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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士的画像》和《罗德里克·哈德森》一样，是在佛罗伦萨开始创作的。那是一八七九年的春天，我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这本书和《罗德里克》以及《美国人》一样，预定在《大西洋月刊》
上发表，从一八八〇年开始刊载。不过同前两部不同的是，它还获得了另外一个渠道——在《麦克米伦杂志》
上逐月连载。那时，英美两国之间文学交流的情况仍然变化不定，我的作品能在两个国家同时连载发表，也没有几次机会了。小说很长，我的写作也花费了很长时间；我记得，第二年我在威尼斯停留的几个星期里，也都在忙于它。当时我住在斯拉夫人河岸大道
上一座房子的顶层，靠近通向圣·扎卡里亚
的小路。水边的生活，眼前美妙的礁湖，还有威尼斯日夜嘈杂的人声，都涌入我的窗口。每当我才思阻塞、坐立不安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走向窗前，眺望那蔚蓝的海峡，似乎要从中寻找有用的启示、更好的措辞、故事中下一个令人满意的转折、画布上真正精彩的一笔——要看看那艘寻觅的船是否会浮现在眼前。可是，我清楚地记得，这些焦躁的祈求所获得的回应，往往只是严厉的告诫：那些浪漫而历史悠久的地方——意大利这样的地方比比皆是——如果它们本身不是作品的主题，能否为艺术家提供帮助，有助于他集中精力，恐怕就很成问题。它们本身包含了太多的生命，蕴含了太多的意义，不会用一个无力的词汇帮他摆脱困境。它们往往把他从自己的小问题中拉出来，卷入它们的大事件中；因此，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觉得，求助于它们解决困难，无异于请求一支作战经验丰富的军队，帮他抓一个找错了零钱的小贩。
重读这本书，有几页似乎又让我看到了那宽阔的大道上，建筑物形成的参差曲线，那一幢幢色彩鲜明、带着阳台的房子，一座座重叠起伏的小小拱桥，而桥上咔嗒咔嗒走过的行人都因为透视法缩小了，随着波浪的起伏升起又落下。威尼斯人的脚步声，威尼斯人的叫声——他们所有的谈话，无论是从哪里发出的，都会像尖叫一样掠过水面——又一次涌入了窗户，唤起了旧日的印象：感官无比享受，心绪却被撕成两半、备受挫折。这样一个能唤起想象力的地方，为什么却偏偏不灵了呢？在那些美丽的地方，我总是回想起这个问题，始终感到困惑。我想，真正的原因是，面对这样的要求，它们给予的东西太多，多得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不了。结果人们会发现，个人的工作往往与周围的景物格格不入，倒不如处在更简朴的环境中；因为那样，我们还可以用想象来赋予它光彩。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太骄傲了，不需要这样的施舍；威尼斯从来不会接受，它只会慷慨地给予。我们可以从中受益无穷，但必须将工作放在一边，或者只为它而工作。很遗憾，这就是对当时的回忆。当然，总的来说，身处这样的地方，对于一个人的作品，对于他的“文学成就”，还是会有益处，这是毫无疑问的。某些以为是荒废掉的努力或精力，长久看来，往往会发生奇妙的施肥作用。这都取决于你的注意力是如何遭到欺骗，从而挥霍殆尽的。有的骗局专横傲慢，不由分说；有的则阴险狡诈，诱人上钩。我想，即便是最有心机的艺术家，因为单纯质朴的信念和热烈的期望，通常也无法提防那些骗局。
这里我试图回顾当时的想法，找回本书的萌芽。我看到的是，它绝不来自任何精心构造的“情节”——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字眼，也不是头脑里突然闪现出一系列人物关系，或是一个场面，它可以随着自己的逻辑，立刻铺展开来，大踏步地稳步前行，或急匆匆地快步前奔，丝毫不用编故事的人操心。我的萌芽完全来自一个人物，一个动人的年轻姑娘的性格和形象，而所有通常构成“主题”的因素，当然也包括背景等等，则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必须再次说明，要重现当初的萌芽，回忆它在我的想象中发展的过程，我觉得是和这个年轻姑娘本身，和她最美好的时刻一样有趣的。那潜在的蔓延的力量，那种子定要破土而出的冲劲，那蕴藏在心头的思想要尽可能地茁壮成长，要伸向阳光和空气、要开出繁茂花朵来的美好决心，正是小说家的艺术魅力所在。同样，站在已经征服的土地上，从一个有利的角度，回顾整个事件发展的亲切过程，追溯它的每一个步伐，重现它的每一个阶段，这样的可能性也是美好而引人入胜的。伊凡·屠格涅夫曾经讲过自己的小说一般是如何萌芽的，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并珍视他这一番话。他的小说总是起源于一个或几个人物，他们的形象浮现在他的眼前，或真实，或虚幻，都以他们本来的特点，用他们特定的方式，祈求着他，吸引着他，召唤着他。在他眼里，他们可以
