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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中，老子更进一步阐释了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他认为，形而上的“道”是永恒的、绝对的，而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他用万物相生的辩证思想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并将这一观点推及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上来。人世间的一切价值取向都是人为设定的，其中必然充斥着不同个体之间相异的主观判断，这就是引起人世间纷争的根源。于是老子提出了“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观点，“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之道的方法论。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
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自扬己美，使彰显也。（斯恶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为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争也。
王弼《老子注》：美者，人心之所乐进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美善者，生于欲心，心苟所欲，虽恶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己之所美为美，所善为善矣。美善无主，俱是妄情，皆由封执有无，分别难易，神奇臭腐，以相倾夺。大圣较量，深知虚妄，故云恶已。
司马光《道德真经论》：美善有迹，为众所知，非美之至者也。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道无异相，孰为美恶？性本一致，孰为善否？有美也，恶为之对，故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有善也，不善为之对，故曰：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为神奇，所恶者为臭腐，神奇复化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则美与恶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则善与不善奚择？圣人体真无而常有，即妙用而常无，美恶善否，盖将简之而弗得，尚何恶与不善之能累哉？
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国王及臣庶，有能行道者，笃能行斯大道，勿于道上加道焉，善上更加善焉。凡以巧上此二事者，美则美矣，不过一时而已，又非常道也。故美尽而恶来，善穷而不善至矣。若治天下者，务使百姓安，不知君德之何如，即古野老云：帝力于我何有哉？
王夫之《老子衍》：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两端生于一致，故方有“美”而方有“恶”，方有“善”而方有“不善”。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
，高下相倾，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恒也。
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故有无相生）见有而为无也。（难易相成）见难而为易也。（长短相形）见短而为长也。（高下相倾）见高而为下也。（音声相和）上唱下必和也。（前后相随）上行下必随也。
王弼《老子注》：美恶，犹喜怒也；善不善，犹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门，故不可得偏举也，此六者皆陈自然不可偏举之明数也。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六者相违，递为名称，亦如美恶，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
司马光《道德真经论》：凡事有形迹者，必不可齐。不齐则争，争则乱，乱则穷，故圣人不贵。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太易未判，万象同体。两仪既生，物物为对。此六对者，群变所交，百虑所生，殊涂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无动而生有，有复归无，故曰有无之相生。有涉险之难，则知行地之易，故曰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倾，若山泽是也。声举而响应，故曰音声之相和。形动而影从，故曰前后之相随。阴阳之运，四时之行，万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无。其难也，若有为以经世。其易也，若无为而适己。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应，春先而夏从，长先而少从，对待之境，虽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远矣。
