以增加福报和智慧，还可以祈求日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从今往后要常来听经修行，才可脱离畜生的躯体啊！”老鼠听了，似乎有所领悟而现出惭愧的样子，低叫了几声，就缓缓离去。从此以后，每当木鱼声一响，老鼠就跑出来听经念佛，庵中的尼姑们也都习以为常了，并且非常欢迎它。
就这样，一年过去了。有一天，早课念佛完毕，老鼠忽然起身朝佛像拜了三拜。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好奇的围着它瞧。老鼠又朝静然师太顶礼一拜，就寂然不动了。静然师太俯身看了看，非常欣然地说道：“阿弥陀佛，它往生了！”然后拿起引磬，招呼众尼姑道：“大家都念佛，送它一程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几天之后，老鼠的身体坚如磐石，而且散发出一阵阵的檀香味。
有一位尼姑，就这件事向静然师太请教：“任何一个生灵，要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需要具备信、愿、行三个条件。这只老鼠也具备吗？”静然说：“当然具备！它若没有对佛的信仰之心，就不会来；它天天都来听经念佛，不就是修行吗？它若没有发愿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能够预知要往生的时辰，并先行礼佛，而后向我们拜别呢？它不仅确有修行，而且还具足信、愿、行呢！”于是，静然就为它造了一个小木龛，用出家人的礼节将它安葬了，还竖了一座小塔来纪念它。
当人们听说这件事后，都引以为修行的借镜。想一想：连一只老鼠都知道要听经念佛修行，我们人类怎么就不可以呢？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说天地对待万物都是平等的。佛法也是如此，它不会抛弃任何一个皈依它的生灵，即便是一只老鼠也不例外。
东汉光武帝在位时期，京城洛阳是最难治理的地方。皇亲国戚、权臣显贵都聚居在城内，他们常常纵容自己手下的奴仆横行街市，为非作歹。朝廷为此连换了几任洛阳令，可还是控制不了这个局面。后来，汉光武帝刘秀在百般无奈之中，决定任用69岁高龄的董宣做洛阳令。董宣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湖阳公主府上的家奴行凶杀人的案件。
原来，湖阳公主是光武帝的姐姐。她仰仗着自己和光武帝的姐弟关系，豢养着一帮凶狠残暴的家奴，他们在京城里作威作福，横行无忌，但却没人敢管。
一天，公主手下的一个家奴在街市上杀了人，身为洛阳令的董宣立刻下令逮捕他。可是，这个恶奴躲到湖阳公主的府中不出来，而按照当时的法律，地方官不能进入这个禁地去搜捕犯人。董宣因此急得寝食不安。没办法，董宣就派手下人不间断地监视湖阳公主的府第，并且下了命令：只要那个杀人犯一出来，就立即设法将其擒获。
过了一段时间，湖阳公主以为新上任的洛阳令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于是就放松了警惕。有一天，湖阳公主带着那个杀人的恶奴外出，在大街上被董宣的手下人发现。于是这个人立即回来报告董宣说，那个杀人犯正陪同公主的车马队伍出行，难以下手。董宣听到报告，马上带人赶过去，拦住了湖阳公主的队伍。
湖阳公主坐在马车上，看到这个拦路的老头儿如此无礼，就傲慢地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竟敢拦挡我的车驾？”
董宣走上前去施了一礼，回答道：“在下是洛阳令董宣。恳请公主交出杀人罪犯！”
那个杀人的恶奴在队伍里见形势不妙，就赶连忙钻进公主的车子里，躲在公主身后。湖阳公主一听董宣要他交人，就满不在乎地说：“你长了几个脑袋，竟敢拦住我的车驾抓人？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可是，湖阳公主万万没有料到，站在她面前的这位小小的洛阳令竟然怒气冲天，只见他圆睁二目，猛然从腰间拔出宝剑向地下一划，厉声责问湖阳公主：“你身为皇亲，为什么不守国法？”湖阳公主顿时被这股凛然的气势镇住了，一下子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这时，董宣义正词严地说道：“王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更何况是你手下的一个家奴呢？我既然身为洛阳令，就要为洛阳城里的黎民百姓作主，决不让任何罪犯逍遥法外！”董宣一声令下，他手下的吏卒一拥而上，把那个杀人凶犯从公主的车上拖了下来，就地斩首。