随时为他所用
，可以安排到各种命运以及人生复杂的境遇中，一切都那么清晰。可是接下来，他就必须为他们找到合适的关系，那种可以将他们完美表现出来的关系；去想象、创造、选择、整合那些最有用、最足以说明这些人物的情境，那些他们最可能引起或感受的各种复杂情况。
“找到这些东西，也就找到了我的‘故事’，”他说，“这就是我创作的方式。结果我经常受到指责，说我的小说缺乏故事性。可是对我自己来说，似乎已经有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表现我的人物，展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就是我的目标。如果我对他们有足够的观察，就会看到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来，各归其位，卷入这样或那样的行动中，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他们活动在我为他们寻找的场景中，他们的神态、动作、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就是我要描述的——这些，唉，我敢说，
常常是缺乏情节性的结构的
。可是，我宁可少一些结构，不愿多一些，如果它妨碍了我对真实的把握。当然了，法国人会对我不太满意——他们极善于编造情节，在这方面很有天赋；可是说实话，一个人也只能据其才能尽力而为罢了。至于说一个人无意之中得到的种子，如果你要问它们来自何方，谁又能说得清楚呢？这件事说来话长，必须回到遥远的过去才能回答。它们来自天空的每一部分，它们就存在于每一条道路的转角处，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能回答的一切。它们总是积聚在一起，供我们捡拾和挑选。它们是生活的气息——我的意思是，生活以它独特的方式，将它们吹拂到我们面前。它们就是这样，裹挟在生活之流中，沿着既定的轨迹，飘入我们的心头。批评家通常会就某个作家的主题争吵不休，因为他的头脑无法接受它，我这些话就让他们的争吵显得无聊而愚蠢。难道他能够指出来，它应该是怎样的吗？——他最根本的职责就在于此啊。
这真让他感到为难
。啊，如果他能说清楚我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那是另一回事，那他算是尽到了责任。”最后，我这位卓越的朋友说：“我把我的‘结构’给了他，任他评说。”
这位杰出的天才就是这么说的。每每想起他的话，我都感到欣慰和感激，他说明了那些漂浮的角色、游离的人物、
闲置的
形象中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他的话给了我从未有过的信心，让我相信想象力所具有的那种幸运的特性，相信能让构思中的，或偶然想到的某个人、某类人具备种子一样的特性和威力。我自己也经常是先有人物，后有场景——我总是过早地考虑前者，偏爱前者；这总让我觉得是本末倒置。我羡慕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他们能够先编出故事，再勾画故事中的人物，可我并不想仿效他们。我几乎想不出来一个故事，可以不需要人物来推动，也设想不出一个场景，可以不依靠身处其中的人物的性质，从而不依靠他们对待场景的态度，就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我知道，在那些当时看似活跃的小说家中间，有所谓如实描述的方法，无需人物的支持就可以展现场景。可是我仍然相信那位可敬的俄国作家的话，懂得其中的价值。它们告诉我，不必盲从地去尝试这样的花样表演。另一些发自同一源泉的回声，也在我耳边萦绕，尽管不是振聋发聩，我承认，也是同样的历久不衰。在这之后，为了实际运用，就不可能不对那个遭到歪曲和混淆的问题，即“主题”在小说中的客观价值，以至于如何评价鉴赏它的问题，有一个高度清晰的认识。
