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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一章中，就提出了“道”这一概念。“道”作为老子哲学的专有名词和核心概念，在《道德经》全书中频频出现。本章的第一个“道”，指的是宇宙间万物存在的本源与实质，任何事物的发展，无不依靠“道”这一原动力。老子指出，这种“道”是不能用任何语言完美地表述出来的，故“道可道，非常道”。从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角度来看，这恰恰反映了语言、思维和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
老子进而认为世界本生于无，“道”从“无”中创造并主宰世界，这与古代西方哲学认为上帝是世界创造者的观点相比，更具有唯物主义的理性光辉，这也正是老子哲学的精妙之处。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
韩非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
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生长之道也。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晖，灭迹匿端，不可称道。（名可名）谓富贵尊荣，高世之名也。（非常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当如婴儿之未言，鸡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处石间，内虽昭昭，外如愚顽。
王弼《老子注》：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道者，虚极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称。用可于物，故云可道。名生于用，故云可名。应用且无方，则非常于一道。物殊而名异，则非常于一名。是则强名曰道，而道常无名也。
司马光《道德真经论》：世俗之谈道者，皆曰道体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为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谓道也。名亦可强名耳，然非常人之所谓名也。常人之所谓道者，凝滞于物。所谓名者，苛察缴绕。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无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当名，可道可名，知事物焉，如四时焉，当可而应，代废代兴，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袭气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于行道者，当行过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道犹路也，凡人律身行事，心无他欲，执此而行之，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执而不改，非常道也。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盖谓过人之大道。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之名，可行焉，可习焉。
王夫之《老子衍》：常道无道，常名无名。“可”者不“常”，“常”者无“可”。然据“常”，则“常”一“可”也，是故不废“常”，而无所“可”。不废“常”，则人机通；无所“可”，则天和一。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无名者谓道，道无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气布化，出于虚无，为天地本始也。有名谓天地。天地有形位、有阴阳、有柔刚，是其有名也。万物母者，天地含气生万物，长大成熟，如母之养子也。
王弼《老子注》：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无名者，妙本也。妙本见气，权舆天地，天地资始，故云无名。有名者，应用也。应用匠成，茂养万物，物得其养，故有名也。
司马光《道德真经论》：天地，有形之大者也，其始必因于无，故名天地之始曰无。万物以形相生，其生必因于有，故名万物之母曰有。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道常无名，天地亦待是而后生，《庄子》所谓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故有名为万物之母。
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道之幽微，静无名而动有益，即无极而太极是也。且如吾为天下君，善政之机日存于心而未发，孰知何名？才施行则有赏罚焉。不但君心有赏罚，贤人君子有志，则皆能利济万物，所以无名天地之始，即君子仁心畜之于衷，发而济万物，则有名矣，岂不万物之母云？
王夫之《老子衍》：众名所出，不可以一名名。名因物立，名还生物。夫既有“始”矣，既有“母”矣。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
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妙，要也。人常能无欲，则可以观道之要，要谓一也。一出布名道，赞叙明是非。徼，归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观世俗之所归趣也。