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不过复前之文，故有比假之说。言既有即生无，既难即生易，既有长即生短，既有高而必生下，既有音声谐和内音，必高低者相挟。
王夫之《老子衍》：天下之所可知。据一以概乎彼之不一，则白黑竞而毁誉杂。
吹律造乐
声音有高有底，有大有小，把这些不同的声音编排在一起就会形成美妙的乐曲。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
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师导之也。
王弼《老子注》：自然已足，为则败也。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无为之事，无事也。寄以事名，故云处也。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
司马光《道德真经论》：用智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其身正，不令而行。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处无为之事，《庄子》所谓无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谓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为则有成亏，言则有当愆，曾未免乎累，岂圣人所以独立于万物之上，化万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欤？
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圣人笃其已成之大道，己不再他为，曰无为。以不言之教，云不欲使民暴称扬耳。故下文万物作而不辞，是生长万物，不言其能也。
王夫之《老子衍》：非不令天下知，因其不可知者而已。
万物作而弗始
，生而弗有，为而弗恃
，
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万物作）各自动也。（生而弗有）元气生万物而不有。（为而弗恃）道所施为，不恃望其报也。
王弼《老子注》：智慧自备，为则伪也。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令万物各自得其动作，而不辞谢于圣人也。令万物各遂其生，不为己有，各得所为，而不负恃。
司马光《道德真经论》：心之出也，物或未之。物至而应，无所辞拒。存养万物而不取以为己有。圣人于天下不能全无所为，但不恃之以为己力耳。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万物并作，随感而应，若鉴对形，妍丑毕现。若谷应声，美恶皆赴，无所辞也。故曰：作而不辞。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极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赍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故曰为而不恃。
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言圣人利济万物，不自矜也，长养万物，而不专自用也。
功成而弗居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
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功成而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唯弗居）夫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此言不行不可随，不言不可知疾。
王弼《老子注》：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使功在己，则功不可久也。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如此即太平之功成矣。犹当日慎一日，不敢宁居也。夫唯不敢宁居，而增修其德者，则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也。
司马光《道德真经论》：不自满假。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四时之运，功成者去，天之道也。圣人体之，故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认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则有去，古今是也。在己无居，物莫能迁，适来时也，适去顺也，何加损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陈致虚《道德经转语偈》：美中有丧恶难成，前后相随高下形。直到无为方了了，不言之教始分明。
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功成而不居，乃成而不自主也，令有所属。不去，是谓不弃也。
王夫之《老子衍》：圣人之“抱一”也，方其一与一为二，而我徐处于中；故彼一与此一为垒，乃知其本无垒也，遂坐而收之。垒立者“居”，而坐收者“不去”，是之谓善争。
如果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那么丑的观念就产生了。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那么恶的观念也就产生了。所以说有和无相互依赖而产生，难和易相互对立而促成，长和短相互比较而存在，高和下相互包含而形成，音和声相互协调，前与后相互依伴，这是永恒不变的的客观实际。因此，圣人排除一切人为的努力而从事“无为”的事业；圣人超越一切言语施行“不言”的教化；他任由世间万物振兴却不加以干涉，生养万物而不占为己有，培育万物却不自恃其能，功成名就也不居功自傲。正因为他不居功自傲，所以他的功绩永恒不灭。