湖阳公主见此情景，气得面色发紫，浑身打颤。她觉得，一个小小的洛阳令胆敢在大街上当众处死她的家奴，这对于堂堂一国的公主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她顾不得跟董宣争执，掉转车头，直奔皇宫，要找皇帝论理。
湖阳公主进了皇宫，一见到刘秀，就又哭又闹，非要刘秀杀死董宣替她出气不可。光武帝听了她的这番哭诉，不由得怒形于色。他觉得董宣竟敢如此蔑视公主，这就等于没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想到此处，他下令道：“快把董宣抓来，我要当着湖阳公主的面将他乱棍打死！”
董宣被抓上殿以后，他向光武帝叩着头说：“请让我先说一句话，然后再处决我吧！”光武帝怒气未消，问道：“你死到临头，还有何话说？”
董宣流着热泪说道：“正因为有了陛下的英明决断，才有了今天汉室中兴的大好局面。没想到，陛下今天却任凭皇亲的家奴滥杀无辜，随意残害百姓！有人想为了汉室江山的长治久安而严肃法纪，惩戒豪强，却要落得个被乱棍打死的下场。我真想不明白，陛下口口声声说要以文教和法律来治理天下，现在有皇亲在天子脚下纵奴杀人，陛下不但不加以管教，反而要将按律执法的臣下处死。这样来看，国家的法律还有什么用？陛下的江山还有什么办法来治理？想让我死很容易，用不着棍棒，我自己寻死就是了。”说罢，他一头撞向旁边的殿柱，撞得满头都是血。
光武帝毕竟不是个糊涂的君主。刚才董宣那一番理直气壮的言辞，以及他刚直不阿、严格执法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光武帝的心。他看到董宣欲碰柱自尽，又惊又悔，连忙命令卫士把他扶住，为他包扎伤口，然后说：“朕念你为国家大业着想，就不治你的罪了。不过，你总得给公主磕个头，赔礼道歉呀！”董宣理直气壮地说道：“我没有做错，也无礼可赔！这个头我绝不能磕！”
光武帝向旁边的两个小太监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搀扶董宣到公主的面前磕头赔罪。
两个小太监马上照办。可是，年近七旬的董宣双手撑着地，挺着脖子，无论如何也不肯磕头认罪。两个小太监使劲按他的脖子，却怎么也按不动。
湖阳公主虽然自知理亏，但却仍然耿耿于怀，于是冷笑着对光武帝说：“文叔（光武帝的字）当初做老百姓的时候，常常把逃亡的罪犯窝藏在家里，从来不把官府放在眼里。现在做了皇帝，怎么反而连一个小小的洛阳令也驾驭不了了呢？我真替你脸红！”
赏强项令
董宣执法如山、宁折不弯的品格正是老子所说的，在“道”中，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区别。
光武帝的回答也很巧妙。他笑着对公主说：“正因为我成为了一国之君，才更应该严格执法，不能像过去做普通百姓时那样办事了。你说是不是呀？”
湖阳公主听了，理屈词穷，一时说不出话来。
光武帝又转过身对董宣说：“你这个强项令，脖子可真硬，还不快退下去！”
光武帝发自内心地喜欢董宣那种执法如山、宁折不弯的品格。为了表示对他的嘉奖和鼓励，光武帝专门派人给董宣送去了30万赏钱。董宣把这些钱全部分给了他手下的那些官吏和衙役。从此以后，“强项令”的威名传遍了全国，洛阳城中的豪强、皇亲，没有一个不畏惧他的。
经过董宣的治理，洛阳的社会秩序逐渐好转。当时洛阳流传着一句民谣：“枹鼓不鸣董少平。”“枹鼓”就是官衙前的警鼓，“少平”是董宣的字。意思是说，董宣做了洛阳令，就没有人敢违法乱纪，也就再没有人到官府门前击鼓鸣冤了。
从董宣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道”之下，任何人都是平等的，统治阶级只有放弃特权，与民众保持平等，才能使天下安定，否则，其统治地位必将发生动摇。
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掌管刑罚的最高长官，名叫李离。李离执法严格、公正不阿，将法律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李离断案的时候，一向细致谨慎，因此凡是他经手的案子从来没有出过差错。然而有一天，李离在翻阅过去的案卷时，发现竟然有一起错杀的冤案，他感到十分震惊，万分惭愧。他感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不仅不配再做执法的长官，而且给国家的法律抹了黑。因此，李离命令手下人将自己捆绑起来，送到晋文公那里，让晋文公下令将自己处死。