王弼《老子注》：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后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人生而静，天之性。感物而动，性之欲。若常守清静，解心释神，返照正性，则观乎妙本矣。若不正性，其情逐欲而动，性失于欲，迷乎道原，欲观妙本，则见边徼矣。
司马光《道德真经论》：徼，边际也。万物既有，则彼无者宜若无所用矣。然圣人常存无不去，欲以穷神化之微妙也。无既可贵，则彼有者宜若无所用矣。然圣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万事之边际也。苟专用无而弃有，则荡然流散，无复边际，所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也。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庄子》曰：建之以常无有。不立一物，兹谓之常无。不废一物，兹谓之常有。常无在理，其上不徼，天下之至精也，故观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变也，故观其徼。古无二境，徼妙寓焉。大智并观，乃无不可。恍惚之中，有象与物。小智自私，蔽于一曲，弃有着空，徇末忘本，道术于是乎为天下裂也。
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无欲观其妙，谓道既行，而不求他誉，以己诚察于真理，故云：常无欲，以观其妙。又常有欲以观其徼，非他欲也，乃欲善事之周备耳。虑恐不备，而又欲之，非声色财利之所欲。徼言边际也。
王夫之《老子衍》：边际也。而我聊与“观”之；“观”之者，乘于其不得已也。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
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两者，谓有欲无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异名者，所名各异也。名无欲者长存，名有欲者亡身也。玄，天也。言有欲之人与无欲之人，同受气于天也。（玄之又玄）天中复有天也。禀气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则生贤圣，得错乱污辱，则生贪淫也。（众妙之门）能之天中复有天，禀气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谓知道要之门户也。
王弼《老子注》：两者，始与母也。同出者，同出于玄也。异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则谓之始，在终则谓之母。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谓之玄者，取于不可得而谓之然也。谓之然则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则是名则失之远矣。故曰，玄之又玄也。众妙皆从同而出，故曰众妙之门也。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如上两者，皆本于道，故云同也。动出应用，随用立名，则名异矣。出则名异，同则谓玄。玄，深妙也。意因不生，则同乎玄妙，犹恐执玄为滞，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示明无欲于无欲，能如此者，万法由之而自出，故云众妙之门。
司马光《道德真经论》：玄者，非有非无，微妙之极致也。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道本无相，孰为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气，故同谓之玄。世之惑者，舍妄求真，去真益远，殊不知有无者，特名之异耳。《素问》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妙而小之谓玄，玄者天之色也。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玄之又玄，所谓色色者也。玄妙之理，万物具有，天之所以运，地之所以处，人之所以灵，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于玄，故曰众妙之门。孔子作《易》，至《说卦》然后言妙，而老氏以此首篇，圣人之言，相为终始。
陈致虚《道德经转语偈》：众妙应须无以观，更将有向窍门看。可名物母明明说，两颗胡珠转玉盘。
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为前文奇甚，故特又赞之。
王夫之《老子衍》：异观同常，则有欲无欲，非分心以应，居中执常，自致妙徼之观。观于其“异”，则有无数迁；观于其“同”，则有者后起，而无者亦非大始也。然则往以应者见异矣。居以俟者见同矣。故食万物而不尸其仁，入机伪而不逢其锐；知天下之情，不强人以奉己；弃一己之余，不执故以迷新。是以莫能名其功，而字之曰“众妙”，盖其得意以居，开户而历百为之生死者，亦甚适矣夫！
“道”这种东西可以表述出来，但表述出来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名”也可以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就不是永恒的“名”。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因为它是天地的本始；也可称它为“有”，因为它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因此，从欲望消解的角度，能够揣摩出它的奥妙；从功利性的角度，可以探寻它的踪迹。这二者实际上出于同一源头而名称不同，它们都是很玄秘的，它们玄秘至深，这正是宇宙间一切奥妙的源头。
