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经历了这样的劫难还能复辟，宋朝的生命力确实很顽强，但这种顽强不是君主的顽强，而是臣子的顽强。看过南宋九位君王的故事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一点。
首先是宋高宗。
宋高宗赵构虽然是南宋的第一任皇帝，但他是个彻底的投降派。南宋建立之初，他迫于形势，曾重用过岳飞、章梦飞、韩世忠等主战派武官，并组织过军队抗击金人的进攻，还多次取得成功。后来，他担心武将权力过大、功高盖主，会威胁自己的统治，再加上朝廷财政不支，就在1140年下令，让各路抗金宋军班师回朝。1141年，他还剥夺了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岳飞父子，向金国表示了议和的坚定决心。1162年，他以倦勤为理由退位，将王位禅让给宋孝宗，然后自称太上皇，开始了荒奢享乐的生活。
南宋的第二任皇帝宋孝宗比宋高宗要好得多，他一方面为岳飞父子平反，另一方面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重视农业生产，南宋老百姓在他的统治下，终于过了四十多年安康生活，而南宋也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直到1187年，赵构驾崩，宋孝宗哀伤过度，无心朝政，一心只想为养父服丧，于是在1189年将王位禅让给宋光宗，但宋光宗有猜疑病，只当了五年皇帝，又将王位禅让给儿子赵扩，也就是宋宁宗。宋宁宗是个好人，在历代帝王中相对单纯，而且他俭朴爱民，广开言路，也算一个贤德的皇帝。可惜他没有做政治家的天分，缺乏最基本的分辨能力，结果一辈子误信小人，被权臣利用，还签订了屈辱的“嘉定和议”。
然后是宋理宗。宋理宗不是一个好皇帝，也不能算是一个好人。他是权臣史弥远一手推上王位的，所以，即位的前十年，他一直不问政事，纵情于声色犬马，任由史弥远专权。史弥远死后，他才发奋图强，励精图治，还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能让南宋消除弊端，迎来新的繁荣和发展，但是，由于改革力度不大，流于表面，收效甚微。直到1232年，他终于做了一件大事：与蒙古订立盟约，联蒙灭金。对南宋来说，这件事有着转折性的意义，南宋后来的衰落和覆灭，就跟他此时的决定有关。其实，当时朝中虽然有很多人希望联蒙灭金，以雪靖康之耻，但也有人提出唇亡齿寒的可能性——金国一旦灭亡，南宋就是蒙古人的下一个目标，不如拒绝蒙古，支援金国，让它成为南宋和蒙古之间的屏障。但宋理宗还是采纳了第一种意见。因为，宋金两国积怨太深，实在是难以合作，而且金国的灭亡几乎已成定局，即使南宋支援金国，与金人合力抗击蒙古，恐怕也很难扭转败局。于是，金国很快就在宋蒙两国的夹击下灭亡了。金国灭亡之后，宋理宗派人到河南拜谒和修葺北宋皇陵，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之中，以慰徽宗和钦宗的在天之灵，同时等待蒙古人遵守承诺，将河南归还南宋。但两国在建立盟约的时候，在河南的归属问题上没有明确的书面协议，所以，战争结束之后，蒙古人并没有履行口头约定。于是，南宋趁蒙军北撤、河南空虚时出兵，想强行收回河南，却因为粮草不济和蒙军伏击而失败，损失了数万精兵和大量物资，国力严重削弱，还给了蒙古人进攻自己的借口，为时四十五年的宋蒙战争由此爆发。可见，理宗的这个决定是很不恰当的。更令人遗憾的是，没多久，理宗又开始倦怠朝政、纵情享乐、沉迷女色，甚至放纵自己的宠妃干预朝政，任由她与小人勾结，陷害忠良，把原本就危机四伏的朝廷弄得混乱不堪。
在选用人才方面，南宋的君主好像大多不得要领，总是重用贾似道、陈宜中等阳奉阴违的小人，任由他们排挤迫害文天祥这样的贤臣。从宋理宗到宋度宗，再到宋恭宗，一直如此。而且，度宗跟理宗一样昏庸荒淫，明明国难当头，还沉迷女色，把朝政全盘交给奸臣贾似道。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所载：“帝自为太子，以好内闻，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嫔妾进御，晨诣
门谢恩，主者书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谢恩者三十余人。”意思是，宋度宗做太子的时候，就以好色闻名，即位之后，更是变本加厉。过去，宫妃如果能给皇帝侍寝，第二天早晨就要到
门感谢皇帝的宠幸之恩，主管太监会详细记下她们的受幸日期。度宗登基之初的某一天，到
门谢恩的宫妃竟有三十多人，可见度宗的好色。
而且，度宗荒废朝政到了极致，不但把政事全部交给贾似道，还让四个最得宠的女人替他批答公文，荒唐得让人难以想象。更荒唐的是，贾似道欺负他无能，动辄以辞官相胁，他作为当朝皇帝，竟每次都哭着跪拜，央求贾似道不要离开，对贾似道诸般讨好。你想一想，碰到这样的皇帝，贾似道会怎么样？他当然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做出各种坏事。所以，宋度宗的懦弱昏庸是在引人犯罪。但这仍然不能完全归罪于宋度宗，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智障儿，天生有智力缺陷，身体也不好，再加上他的效仿对象是好色昏庸的理宗，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贤能的皇帝？所以，度宗的荒唐和不作为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那些不顾大臣反对，坚持要立他为皇储的人，这些人是真正的居心叵测。