在这方面，人们很早就可以本能地对这些价值做正确的评价，从而让那些有关道德的和“不道德”的主题的无聊争论显得毫无意义。衡量某一主题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一句话，它有根据吗？是真实的，真诚的吗？是来自对生活的直接印象和观察吗？一旦找到了这个标准，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就解决了一切。然而，很多主观的评论通常从一开始就忽视了各个领域的界限，各种术语的定义，从中我很难看到任何有意义的启迪。在我的记忆中，早年的时候，整个气氛都因为这种空虚无用的评论弄得一片黑暗——今天的不同只是人们已经对此失去了耐心，已经不再关注它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最有益，或最发人深思的真理就是：一部艺术作品的“道德”意义如何，完全取决于创作过程中作者对生活的感受程度。这样，问题显然又回到了艺术家的基本感受能力的类型和程度上，这是他的主题赖以生根发芽的土壤。那片土壤的性质和效能，它恰如其分地培养对生活的新鲜而直接的印象的能力，就或强或弱地体现了作品中蕴含的道德价值。这一因素，换句话说，就是主题与刻在头脑中的某种印象，与某种真诚的体验之间具有的或多或少的密切联系。艺术家的人格笼罩一切——它最终影响着作品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它是完全单一的，相反，它多种多样，千变万化；有时是一种丰富而宏大的媒介，有时则相对贫乏狭隘。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小说这一文学形式的重大价值——在严密地保持那个形式的同时，它能够涵盖个人同大的主题之间的不同关系，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反映和呈现事物的不同倾向——因为人与人（或者在一定的范围内，男人和女人）的状况总是各不相同；不仅如此，小说的力量还在于，它具备丰富的潜力，在它充分利用它的形式，或者似乎要突破它的时候，就更能显示它真正的特点。
总之，小说这幢大厦不只有一个窗户，而是有千千万万的窗户——数目多得不可计算；它们分布在大厦高大的前墙上，每一个窗户都是出于个人观察的需要，或个人意志的要求而开凿的，有的还正在开凿。这些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窗洞，一起面对着人生的场景，这会让我们以为，它们提供的报导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它们充其量不过是窗户而已，是一堵砌死的墙上的孔洞，各不相连，高踞其上；它们并不是可以转动的门，可以直接通向生活。可是它们的特点在于，在每一个窗户之前，都站着一个人，他有一双眼睛，或至少有一架望远镜，它们一次次地为观察提供独特的工具，保证使用者获得的印象与别人迥然不同。他和身边的人观察的是同样的人生表演，可是一个看到的多一些，一个看到的少一些，一个看到了白，一个看到了黑，一个看到的是宏大的，一个看到的是渺小的，一个看到的粗俗一些，一个看到的更加精致，如此等等。幸运的是，对于场景中的任何事物，总有一个窗户会对着它，所以总有一双眼睛能看到；我说这是“幸运”的，因为人生的场景范围广阔，不可尽数。那无限延伸的人生场景，是可供“选择的主题”，而那开凿的窗口，无论是大的，带阳台的，还是裂缝一样矮小的，都是“文学形式”。可是如果没有那个驻在窗口的观察者，换句话说，没有艺术家的意识，这些窗口，无论是个别还是全体，就没有任何意义。告诉我艺术家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可以告诉你他看到了什么。从而我也就能立刻向你说明，他无限的自由和他所表现的道德。
这些都离题太远了。我要说的是，我写《一位女士的画像》最初的朦胧动机，只是我抓住了一个人物——至于我是如何获得她的就不在这里细说了。我只想说，我似乎已经完全把握住了她，这样经过了很长时间，她对我来说显得那么熟悉，却并未因此而失去魅力；我感到焦急而痛苦，因为我看到她蠢蠢欲动，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也就是说，我看到她在迎接她的命运——某一种或另外一种命运；而在多种可能的命运中，到底是哪一种，正是问题所在。就这样，我获得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她是那么生动，尽管仍然漂移不定，还没有确定的环境，没有陷入任何与他人的关系中；这很奇怪，因为正是这些才让我们对某个人有生动的印象。如果这个幻象还没有具体的位置，她又怎么会生动呢？——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在一切都找到了位置后，它们才会清晰地浮现出来。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能记录下自己的想象发展的过程，能做这样一件细致、微妙，也许还很繁重的工作，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就可以描述，在某一个时刻，头脑中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例如，他就可以沿着清楚的思路说明，在某种有利的情况中，他的想象如何抓住了（直接从生活中抓住了）这样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人物或形象。