叶朗先生在《中国美学史大纲》里评价老子时说：“美”这个概念当然老早就有了，并不是老子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但是老子给予“美”的这两个规定，都使得它第一次成了一个独立的范畴。在第二章中，老子把“美”与“善”区别开来，同时指出了“美”与“丑”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关系，老子并不认为这种区别和对立是永久不变的，在某种情况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老子在区别“美”与“善”，辨别“美”与“丑”的论述后，又阐述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提出了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观点。
之后，老子进一步阐释了如何去实践这一观点的方法。在有无相对的关系上，老子始终如一，崇尚的是“无”，倡导“无为而治”，所以在他的人生哲学和处事方法中，处处看见其推崇的“无为”。于是就有了“行不言之教”，身教重于言教。洞悉了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后，以“弗始”、“弗有”、“弗恃”、“弗居”的行动遵循“无”的处事原则。处事柔和达练，一切顺应自然，不强求功名，这样才可谓是圣人的处世哲学。
邹忌讽齐威王纳谏
齐王即位初期，沉溺酒色，不理朝政，邹忌以鼓琴相见，并用“齐人一妻一妾”的劝诫齐王，齐王听后虚心纳谏，选拔人才，使得齐国强盛起来。
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更轻易地改造自然世界后，对自然恣意地、不计后果地改造，已经违背了先贤老子所倡导的“无为”，虽然意愿和出发点是好的，过分地改造自然世界和干涉自然规律往往产生可悲的结局。人类为了保护野生鹿群将狼赶尽杀绝，鹿群没了天敌后大量繁殖，导致植被大量消耗，又使鹿群因缺少食物来源而大面积死亡。这不正是老子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吗？
善与恶一线之间，“美与恶，相去若何”。只看到“美”与“善”的积极作用和效果，忽略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就很有可能好心办坏事。清楚而认识到事物的两面性和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大到治理国家，小到完善自身，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据《圣经·创世纪》载，上帝在东方建造了伊甸园，并把许多种活物放在里面。园中央生长着两棵树：生命树和智慧树。上帝创造了亚当，让他到伊甸园中，并告诉他说，除了生命树和智慧树上的果子以外，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上帝把所有的动物都派到亚当那里，亚当就给这些动物取名字。然后，上帝就让亚当好好地睡上一觉。就在亚当熟睡的时候，上帝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并用这根肋骨造了夏娃，这样，亚当就有了伴侣而不会孤单了。
亚当和夏娃没有衣服，他们光着身体，自由自在地在伊甸园里生活，与上帝相处得十分和谐。
可是，在伊甸园中的所有动物当中，蛇最邪恶。有一次，蛇问夏娃，问她是否可以吃到任何想吃的果子。夏娃回答道：“那当然，除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我们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但唯独智慧树上的果子，我们吃了就会死掉。”
蛇说：“不会的，如果吃了智慧树上结的果子，你们就会发现善恶是有区别的，这样你们就跟上帝是一样的了。上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让你们吃智慧树上的果子。”
夏娃用充满着渴求的眼神看着智慧树，被树上水灵灵的果实诱惑得控制不了，因为她知道，吃了树上的果子她就会变聪明。最后，她再也忍受不住了，于是摘下树上的一枚果子吃了。然后，她又摘了一枚递给亚当吃了。之后，他们两个彼此对望，意识到了自己是裸体，也明白了男女有别，于是产生了羞耻之意。他们连忙摘下一些无花果的叶子遮住了自己的身体。
天渐渐黑了下来，有了一丝凉意，这时上帝来到了园中。亚当和夏娃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连忙藏了起来。上帝由于看不见他们两个，于是就呼喊亚当，问他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藏起身来。亚当回答说，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感到很害怕。上帝说：“如果你感到害怕，那一定是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
亚当立刻指着夏娃，对上帝说：“是这个女人诱骗我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
夏娃连忙解释说：“是我让他吃的，可是，诱惑我吃那果子的是那条蛇。”
于是，上帝对那条蛇下了诅咒，并且把亚当和夏娃都驱赶出了伊甸园。上帝对他们说：“既然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善恶之分，那就必须离开这里了。如果你们还留在伊甸园，那你们还有可能去偷吃生命树上的果子，那样的话你们就会永生不死了。这是我所不能允许的。”
