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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宋朝军队之所以积弱，赵匡胤难辞其咎。
须知，唐末五代战乱不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藩镇权力过重，尾大不掉，藩镇手中有地盘、人马、刀枪，又控制着财权，很容易从中央脱离，形成割据一方的独立政权。
为了改变这一弊端，赵匡胤的策略是“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削夺其权”，即将藩镇所辖的州郡收回，由中央改派文官担任知州，又加派官员到该州任通判，以监督知州。
“制其钱谷”，即地方财权收归国家，各州府的赋税收入全部上交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归朝廷在地方设立的转运司管理。
“收其精兵”，则要求各地检查所统属禁军，把骁勇者挑选出来编为上军送往京师。宋朝的军队分禁军、厢军、乡兵、蕃兵。禁军是主力，担负着保卫京师、戍守边境、对外作战、对内平乱等主要军务；厢军是地方军，直接归地方指挥；乡兵即民兵；蕃兵则是少数民族的部落军队。
通过这三项措施，地方势力大减，再也无力与中央相抗衡。
但两宋之亡，不亡于内，而亡于外来侵略。
由于宋朝过多削弱了地方实力，每有异族入侵，各州府只能坐以待毙。文天祥就曾说过：“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而建州邑，虽矫一时尾大之弊，但国力也逐渐削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
此外，地方势力虽然被大幅度削减了，但中央禁军的迅速强大，也使中央禁军的将领权力大增，威胁到了中央政府。怎么办？
赵匡胤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杯酒释兵权”，在吃饭喝酒的谈笑间解除了手下宿将的兵权。
但这些兵权还是得有人掌的，由谁来掌、怎么掌才不会对中央构成威胁，仍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赵匡胤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采取的做法是：
一、将禁军的军权分成三份，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统领，即所谓的三衙统领。注意，三衙虽然统兵，却无权调兵。调兵之权由枢密院执掌。北宋的枢密院有别于前代，以文官主事，仅有调兵之权。枢密院与三衙之间，各自独立，相互制约，谁也无法单独作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兵权已经转到了文人手中，宋朝以文制武的制度就此形成。
二、将全国军队分成两半，一半屯驻京师，另一半戍守地方。京城驻军与地方驻军实力相当，同样形成制约，谁也不敢贸然发动叛乱。
三、实行兵将分离制度，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某部禁军在这儿驻守了一段时间，就要变更到另一个地方驻守。京城禁军和地方禁军之间，也常常进行对调。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将领们的募兵权，将领们对士兵只有管理权，没有所有权，从根本上避免了士兵成为将领私人武装的可能。
这一番动作下来，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
但这样一来，军队中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且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统兵将领失去了练兵的热情，士兵又乐得自在，军队的战斗力不断下降，军事上就越来越疲软。
赵匡胤又与赵普等重臣商讨“可以为百代之利者”，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结论是：“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即只有养兵一法才能保证国运长久。他还说：“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他觉得，每逢灾年，百姓就会叛乱，而百姓之所以叛乱，不过是为了口吃的，把他们招到军队中来，由政府管饭，叛乱自然会平息。而在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
由此，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度，将无以为生的破产和流亡的农民招募为兵，可以防止他们当盗匪。
应该说，这种做法对缓和社会矛盾还是起到了很有效的作用的。
但实行这种募兵制，军中发放的钱粮，不但供应军士，还必须养活兵士家属；军营中不单屯驻军人，也得居住家属。养兵百万，实际上是养五六百万人。用巨额军费养活大批脱离生产的人口，渐渐成为宋朝的痼疾。
而且，百姓一朝应募为兵，则被输入官府军籍，终生为兵，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兵营里处处充斥着老弱病残之兵。为了增加军队的战斗力，政府不得不继续招募精壮之兵。如此一来，形成恶性循环，“冗兵”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
不过，种种弊端在赵匡胤时代并没显露，赵匡胤主要针对的还是消除藩镇割据、诸侯混战局面。实际上，这方面他完全做到了。要说宋朝军队疲弱，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一人。毕竟，后来发生的事，谁也不能预料得到点到位。而且，如王安石所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后世既然发现了问题，完全可以变革的嘛。
而且，赵匡胤时代的军事实力还是很强的。
赵匡胤本人出身于行伍，有勇有谋，是打仗的一把好手。
当年跟随周世宗会战北汉、辽国联军于高平（今山西省高平市），在周军初战不力的情况下，他身先士卒，奋勇血战，终于力挽狂澜，扭转了颓势，并在周世宗的指挥下，一鼓作气，取得了空前胜利。
