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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从哪个方面说，刘表“刘景升”都是三国时代的一个知名人物。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章回中，曹操强要刘备历数天下英雄，刘备就提到了刘表，说：“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曹操相当不屑，说：“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
《三国演义》虽是小说，但对刘表的形象并没有肆意歪曲。
刘表的许多表现就是虚名无实、不思进取。
曹操的谋士郭嘉对刘表的评价既直接又干脆：“表，坐谈客耳。”
而东吴大将甘宁不但贬损刘表“虑既不远”，还说他的儿子劣拙不堪，“非能承业传基者也”。
另外，《吴历》有这样一段记载：“……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谓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
在这里，曹操直接把刘表及其儿子比喻成猪狗，可谓刺心。
刘表是如此不堪，那么《三国演义》借刘备之口说他“名称八俊，威镇九州”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专权，败坏朝政，祸乱天下。许多正直的贵族、士人、太学生看不过眼，自发组成特殊的名士群，对其进行激烈的抨击。
这些名士品德高尚，时称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
“八俊”指李膺为首的八人，为“人之英”；
“八顾”指郭林宗为首的八个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
“八及”指张俭为首的八个人，为“能导人追宗者”；
“八厨”指度尚为首的八个人，为“能以财救人者”。
按照张璠《汉纪》的记载，刘表名列“八俊”之中，“或谓之八顾”。
而《后汉书》则载刘表与同郡人张俭等号为“八顾”，又指“八及”。
可见，刘表在民间名望算是很高的。
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26岁的刘表遭到追捕，四处逃亡，度过了16年之长的流亡生涯，风霜江湖，颠沛流离。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朝廷被迫解除党禁，刘表被大将军何进征辟为掾属，在大将军府内任属官，管理兵事。
此年，刘表已经42岁了。
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入朝，废少帝、立献帝，引发了一场乱世大洗牌。
这其中，袁绍出奔冀州投靠了冀州牧韩馥，袁术则出奔南阳投靠南阳太守张咨，各自结连地方势力对抗董卓……从而就有了关东诸侯联兵讨伐董卓的大型军事行动。
这次联兵，众枭雄各自心怀鬼胎，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如长沙太守孙坚，其在出兵北上途中，就借机公报私仇，杀死了荆州刺史王叡和南阳太守张咨。
南阳太守张咨既死，袁术遂占有了南阳，尽得其众，并有占据荆州之势。
董卓一看袁术要坐大，连呼不好，决定派一个人抢先前去接管荆州。
派谁去呢？
他把目光投向了刘表。
为什么是刘表呢？
董卓认为，关东诸侯打出的旗号是冲自己来的，尚不敢明目张胆地讨伐皇室刘家，刘表既属皇室刘家宗亲，又是名士，还在何进手下当过差，跟关东诸侯套得上那么一点点交情，估计关东诸侯碍于情面，还不至于公开下黑手。另外，刘表没什么执政经验、缺乏政治背景，自己可以控制，可以在关东诸侯身后埋下一根刺。
不过，董卓能给刘表的，只是一道代表汉政府颁发的荆州刺史委任状，没派一兵一卒作为支持。
实际上，当时袁术屯兵于鲁阳（南阳郡鲁阳县，今河南省鲁山县），手下拥有所有南阳之众。吴人苏代为长沙太守，贝羽为华容县县长，各据民兵而于当地称霸，刘表如果带的人多了，行动目标庞大，很可能遭到这些反动势力的拦截。
所以，刘表对董卓的安排并无任何不满，反而欢天喜地，乔装改扮，单马入荆州。
人是到了荆州，但时局动荡，汉政府对地方的控制疲软无力，偏偏荆州又处于夷汉杂处的荒蛮地区，许多被称为“宗贼”的地方豪族势力纵横割据，而他刘表除了一张“荆州刺史”的委任状，既无钱也无兵，在当地也没有任何人脉资源，能立得住脚跟吗？
刘表能！刘表的能力出众，他在荆州迅速勾结上了延中庐县人蒯良、蒯越及襄阳人蔡瑁等辈，诱杀了宗贼五十五人，劝降了据守襄阳的江夏贼张虎、陈生。
这一记杀威棒太厉害了。
荆州的许多不法郡守县长听说了刘表威名，纷纷解下印绶逃走。
接下来，刘表又走了一着妙棋，他一改东汉王朝荆州刺史历来驻节武陵的做法，以襄阳为据点，筑城练兵，不断扩延势力，最终执掌荆州八郡，南接五领，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被杀，其余部李傕、郭汜进据长安。十月，刘表派使者入朝奉贡，李傕派黄门侍郎钟繇拜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允许设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拥有开府辟召掾属的权力，礼仪如同三公；又派左中郎将祝耽授予他假节，并督交、扬、益三州军事。