这样，上帝就把亚当和夏娃赶到了尘世，并咒骂他们，说从今以后，亚当必须累得满头大汗才能够活下去，夏娃则必须经受分娩的痛苦。
这就是西方神话中对于人类起源的一种说法。原本无知无欲的亚当和夏娃，是不知道“善”与“恶”的分别的，只有当他们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之后，才具有了分辨善恶的智慧。这与老子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的说法有着何其惊人的相似！
从前有一个贵族，他只有一个儿子，自然是疼爱有加。然而非常不幸，这仅有的儿子说死就死了。这个人非常伤心，每天都到儿子的墓前哭泣。
有一天，贵族来到佛祖的住所，他先向佛问候了一下，然后就满面悲伤地在旁边坐下。
佛祖见了，问他为什么满面愁容。贵族说：“我唯一的儿子死了，每当我想到这就非常哀痛，食不知味，睡不安枕，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来。”
佛祖说：“确实啊！人如果生起了爱，那么忧苦、懊恼也就跟着产生了。”
贵族说：“佛祖！你怎么说如果生起了爱，就会生气忧苦、懊恼呢？要知道爱生时，应是生喜乐之心才对啊。”
尽管佛祖再三告知，可是贵族依然认为是生喜乐之心才对。
由于意见不合，贵族很不高兴地走了。他来到市区有人聚集的地方，向他们复述了与佛的对话。结果这些人和他的看法是一样的，都认为爱生时，应该是生喜乐之心。贵族得到了认同，于是频频点头而去。
后来关于贵族与佛祖观点的讨论辗转流传到了王宫中，波斯匿王和末利夫人也知道了。末利夫人赞同佛祖的观点：“正是这样，如果爱生时，就会生出忧苦和懊恼。”波斯匿王听皇后也这样说，就反驳到：“佛祖是你的师父，你是他的弟子，师父怎么说，你当然也这样说了。”
末利夫人说：“大王，你如果不信，可以亲自前去求证，或是派一个使者前去。”
于是，波斯匿王派了一个大臣前去向佛请安，并让他问佛祖是否真的这样说过。那大臣领受王命，来到了佛祖面前问安之后，就直接说明了来意。
佛祖对那个大臣说：“比如说，有人深爱的母亲死了，由于伤心悲恸过度，精神错乱，就赤身裸体，到处奔走，遇见人就问是否见到自己的母亲。由此就可以证明爱生时，就生出了忧苦和懊恼。同样的道理，如果自己的父兄、姊妹、儿媳死去，情形也一样。”
“过去有一个女人回娘家，她娘家的亲人逼迫她改嫁，女人不不同意就逃回了丈夫家，对丈夫说明了一切，让他想办法。结果女人的丈夫由于爱妻心切，竟然发狂地说：‘我们一起死吧。’说完就拿刀杀死了妻子，然后自杀。从这个故事中，也可知道如果爱生时，就会生出忧苦与懊恼。”
大臣听完佛祖的解说后，就回宫向波斯匿王报告说：“大王！佛祖确实是说了那样的话。”
波斯匿王听完，又向末利夫人转述了佛祖说的话。末利夫人向波斯匿王问道：“大王！我问你个问题，你爱鞞留罗大将吗？”
波斯匿王答道：“是的。”
末利夫人又问：“假如鞞留罗大将有了变故，大王你会怎样呢？”
波斯匿王说：“要是鞞留罗大将有变故的话，我肯定会忧苦、懊恼。”
波斯匿末利夫人说：“从这件事可以知道：爱生时，就会生忧苦、懊恼。”
末利夫人又问：“大王你爱我吗？”
波斯匿王答道：“我非常爱你。”
末利夫人问：“假如有一天我有了变故，大王你会怎样呢？”
波斯匿王答道：“我肯定会忧苦、懊恼。”
末利夫人又说：“从这件事也可以知道，爱生时，就生忧苦、懊恼。”
波斯匿王经末利夫人的巧妙引导，终于知道佛祖所说道理是真实不虚的，就向末利夫人说到：“从今往后，佛祖就是我的师父，我是他的弟子。我愿意皈依三宝，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生命终止。”
世间本无忧、乐，只是因为人们把某些事物当成乐，才使它们的对立面变成了忧。从这一点上看，佛祖的“爱生苦生”，与老子所谓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包含着相同的哲理。
春秋末年，越国有一位绝世美女，名叫西施。西施的容貌之美简直到了倾国倾城的程度。不论是她的举手投足，还是音容笑貌，都十分惹人喜爱。西施平时只着淡妆，服饰也很朴素，但不管走到哪里，都没有人不惊叹她美丽的容貌。
西施一直有心口疼的毛病。一天，她走在街上，又犯病了，于是她手捂着胸口，双眉微微皱起，无意之中流露出一种娇媚柔弱之美。路上的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着她，认为她这一皱眉，显得更加美丽了。
西施住在若耶溪西岸，在东岸住着一个丑女子，名叫东施。东施不但相貌难看，而且很没有修养。她平时举止粗俗，却整日做着成为美女的梦。她每天浓妆艳抹，还总是穿着华丽的衣服，可还是没有一个人说她长得漂亮。
东施听说西施很美丽，就时常注意观察她。这天，她见西施双手捂着胸口、紧皱双眉的样子竟然博得那么多人的青睐，很是羡慕。东施回去以后，也模仿西施的样子，手捂胸口、紧皱双眉，在村子里走来走去。没想到，东施的矫揉造作使她原本就丑陋的模样更加难看了。结果，村子里的富人看见她这怪模样，马上紧紧地把门关上；穷人看见她走过来，马上带着孩子远远躲开。大家看到这个模仿西施在村子里走来走去的丑女人，简直就像见了瘟神一样。
西施
西施之美，在于其病弱娇羞之态，而通过东施效颦，人们反而更加对比出何为美，何为丑了。
美与丑是相对的概念，人们都知道西施之美，自然也就能比较出东施之丑了。
有一次，子张向孔子请教执政的原则：“老师，我们怎样做才能从事管理国家政务？”孔子回答说：“只要尊崇五种美德、摒弃四种恶行，就可以从政了。”
子张听了以后感到一头雾水，他实在不明白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再次请教：“您所说的五种美德指的是什么呢？”孔子答道：“正人君子向别人施舍恩惠而不耗费别人的财物；让百姓自愿为别人服务而没有半点怨言；心中有追求的目标却没有贪念；处事的时候心态要平和，而不要骄横；要树立自己的威严，但不要凶猛。这就是我所说的五种美德。”