晋文公对于李离是十分欣赏的，他这种严于律己的行为更令他感动。因此。晋文公不仅没有怪罪李离，还亲手为他解开身上的绑绳。
晋文公对李离说：“这件案子是下面的人弄错的，并不是你的过错。再说了，我们每个官员的职务有高有低，所以我们的处罚也该有轻有重。更何况这个案子又不是你亲自办理的，我怎么能怪罪于你呢？”
可是李离还是长跪不起，他坚持道：“我的官职最高，从没将自己的权力让给下属；平时享受的俸禄也是最多的，也没有将俸禄分给下属。现在我有了过错，怎么可以将责任推给下属呢？现在发现了错案，我应该承担罪责。请您还是将我处死吧！”
晋文公有些生气了，说：“你说下属出了问题，责任要由你这个上司来负。要是按照你这个逻辑，岂不是连我也有罪了吗？”
李离回答道：“我是国家掌管刑罚的最高长官，国家法律早有过规定：判错刑的要服刑，杀错人的要偿命。大王如此信任我，将执行国家刑罚的权力交给了我，而我却没有进行深入调查，明断真伪，以致于发生了错杀无辜的冤案，根据法律我理应受到惩罚，所以处死我是理所当然的！假如我不自觉伏法，那法律的尊严还能受到民众的重视吗？”
说罢，李离猛地从卫士手中夺过宝剑，使尽力气向自己脖子挥去，顿时鲜血迸溅，绝气身亡。
李离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重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大义。
苏章是东汉顺帝时期的一位大臣，他为官清正，公私分明，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冤枉一个好人、放过一个坏人，因而深受百姓的爱戴。
有一年，苏章在冀州做刺史。刚一上任，苏章就认认真真地处理政事，办了几件十分棘手的案子。可是有一天，让苏章更加头疼的事情来了。
苏章查出有几个账本记得含糊不清，不由得生起疑心，于是派人去调查。调查的人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是清河太守贪污受贿，数额巨大。苏章大发雷霆，决心立即将这个胆大妄为的清河太守逮捕法办，然而当他的目光落到报告上时，不由得呆住了。原来这个清河太守竟然是他以前的同窗。那时候，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两个人总是一桌吃饭、一床睡觉，形影不离，无话不谈，简直亲如兄弟。没有想到这个昔日的好友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苏章感到万分痛心。而自己正是处理这件案子的主官，对老朋友怎能下得了手呢？苏章很是为难。
再说那个清河太守得知自己的事情败露，十分惊恐。后来，当他听说冀州刺史竟然是自己的老朋友苏章，心中就产生了几分侥幸，但愿苏章能够念及往日的交情，会网开一面。然而对于苏章清廉的名声，他也是有所耳闻的，不知道苏章到底会怎样对待自己。正当他惴惴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苏章派来了下人来请他赴宴。
苏章见到老友，忙了迎上去。苏章拉着清河太守的手，领他到酒席上坐下。两个人相对饮酒说着话，畅谈过去一起读书的日子，绝口不提案子的事。苏章还不停地给老朋友夹菜，气氛十分融洽。这个时候，清河太守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不禁得意地说道：“苏兄呀，我这个人的命真是好，别人只有一个老天爷照应着，而我却有两个老天爷在荫护，实在是幸运啊！”
听到这话，苏章推开碗筷，站起身，整了整衣冠，严肃地说：“今天我请你来喝酒，是尽私人的情谊；而明天升堂审案，我还是要公事公办的。公是公，私是私，绝不能混淆！”
第二天，苏章开堂审案，果然没有徇私枉法，他按照国法将罪大恶极的清河太守处决了。
什么是公正？公正就是平等，同样的罪行处以同样的惩罚就是公正，否则就是平等。天地对待万物尚且平等，官吏执法怎么能不公正呢？
申屠嘉和子产一起拜伯昏无人为师。申徒嘉是个被砍去了一只脚的人，而子产是郑国的宰相。子产于是对申徒嘉说：“如果我先出去，那么你就留步，如果你先出去，我就止步。”到了第二天，子产和申徒嘉又同堂坐到了一席之上。子产又对申徒嘉说道：“我说过，如果我先出去，你就留步，如果你先出去，我就止步。现在我要出去，请你留步，可以吗？你见到我这个宰相也不回避，你打算和我平起平坐吗？”
申徒嘉答道：“老师的门下，怎么会有你这样当宰相的呢？你是因为自己的官位而看不起他人吗？我听说过这样的话：‘镜子明亮，就不留尘垢，落上尘垢，就不会明亮。常和有德的人相处就会没有过错。’你为了学习广博的学识而来追随先生，却说出这样的话，不过分吗？”
