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兼好法师推崇摒弃奢靡，拒揽财货，视功名富贵如粪土的行为，在《徒然草》中，他高度赞扬了中国古代的许由，可见中国的隐士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隐士文化源远流长，尧舜时代的许由，商代的伯夷、叔齐，东汉的严光，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陶渊明等，都是中国隐士文化的代表人物。

日本历史上，较有名的隐士有平安时期的西行法师、镰仓时期的鸭长明、南北朝时期的吉田兼好。中日的隐士选择归隐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尧舜时期 许由

许由是尧舜时代的贤人。据说，帝尧想把君位传给许由，便派遣使者送去符玺，但他拒绝了，甚至觉得自己的耳朵受到了污染，于是临水洗耳。他以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从而被奉为隐士的鼻祖。

商代 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位王子。孤竹君想立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不接受，而叔齐不愿打乱长幼有序的社会规则，也不肯继位。后来武王克商，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最终饿死在首阳山。

东汉 严光

东汉建武元年，刘秀即位为光武帝，严光改名换姓，避至他乡。刘秀思贤念旧，命人绘制他的样貌寻访。刘秀让他任谏议大夫，严光不从，归隐富春山耕读垂钓，以“高风亮节”闻名后世。

魏晋时期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中国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人物有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他们经常聚集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所以被称为“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的心腹。

东晋 陶渊明

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靖节先生。他曾任江州祭酒、彭泽县令等，后来辞官，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以《归园田居》《桃花源记》最为有名，“桃花源”“世外桃源”甚至成了隐逸生活的象征。

平安末期 西行法师

西行法师，日本平安末期有名的武士、僧侣、歌人，俗名佐藤义清。23岁出家，游历全国，深爱自然。出家前是日本退位天皇“鸟羽院”的御前侍卫。

镰仓时期 鸭长明

鸭长明是镰仓初期日本著名的和歌诗人和随笔作家。他曾受后鸟羽上皇赏识，担任宫廷负责选定、创作和歌的官职。遭排挤后遁世出家，隐居在日野外山的“方丈庵”。最为世人熟知的《方丈记》，便是他在方丈庵隐居时的随笔。

日本南北朝时期 吉田兼好

吉田兼好，南北朝时期的日本歌人。吉田兼好曾在朝廷为官，后出家做了僧人，又称兼好法师，精通儒、佛、老庄之学。

相同点

1.所处时代政治动荡

许由生活在原始社会，伯夷、叔齐生活在商末周初，严光生活在两汉交替时期，竹林七贤生活在魏晋时期，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南朝宋初期；日本的西行法师生活在平安末期，鸭长明生活在镰仓初期，而吉田兼好生活在南北朝时期，这些都是时局动荡、人民饱受灾难的时候。

2.对后世的文学、历史、思想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许由、伯夷、叔齐的高风亮节为中国后世的文人多赞扬、效仿；而陶渊明、竹林七贤则给后世留下了不少文学作品。陶渊明所勾画的“世外桃源”始终如一地照亮着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鸭长明、兼好法师的《方丈记》《徒然草》是日本随笔文学的代表作品。书中的无常观，引起了日本人民的长久共鸣，被日本人视为万世不易的文化瑰宝。

不同点

1.归隐原因不同

中国的隐士归隐的原因大多是因为仕途受挫，以隐求仕，以隐为志等。

许由、伯夷、叔齐、严光可以说都是以隐为志，高风亮节。东晋的陶渊明则是因为仕途受挫。而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等人则是以隐求仕，最终投靠司马氏。日本隐士则是因为受无常观和佛教观的影响，或者是对现实无能为力。

鸭长明、兼好法师都是在“无常观”的影响下，脱离俗世，隐遁山野，从自然山水中追求情趣生活的人。

2.归隐心理不同

在中国隐士的潜意识中，虽然归隐，但始终心忧天下。比如陶渊明，他归隐之后仍关心人民疾苦，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的关心，对仕途的黑暗在他的田园诗中多有反映。而日本的隐士则崇尚自然，归隐乡土，闲适练达，不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