子张听了以后说道：“老师，您能再详细一点解释吗？”孔子说：“君子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使他们能够得到利益，这不就是给别人施以恩惠而不耗费财物吗？让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去劳作，发挥他们的所长，还有谁会有怨言呢？真正的君子追求的是仁德，既然有了仁德，还要贪求什么呢？君子在处事的时候，不管手下人有多少，也不管自己有多大势力，只要摆正自己的心态，用平等眼光来看待自己和他人，这不就不会骄横了吗？君子平时注意使自己衣冠整齐，言行举止时刻保持庄严、稳重，这种威严会使人心怀敬畏，但是并不会使人感到害怕，这不就是威而不猛吗？”
子张听了孔子的解释之后茅塞顿开，说道：“老师，学生这下明白这五种美德的内涵了！不过，您说的四种恶劣行为又是什么呢？”
孔子说道：“对犯罪的人没有进行教育就杀头，这叫做‘虐’；事先没有训诫、没有提出明确要求，却对属下做事的结果表示不满，这叫做‘暴’；由于自己的懈怠导致政令延迟下达，而后又强行要求人们在限期内完成，这就是残害人民；给别人奖赏却出手吝啬，这就是小气。这四种恶行是从政的大忌，你一定要牢牢记住！”子张听了孔子的一席话，觉得自己受益匪浅，于是一边谢过老师，一边退了出去。
尽管美丑是共存的，但二者毕竟是相反的概念，只有前者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孔子向学生子张讲述美与恶，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明辨是非，除恶扬善，以此来提高自身的修养。
汉武帝的小儿子刘弗陵非常聪明，因此汉武帝晚年将他立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
汉昭帝继位才8岁，汉武帝给他安排了四个辅政大臣：霍光、金日、上官桀、桑弘羊。四个人当中，霍光官居大司马、大将军，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地位是最高的。
汉武帝的眼光不错，刘弗陵确实称得上是有道的明君，他不仅把国家治理得有声有色，而且在处理和辅政大臣霍光的关系上，也堪称老臣和幼主成功合作的典范。
对于父亲给自己安排的辅政大臣，刘弗陵不仅不排斥，反而非常重视发挥他们的才干，有事就和他们商量，从而保持了汉帝国的强盛。
然而，刘弗陵是汉武帝的小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的传统，他的继位有些不合常理。因此，他同父异母的哥哥燕王刘旦心中很是不服气，总是想夺取皇位，而他深知，辅政大臣霍光是绝对不会同意的。刘旦就把霍光视为眼中钉，想除之而后快。霍光的同僚上官桀等人对霍光独揽大权很是不满，于是和燕王刘旦勾结起来，密谋铲除霍光，然后将刘弗陵废掉，拥立燕王做皇帝。
在汉昭帝14岁这一年，上官桀趁着朝廷给霍光休假的机会，伪造了一封燕王刘旦的亲笔书信，又派人假冒刘旦的使者，将这封信送给了汉昭帝。
汉昭帝将信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霍光外出检阅御林军的时候，擅自使用了专给皇上用的仪仗。而且他常常不守法度，未经皇上准许，擅自往大将军府增调武官，这都有根有据。他如此独断专行，根本没有将皇上放到眼里！我认为他有阴谋，恐怕会对皇上不利，所以我愿意辞去王位，到宫中保护皇上的安全，以防备奸臣作乱。”
送完信之后，上官桀等人已经做好所有的准备，就等着汉昭帝一声令下，就将霍光抓起来，没想到汉昭帝看完信之后竟然毫无动静。
第二天，霍光上朝时得知这件事情，就坐到偏殿中听候发落。
汉昭帝在朝堂之上没有看到霍光，就问：“大将军怎么没来？”
上官桀回答说：“大将军由于被燕王告发，不敢进来。”
于是，汉昭帝就让人将霍光请上殿来。霍光一上殿，就摘掉了帽子，一个劲儿磕头请罪。
汉昭帝说：“大将军请戴上帽子。我知道那封信上所说的都是假的，你没有什么罪。”
霍光听了十分高兴，继而又迷惑不解地问：“皇上是如何知道的啊？”
汉昭帝说：“大将军检阅御林军的事情是最近几天才发生的事情，而增调武官校尉到现在也刚过去十天，燕王远在千里之遥，他怎么能这么快就知道？假如大将军要作乱，就是不依靠校尉也能做到。”
上官桀等人与文武百官听后都非常惊讶。
汉昭帝说道：“这件事情只要审问一下送信的人就可以查明了。不过，我估计他早已经逃走了。”
左右下属急忙让人去找送信的人，送信的人果然逃走了。
人世间美丑有别，是非亦是如此，一个人只有具备独立判断能力，才能明辨是非，汉昭帝正是这样一位有独立判断力的明君。
从前有个齐国人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自己又身无所长，没有谋生的能力，每天只好靠在城中乞讨度日，生活非常困窘。
古时的城市很小，他每天走的都是那么几条街巷，乞讨的总是那么几户人家。一开始，人们从同情心出发，还赏给他一些残菜剩饭；可是时间一长，人们就嫌他来的次数太多了，因而十分讨厌他，于是谁都不情愿再给他任何食物了。这样一来，他就只有忍饥挨饿的份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姓田的马医因为活儿太多，忙不过来，急需一个帮手。这个人于是就主动找上门去，请求在马厩里给马医帮忙，以此来换取一日三餐。这样，他就不需要沿街乞讨了。马医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齐国人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他的日子也变得充实起来，干活儿也格外卖力。
可是，在当时，马医是下等人才干的工作，因此有人在一旁取笑这个齐国人：“马医不过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职业，而你只不过是为了吃口饭，就去给他打杂，这岂不是你的莫大的耻辱吗？”
这个昔日的乞丐却非常平静地回答道：“依我看来，天下最大的耻辱是当寄生虫，靠乞讨过日子。过去，我为了活命，连乞讨都不感到羞耻；而现在能帮马医干活，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这又算什么呢？”