子产说：“你已经是这副模样了，怎么跟我比？难道你没有认真反思过自己的品行吗？”申徒嘉说：“为过错辩解，认为自己不应该失去的人，很多；不为自己的过错辩解，坦然接受失去的人，很少。有些事情无可奈何，只好泰然处之，听凭命运的安排，只有拥有良好的心态才可能这样做。因为自己双脚齐全而笑话我有残缺的人数不胜数，我经常因为这件事而愤怒生气；来到先生这里，我就怒气全消了。不知道先生是否在用善来净化我的心灵？我跟随先生已经十九年了，然而先生从来不曾把我看成是断脚的人。今天你和我交流的是思想，然而你却以貌取人，苛求于我，岂不是太过分了？”子产惭愧地面色顿改，他说：“您不要再讲了！”
圣人待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比如伯昏无人。子产因为相貌、地位而瞧不起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传说，北宋皇祐五年（1053）八月，吉安县永和一带，发生了瘟疫。当地人因为盛暑湿热而泄泻不止，每个人都脸色腊黄。其中有一个病人请了九十九名医术高明的大夫诊治，都没有效果。无奈之下，他的家人就去乡下去寻找偏方，结果从一个土郎中那里得到了一束草药。没想到一剂服下之后，泄泻就停止了。再服上一剂，疾病就痊愈。人们十分惊讶。
第二天，众人都去向土郎中道谢并求他再赐神药仙草，郎中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什么神药仙草啊！那不过是一种路边的野草而已。”众人连忙问道：“这种草叫什么名，生于何方路旁？”
于是，郎中就向众人讲了起来：“当年，汉将马武率军攻打匈奴，没想到兵败被困，军中粮尽水竭，几万将士大多患上了“血尿病”，生命垂危。只有三匹战马因常啃路上车辙的无名小草而免于此疫。细心的车夫发现了这个情况，就挣扎着从车道中扯来那种无名小草，生嚼吞食，没想到所患的痢疾竟然好了。他十分高兴，就将这件事禀告给了马武，马武立即下令让全军都服用此草，几天之内，患者都痊愈了，他们因此最终杀出了重围。后来马武想起这次死里逃生的经过，就无限感慨地说：‘全军死里逃生，全靠了路旁车前的仙草！’从此，人们就把这种野草称为车前草。虽然车前草有利尿通淋、清热解毒、清肝明目、止泻清肺的功效，然而，官府医生见它生长在卑贱的山野，混迹于牛、马粪之中，因而嫌弃它，不用它。”
当时，欧阳修正护送他父亲的灵柩回乡安葬，路经永和镇的时候，听说了这件事，因而顿脚叹道：“治世的人不分贵贱，治学的人不分贵贱，这是古人常理。而治病的药竟然还分贵贱，这真是无稽之谈，那些迂腐的庸医真是害人不浅！”百姓们见欧阳修这样厚爱车前草，自此，就开始收集车前草的种子，进行栽植，代代相传。于是车前草成了吉安县传统的出口药材，名扬海内外。
植物只要能治病就是好药，为什么不用？这分明是人们的尊卑观念在作怪，实在与大道有违！
在印度社会，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不同种姓的人有着不同的地位，而且在交往时不能逾越种姓的界限，例如不同种姓的人不能通婚等；一旦有人冲破这个限制，就容易引来杀身之祸。
印度为什么会有存在这种现象呢？原来，这跟印度几千年来的种姓社会制度有关，在梵语当中，这个种姓制度就叫做“瓦尔那”，有“颜色”、“品质”的意思。
印度的土著居民是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到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属于印欧语系的诸部落从中亚细亚经由印度西北部的山口，陆续进入印度河中游，征服了当地的达罗毗荼人。这些入侵者就是雅利安人。经过数百年的武力扩张，雅利安人逐步征服了整个北印度。
雅利安人最开始过着较为原始的游牧生活。征服了印度以后，雅利安人渐渐吸收了达罗毗荼人的先进文化，于是由游牧生活转为定居的农业生活，并开始向奴隶制社会过渡。
由于雅利安人对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的征服，以及雅利安人进入奴隶社会后内部发生了贫富分化，因此在雅利安社会中便逐渐形成了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这就是种姓制度。由于雅利安人是白皮肤，他们为了从肤色上与土著的达罗毗荼人加以区分，于是又将种姓制度称为“瓦尔那”制度。