首先，老子触及了一个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相当重要的概念，即“名”。与“名”相对立的概念是“实”。“名”与“实”之争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名”与“实”之争甚至产生出一个哲学流派—名家，也是百家中的一家，名家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西方形式逻辑的内容。相传战国时期有个公孙龙，他想牵着马过关。但当时国家有规定，不允许将马带出关外，公孙龙牵着马走到关口时，有守关人拦住他说：“不能把马匹带出关外。”公孙龙回答说：“我牵的是白马，并不是马，白马不是马，规定中说马不许出关，并没有说白马不许出关。”公孙龙巧舌如簧的辩解，最终使他牵着白马大摇大摆地出关去了。名家的这段“白马非马”论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
老子认为“有”与“无”同出而异名，其实“有”与“无”实际上是一回事，这个观点确实惊世骇俗，但其意蕴深邃超远，也不是西方的“否定之否定”哲学原理能简单涵盖的。老子的“有”与“无”只能说玄之又玄，只可意会，难以言表。的确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公孙龙
公孙龙，战国末年赵国人。能言善辩，曾为平原君的门客，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名家的代表人物。
老子的“道”中同时又包含了“无”和“有”。他认为可以通过“无”和“有”两种方法去认识“道”。“常无欲以观其妙”中的“观”是认知的意思，“其”代指“道”。意思是从“道”的本体“无”为切入点认知世界，就可以得到“道”的奥妙精髓。“常有欲以观其徼”从“道”的作用“有”入手认知世界，就可以得到“道”的广大精深。
相对于物质匮乏的古代社会，人们却有着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许多人都能从“无”的角度为切入点去感受世界、认知世界，从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哲学家，但实验科学却相对薄弱。古人常以哲学、数学的方法去感悟事物和真理。因为哲学是起源于哲学家的感悟，并以此为依据建立起一套理论去认知世界，并没有实践作为基石。数学也与哲学相类似。所以老子认为首先用感性的方式，既哲学、数学的方法去认知世界，就会得到“妙”也就不足为奇。同时对以“常有”的方法去认知世界，老子也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理解，并没有一味的否定。不仅没有否定，而且郑重其事地把它写在了第一章，他说的“常有”，按通俗意思讲即是使用实验科学的方法，如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方法，用实践为基础的手段去认知世界，就会得到“徼”。不过可惜的是，后人却太重视以“常无”的方法去认知世界，而忽视以“常有”的方法去认知世界。这不得不算是中国古代先人智慧的遗失。
春秋时期，有一位擅长制造车轮的人叫轮扁。
有一天，齐桓公坐在殿堂上读书，轮扁则在堂下制造车轮。齐桓公读到精妙之处，禁不住摇头晃脑，口中也念念有词，非常得意。轮扁看到桓公如此爱书，心中十分不解。他放下手中的工具，走上堂来问齐桓公：“请问，大王所读的书，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呀？”齐桓公回答道：“书上写的都是古圣先贤讲述的道理。”轮扁说：“请问大王，您说的那些圣人现在还活着吗？”齐桓公说：“他们早就已经死了。”于是轮扁又说：“那么我斗胆说一句，大王您所读的这些书，只不过是古人留传下来的糟粕罢了。”
齐桓公听了这话很是生气。他对轮扁说：“你说圣人留下的书都是糟粕，如果你能说出道理，我就饶了你；如果你讲不出道理来，我就非杀了你不可！”
轮扁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是从自己从事的职业和工作的经验体会来看这件事的。就拿我砍削车轮这件事来说吧，要是速度慢了，车轮就会被削得很光滑，但是不坚固；速度快了，车轮就会被削得粗糙，也不合规格。我只有不快不慢，才能得心应手地制造出质量上乘的车轮。如此看来，削车轮这件事也有它自己的规律。可是，我只能用心去体会，从而悟到规律，却难以清楚明白地用言辞讲授给我的儿子听，因此我的儿子就无法从我这里学到砍削车轮真正的技巧。如今我已经七十岁了，还是要凭自己的感觉去砍削车轮。可见，古代那些圣人心中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思想精华已经伴随着他们死去了。所以我说，大王您今天所读到的书，只是一些古人留下的粗浅的东西罢了。”
这则寓言说明了一个道理：语言是不能尽善尽美地表情达意的。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也是老子在语言表达不畅的情况下的无奈之言。
孙阳是春秋时期秦国人，也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的相马专家，他一眼就能够辨别一匹马的优劣。由于在民间传说中掌管天上马匹的神名为伯乐，所以人们将孙阳称为伯乐。
据说，伯乐根据自已丰富的相马经验，编著了一本《相马经》。在这本书上，他描述了各种各样的千里马的特征，还画了很多插图，供人们在辨别马匹时参考。