人生在世，贵在知荣明耻，齐国人正是因为认识到了“美”与“丑”，才为自己重新选择了出路。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死后，齐景公先是为失去一位善于进谏的重臣而痛心，继而又感到十分轻松，因为再没有人敢像晏婴那样经常规劝他了，他就可以率性而为了。
齐景公满耳都是对他顺从、奉承的话，他也感受到了颐使气指的满足。可是，不久之后他又觉得很苦闷，为缺少犯颜直谏的臣下而忧心忡忡。
一天，为了调节情绪，景公大宴群臣，散席以后，又率领文武百官去校场射箭取乐。
准备就绪，应该由君王先射，臣子依次排列。
齐景公运足力气，拉弓搭箭，然后瞄准远处的箭靶，“嗖”的一声射去，群臣一片欢呼：“射得太准了！”景公自己也觉得不错。为了验证成绩，他大步走近箭靶，一看，那支箭并没有正中靶心，偏离大约三寸，虽然不太圆满，但还算可以。景公在一片赞赏声中走回来，射出了第二箭。箭出手时，握弓的左手微微抖了一下，他觉得这一箭肯定射偏了，但马上就听到了大臣们的喝彩声。景公心生疑惑，就抽出第三支箭。他再一次弯弓搭箭，可这时力气已经不足，箭未及靶子便掉落在地上。但群臣还是齐声祝贺。景公听了闷闷不乐，没有再玩下去，就起驾回宫了。
景公经过再三考虑，决心要整治一下阿谀奉承的风气，于是找来弦章商议方案。弦章是晏婴的弟子，颇有晏婴的遗风。
景公向弦章讲述了在靶场发生的事，问他应该如何整治这些虚意奉迎的大臣。
弦章答道：“这种风气的形成，不能完全怪大臣，国君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景公一愣，反问道：“这怎么能怪寡人呢？”
弦章不慌不忙地解释道：“常言道：‘上行而后下效。’国君如果喜欢听忠言直谏，臣下自然会讲真话甚至于逆耳忠言；可国君如果爱听顺从逢迎的话，臣下自然会极尽奉承吹捧之能事。”
景公听了连连点头，认为弦章说的很有道理，就下令赏给弦章许多珍贵之物。弦章摇了摇头，说：“那些奉承国君的人，就是为了多得到一点赏赐。如果我接受了这些赏赐，岂不也成了卑鄙无耻的小人了！”他说什么也不要这些奖赏。于是齐景公心悦诚服。
治理国家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律，而形式化的规章制度并不一定奏效。作为君主，只有用自己的言行作为准则来教化臣民，才能让国家得到根本的治理，这正是圣人“行不言之教”的道理所在。
从前有三个秀才一起去赶考，临行之前一起到一个算卦摊上算前程。他们将来意说明，算命先生什么都没说，就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头。三个秀才问是什么意思，可算命先生就是不开口。三个秀才只好离开了。其中的老大一边走一边说：“他伸出一个手指，就表明咱们都一起考中了。走吧，肯定没问题！”于是就信心十足地参加了考试。
考完后几天，榜发了下来，只有那个老大考中了，他万分高兴，准备了厚礼去答谢那位算命先生。其实，算命哪里会是真的？三个秀才一起去赶考，结果不外四种情况：要么只考上一个，要么考上两个（只有一个没考上），要么考上三个（一齐都考上），要么一个都没考上，绝对不会出现第五种情况。因此算命先生只伸出了一个指头，就将所有的结果都包括进去了，这就看你怎么理解了。
老大对算命先生打哑谜式的预测做了最好的理解，坚定了信念，因此才获得成功。算命先生的一根手指无形中起到了“不言之教”的作用。
农村有句俗语：“一等人使眼教，二等人使话教，三等人使棍教。”对一等人用眼色来教他，即对高才生进行不言之教，对于二等人以言语来教训，对第三等人以棍棒打。如果对二、三等人的行不言之教，他们恐怕理解不了，而对三等人以话语来教都不听，只能以武力慑服。孔子曾经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论语·季氏》中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因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雍也》中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而孟子在《孟子·告子下》中也说过：“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不屑之教”其实也是一种不言之教，故意不屑与言，令对方感到受到轻视、侮辱，从而激发他的进取心。
礼教大行
对人的教育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不可千篇一律的教诲，教育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并非只有口耳相传这一种方式。
总之，对于许多不便明言的问题，不言之教往往可以起到无声胜有声的良好效果。
战国时期，赵国有一位名将名叫赵奢。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赵国掌管征收田税的小官。官职虽然不大，可是他干得非常认真，总是秉公办事，从来不畏权势。
有一天，赵奢率领几名手下到平原君家里征收田税。这位平原君名字叫做赵胜，是赵王的弟弟，因此位尊一时。平原君的管家看见赵奢前来收税，根本就没有将他放在眼里。他命令一伙家丁，将赵奢和几名手下人都围了起来，不仅拒不交田税，还无理取闹。
赵奢非常气愤，他大声喝道：“谁胆敢聚众闹事，拒绝交税，我就依国法将他治罪，不管他是谁！”管家倚仗自己是平原君家的亲信，对赵奢的话毫不理会，结果，赵奢真的根据当时的国家法律，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将平原君家包括管家在内的九个参与闹事的人全部斩杀。