在瓦尔那制度下，古代印度人被分成四大种姓，它们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婆罗门属于雅利安人的祭司贵族，主要掌握神权，负责占卜祸福、控制文化和报道农时季节，他们在整个古印度社会中的地位是最高的。
刹帝利是军事贵族，这一种姓的成员包括国王以下的各级官员，他们掌握除神权之外的一切国家权力。
婆罗门和刹帝利属于高级种姓，他们占有了当时社会中的大部分财富，依靠剥削下层民众为生，是社会中的统治阶级。
吠舍属于普通劳动者，他们是雅利安人的中下阶层，包括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有一定的产业，但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
首陀罗指的是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以及被雅利安人征服的达罗毗荼人，他们处于奴隶的地位，是四大种姓当中地位最低的。
按照古印度的社会制度，各个种姓要严格地世袭，不同种姓之间不可以通婚，以保持严格的界限。如果不同种姓的男女结合在一起，那么他们所生的子女就被看成是“贱民”，或者叫“不可接触者”。贱民不包括在四大种姓之内，是社会上最受鄙视的人群。
为了使社会全体民众接收种姓制度，婆罗门教僧侣不断地宣扬，把人分成四个种姓完全是神的安排，是天经地义的。在婆罗门教经典《吠陀》中，种姓制度的出现就是用神话加以解释的。《吠陀》中说，原始巨人普鲁沙死后，造物神梵天用他的嘴巴创造了婆罗门，用双手造出了刹帝利，用双腿制成吠舍，最后用双脚制成首陀罗。正因为如此，四大种姓才有了地位上的差别。此外，婆罗门教僧侣还大肆宣扬因果轮回：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人，来世才有可能升为较高种姓；如果不严格遵照种姓制度，来世就会降为较低的种姓。他们想以此告诫广大劳动者和奴隶：一定要逆来顺受，不要采取任何斗争手段，只有遵守统治阶级制定的规章制度，才能避免加重来生的灾难。
为了维护种姓制度，奴隶主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摩奴法典》。相传，摩奴为大神梵天之子，他为了确定世间各种人在社会上应有的次序，同时也为了确定各个种姓的义务，便制定了这部法典。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欺骗下层劳动人民的工具。
《摩奴法典》首先声明：婆罗门是人间的主宰，而首陀罗只能顺从地为其他种姓服务；首陀罗无权积累私人财产，更不能对高级种姓有不敬的言行；而作为高级种姓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则有权夺取首陀罗的一切财富。
四大种姓在法律面前是非常不平等的。《摩奴法典》规定，刹帝利如果辱骂了婆罗门，就要罚款100帕那；如果是吠舍骂了婆罗门，就要罚款200帕那；如果是首陀罗骂了婆罗门，就要用滚烫的油灌入他的口中或耳中。相反，如果婆罗门辱骂了刹帝利，只需罚款50帕那；侮辱了吠舍，只罚款25帕那；而侮辱首陀罗的罚款就更少了，只有12帕那。法典还规定，低级种姓的人如果用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伤害了高级种姓的人，就要将那一部分肢体斩断，例如，用手打伤对方的就要斩断手，用脚踢伤对方的就要斩断脚；可是，如果高级种姓的人杀死了一个首陀罗，只用牲畜抵偿，或是简单地净一次身就可以了。由此可见，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多么不公平。
另外，《摩奴法典》对各个种姓的衣食住行也都有着相当烦琐的规定。比如，不同种姓的人不能住在同一房间内，不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也不能同饮一口水井里的水。至于禁止不同种姓的人通婚的规定，更使得种姓的划分永久化。
此外，每个种姓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处理种姓内部的事务，同时监督本种姓的人严格地遵守《摩奴法典》以及传统习惯。如果有触犯者，轻则由婆罗门祭司予以处罚，重则被开除出种姓之外。
被逐出种姓的人也属于贱民，他们只能居住村外，从事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职业，如清除粪便、抬死尸等。贱民是不能与最高等级的婆罗门人接触的，他们走在路上，一定要佩带特殊的标记，口中还要不停地发出特殊的声音，或敲击器物，以提示婆罗门人及时躲避。如果婆罗门人“不幸”遇到了贱民，则认为是一件倒霉透顶的事，回去之后一定要举行净身仪式。