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人物已经有位置了——在想象中找到了位置；想象留住了它，收纳它，保护它，欣赏它，意识到它就存在于黑暗、拥挤、杂乱的内心深处；就如同一个精明的珠宝古玩商，很善于利用寄存的珍品“牟取利益”，他清楚地知道一件价值不菲的小玩意儿就在柜子里，那是一位没落、神秘的贵妇或一名业余的投机家留下的，只要用钥匙咔嗒一声打开橱柜的门，它就会展露光彩。
我想，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我在这里谈的那个特定的“价值”，真是太美妙了，那是一位年轻女子的形象，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奇怪地处在我的支配之下。可是在我亲切的记忆中，这却是个符合事实的比喻——此外它还让我回想起，那时我虔诚的心愿只是要好好地安置我的宝物。我一直提醒自己，那个古董商宁愿不予“出售”，宁愿将他的宝物无限期地藏在柜子里，也不会让它落入俗人之手，无论他出多高的价钱。的确，是有这样的古董商的，也是有这样精美的宝物的。然而，关键是，这一块小小的基石，关于一个年轻姑娘向命运挑战的想法，就是我着手建造《一位女士的画像》这座大厦的全套装备。这是一座高大的建筑——至少在今天回顾的时候，我是这样感觉的。尽管如此，它仍是以我这位年轻姑娘，这个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的少女为中心而建造起来的。从艺术上来说，这就是我的兴趣所在，因为我承认，我又一次充满好奇地迷失在对它的结构的分析中了。到底经过怎样逻辑发展的过程，这个小小的“人物”，这个聪慧却骄傲的少女的纤瘦身影，居然具备了主题的重要特征？——而且，这种单薄性至少要怎样才不至于损害这一主题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聪明的，不聪明的，在勇敢地面对着她们的命运，那么她们未来的命运又会怎样，能让我们为之煞费苦心地作传呢？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一种“费力的事”，是为某一件事煞费苦心，它的形式越宏大，所费的功夫就越大。所以，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就是为伊莎贝尔·阿切尔做一番费尽心机的安排。
我似乎还记得，自己曾经直面这个问题，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件极其繁复的工作，可结果恰恰让我领会到了它的魅力所在。无论你用怎样的智慧去挑战这样的问题，你都会立刻明白，它具有如何丰富的内涵；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每当我们放眼世界的时候，都会看到伊莎贝尔·阿切尔们，甚至那些比她更渺小的女子们，一直在坚决地、不顾一切地坚持在文学上有所体现。乔治·爱略特
已经令人钦佩地指出了这一点：“人类爱的宝藏，是由这些柔弱的女子承载并代代相传的。”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必然是重要的，正如在《亚当·彼得》《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和《丹尼尔·德朗达》中，海蒂·索罗尔、麦琪·塔里弗、罗莎蒙德·文西和格温多琳·哈莱思必然是重要的一样。
她们步履坚定、神采奕奕，始终在用自己的脚走路，用自己的肺呼吸。可是，她们属于典型的那一类人物，单凭个人很难成为兴趣的中心。因此很多技艺高超的大师们，例如狄更斯和沃尔特·司各特
，甚至是R.L.史蒂文森
这样的妙手也宁愿不去尝试这一题目。其实，我们明白，一些作家声称这题目不值一做，只是为了躲避它；可这样的怯懦并不能保全他们的名誉。我们不能贬低它的价值，这样做不能证明那价值，甚至不能说明我们对它的理解还不充分，也不是一种对任何真理所应致以的赞扬。从艺术上来说，一名艺术家把一件事“讲得”尽可能地坏，并不能掩盖他对这件事的认识还很模糊。应该采取更好的办法，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更加明智的态度开始。
同时，虽然莎士比亚和乔治·爱略特证明了这一主题的价值，我们还是要说，他们虽然承认他们的朱丽叶们、克莉奥佩特拉们和鲍西娅们