伯乐有个儿子，他看过父亲的《相马经》之后，就想出去寻找一匹千里马。他记得《相马经》上说：“千里马的主要特点是，高脑门，大眼睛，蹄子如同摞起来的酒曲块。”于是他拿着书，向外走去，以检验自己的眼力。
他没有目的地走着，找着，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千里马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正在念叨着，路边一蹦一跳地过来了一只大蛤蟆，还在“咕咕”地叫着。伯乐的儿子看了这个大蛤蟆半天，想起书中的那句话，脱口而出：“这不就是千里马吗？”他大喜过望，扭过头就往家跑。
还没迈进家门，他就大叫起来：“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伯乐一听，急忙出来问：“快说说，你找到的是一匹什么样的千里马？”儿子气喘吁吁地回答：“我见过很多马，只有这一匹与书上画的最相似了。它正是头颅高高隆起，眼眶深陷，背脊缩着。只有一点—它的蹄子有些不像。”伯乐知道儿子笨，原本就不信他能找到千里马，听完了儿子的话心里就明白了大概，他笑道：“儿子啊，你这匹‘马’虽好，可它蹦蹦跳跳的，人怎么能骑得上去呢？”
道，是不容易讲清楚的。拿相马术来说，千里马的确要具备高脑门、大眼睛的特征。但是，并不是凡是具备高脑门、大眼睛特征的动物都是千里马。伯乐的儿子，根据父亲《相马经》上的只言片语去寻找千里马，结果却找来了只蛤蟆，这正是教条主义的危害所在。
说起一休，人们大都不会陌生，他不仅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而且随着《聪明的一休》这部动画片的传播，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民都对这个聪明的小和尚十分喜爱。不过，动画片中所讲述的都是一休童年的故事，而且故事主要来源于日本民间传说，有一定的虚构成分。那么，历史上真的有一休这个人吗？他的身世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一休和尚确有其人，他法名一休宗纯，生于1394年，故于1481年，是日本室町幕府时代的一个禅僧。一休的父亲是后小松天皇，母亲是天皇的妃嫔。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一休是皇子，那他为什么还要出家当和尚呢？”这还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说起。
在出生前的半个多世纪，日本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到了1392年，幕府将军足利义满迫使南朝议和，才使日本结束了这场混战。从此，北朝的后小松成为日本唯一的天皇。然而，这时的实权仍掌握在幕府手中，后小松天皇与傀儡一般无二。一休的母亲伊予局照姬本是南朝望族藤原家的人，尽管天皇对她十分宠爱，可是由于皇后的嫉妒，因此她在宫中生活得并不如意。后来，皇后发现她怀有身孕，就以她本为南朝人，对朝廷心怀不满为借口，将她赶出了皇宫，流放到了京都西郊的嵯峨野山区。不久之后，伊予局照姬便在这里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千菊丸，这就是后来的一休和尚。
因为一休是在母亲离宫后所生，因此他从来没有过皇宫生活的经历，而是在民间长大的。不过，从一休的诗作之中，依然可以看出他了解自己为皇室后裔的身份，并且后小松天皇也经常召他进宫中相见。在天皇临终的时候，他还被叫到床边。不过，这些并没有对他庶民的身份有任何改变，他从来就没有被人当作过皇子，也从来不以皇子自居，而是依母亲的主张出家当了和尚。对于一休的母亲，现代人也只能从她去世之前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了解一些情况，在信中，她说希望儿子能够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高僧。
一休5岁的时候就被母亲送到了京都的安国寺，做高僧象外集鉴的侍童，当时取名为周健。一休自幼聪明好学，11岁时就可以听讲佛经了，到12岁就开始学习作汉诗了。在室町幕府时代，佛教寺院被视为文化堡垒，所以读写汉诗是僧人的必修课。一休在青年时代是个非常虔诚和遵守教规的佛教徒，象外集鉴对他十分喜爱，于是便正式将他收为门徒。一休23岁时，象外集鉴去世。失去老师的他感到十分痛苦和绝望，于是到琵琶湖静戒了一周，最后竟然决心投湖自尽。他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连忙派人去将他救活。
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以后，一休决定去大德寺追随禅宗开山大灯国师修行，可是这位大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他拒于门外，根本不想接见。一休并没有死心，于是在寺门外耐心守候。一天，大师出门，看见一休仍旧跪在门前，于是就命人向一休泼了一盆水，想把他赶走，可是一休依然跪在地上不动。看到这种情景，大师点点头，于是让他进寺，正式将他收为门徒。
1418年，也就是一休24岁时，大师给他取名“一休宗纯”。大师的一首偈诗对“一休”这个名字作出了解释：“欲从色界返空界，姑且短暂作一休，暴雨倾盘由它下，狂风卷地任它吹。”他认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同样重要，一个人应该不断地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往来，不过其中还需要有一段短暂的休息，以便在纯粹的自由中获得重生。