总的说来，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阶级制度。然而，由于这种阶级关系被掩盖在等级划分之中，因此它很容易使阶级界限变得模糊，从而使劳动人民之间产生隔阂与对立，不利于他们的团结。另外，由于种姓制度实行严格的职业世袭，因此无形当中把生产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这就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种姓制度的存在，是印度社会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样是人，为什么要分出高低贵贱？种姓制度偏离了正道，从而严重阻碍了印度社会的发展，这是无可避免的。
周恩来一生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全世界的景仰。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十分严格。他曾经说过：“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提出让邓颖超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最终被周恩来阻止了。一直到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时候，大家才得知此事。
“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就是周恩来的家规，也是它高尚人格的写照。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20世纪20年代参加过大革命，解放后因病被安排到内务部做参事。周恩来对此坚决反对，执意给他办理了病退手续。周恩来没有亲生子女，对侄子、侄女也同样严格要求，他们在内蒙古插队时曾参军，最终也被劝说脱下了军装，重新回到了艰苦的第一线。周恩来经常告诫他们：“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自以为有什么特殊，造成不良影响。你们要自觉改造自己，不能成为八旗子弟。”
周总理身处高位，从来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他的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及其利息，而支出项目也都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订阅报纸费、日用开支、捐赠以及补助亲属及工作人员等方面。据统计，周总理的工资为400.8元，邓颖超的工资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总共是161442元。其中有36645.51元用来补助亲属，10218.67元用来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这两项支出占到了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一直到1976年1月份周总理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这一组数字就像一把尺子，衡量出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党和国家创始人、领导者的襟怀和节操。
从前，贵州这个地方没有驴，有个多事的人就用船从外地运来了一头驴，可是运来之后却没有什么用处，就将驴放到了山脚下。
山上的一只老虎发现了这头驴，以为这个躯体庞大的家伙一定很厉害，就躲在树林中偷偷观察。后来发现这个家伙没什么大的动作，就悄悄地走了出来，小心翼翼地向驴接近，想探探驴子的底细。
这时候，驴叫了一声，声音很大，老虎被它吓了一跳，就远远地躲开了。老虎以为驴要咬自己了，感到十分恐惧，然而驴却没有这么做。老虎经过反复观察，认为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而且对驴的大嗓门也习惯了。