（鲍西娅可以说是那些聪明而骄傲的少女的典型代表）的“重要性”，承认海蒂们、麦琪们、罗莎蒙德们和格温多琳们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却被减弱了，因为当这些纤弱的人物作为主题的主要支撑时，她们从来不会独自承担重担，成为其感染力的唯一源泉；如同剧作家们所说的，如果没有谋杀、战争或世界巨变等，就不得不用喜剧性的穿插和次要情节来弥补她们的不足。如果说她们显示出的重要性达到了她们所要求的程度，那么这也是在很多其他人的协助下达到的，那是些比她们强得多的男子，而这些人又与其他许多人有关系，这些关系对他们来说又与他同女主人公的关系同样重要。克莉奥佩特拉对于安东尼来说自然无限重要，可是他的同僚、他的敌人、罗马这个国家，还有迫在眉睫的战争对他也极其重要。鲍西娅对安东尼奥、对夏洛克、对摩洛哥王子，还有众多觊觎她的王孙公子都很重要，可是这些人又有着其他很多实实在在的关系，对安东尼奥来说，当然还有夏洛克、巴萨尼奥、损失的货物，以及他所处的极端危险的处境。他的困境，出于同样的原因，对鲍西娅也是重要的——尽管这都是因为鲍西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无论怎样，她对我们来说是有重要性的，而几乎所有事情又都回到了这一点，这就支持了我的观点，因为这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在那个渺小的年轻姑娘身上存在着价值（我说那个“渺小的”年轻姑娘，因为我猜想，即便是莎士比亚，尽管他最关心的也许还是那些王子的情感，也没有将他为女性们所做的最好的呼吁，建立在她的高贵的社会地位上）。这个例子恰恰说明，要让乔治·爱略特的“弱女子”成为作品的中心——即便不是唯一的中心，至少也是作品最明确的吸引力所在——所要面临的巨大困难。
对于真正沉迷于艺术的作家来说，每当要面对巨大的困难，就会感受到一种痛苦而美好的鼓舞，甚至会希望那困难更加严峻。在这些情况下，对他来说，最值得应对的困难，只能是情况所允许的最大困难。所以，我记得，每当面对着未决的战场时，我就会感觉到，总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哦，更好的！——它会打胜这场战争。那些蕴藏了乔治·爱略特的珍宝的纤弱女子，既然对那些好奇地靠近她的人是如此重要，对她自己也具有同样多种可能的重要意义。它们需要处理，需要表达，事实上从你开始考虑这些重要意义的时候就这样要求你了。当然，总是会有逃避的办法，让你避免直接表现这个具有如此魅力的纤弱人物。我可以讲述她和周围人的关系，以此作为逃避战斗、撤退逃跑的桥梁。只需把视角主要放在她和周围人的关系上，这个把戏就完成了：你表现出了她的大致情况，而且是以最轻松的方式在这基础上建筑了一座大厦。我是如何表现她的，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但我清楚地记得，那种轻松取巧的办法对我的吸引力是多么微不足道。我诚实地将天平的两个秤盘上的重量做了置换，拒绝了它的诱惑。“将主题的中心放在那个年轻姑娘本人的意识上，”我对自己说，“这样，你面对的困难就会如你所愿的有趣而美好。坚持这一点——把它作为中心。将最重的砝码放在那只秤盘上，也就是她和自身的关系上。同时让她对身外的东西有足够的兴趣，只需这样，就不必担心这一关系太过狭隘。另外，把较轻的砝码放在天平的另一只秤盘上（通常是它决定了兴趣的天平向哪一方倾斜）：总之，将尽可能轻的重量放在你的女主角的卫星们的意识上，尤其是那些男性，让它只对那重要的一头服务。无论如何，看看这样做会怎样？这样的构思是否会有更好的前景？那少女飞翔着，她迷人的形象不可泯灭，而我的工作就是用最好的、而且是尽可能充分的方式将她表现出来。完全依靠她个人，依靠她所关心的东西，这样走下去，记住，这就需要你去真正地‘创造’她。”
我就是这样考虑的；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恰恰是技巧上的困难，给了我信心，让我在这一小块土地上竖立起一座优美、精致、匀称的建筑，让它耸立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一座文学的纪念碑。这就是今天我眼里的《一位女士的画像》，屠格涅夫将会说，这是用高超的建筑技艺搭就的结构。在作者自己看来，这是他的作品中继《使节》之后结构最为匀称的一部——不过《专使》是在许多年以后写成的，无疑更加成熟完美。有一点我是很坚定，也很明确的：尽管我必须一砖一瓦地完成我所感兴趣的创造，却不能有任何线条不直、比例失衡，或结构不调的借口。我要建造的将是一座宏伟的建筑，有着人们说的雕花的拱顶和彩绘的拱门，因此绝不能让读者脚下铺就的方砖路面有任何弯曲，要让每一点都笔直地延伸到墙脚边。在我重读这本书的时候，这种谨慎的精神成为打动我的熟悉的音符；在我的耳朵听来，它证明我是如何热切地希望能增进读者的兴趣。考虑到我的主题可能的限制性，我提供的兴趣永远不会是多余的，这方面的努力只不过是我那热切的追求的表现罢了。确实，我想，这是我对这部小说的发展过程所能做出的全部说明了：正是在这个题目下，我构思出了如今呈现出来的这些所需的进展以及合理复杂的情况。当然，关键是，那个年轻姑娘本身应当是复杂的，这是最基本的——或者至少最初投射在伊莎贝尔·阿切尔身上的光束是这样的。但是这束光并不能照亮多远，还需要有其他的光束来证明她的复杂性，它们交相辉映，五光十色，就像烟花表演中各式的烟火：火箭式、罗马式、转轮式。至于如何使情况复杂化，这无疑来自我本能的摸索，因为情况是，我无法追溯我的步伐，重述现在的场景。它们就在那里，以它们本来的价值存在着，而且为数众多，可是它们从哪里来，如何来，在我的记忆中却是一片空白。