两年以后，一休最终悟道。在一个雨云低垂的夏夜，他正在琵琶湖的一只小舟上冥想，突然听见一声鸦鸣，不由得惊叫起来，之后，他便大彻大悟，感到一切烦恼与不安全都消失了。后来，他将这种体验报告给大师，大师对他说：“你已经修成阿罗汉，但还没有成正果。”一休说道：“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更乐意修成阿罗汉，而不在乎什么修成正果了。”大师点了点头，说道：“看来你真的是个已经修成了正果的人了！”
1422年，大德寺举行庆典，所有的僧人都身穿最华丽的僧衣参与这次活动，只有一休身穿一身退色的旧袈裟，脚踏着一双草鞋。大师问他为何穿成这样，一休说：“我来了，就已经使这盛典增光，不过我可不想去学那些假僧人的样。”大师听了含笑不语。事后，有人问大师是不是已经选定了继承衣钵的人，大师答道：“自然是一休，尽管他的行为有点疯癫。”
一休的“狂态”正是他对那些虚伪僧侣的愤懑表达，他为自己取外号叫“狂云子”，他写的汉诗集也命名为《狂云集》。他的诗处处都体现出他的这种“狂”。由于对弄虚作假的僧侣极其不满，他在大师去世之前的几年就从寺院离开了，他的行为走向了另一极端，公然过起了放荡不羁的生活。1440年是开山大灯国师涅盘13周年祭，大德寺僧趁机攫取各地大批礼物，一休对此十分不满，在十日祭典的喧闹之后，他离开了大德寺，临走时留下一首诗给同门的一个师兄：
住庵十日意忙忙，
脚下红丝线甚长；
他日君来如问我，
鱼行酒肆又淫坊。
一休的行为与僧人的行为规范完全背道而驰，他纵情于诗酒中，饮酒吃鱼，还留连妓馆。在《狂云集》里他极其大胆地公开宣扬自己投身欲海的欢乐。如《题淫坊》：
美人云雨爱河深，
楼子老禅楼上吟；
我有抱持睫吻兴，
意无火聚舍身心。
这显然是公开对僧众的挑战，目的在于讽刺那些假正经的僧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寺僧暗地里都在追求肉欲，为非作歹，只是没有公然行事罢了。难怪开山大灯国师痛骂这类无耻的僧人“全是邪恶败类”了。
早在1437年，一休四十三岁的时候，正赶上大德寺为开山大灯国师举办百年大忌，一休竟然带了一个女子去参拜国师的墓。一休的弟子在《年谱》中说；“师年四十三，是年适逢开山国师百年大忌。师前往塔下参拜，一女子带衣袋在后随行。”寺僧聚在一起诵经，为国师祈求冥福，一休不仅不去诵经，还带着那女子夜宿庵房，一边听着诵经，一边与女子调笑。他说开山国师绝不会接受那群“邪恶败类”诵经的，与其诵经还不如和女子谈情，这也更合真性情。他极为尊敬的一位祖师中国的济公和尚，就经常有老婆跟随，因此他不在乎别人的讥笑，公然带着女子进寺。他还写过一首《大灯忌宿忌以前对美人》表达自己的立场：
开山宿忌听讽经，
经咒逆耳众僧声；
云雨风流事终后，
梦闺私语笑慈明。（其中“梦闺”为一休的另一个自号。）
一休对虚伪僧人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特别是对同门师兄养叟（大德寺的第二十六任住持）更是大加口诛笔伐，他说养叟是“一条毒蛇”、“勾引女人的淫棍”和“麻疯病人”。大德寺曾经失火，养叟向有钱的俗人募集大笔金钱，以博取朝廷的封号。然而一休知道养叟是用许诺商人悟道至福以索取这大笔金钱的，他认为这是为了物质利益而侮辱了禅宗。养叟死时八十二岁，死时的状况则被隐去，一休在《自戒》诗中，揭露养叟是因麻疯病而死，死之前痛苦不堪。
虽然一休泛舟情海，游戏人间，可是他始终相信，人只不过是一副披着血肉外表的骸骨。他在1457年的时候写过一篇作品《骸骨》，借由一个关于骸骨的梦，来表达他的思想。他认为这个世界的所有壮丽辉煌，都只是过眼云烟的幻象而已。他说：“人，只不过是一副骸骨，尽管外表披上五颜六色的皮，男女相爱，只见色相罢了。一旦呼吸停止，肉体腐败，颜色尽退，爱欲也就消失了。你再也无法分辨出谁生前有钱有势、谁又是贫穷低贱了，记住，你的臭皮囊下不过是一副骸骨，正在等着要现出原形。”
一休认为，世上的种种皆是暂时的、表面的，即使是宗教的外在形式和衣饰，也不过是披在骸骨上的表皮罢了。有一件轶事很能说明他的这个观点：有一次，一个富贵人家请一休去做法事，一休竟穿着一身破旧的法衣就去了，那家人觉得他太不得体了，于是把他遣走。一休过了一会儿又回来，这次他在旧法衣的上面披上了一件华丽的袈裟，于是大受欢迎。一休立刻将袈裟脱了下来，说：“让这件袈裟为你们做法事好了。”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仍穿着破旧法衣，昂然而去。
一休不守清规戒律，放浪形骸，却被后人尊为高僧，这是因为，在他放纵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颗追求真理的心灵。相对于世间“大道”来说，宗教只不过是一件华丽的外衣，穿与不穿，都无关紧要。
一休禅师在比叡山乡下的时候，有一天，他看见大批信徒正朝山上走去。一问才知道原来比叡山上的寺院正在晒藏经，据说晒藏经的时，假如风从经上面吹过，人沾染了这种风，就可以消除灾厄、增长智慧，于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便不断地涌向山上去。
一休禅师弄清楚了事情的经过后说道：“我也要晒藏经！”说完他就袒胸露腹地躺到草坪上晒太阳。许多要上山的信徒看见后很不以为然，认为一休禅师实在是太不雅观了。山上寺院的和尚也听说了一休禅师的事，于是跑下来劝一休不要如此没有威仪。
六祖慧能
禅宗认为，经书只是参禅的一种工具而已。不能只重视经书，而不重视心性的修炼，者跟老子所说的想要得道，先要修炼心性是一样的道理。
一休十分认真地解释说：“你们所晒的藏经都是死的，会生蛀虫，不会活动。而我晒的藏经却是活的，会说法，会工作，会吃饭，有智慧的人应该知道到底哪种藏经才珍贵！”
一休禅师这种看似玩世不恭的作风，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在一休禅师眼中，宇宙真理，必须要从自心中显现，修行忌讳舍本逐末。经书虽然是纸印的，但只有怀着一颗真心才能得法，为什么不关注自己而只关注经书呢？祈福增慧要懂得门径，参禅入佛要懂得机要，珍贵的藏经不是印在纸上，而是印在心上，一切应当从用心下手，才是参悟佛法的门径。