度宗天生体弱，又酒色过度，所以三十五岁就死了，在位时间只有十年。短短的十年之间，南宋的国力就倒退了许多。四岁的宋恭宗继承王位的时候，南宋政权基本上已经瘫痪了，宋朝濒临覆灭，几乎不可能有任何转机。而南宋皇室却还在继续自己的错误：疏远、压制贤臣和能臣，重用甚至依仗奸臣。所以，恭宗即位两年之后（1276年），临安陷落，恭宗被俘，严格意义上的南宋宣告灭亡，这些都在情理之中，也都在意料之内。但即便如此，南宋的覆灭也仍然让我觉得非常痛心。
为什么？因为南宋有过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有改变命运的条件——那么多贤臣志士都在无怨无悔、不求回报地报效国家——甚至一度恢复了国力，出现中兴的局面，但朝廷内部的利益之争和权臣的以权谋私从未中断，于是，南宋最后还是走向了衰落和不可挽回的灭亡。这样的故事，让人有一种“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心酸。
为什么说南宋有过很多改变命运的机会呢？因为，在很多节点上，南宋君臣如果做出另一种选择，最后就可能是另一种结局。比如，蒙古刚开始进攻南宋的时候，如果贾似道们不要害怕得罪蒙古人，不要压制民间的各路义军，后来也能及时地提供支援，至少不要封锁言路，欺瞒皇帝，南宋的结局就有可能跟后来不一样。
蒙古兵在德祐元年进攻临安的时候，用了投降元朝的宋将吕文焕，此人曾奋力抵抗元军达六年之久，并不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为什么他后来会投降蒙古人，还自动请缨，为忽必烈谋划如何攻取鄂州，并出面招降沿江各州郡？因为他苦守襄阳六年，除了最初收到过一些救援物资之外，没有得到任何支援。为什么没有人支援他？因为贾似道封锁了言路，不让皇帝知道元军围困襄阳的事情。六年来，吕文焕苦苦守城，蒙古人几次招降，他都没有屈服，最后，蒙古兵攻破与襄阳唇齿相依的樊城，还将樊城屠成空城，让襄阳彻底变成一座孤岛。而且，襄阳弹尽粮绝，蒙古兵却有先进武器“回回炮”，不费吹灰之力地打破宋军的防御，这让吕文焕彻底放弃了希望，只好投降。于是，蒙古兵没有在襄阳屠城，吕文焕也得到了重用。虽然文天祥后来骂他贼臣，认为他守不住襄阳可以自杀殉国，不该投降，更不该卖主求荣、助纣为虐，但我们仍然可以理解他。蒙古兵非常残忍，很多不肯投降的城池都遭到了屠城，宋朝大将江万载的一位亲人不肯投降，对元军破口大骂，结果惨遭肢解。所以，吕文焕出面招降，或许也是一片好意，那么他就不是卖主求荣，而是忍辱负重。但是，蒙古兵进军临安时屠了常州城，宋朝多次向吕文焕求和，吕文焕也都没有答应。如果说吕文焕的投降和劝降是为了保护百姓，谋得和平，这些行为又该如何解释呢？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无怨无悔、不求回报的，大部分人即使最初能为君主卖命，后来如果寒了心，也会变成旧主最可怕的敌人。所以，我们敬畏那些无怨无悔地忠君爱国者，为他们的精神和行为所感动，也理解那些做不到这一点，还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毕竟，大部分人都不是圣人，只是凡人，凡人是不可能无求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自己想做、该做哪种人，并且始终守候这个向往，做好相应的选择。如果我们能像文天祥那样，将自己的向往和信仰守候到咽气的那一刻，我们的一生也就圆满了。
向往和信仰太重要了，如果贾似道有向往、有信仰，他绝不会做一个擅权误国的奸臣。同样，假如南宋朝内所有的排除异己者都有向往和信仰，他们也不会这么做，更不会在国难当头时还蝇营狗苟。相反，他们没有向往，也没有信仰，哪怕只有蝇头小利，他们也会看得很重，重到值得他们误国。你想想看，朝政由这种人掌管，国家怎么会有光明的未来？
当年，江万载因为不想跟史弥远、丁大全等人同流合污，五十二岁就辞官回家，训练民兵。南宋危难时，朝廷召他回去，他本能为国家训练出更多的抗元精兵，却被小人挤出了朝廷，只能在外部抗击元兵。元军逼近临安时，张世杰建议皇帝入海，由他和文天祥背城一战，丞相陈宜中不赞同。于是，事情就朝着不可挽回的方向迅速发展——临安陷落，宋恭帝宣布退位，元军押解恭宗、谢太后、文天祥等数千人前往大都，历史重演。
跟靖康之乱不一样的是，谢太后密托江万载，请江万载父子及江氏一门保护广、益二王和益王的母亲杨淑妃等人逃往南方。经过浙江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陆秀夫带领的兵马，两路人马合为一路，再往温州逃去，遇到张世杰和陈宜中等大臣，众大臣一起拥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弟弟赵昺为副元帅，然后继续往南，在福州落脚，建立行朝，并修建了行宫。当时，福建、广东、广西一带仍在南宋政权的控制之中，当地的很多城市都还没有投降。