我似乎是在一天早上，一觉醒来，就突然清楚地看到了他们——拉尔夫·杜歇和他的父母，梅尔夫人，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和他的女儿、姐姐，沃伯顿勋爵，卡斯帕·古德伍德，还有斯塔克波尔小姐，他们都是为伊莎贝尔·阿切尔的人生故事做出贡献的人物。我认识他们，熟悉他们，他们是组成我的拼图的部件，是构成我的“情节”的具体事件。他们好像是自觉地进入了我的脑海，而且都是为了要回答我那个最主要的问题：“她要做什么呢？”他们的答案仿佛是，只要我信任他们，他们就会表现给我看；我相信了他们，热切地请求他们能让这故事尽可能地有趣。他们就像一群侍者和演员，乘火车到乡下参加晚会，和主人签订了合同，要保证晚会的顺利进行。这是我和他们达成的绝妙关系——甚至在与亨利埃塔·斯塔克波尔这样一棵脆弱的芦苇之间（因为她和故事的关联性是最薄弱的）也可能存在。小说家们在努力写作的时候，都谙熟一个真理，那就是，在任何一部作品中，有一些因素是关乎本质的，有一些则只关乎形式；某些人物的设置、某些材料的处理直接与主题有关，而另外一些，可以说，只是间接地有关——它们与表现方式密切相关。可是，作家却很少能从这一真理中获得好处——因为只有具备深刻鉴赏力的批评家才会因此而给他好评，而这样的评论在这个世界上实在太少了。何况我很明白，他不应当指望获得什么好评，因为这并不光彩：他唯一能考虑的就是，任何好评，都在于赢得读者简单的、哪怕是最简单的关注。这就是他有权得到的一切；他必须承认，他不能对读者有任何要求，希望后者能细心品读，反复玩味。也许他会享受到这一美好的乐趣——那是另一回事，可是条件是必须将这当作额外的奖赏、飞来的横财、意外的收获。要知道，天地间的一切都伙同起来，抵制思考，抵制辨别，与他作对。所以我说，在很多情况下，他必须从一开始就告诫自己，他付出的所有工作都只能得到“糊口的工资”。这糊口的工资就是能让读者感受到作品“魅力”的最低程度的理解力。而读者给予作品的超过这一程度的鉴赏力，则是偶尔的“小费”，是大风刮落的苹果，恰好落在了作家的怀里。当然，艺术家们有时会坠入狂想，梦想着有一个艺术的天堂，在那里要求读者有辨别力是不为过的；可是尽管充满渴望，他却很少能够指望获得这样奢侈的回报。他能做的只是记住那是奢望。
说了这么多，似乎都是在兜圈子，我不过是想用一种恰当的方式说明，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亨利埃塔·斯塔克波尔是我前面说到的那个真理的好例子。除了《专使》中的玛利亚·哥斯特里，她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了。哥斯特里小姐应该更好一些，但那时《专使》还在酝酿之中。两个人物都不过是马车的车轮而已，既不是车子本身，也从不会在车中占据一个座位。能够舒舒服服地坐在马车里的是主题，是“男女主人公”，还有跟随国王和王后出行的高官贵妇们。至于我为什么希望大家能感受到这一点，也是有原因的。小说家们当然总是希望自己作品里的每一点都能得到注意，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读者的理解。可是我已经说过了，这样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再说太多我会感到羞愧。亨利埃塔·斯塔克波尔和玛利亚·哥斯特里两个人都只是
牵引的线绳
而已，并不是真正的角色；她们只能“竭尽全力”，气喘吁吁地紧跟着马车飞奔（可怜的斯塔克波尔小姐显然就是这样），可是自始至终也没能够踏上马车的踏板，无时无刻不是踩在尘土飞扬的地面上。甚至可以说，她们就像那些渔妇，在法国大革命前期最可怕的日子里帮助把皇家马车从凡尔赛宫拉回巴黎。只是有人会问，在这部小说里，为什么我要让亨利埃塔到处出现、贯穿全书（的确我在她身上着墨很多）？这显得很奇怪，似乎不可解释。这我承认。我会马上对这一异常的情况做出解释，并尽量使读者满意。