禅宗所参悟的道理从何而来？是心。经书只是参禅的一种工具而已。只重视经书，而不重视心性的修炼，怎么能够开悟呢？《道德经》上说：“道可道，非常道。”道，用语言无法表述，因此人们读经不能直接得道，这就是道之所以“非常道”的原因所在。要想得道，只有修炼心性，用心感悟。在这一点上，佛、道两家可以说达成了共识。
北宋大文豪苏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日喻》。这篇文章是为了勉励一个立志求学，即将到礼部应试的渤海人吴彦律而写的。苏轼的这篇文章主要是勉励吴彦律应崇尚儒道、专心学习。
在文章中苏轼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从生下来就失明的人想知道什么是太阳，就向明眼的人请教，有的人对他说：“太阳的形状就向一个铜盘。”说完就敲击铜盘让瞎子听声音。过了几天，盲人来到一个地方，听到了钟声响，以为那就是太阳了，结果遭到了嘲笑。又有人对瞎子说：“太阳的光亮就像蜡烛。”还让盲人摸了蜡烛，盲人于是知道了形状。有一天，盲人摸到了一个管乐器—龠，又以为是太阳，结果又遭到了嘲笑。太阳与钟、龠相差太远了，而瞎子却搞不清这三者的区别，这是因为瞎子从来没有见过太阳而只是听人说说而已。
紧接着，苏轼就此事作了一番评论：
抽象的道理和太阳相比要难理解得多了，而普通人不明白它，就和瞎子不知道太阳的情形有些类似。懂得道的人要让别人知道什么是道，就算用巧妙的比喻进行很好的开导，也比不了以铜盘和蜡烛做的比喻更形象。从铜盘到钟，从蜡烛到龠，一个比喻接着一个比喻地形容变化，哪里还有尽头？因此世上讲道的人，有的是根据他的见闻的来解释，有的是自己没有见闻而用主观臆测来代替，这两者全都是求道的弊端。
盲人想知道“什么是太阳”，然而别人告诉他的以及他自己感受到的都只是太阳的特征，这些特征都是片面的和经过扭曲的。当盲人遇到类似特征的物体时就以为是遇到太阳了，这就是没有搞清楚“本质”和“现象”的分别。“可道”之“道”、“可名”之“名”，都不能完全说明事物的本质与属性。
战国时期，在魏国的一个小山村里住着一户姓杨的人家。杨家人靠在村旁耕种一片山地过日子。杨家有两个儿子，哥哥叫杨朱，弟弟叫杨布，两兄弟一边在家帮着父母耕地、担水，一边读书学习。这兄弟二人都写得一手好字，结交了很多有学问的朋友。
有一天，弟弟杨布身穿一件干净的白色衣服兴致勃勃地出门访友。在赶赴朋友家的路上，天却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间小路上，杨布无处避雨，只得硬着头皮冒着大雨赶到朋友家，结果被淋成了落汤鸡。
在朋友家里，杨布脱掉了早已被雨水淋湿的白色衣服，换上了朋友的一身黑色外套。朋友家的人招待杨布吃了饭，两个人于是开始谈论起诗词来。他们谈得十分投机，越谈越开心，可是不知不觉天就要黑下来了，杨布就将自已的白色外衣晾到了朋友的家中，自己则穿着朋友的一身黑色衣服回家。
杨布走到自家门口，大步迈向门里，可是他家的狗却没有看出是自家的主人回来了，就从暗地里猛地冲了出来对着他汪汪直叫。见杨布不走，那狗突然又后腿站起、前腿向上，似乎要向杨布扑过来。杨布被自家的狗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感到十分恼火，于是立即停住脚向旁边闪了一下，生气地朝狗大声吼道：“瞎了你的狗眼，连我都不认识了！”随即抄起门边的一根本棒要打那条狗。这时候，哥哥杨朱听到了他的声音，立刻从屋里出来，一边止住了正要用木棒打狗的杨布，一边喝住了正狂叫不止的狗。杨朱说：“你不要打它啊！你应该想一想，白天你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出去，到了晚上，又换了一身的黑色的衣服回家，换做是你自己，能一下子辨认得清吗？这怎么能怪狗呢？”
杨布没说什么，冷静地想了一会儿，认为哥哥杨朱讲的很有道理。狗这时也不汪汪地叫了。
说出来的“道”与“名”就像那层衣服，代表不了事物的本质。如果仅仅根据衣服来判断一个人，难免会出现错误。
在很久以前，有一个智慧出众的国王，叫做镜面王。在他的国度里，只有他一个人将佛法奉为真理，而他的臣民们却信奉一些旁门左道。所以，镜面王时常感到苦闷，他总是想：“我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教诲他们，使他们改邪归正！”
有一天，镜面王突然对他的大臣们说：“你们去把我们国家所有生下来就失明的人都找来，然后把他们都带到宫里来！”于是大臣们就奉命分头寻找。过了几天，大臣们都带着寻找到的盲人回来了。镜面王十分高兴地说：“太好了，你们再去牵一头大象来，然后送到那些盲人那里去！”臣民们听到了这个消息都非常奇怪，不知道镜面王今天将要做些什么事，于是，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地过来围观。
镜面王在心里暗自高兴：“真好，今天该是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时候了。”于是他就让那些盲人去摸大象的身体，盲人奉命行事，有摸着大象脚的，有摸着大象尾的，还有摸着大象头的……
镜面王问这些盲人：“你们说大象是什么样的？”
摸到大象脚的盲人说：“王啊！大象就像漆桶一样。”
摸到大象尾巴的说：“不，它像把扫帚！”
摸到大象肚子的说：“大象像鼓呀！”
摸到大象后背的说：“你们都说错了！它像一个高高的茶几！”
摸到大象耳朵的盲人说：“它像一只簸箕。”
摸到大象头的说：“哪里像簸箕？它分明像一只笆斗呀！”
摸到大象牙的盲人说：“王啊！大象其实和角是一样的，是尖尖的。”
……
由于盲人们生来就失明，所以从没有看见过大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动物，虽然他们所摸到的都只是大象身体的某一部分。可是他们仍旧各执一词，在镜面王的面前争论不停。