此年，刘表刚好50岁。
这之后一直到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表病死，刘表治下的荆州都维持了汉末乱世中难得的和平局面，当地民众安居乐业，北方民众不断避乱来投，一时间，人才鼎盛，其中荀攸、贾诩、繁钦、石韬、孟建、杜畿、王粲、裴潜、杜袭等人都是这个时期来到荆州的。
比较值得一说的是，刘表大规模举办官学，任用名士宋忠、司马徽等人任教，门徒成百上千，诸葛亮、庞统、徐庶、王肃、尹默等都在荆州官学学习过，荆州学派兴旺发达。
刘表文治如此，武功也很不错。
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袁术联合孙坚入侵荆州，刘表组织反击，射杀孙坚，逼退了袁、孙联军。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东迁至洛阳，董卓余部张济自关中出走南阳，因粮尽而攻打南阳郡的穰城，刘表不但击毙张济，还与其侄张绣结成联盟，使之成为自己在北方的藩属势力，替自己抵御曹操。
汉献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叛乱，刘表遣兵攻围，最终顺利平定。
刘表的文治武功都很好，为什么会沦落成一个“谈客”呢？
曾在荆州避乱的名士王粲认为：“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
应该说，王粲的看法是片面的。
刘表并非不能收用名士俊杰，本来嘛，他自己也是个名士俊杰，也曾将韩嵩、向朗、霍峻、黄忠、甘宁、文聘、李严、傅巽等名士俊杰收归己用。
那么，刘表沦落成“谈客”的根源在哪儿呢？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中记载，曹操曾矜夸自得地说：“我攻吕布，表不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绍，此自守之贼也，宜为后图。”
《三国志·卷十·魏书十·荀彧荀攸贾诩传第十》记载，曹操的谋士贾诩也这样评价刘表：“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
即刘表虽然有能力，但不思进取，没有大志，只知道防御不肯进攻，是为“自守之贼”也。
表面上看，的确如此。
但刘表真的是不思进取、没有谋图四方的大志吗？
如果没有，他是怎么坐稳荆州的？
实际情况是，并非刘表不思进取，而是心有余而力不逮。
此话从何说起呢？
原来，刘表表面的庞大，其实是建立在荆州本地世家豪族的支持上的。
前面说了，刘表是单枪匹马来荆州的，他之所以能够接管荆州，主要是勾结上了蒯越、蔡瑁这些荆襄大族。
刘表的勾结办法其实很简单：政治联姻。
《襄阳耆旧传》载：“汉末诸蔡最盛，蔡讽姊适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后妇，瑁之姊也。”
勾结上了这些荆襄大族，刘表就有了平定荆州的资本。
对这些荆襄豪族而言，因为刘表平定了荆州，他们中的许多人也都成为高官，把控荆州军政大权，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所以，刘表与荆襄豪族在荆州合作是双赢的。
但是，必须要注意，刘表没有自己的队伍，话事权还是掌握在荆襄豪族的手里。
只有刘表的利益与荆襄豪族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事情才能顺风顺水；一旦刘表的利益与荆襄豪族的利益不一致，刘表就寸步难行。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刘表为什么可以把荆州治理得井井有条，可以把外侵力量击败击退，可以把内乱清除得一干二净，却不可以外出争霸。
道理明摆着：荆州的平安稳定、繁荣发展对刘表、对荆襄豪族都有利。外出争霸，如果打赢了，刘表就会坐大，最终脱离控制，甚至反过来凌驾在自己之上，这是荆襄豪族不愿意看到的。而一旦打败，兵力、财力的亏损其实都是由自己承担，白白招致无妄之灾，这就更加不愿意看到了。
就是这一微妙的制约因素，限制了刘表向外进取的可能，最终沦为了“谈客”和“自守之贼”。
说到这里，有人会心存疑惑：刘表成为“谈客”和“自守之贼”，那些荆襄豪族不也同样成为“谈客”和“自守之贼”了吗？他们怎么甘心？
实际上，一直以来，那些荆襄豪族都是充当“谈客”和“自守之贼”的角色，不存在什么甘心不甘心的问题。
不管是王叡、孙坚、袁术、刘表，还是曹操来掌管荆州，只要能让他们保有他们家族在当地的既得利益，谁来就支持谁。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曹操大军气势汹汹地南下，他们没有过多犹豫，直接裹挟着刘表的儿子刘琮走上了投降之路。
其结果是：荆襄豪族十几人被曹操封侯，倒霉的只有刘表一家——“后嗣颠蹙、社稷倾覆”。
《世说新语》记载：桓温北伐时，曾借物喻人，把刘表比喻成一头重逾千斤的大牛，说这头牛吃的草料是普通牛的十倍多，可干的活儿连一头瘦弱的母牛都不如。
是的，刘表就是这样一头牛，体型巨大，实力却非常有限。
在讲求实力的乱世，他能做到这个份儿上，已经非常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