我想说明的另外一点是，如果说，我同这出戏中的演员们——不是斯塔克波尔小姐那样的龙套，而是真正的角色——已经达到了很好的信任关系的话，还有我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完全另一种关系，而我信任的只能是我自己。我只能耐心巧妙地、一砖一瓦地建造这座大厦，以此来表达我对读者的关切。我把细小的笔触和创意，以及增进的效果都算作砖块，算起来真是不计其数，而且我砌得严丝合缝。它的效果来自最微小的细节；当然，在这方面我还要说一句话，那就是希望这座朴实的纪念碑的恢宏气势仍然存在。至少我觉得，在大量棘手、巧妙的细节表现方面，我已经掌握了关键的部分。我记得，在表现这位年轻女子的时候，我抓住了最重要的部分：“她要‘做’什么？哎，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欧洲；这必然会是她主要的人生历险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们这个精彩的年代，即便是对那些‘弱女子’来说，到欧洲去也只是一次小小的冒险；的确，从一方面来说，她的历险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没有跨越海陆、惊心动魄的故事，没有战争、谋杀和暴亡。这些小小的历险，如果没有她对它们的感觉，对它们的思考，就毫无意义。是她的内心意识使它们转化成了戏剧的内容，或者用一个更恰当的词，转化成了‘故事’的材料，而表现这一神秘的转化不正是其困难和魅力所在吗？”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想，有两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这一转化的效果，这种化学反应般奇妙的变化。那是伊莎贝尔在花园山庄时，一个下雨的下午，她湿漉漉地从外面散步或干什么回来，走进会客室，发现梅尔夫人占据了这个地方。她安详地坐在钢琴边，全神贯注地弹着钢琴，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在四合的暮色中，面对这个一分钟前她还一无所知的女士，伊莎贝尔已经深深意识到，自己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到了。在艺术表现上，画蛇添足和缺少含蓄是可怕的，现在我也不想这样做；问题的关键是，要用最少的笔墨，产生出最强烈的效果。
要让每一个音符都保持本来的音色，却发出最强的音高；这样，如果一切都能得到恰当的体现的话，我也许就能够展现，“精彩”的内心生活会对经历它的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尽管看起来一切照常。我想，将这个理想实现得最充分的一个例子，就是小说刚过一半时的那几段长篇文字。它描述的是我的女主人公非同寻常的深夜沉思，那对她来说将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在本质上这不过是她的内心探索和反省，却能大大推进小说的进展，甚至比二十个“具体的事件”还要管用。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同时获得情节的生动性和整幅画卷的精简性。她坐在即将熄灭的炉火旁，直至深夜，完全处在刚刚所意识到的东西带来的强烈震撼中。这里所表现的只是她如何一动不动，却“看”到了很多，同时也试图让这个安静而简单明了的行为能像突然看到一辆大篷车或认出一个海盗一样“有趣”。就这一点来说，它表现的是内心的发现，这是小说家所珍视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靠近她，她也没有离开椅子半步。这显然是书中最好的部分，也只是整个计划最精彩的体现而已。至于亨利埃塔——请原谅，关于这个人物我前面没有说完——我想，她戏份过多并不是出于整体的计划，而是我热心过头的结果。我总是过度表现主题，而不是表现不足（在可以有所选择或面临危险时），看来这个习惯很早就有了。（我猜，很多同行决不会同意我的意见，但我一直认为过度表现的危害较小一些。）要“表现”《一位女士的画像》的主题，意味着不能因为任何疏忽而忘记那个特殊的责任，那就是小说的趣味性。要防备那种扎眼的“乏味”——要通过拼命培养生动性来规避这一危险。至少这就是我今天认为的。当时，亨利埃塔就是被当作是生动性的一部分来创造的。此外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撰写这部小说的前几年，我来到伦敦生活。在我看来，那时的伦敦充满了浓厚的“国际化”韵味。这“国际化”的光芒也照亮了我这幅画的很多部分。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了。要说的话实在是很多。
亨利·詹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