这时，镜面王哈哈大笑道：“盲人啊，盲人！你们不必争论是非，你们只是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就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吗？唉！你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大象的全身，就以为得到了大象的全貌，就好比那些没有听见过佛法的人，却自认为获得了真理一样。”于是镜面王又问一班前来参观的人说：“臣民们啊！专门去信奉那些琐碎浅薄的邪论，而不去研究切实的佛法真理，你们与那些摸象的盲人有什么两样呢？”
自此，全国的臣民就都虔诚地信奉佛教了！
老子所谓的“道”是宇宙间全部真理的集合，就好比故事中的大象；而某一个人所讲的“道”虽然有一定的正确性，却只是一部分真理。如果一个人把部分真理当成全部，就好像盲人摸象所感知到的那样，必然会走入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过去，乡下人给孩子取名字时一般给男孩取名“大黑”、“二黑”等，给女孩一般取名“春桃”、“春花”、“腊梅”等。这样，重名的情况就很多。
有一位做父亲的，想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取个不与别人相重的名字。叫什么好呢？思来想去，他决定给大儿子取名为“盗”，给自己的小儿子取名为“殴”。
光阴似箭，转眼间两个儿子都长大了。所幸，两个儿子的名字一直没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然而是祸躲不过，两个儿子还是因为名字而出事了。
这一天，大儿子“盗”要去外地办事，人都走出家门来到大路上了，他的父亲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想嘱咐大儿子一声，于是在后边一面追赶着，一面大声喊着他的名字：“盗！盗！”
本地官吏正好从这大道上巡查经过，轿子这时正颤颤悠悠地向这边抬过来。官吏在轿子里坐了大概半个时辰了，正闭目养神，打瞌睡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在大声喊叫“盗！盗！”就一下子被惊醒了，瞌睡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惊走了。这个官吏将轿帘轻轻拉起，朝叫喊的方向一看：只见一名年轻后生正在向前面急急忙忙地走着，而后面有个老大爷一边追赶一边大声叫喊：“盗！盗！”
事情很明显，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正在行盗窃之事，就是前面这个身强力壮的后生偷盗老头的财物，简直无法无天！于是官吏打开半边轿门的帘子对身边的护卫命令道：“你们立即把那个正匆匆走着的后生给我抓起来！他是个强盗！”于是，老大爷的大儿子“盗”就被抓了起来。
老大爷看见自己的大儿子被官吏认作强盗抓住了，于是就叫二儿子“殴”去向官吏解释情况，因为事情紧急，他就一个劲地喊着“殴！殴！”意思是让二儿子快来。
官吏刚让人把老大爷的大儿子“盗”捆住，又听见老大爷一个劲地喊“殴”，就以为是老大爷在示意他们打这个“强盗”，于是“盗”被暴打了一顿，直到老大爷过来把事情讲清楚，“盗”才被释放。
老大爷给儿子取的名字“离题”甚远，竟然与盗窃、殴打这样毫不相关的事物扯上了关系，这样的“名”，实在是“非常名”。虽然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是如果名字能够代表事物本身的某种属性，不是更好吗？
春秋时期，宋国位于中原腹地，境内少有江河湖泽，气候干旱少雨，因此农民种植的作物需要通过井水来浇灌。
在宋国有一户姓丁的人家，家里有一些旱地。由于他家的地里没有水井，浇起地来全凭马拉驴驮，从很远的河中取水，因此经常要派一个人住在地头的窝棚里，一天到晚专门做这种提水、运水和浇地的工作。天长日久，丁家的人都感到有些劳累和厌倦。
丁家人经过商议之后，决定打一口水井来解决这个困扰了他们多年的灌溉问题。丁氏一家人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干了半个多月才将水井打成。第一次取水的那一天，丁家的人就像过节一样。当他们从井里拿出第一桶水时，全家人都欢天喜地，高兴得合不拢嘴。从此以后，他们家再也不需要总是让一个人风餐露宿、为运水而劳苦奔波了。于是丁家的人逢人就说：“吾穿井得一人。”
同村的人听了丁家人的话以后，有向他们道喜的，也有因无关其痛痒而没有在意的。然而不知是谁将丁家打井的事掐头去尾地传了出去，说：“丁家人在打井的时候从地下挖出了一个人！”于是小小的宋国就被这个耸人听闻的传言搞得沸沸扬扬，连宋国的国君也被惊动了。宋国国君说：“如果真是从地底下挖出了一个活人来，那么这个人不是神仙就是妖精。必须打听个水落石出才行。”为了调查事实真相，宋国国君特地派人去丁家了解情况。丁家的人回答说：“因为我家打了那口井后浇地就非常方便了。往常总要派一个人常年在外搞农田灌溉，而现在就不用了，从此家中多了一个干活的人手，不过这个人可不是从井里挖出来的。”宋国国君听手下人如实禀报之后，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
语言就是这样，信息在口耳相传之间往往会偏离事实真相，“道”如此，“名”亦如此。
1961年5月，李小龙考入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习哲学。李小龙最终没能成为哲学家，却成了武术家。哲学没有成为他事业上的阻碍，反而帮助他将对武术的见解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1968年的一天，李小龙与朋友开车在公路上飞驰时，谈到了最有突破性和破坏性的西洋剑。李小龙突然灵光一闪，他说：“据我看来，这种剑术是最有效的，最具有破坏性的技巧很可能是‘截击’！”所谓的截击，就是当对手进攻的时候不是一味地躲闪，而是在对手进攻的初始阶段发起攻击，这种攻守合一的思路后来就成了“截拳道”的基本思想。可是当“截拳道”的名称确立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李小龙的武术和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一度为将自己的武技取名“截拳道”而感到后悔。他认为“截拳道”很可能会变成一种限制，因此他多次强调“截拳道”只不过一个名称，他常常说：“当你彻底明白搏击之道的时候，你就会懂得搏击中是没有一种‘型’或‘式’。”他还告诉人们说：“截拳道仅仅是一个名字，仅仅是武技系统的代号，没有必要在这个名字上深究。”这种否定之否定与名实思辨的确是普通的武术家所没有的。
