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宋代是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陈寅恪先生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的著名论断。在这个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各个文化部类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中宋文的创作，继往开来，成就了我国古文创作的全盛局面，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文创作，近师唐代韩、柳的古文传统，远承中国古代文章写作的优秀遗产，成就卓异。陆游论有宋文章“抗汉、唐而出其上”（《尤延之尚书哀辞》），殆不为过。这首先突出的表现在作者和作品的数量上。清代编撰的《全唐文》共收作家三千余人，文章二万余篇，加上后人陆续增补的一万多篇，仍不超四万篇之数。而近年出版的《全宋文》收作者九千余人，文章十七万余篇，分别是前者的三倍和五倍以上。即以代表作家而论，韩愈、柳宗元作为唐代文章大家，现存文章数量分別只有三百和五百余篇，而宋人苏轼即有四千余篇文章存世，欧阳修也有两千余篇。简单的数字对比或许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但庞大的数量，无疑是宋文创作取得成就的坚实基础。其次，宋文的成就还突出的表现在创作质量上。高步瀛谓“明清之世，言唐宋文者，必归宿于八家”（《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卷首”）。八家之中，宋居其六，可见宋文对后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自然是建立在宋文创作较高质量的基础上。最后，从相关理论总结方面也可以看出宋文创作取得的成就。丰富和高质量的创作实践，必然会带来相关批评实践的发展，进而在理论思考方面表现出来。宋文创作的成就激发了人们探讨文章创作规律的热情，带动了相关理论著作的兴盛。王水照先生指出：“古文研究与批评之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即文章学之成立，殆在宋代。”（《历代文话·序言》）由王先生主编的《历代文话》收有宋代论文专著二十部。此外尚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专著，如见于《宋史·艺文志》记载的《文格》、《修文要诀》等，没能保存下来。由一斑而窥全豹，我们已可以想见当时此类著作的兴盛。所以，从宋文的数量、质量和理论著作几个方面来看，宋濂评价“自秦汉以来，文莫盛于宋”（《苏平仲文集序》），洵非虚誉。

宋文创作在两宋三百余年的时间里，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自宋太祖代周自立的建隆元年（960）至欧阳修登第的天圣八年（1030），这七十年是宋文发展的第一阶段。宋初主要的作家都是由五代而入宋，他们的创作风格自然不会因为新朝的建立而一朝突变，多是继承了前代的遗风。首先表达对五代文风不满的是柳开，他有感于“五代文格浅弱”，故“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宋史》本传）。他不满于当时“偶俪工巧”的习尚，在创作实践上转而以“断散拙鄙为高”（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九），不免给人以“词涩言苦”之感，算不得健康的文风。和他同时提倡韩、柳古文而影响更大的是王禹偁。王禹偁提倡一种明白晓畅的文风，他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必不然矣。”他的创作实践，像《待漏院记》明白条达，《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清新可诵，都有较高的成就。

在柳、王二人之后，古文并未取得优势的地位，统治文坛的是以杨亿为代表的典丽文风。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韩愈在中唐倡导古文的同时，也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是“文与道俱”的。如何处理“道”以及文道之间的关系，宋初作家还处在摸索之中，认识并不清晰、统一。这自然限制了古文创作在当时的影响。而文道关系也成为此后宋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而更为主要的还是时代原因，宋自太祖、太宗两朝后，发展到真宗朝，朝廷主政者喜好太平，粉饰盛世，给人一种豫泰安乐的景象。这种情况之下，杨亿所倡导的典丽文风，正当其时。所以四库馆臣评价杨亿《武夷新集》“舂容典赡”的同时，也不忘加一句“时际升平”的话。

自欧阳修登第到北宋末期，这是宋文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作家群体可以用群星璀璨来形容。在欧阳修和苏轼这两代文坛盟主的周围，活跃着苏洵、王安石、曾巩、张耒、秦观、苏辙等大家，他们一起开创了宋文艺术的高峰，完成了文体革新，确立了古文的主流地位，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欧阳修与苏轼。

其实，在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盛行的时候，就有穆修默默写作古文，《宋史》说当时“杨亿、刘筠尚声偶之辞，天下学者靡然从之，修于是时独以古文称”。而和欧阳修同时而稍早的尹洙也以古文写作谈兵论阵之文，都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对欧阳修都有启发。欧阳修能最终完成文体转变的实绩，首先是他对文道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欧阳修也和韩愈一样，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他认为“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与张秀才第二书》）；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与乐秀才第一书》）。他理解的道是孟子式的，他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为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可见他所谓道，正如自己所说是“盖切于事实而已。”（《与张秀才第二书》）这样把道落到实处，也就避免了空谈道理的毛病，文章创作也就有为而作，内容充实。其次，欧阳修提倡古文写作，却并不废弃四六骈文，也讲究文采修辞，创作了一大批文从字顺、委曲晓畅的优秀作品。他的文章，不疾不徐，丰润饱满，叙事能透彻，说理带感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有美堂记》、《泷冈阡表》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苏洵评价欧阳修的文章说：“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可见当时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影响和推动了古文创作的发展。最后，欧阳修不但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影响文坛，更利用自己的地位，汲引后进，指引路向，壮大古文写作的声势。在嘉祐二年（1057）的科举考试中，他坚持以自然平易的文风衡士，摈弃怪异艰涩的“太学体”，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一举扭转了文风。所以，《宋史·文苑传序》在叙述宋代文风变化时，积极地评价了欧阳修的作用，说：“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