平原君得知这件事情后，大发雷霆，声称要杀死赵奢。有许多人都劝赵奢立即逃到别国去躲一躲，免去杀身之祸。然而赵奢一点都不害怕，他说：“我从国家利益出发，依照国法办事，有什么罪过？为什么要逃避？”他还主动来到平原君的家门，跟他讲道理：“您是赵国的贵族，怎么能放纵家人违反国家的法令？假如大家都不遵守国家的法律，都拒不向国家缴纳田税，那国家的力量就会被削弱。而国家的力量一旦被削弱，就会受到别国的欺凌，甚至还会有灭国的危险。假如到了那一天，你平原君还可以保住现在这样的富贵吗？像您这样身居高位的人，假如能带头遵守国家的各项法令制度，带头交纳田税，那么上上下下的事情就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天下人也都会心悦诚服地缴纳租税，那么，国家也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国家强盛，这实际上也是您所希望看到的呀。您作为王族公子，又居于相国的高位，怎么可以带头违反国家的法令呢？”
赵奢的一席话，说得平原君心服口服。他看出赵奢是个贤能的人才，就将他推荐给了赵王，于赵王是让赵奢掌管全国的赋税。
从此以后，赵国的税赋公正合理，总是能够按时按量收缴，国库因此得到充实，国家也变得强大起来。
老子认为当权者应该“行不言之教”。的确，统治阶层只有以身作则才能令臣民信服。从这一点上，赵奢确实给平原君上了很有价值的一课。
孟子一生致力于宣扬王道，劝说诸侯实行仁政。他曾经多次面见一心想称霸于天下的齐宣王。
有一天，齐宣王问孟子：“像我这样一个人有没有可能统一天下？”
孟子看到齐国人民生活困苦，就想批评齐宣王一番。可是齐宣王是个喜欢听奉承话的国君，假如说他不爱护老百姓，肯定会被他赶出王宫。于是孟子平静地说：“我想在回答大王这个问题之前，先问大王一件事。”
“什么事？”齐宣王问道。
“我听说，有一次新铸了一口钟，正准备杀牛祭钟的时候，您因为看到好好的一头牛无罪而被杀，心中不忍，结果就没杀那头牛，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齐宣王心想：“这孟老夫子竟然还知道我的这件善事。”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于是回答道：“是啊。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孟子于是说：“大王，这说明您有恻隐之心啊！凭这个，您就可以行王道，统一天下！”
齐宣王大喜：“对，请您接着往下说。”
孟子接着说：“关键就在于您肯不肯做罢了。假如有人说：‘我能够举起千斤的东西，却不能举不起一根羽毛；眼睛可以看得清毫毛，却看不见满车的木柴。’他说的这话您信吗？”
齐宣王笑道：“这种话我怎么能相信呢？”
孟子也笑道：“是啊，因此如果有人说，大王您能够以好心来对待牛，却不能以这种好心去爱护百姓，这话同样不能让人相信。这就如同不肯举一根羽毛和看不见一车木柴一般。现在，老百姓之所以流离失所，不能安居乐业，这是因为您根本没有关心的缘故，而不是能不能干的问题。因此我说，您能行王道，也能统一天下。问题不在于您能不能，而在于干不干！”
孟子以奉承为批评做铺垫，齐宣王不仅没有对他产生反感，反而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评。
又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请问先王与邻国相交，有什么方法吗？”
孟子说：“有的。只有仁爱的人才能以大国的身份去服事小国，只有聪明的人才能以小国的身份去服事大国。以大国的身份去服事小国的，无论在哪都会快乐，这样的人完全有能力安定天下。”
齐宣王说：“您的这些话非常有道理。不过，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喜好勇武，恐怕不能够服事别国。”
孟子说：“那么，只要大王不喜好小勇就行了。”
齐宣王问：“什么是小勇呢？”
孟子说：“有这样一种人，只是以手按着刀剑瞪着眼说：‘他怎么敢反抗我呢？’这不过是匹夫之勇，只可敌得住一个人，希望大王能够将这种小勇扩大为周文王和周武王一样的大勇。”
齐宣王问：“那就请您讲讲文王和武王的大勇吧。”
孟子说：“《诗经·大雅·皇矣》上写道：‘我王勃然一怒，率领军队前往。阻止敌人侵略莒国，提高了周国的威望，用来报答各国对周国的尊敬。’这就是周文王的勇。文王一怒，就让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定。”
孟子停了一下又说：“《书经》写道：‘天降生一般的人，也为他们降生了君主与师傅。君主和师傅唯一的责任，就是帮助上天来爱护人民。因此，四方之大，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都由我来负责，那么普天之下还有哪个人胆敢越自己的本分而胡作非为呢？’那时有一个纣王横行霸道，弄得民怨沸腾，周武王就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这就是武王的勇，武王一怒使天下的人民得到了安宁。现在，如果大王您也是生气而使天下的百姓都得到安宁，那么，天下的百姓还恐怕大王您不喜好勇武呢。”齐宣王听后高兴地笑了。
还有一次，有人请求齐宣王将明堂拆毁，齐宣王就去问孟子：“先生，您说要不要将明堂拆毁？”
孟子说：“明堂是有道德并且能统一天下的君王的殿堂。假如您要实行王政，就不要将它毁掉。”
齐宣王说：“您能讲讲怎样去实行王政吗？”
孟子说：“以前周文王治理西岐，对农民实行的税率为九分之一；对做官的人提供世代承袭的俸禄；在关口和市场上，只进行稽查而不征税；不禁止任何人到江河湖泊中去捕鱼；只对罪犯实施刑罚，并不株连他的妻室儿女；至于鳏夫、寡妇和没有依靠的老人、孤儿，周文王最先考虑的就是他们。《诗经·小雅·正月》上写道：‘有钱有势的人是可以过得去的，去可怜那些无依无靠的孤独者吧。’”
齐宣王拍手称赞道：“这话说得真是太好了！”
孟子说：“您既然觉得这话好，那为什么不去施行呢？”
齐宣王说：“我有一个毛病，就是喜爱钱财，施行王政恐怕有困难吧。”
孟子答到：“以前有个公刘，他也喜爱钱财。《诗经·大雅·公刘》上有：‘粮食好多，外有囤，内满仓；包裹着干粮，装满了橐，装满了囊。人民团结，国威大振，箭上弦、弓开张，其他的武器也都上场，浩浩荡荡向前行。’留在家中的人有积谷，士兵们有干粮，这才能统率军队奋勇前进。假如大王您喜爱钱财，能跟百姓一道分享，那么实行王政统一天下，又有什么困难呢？”
齐宣王羞愧地说：“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喜爱女人，施行王政怕有困难吧？”