老虎又开始走到驴的跟前，转来转去，不过还不敢上去攻击驴。渐渐地，老虎向驴逼近，越来越放肆，偶尔碰它一下，或者靠它一下，不断地冒犯它。驴十分恼怒，就用蹄子去踢老虎，也没有把老虎怎么样。
老虎彻底明白了：“它的本事也不过如此！”老虎十分高兴，就向驴腾空扑去，大吼一声，将驴的喉管咬断，杀死了驴。老虎啃完了驴的肉，才离去了。
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那驴的躯体高大，似乎有德行；声音洪亮，似乎有本事。要是不显出那有限的本事，老虎虽然凶猛，也会存有疑虑，不敢贸然攻击它。驴子把仅有的一点本领都抖了出来，最终落得这样的下场，不是很可悲吗？
从前，有个人名叫张三，喜欢自作聪明。他攒了三百两银子，心中十分高兴，可是有了钱也苦恼，他怕这么多钱被别人偷走，不知道把钱藏到哪里才安全。如果将钱带在身上，不仅极不方便，还容易让小偷察觉；如果将钱放到抽屉里，又感觉不妥当，也容易让小偷偷去。总之放到哪里都不妥当。
他捧着这些银子，冥思苦想了好长时间，思来想去，最终想出了自认为最好的办法。一天夜里，张三趁着无人，在自家房后的墙角下挖了一个坑，偷偷将银子埋在了里面。埋好之后，他还是不放心，担心别人怀疑这里埋了银子。他又想了一下，终于又有了一个主意。他回到屋中，找出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七个大字。然后，将这张纸贴在坑边的墙上。他以为这样就很安全了，于是就回屋睡觉了。
其实，张三一天心神不定的样子，早就被邻居王二注意到了。王二晚上又听见屋外有挖坑的声音，感到非常奇怪。就在张三回屋睡觉的时候，偷偷到屋后，借着月光，看见墙角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此地无银三百两”七个大字。王二什么都明白了，于是轻手轻脚地将银子挖了出来，又把坑填好。
王二回到自己的家中，看着眼前白花花的银子高兴极了，可是随即又害怕了起来。他一想，要是明天张三发觉银子丢了，怀疑到我头上该怎么办？于是，他也灵机一动，自作聪明地找了张纸，在纸上写下“隔壁王二不曾偷”七个大字，也贴到了坑边的墙角上。
此地无银三百两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不过却也可以拿来玩味一番。这两个自作聪明的傻瓜，要是没有“多言”怎么会暴露呢？
墨子有个弟子名叫子禽，有一次他向墨子请教这样一个问题：“老师，您看多说话有好处吗？”
墨子回答道：“你知道那生活在水边的蛤蟆、青蛙吗？还有那逐臭不已的苍蝇，它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叫个不停，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然而，即便它们叫得口干舌燥、疲惫不堪，也没有谁会去理会它们到底在叫些什么，人们对这些声音已经充耳不闻了。反过来，你再去看那些司晨的雄鸡，它只是在每天黎明将至的时候准时啼叫，接着就“雄鸡一唱天下白”了，连天地都为之振奋。人们听见鸡的叫声，纷纷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两相对比，你觉得多说话能有什么好处呢？唯有准确把握说话的时间和火候，努力将话说到点子上，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起到预期的效果啊！”
子禽得到墨子的这番教诲后，频频点头称是。
的确，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就像蛤蟆、青蛙和苍蝇一样，不管时间、地点与场合，整天喋喋不休，废话连篇。这样的人还不少。他们应该从这则寓言中吸取教训，将夸夸其谈的坏毛病改掉，学会顺应时势，多干点实事，少说空话。
墨子主张将话说到点子上，老子反对多言，两者虽然属于不同学派，但在这一点上，还是有相同之处的。
在《颜氏家训》的《勉学》篇里，写有一则博士买驴的笑话，这是颜之推到邺城去办事时听到的。