所谓行朝，就是居无定所，没有固定领土，会不断转移的意思。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流亡的小朝廷。它领导的人不多，但也有四十八万，其中正规军十七万，从各地赶来勤王的民兵有三十万，再加上淮军一万。如果能在福州稳步发展一段时间，南宋的复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可惜小朝廷仍然内耗不断，陈宜中、杨亮节等人终日钩心斗角，玩弄权术，排除异己，争夺那点少得可怜的权势和利益。再加上蒙古兵无休止的追杀，地方政府投降，半年后，他们就不得不离开福州，且战且退。因为在十字门海战中损失惨重，到达崖山的时候，随行军民只剩二十多万人。
除了这二十多万人，陆地上也有很多人没有投降，他们都在拼死抵抗元军的侵略。文天祥从元营中逃出之后，也在福州与陆秀夫等人会合，当时他建议陈宜中集中兵力夺回江浙地区，但陈宜中认为过于冒险，不敢采纳，文天祥只好离开福州，自己到南剑州建立督府，组织陆地上的抗元工作。最后因为得不到支援、军队里出现内奸等原因，文天祥战败被俘，几次自杀都被元军救活，不得不过上俘虏生活。直到崖山海战失败，宋朝彻底灭亡，他才绝了复国的希望，也终于求得一死。
如果陈宜中采纳了文天祥的建议，集中兵力收复江浙地区，南宋的结局会怎么样？说不清，也许真会出现转机，至少文天祥不会这么孤立无援。
文天祥有胆识、有才能、有担当，也有情怀，却一直得不到南宋朝廷的重用，反倒是元朝朝廷很珍惜他，对他敬畏有加，即使不能纳为己用，忽必烈也不忍杀他。这种反差，让人觉得特别心酸。因为，假如南宋朝廷也能看到文天祥的价值，多给他一些支持和信任，南宋也许会有另一种局面和结局。但南宋朝廷一直重用的，却是史弥远、贾似道、陈宜中这样的人，这说明了什么？
贾似道是一个中饱私囊、没什么实际建树的奸臣，陈宜中好一些，但也是一个摇摆不定、胆小怕事的平庸之人。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必然会第一个逃跑。这种没有担当的人，怎么能做一个国家的丞相呢？而且，南宋对他的容忍几乎是没有底线的，短短几年里，他就逃跑了两次，但南宋小朝廷仍然让他做了丞相，于是，当他认为南宋一定没救了时，就第三次逃跑了。当然，他的第三次逃跑，有着去占城搬救兵的名义，但他此行同样是一去不返，小朝廷几次召他回来，他都不回来。后来，据说他又去了遥国，也就是今天的泰国，成了最早的华侨。不过，此人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否则，南宋已经成了流亡政权，没有丝毫胜算，他为什么还要回应朝廷的召唤，风里雨里地跟着，参与那么多战役呢？为了丞相之位吗？当然不是。南宋没有灭亡，还有江山和财富时，丞相之位固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如果所谓的南宋朝廷仅仅是一个流亡者团体，丞相之位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陈宜中也有他的矛盾性。
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是矛盾的，他们都不愿做亡国奴，都希望有一天能重振宋室江山，因此风雨同舟，一起过着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日子，一起出生入死，但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要钩心斗角、排除异己、争权夺利。所以，这个阵营充满了矛盾色彩，既令人感动，也令人扼腕。
在窝里斗方面，蒙古比南宋要好很多。比如，吕文焕到元朝任职之后，遭到小人陷害，但忽必烈没有轻易问责，而是派人调查，后来罢免了陷害他的小人。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南宋朝内，排挤他的小人是贾似道、丁大全、陈宜中和史弥远之流，情况会怎么样？他肯定会受到惩罚，甚至被免官。所以，蒙古兵虽然有很多令人诟病之处，比如动辄屠城，但是在内部关系这方面，他们确实处理得比南宋要好得多。当然，蒙古人内部也有皇位之争，但很多时候他们都是相对团结的，尤其在对外的时候，因此，他们才能无往而不利。
不过，我们也不要把南宋看得太低。窝里斗不是南宋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国人的一种劣根性，各朝各代都有，否则，中国也不会经历那么多朝代。而且，面对元军这样的虎狼之师，能把如此腐朽黑暗的南宋政权延续四十五年，已经很不可思议了。所以，我对南宋时期的那些贤能之士充满了敬意，他们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社会贡献上，都有一种不该被忽略的价值。因为他们的存在，南宋即使有很多令人遗憾的地方，在我心中，也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