孟子说：“以前周太王古公亶父也喜爱女人，非常疼爱他的妃子。《诗经·大雅·緜》有：‘古公亶父清早就骑着马，沿着邠地西边漆水河岸来到岐山脚下。还带领着他的妻子姜氏女，一起来视察这里的住处。’在那个时候，天下没有找不到丈夫的女人，也没有找不着妻子的男人。假如大王喜爱女人，也能体谅百姓的心境，那对于实行王政来说，又有何难呢？”
齐宣王再也无话可说了。
相对于耳提面命式的说教，以高超的语言技巧来规劝别人就是“行不言之教”。孟子正是掌握了这一点，才轻而易举地说服了齐宣王。
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被人们尊称为晏子。他才思敏捷，经常用巧妙的方法劝谏齐庄公。
有一天，晏子闻听齐庄公正在花园中和妃子们下棋，就去求见庄公。庄公知道晏子也是一位棋坛高手，于是撇下了妃子请晏子和他对局。两个人你来我往交上了手。
晏子是齐国的相国，此次来见庄公，是有重大事情要说的。看见国君很想和他比试棋艺，他不得不按下话头不提，就在棋盘上猛打猛冲起来。没过多久，就吃掉了庄公很多棋子。庄公沉着应对，渐渐地扭转了局势，转败为胜，赢了晏子一局。
庄公知道晏子的棋艺是很高的，可是今天怎么失败得这么快呢？于是就问晏子道：“相国胸怀文韬武略，辅佐寡人治理国家更是驾轻就熟，为什么这局棋竟下得这么糟糕呢？”
“臣有勇无谋，败给国君是情理之中的事。”晏子用手指了指棋盘说。“下棋如此，治理国家也是如此，臣已经难以胜任相国的重任了。”
庄公吃了一惊：晏子自从担任相国之职以来，帮助自己将齐国治理得井然有序，是一个极有名望的重臣，他如今怎么说出这么令人泄气的话来呢？突然，庄公发觉这是晏子在委婉地批评自己偏好勇力而不重视仁义，于是脸上显出了惭愧之色。
应该说齐庄公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这些年来，因为庄公偏袒那些勇武有力的人，令武夫们滋长了骄傲的情绪。他们傲视百官，欺凌百姓，弄得京城鸡飞狗跳，人仰马翻。一些能干而有见识的文臣得不到重用，官风民风都开始败坏。一些大臣曾经劝说过庄公，可是他怎么也听不进去。此时晏子的一句话令庄公警觉了起来，他很想知道晏子对重用武夫的看法，于是直截了当地问：“请相国对我说实话，古时候有没有一个国君是仅仅凭借勇力就能够安邦治国呢？”
晏子回答道：“夏代末年有大力士推侈、大戏，商代末年有勇士弗仲、恶束，这些人都可以日行千里、力擒虎豹，然而他们却没有力量阻止夏商的灭亡。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仅仅倚仗勇力而不讲仁义，没有不失败的。”
庄公仔细琢磨着晏子说的话，认为他讲得有道理，就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感谢晏子的中肯批评，表示从今往后一定要重视仁义。
之后，两人又下了一盘棋。这次晏子一反猛打硬冲的风格，而是精心布局，进退有致。庄公没坚持多久就节节败退了。“同样一个晏子，怎么两局棋的下法完全不同呢？”庄公心里纳闷，猛然间，他终于明白了：“这是晏子用下棋来劝我改正错误，今天我在棋盘上的收获真多呀！”
可见，晏子确实是“行不言之教”的高手。
刘邦打败项羽，当上大汉天子以后，为了庆祝胜利，他大摆筵席，宴请群臣。大家一边喝酒一遍闲谈，刘邦问群臣：“大家都说说，我们为什么能取得天下，而项羽又为什么会失去天下？”
有的大臣恭维道：“陛下得天时、占地利。又有上苍的保佑，有神明的扶持。总之因为您是真命天子。”
刘邦听了只是笑笑，不说话。
另一个大臣补充道：“陛下还占了人和，有功就赏，有过就罚，赏罚分明，所以能众志成城，齐心和力，夺得天下。而项羽则嫉妒有才能的人，怀疑有本事的人，打了胜仗也不记功劳，得到了土地也不分给部下，所以，他才会遭到失败。”
刘邦微微点头，于是大伙儿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各自的见解，无非是恭维刘邦英明神武、智谋过人、用兵如神之类。
刘邦听了大臣们的议论，笑着说：“你们所说的也对也不对，说你们对，因为你们知其一，说你们不对，是因为你们不知其二。”
宴席上一片寂静，大臣们都侧耳细听刘邦的高论：“我出身平民，起事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后来斩白蛇、举义旗，几经挫折，多次濒临灭亡的边缘，但最终成就大业，取得了天下，立朝建国，这是因为我尚有自知之明，并不太过份相信自己的才能和运气。要比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要比治国安民、筹集粮草，我不如萧何；要比指挥军队、领兵作战，我不如韩信。我为什么能统一天下？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过人的本领，也不是由于有什么神灵的保佑，只是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借重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礼遇像张良、萧何、韩信这样能人，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因此才得了天下。而项羽正好相反，他骄傲自大，轻视别人的才能，实际上他手下也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因为他容不得人，所以有的人就跑到我这边来了，就连范增这样有本事的人他都不予以重用，因此他才失去了天下。”
在老子看来，“为而弗恃”是一条重要的为君之道。刘邦正是熟谙此道，才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大胆地启用人才，并做到礼贤下士、虚心学习，从而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项羽，开创了大汉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