其后，在征讨南唐的过程中，赵匡胤更是连战连捷，成为乱世中一颗璀璨的将星。
涂山一战，赵匡胤设伏下套，干净利落地攻拔了南唐水师大营；清流关一战，正奇结合，分兵夹击，将南唐军打得落花流水；滁州城下，力擒南唐悍将皇甫晖，更彰显其武勇本色。
以上战绩，人们看到的只是一名摧城拔寨的优秀将领；真正把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期，是在他称帝之后。他从全局上调度，战必胜，平定海内，可谓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
其代表是平二李（李筠、李重进）之乱，收荆南，夺湖南，破后蜀，取南汉，灭南唐。
当然，灭国戡乱，统一宇内，是每一个开国君主都必须经历的，似乎也不足以说明其过人之处。
纵观中国历史，哪一次由乱入治、由大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不伴随着白骨成山、流血漂橹的惨烈战争？国与国之间的搏杀，政权与政权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是你死我活，陪葬的是亿兆生民。
然而，北宋代周，却是一次几乎没怎么流血的政变，其过程充满了人性化，后周皇室得到了保全，百姓没受到什么惊扰，整个政权和平过渡。收荆南，兵不血刃；夺湖南，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破后蜀，历时六十六天；灭南汉，用时半年；灭南唐，时间最长，花了一年。整个统一战争的时间总和不足两年。每一次战争，宋军都顺风顺水，一路高歌猛进，没有遇到什么强硬的对抗就灭掉了敌国。对对方杀伤少，自己也基本没什么损伤，堪称奇迹。
做到这一点，是跟战争总策划人赵匡胤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分不开的。
兵家有云：“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由赵匡胤指挥下的统一战争也许不够精彩，不够夺人眼球，但他所追求的不见杀伤而达到攻城纳土的作战方式，已达到了兵家的最高境界。
在波澜不惊的表象下，他不慌不忙从容地收拾了好大一片山河，版图面积扩至二百三十万平方公里。
更令人称道的是，他曾三次尝试攻伐北汉，三次都在形势占优的情况下收兵。他收兵的意图很明显，不愿看到“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惨状，他珍惜自己的士兵，也体恤敌国的生灵。作为一代开国雄主，他断不能坐视燕云十六州被分离出中原之外。
但考虑到辽国军力的强大，他把武力收复的方案放在第二位，而打算广积钱粮，通过向辽人赎买的方式将之赎回。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赎买不成功，赵匡胤是不惜动用武力将之强行收回的。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以赵匡胤的军事指挥才能，也一定能成功收复！
可是，一代雄主，壮志未酬，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继承帝位的赵光义，却是一个志大才疏的软脚虾。
他看见兄长留下的拟将赎买燕云的巨款，叹道：“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便将赎买的方案推倒，打算来个御驾亲征，一举克复。
而在赵匡胤余威的影响下，南方仅存的清源军和吴越两个割据政权相继纳土归降，北宋的势力进一步扩大。
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的赵光义自我感觉良好，挥兵直取北汉。北汉在赵匡胤的两次打击下，国力凋敝，无力抵挡，献城投降。
赵光义内心急剧膨胀，脑袋一热，眼珠一转，下了决心：攻打辽国，收复燕云！
赵匡胤每打一次仗，都要反复谋划、论证。
试想想，仅打两年的统一战争，赵匡胤却用了整整十六年的时间谋划，这是何等的隐忍；其捕捉战机的眼光又是何等之狠、何等之准！
面对辽国这种庞然大国，赵光义却凭一时冲动，就做出了横挑强梁的决定，其结果可想而知。
高梁河一战，宋军溃不成军，赵光义本人中箭，躺卧在驴车上颠簸南逃。这一年是太平兴国四年（979年）。
不服气？再来。
七年之后的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重整旗鼓，再次北伐。
这次败得更惨，折损的兵力近二十万，相当于赵匡胤时代的全部禁军兵力。
而且，这一战遭到了辽人的大举反攻，不但蔚、朔、应、寰等州得而复失，邢、深、祈、德等州也备受蹂躏。
此战过后，赵光义彻底死心，终生不敢再言战事，对待辽人的挑衅和侵略，只能采取挖掘河道、开辟水田等低劣手段进行消极抵抗。
这种忍气吞声的行为，更加激起辽人入侵的欲望。
咸平六年（1003年）、七年（1004年），辽人连续入侵，宋军节节败退，退至黄河北岸的澶州。
危难之际，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催促宋真宗赵恒（赵光义第三子）御驾亲征，以振士气。
在北宋君臣做出的强硬态势下，辽人同意和谈解决纷争，这就是史称的“澶渊之盟”。
应该说，这是一个城下之盟，是宋朝在军事有利的条件下签订的第一个屈辱性条约，宋朝每年向辽人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向外赔款，宋朝自“澶渊之盟”而始。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花钱买平安的思维从此成了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主流思想。
此后，宋夏议和、宋金议和无不深受“澶渊之盟”偏安思想的影响。
“澶渊之盟”使宋朝统治阶层完全放弃了收复燕云的雄心，宋朝军民也就开始丢掉仅存的血性，宋朝逐步沦为苟安政权，为日后的亡国，埋下了沉痛的伏笔。
赔款只是宋朝对外负担支出的一部分，为了与这些游牧民族对抗，宋朝必须屯养数以百万计的军队，甚至为了组建骑兵，不得不耗费大量铜钱、银、绢帛、茶等物资向西北各民族买马，国家财政消耗巨大。
军事上的积弱，终于导致了财政上的积贫。
注意，财政上的积贫，不是说国家贫穷。事实上，大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巅峰时代。财政上的积贫，指的是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