那时有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博士，满肚子都是经文。他对自己非常欣赏，做什么事情都要咬文嚼字一番。有一次，博士家中的一头驴子死掉了，于是他到市场上去买驴。双方谈妥了价钱后，博士就让卖驴的写一份凭据。卖驴的说自己不识字，请博士代写。博士立即答应。卖驴的给博士借来了笔墨纸砚，博士于是就书写起来。他写得十分认真，过了好长时间，三张纸上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这才算写成。卖驴的让博士念给他听听，博士先干咳了一声，然后就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路人也都围拢过来听。过了老半天，博士才将凭据念完。卖驴的听完之后，不理解地对他说：“你写了满满三张纸，为什么连一个驴字都没提呢？其实，你只须写明某月某日我卖给你一头驴子，价钱是多少就行了，干嘛唠唠叨叨地写这么多呢？”在一旁看的人听后，都哄笑起来。这件事传开之后，有人就编了几句讽刺博士的谚语：“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
后来，人们就用“博士买驴”形容写文章或讲话不得要领，虽然写了一大篇字，说了一大堆话，却离题万里，也叫做“三纸无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在濠州被元军包围已达数月之久，情况十分危急。在此期间，朱元璋曾经奉命攻打灵璧、萧县和虹县，目的是要分散元军的注意力，然而收效甚微。正当元军将要对濠州发动总攻的时候，元军主帅突然因病死了，士兵们没有了主帅，无心恋战，于是纷纷逃走。
郭子兴的军队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于是就在濠州城中饮酒高歌，庆祝胜利。但朱元璋是个有着远大志向的人，他在军中待的时间长了，对起义军里的情况看得越来越清楚，渐渐感到这些人治军无方，驭下无道，成不了什么大事。他还深深地体会到，在这群雄割据、形势混乱的形势下，不壮大自己的队伍，不招揽人才，很难有出头的一天。
至正十三年六月，朱元璋向郭子兴申请，打算回故乡钟离招募士兵，郭子兴批准了。
不到十天工夫，朱元璋就招集了七百人。他把队伍带到濠州，交给郭子兴，郭子兴很高兴，于是提拔他做了镇抚，并将这七百人交给他统领。不久，又把他提升为总管。
朱元璋尽管已经被升为总管，但他还是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至正十三年底，朱元璋将自己的七百人交给别人统领，自己则只带上徐达、汤和、吴良等二十四个人离开濠州，到定远去发展自己的势力。
这次的出行不是很顺利，刚一开始，朱元璋就得了重病，只好返回濠州治病。过了半个月，他的病情才有所好转。这时候，他听说张家堡有一支三千人的队伍，主帅和郭子兴还是相识，他们此时已经断了粮，处境很艰难。朱元璋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趁此机会扩充势力，他不顾刚刚病愈的身体，请求郭子兴派自己前去招降。郭子兴问他：“要带多少人？”
朱元璋说：“人多容易生疑，只带十人就可以了。”
郭子兴也不勉强，于是派给他十个人。
朱元璋带病上路，走了六天才赶到张家堡。见到主帅之后，朱元璋就说：“郭公与你是旧日的相识，他听说你们现在正缺粮，又有消息说别的军队要来攻打你们，因此特地派我来通报。要是你们愿意跟随郭公，就和我一起回去。要是不愿意，也应该赶快转移到别处，躲开来犯之敌。”
主帅想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见朱元璋言辞恳切，就和他交换了信物，同意收拾行装，到濠州归附。朱元璋见主帅这样，就留部下费聚在此等候，自己则先回濠州向郭子兴报告。郭子兴听后大为高兴，不停地夸朱元璋能干。
没想到过了三天，费聚来报，说事情有变，张家堡的主帅改变主意了，想将队伍拉到别的地方去。朱元璋立刻带了三百名士兵赶去，费尽唇舌，劝说主帅归附郭子兴。然而主帅还是犹豫不决，朱元璋就定下了一计，让人去请主帅议事，然后乘机将他挟持而去。离开营寨十多里之后，又派人到寨子里边传话，说主帅已经选好了新的营地，命令部众移营。
部众信以为真，就烧了营寨跟去。主帅见大势已去，没有办法，只得投靠于他。
紧接着，朱元璋又带着人到豁鼻山，招降了以秦把头为首的草寇。
朱元璋对收编来的部队进行了集中训练，在较短的时间里，使他们的战斗力得到明显的提升。不久，他率领这支军队攻克了屯居在横涧山的缪大亨，迫使缪大亨投降。这样不到半年工夫，朱元璋的军队就发展到了十几万人，势力得到壮大，为日后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各路豪杰你争我夺的时候，朱元璋没有像其他义军领袖那样张扬，也没有表现出自己的野心，而是秉承“守中”之道，以不温不火的方式扩充自己的实力，这才是成大事者应有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