李小龙将自己的武学思想归纳为“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按照他的解释就是，当你进行实战的时候，要学会如何出拳，如何运用腰腿的力量进行配合。可是在实战过程中，就需要依靠对手来调整你的动作，这样就实现了“无限”。截拳道的宗旨就是实用，假如掺入虚伪的东西，就会误人子弟。
普通的武术者，能够做到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已属不易，而能将理论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再运用到实践中，更是难上加难。李小龙认为，修练功夫的目的不在于击破石块或木板，他更关注的是用它对自己的整个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只是学习某门派或者某人的武术技巧，就算发挥到极限，也不算真正的搏击。成熟的武者应当达到最深的觉悟，而不是做观念上的俘虏。假如随着传统模式走下去，那人就只能生活在传统的阴影之下，了解的不过是老套的路子。
“名”与是“实”常常是不符的，所以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截拳道”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如果把“截拳道”视为与空手道、跆拳道等同的某一种拳法，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才是它的内在属性。
有一次，一些学生向苏格拉底询问怎样才能坚持真理。苏格拉底请大家都坐下来，然后他拿出一个苹果，慢慢地从每一个同学的座位旁边经过，一边走一边说道：“请大家集中精力，注意闻空气中的气味。”
之后，他走回讲台，将苹果举起来左右摇了摇，问道：“有谁闻到苹果的气味了？”这时，有一个学生举手站了起来回答道：“我闻到了苹果的香味儿！”苏格拉底接着问：“还有哪位同学嗅到了？”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说话。苏格拉底又一次举起苹果，慢慢地从每一名学生的座位旁走过，一边走一边叮嘱道：“请同学们一定要集中精神，仔仔细细嗅一嗅空气中的气味。”
回到讲台之后，他又问道：“大家都闻到苹果的气味没有？”这一次，绝大多数学生都将手举了起来。稍停一会儿，苏格拉底第三次举着苹果到学生们中间走动，让每位学生再次嗅一嗅苹果，然后回到讲台上。他再一次提问：“同学们，大家嗅到苹果的气味了吗？”他的话音刚落，除了一个学生外，其余的学生全都举起了手。最后，那个没举手的学生看了看左右的人，也连忙举起了手。他的样子，引起了一阵哄笑。苏格拉底也笑了：“大家嗅到了什么味儿？”学生们齐声回答：“香味儿！”
然而，苏格拉底脸上的笑容却消失了，他缓缓地举起苹果，说道：“很遗憾，这是一个假苹果，什么味儿也没有。”
老子所谓的“常无欲，以观其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欲念对认知的影响。最初自称闻到香味的学生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不好说，后来渐渐又有学生说闻到香味很可能是慑于老师所施加的压力，最后勉强附和的学生则完全是一种从众的心理了。一个本来很客观的物体尚且会发生如此的扭曲，更何况比较抽象的道理呢？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位工匠，名叫公输般，而人们多叫他鲁班。有一次，鲁国的国君让鲁班负责修建一座大宫殿，并且要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领到任务之后，鲁班立即着手准备一切用料，最主要的是需要大量木材。于是他召集自己的徒弟们都上山去采伐木材。那时候，采伐木头用的是斧头。鲁班的徒弟们砍了许多天，个个累得腰酸背疼，还是没有砍下多少棵树。
鲁班的心中十分着急：假如木料供应不上，就不能按期完工，这样一来，不光自己要受到惩罚，还要连累弟子们。
“能否想个什么办法加快伐木的进度呢？”鲁班因此绞尽了脑汁，还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这一天上午，鲁班又心事重重地上山察看工作的进展程度。
为了尽快上山，他抄了一近路。他打算沿着陡坡的羊肠小道上去。山路崎岖，草木茂盛。他手足并用，攀着树枝、杂草，费力地向上爬着。爬着爬着，他脚下突然一滑，差点儿摔了下去。因为太过用力，手被握着的茅草划了个口子，鲜血从手心里流了出来。鲁班看着手上细细的口子，感到十分惊奇：“如此柔软的小草为何竟也这么厉害，我要看一看究竟！”于是，他又抓过小草，用力一抽，发现手掌又被划了几条口子。鲁班顾不上疼痛，也顾不上去擦手上的血，而是拿起小草左看右看，看看草上有什么名堂。茅草的秘密终于被他发现了，原来茅草叶子的边缘上，有很多排列得十分整齐的小齿儿，正是这些锋利的细齿将鲁班的手割破了！
鲁班眼前一亮，想到：“假如模仿茅草的样子，在铁片上打出一些细齿来，不就可以将树弄断了吗？”
于是鲁班请铁匠打了一跟带有细齿的铁片，然后用这种“铁草”去锯树，果然是又快又省力气。
草的边缘长有锯齿，实属自然之理，鲁班为了完成任务而去探求锯齿的功用，正所谓“常有欲，以观其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