欧阳修之后，主盟文坛的是苏轼。苏轼的文章写作从心所欲，挥洒自如，体现了书写的自由，传递出独特的美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春渚纪闻》卷六）文章写作已经成为苏轼生命存在的方式。

苏轼论文，标举辞达：“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的文章也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无意不可达。特别是那些议论、说理的文章，最能代表他的成就。这类文章以宏通的视野、深邃的思想为基础，翻空出奇，机锋横出，通脱而犀利。他早年的史论对策之文，“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苏辙《历代论·引》）。议论历史，多发人之所未发，见解新颖，如《范增论》、《留侯论》等。但不免作意为之，带有纵横家的色彩。中年之后，议论之文变得平实沉稳，而一些记文则融合说理、叙事、写景为一体，达到了新的高度。像《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等，融诗情画意和至理奇趣为一体，意境美妙深邃。而一些短文杂记，像《日喻》、《记承天寺夜游》等，更是文笔超妙，充满隽永的意味。总体来说，苏轼文章写作，确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石山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和苏轼同时，也是欧阳修后辈的文章大家还有曾巩、王安石、苏辙等人。记理言事是曾巩所长，他的文章委曲详备近欧阳修，而质朴严正则是自己的特色。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极有个性的政治家，为文讲究实用，一向以廉悍的风格著称。苏辙的文章，不似父兄那样辨博有气势，而是冲和淡泊，正如他自己的评价“吾文但稳耳”（苏籀《栾城先生遗言》）。曾、王等人的文章，各具特色，但要论及对后世的影响，都不如苏轼。在这一代作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文坛上活跃的大都是苏门弟子，如黄庭坚、张耒、秦观等人。

以欧、苏为核心的古文写作群体，绵延三代，创作活动期长达八十余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古文在他们手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记、序、杂记等各种文体都臻于成熟；也表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风貌，是宋代古文创作的巅峰时期。

自苏轼谢世（1101），到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六十余年，是宋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一个过渡期。在苏轼的晚年，他和他的门生就因为党争的原因，受到政治上的打击，这种打击还进一步地发展到禁止苏轼文集流传的地步，这是政治力量对文学创作的粗暴干预。此外，靖康二年开封失守，宋政权被迫迁到江南，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才得以立足并稳固自己的统治。政权的波荡，社会的混乱也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这都使此一阶段的宋文创作陷入了低潮。

不过，在政权存亡之际，伴随着和与战的争论，这一期的政论文大放异彩。特别是那些主战人士，他们的奏议文章，以批判主和派和积极抗战为主要内容，充满着道德的自信、殷切的期待，显得气盛言宜，尤为动人。如李纲的《议国是》一文，透彻分析时局形势，指出一味主和之不可恃。高屋建瓴，细致深刻。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从民族大义出发，抨击主和派的主张，措辞尖锐，气势凌厉，在当时影响很大。而岳飞《五岳盟祠记》中又表现出主战将领对胜利的信心和报国的壮志，慷慨激昂。

自隆兴元年孝宗登基（1163），至宁宗开禧三年（1207）陆游去世，计四十余年的时间，可以视作宋文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也是南宋文章发展的一个小高潮。这一期的创作和北宋中期相比，虽略微逊色，但也出现了陆游、杨万里、尤袤、朱熹等文章大家，而且在文体和作者群体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特色。

尤、杨、范、陆四人一般被视作中兴诗人的翘楚，他们的文章也佳作纷呈，其中尤以陆游的古文创作成就最高。陆游的文集中长篇大论不多，有特色的是记体文，如《烟艇记》、《灊亭记》等，描写日常生活，抒发文人的感情世界，文辞修洁，清新隽永。南宋中期文坛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理学家创作群体的涌现。理学家受自己学术背景的影响，在文道关系上，一般都有重道轻文的倾向，对文学创作似乎不怎么热心。但是在南宋中期，像朱熹、吕祖谦这样的理学家对文章写作都颇为留心。吕祖谦曾编著《古文关键》，选取韩、柳、欧、苏等人的文章，分析其作法，为后学指示门径。而朱熹也多有论文之语，如称“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是颇有眼光的见解。他自己的文章也得到了后人好评，清人洪亮吉就说：“南宋之文，朱仲晦大家也。”（《北江诗话》卷三）朱熹论文讲究“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他的文章正是如此，文笔简练明净。南宋中期的政论文也表现出新的特色。隆兴和议之后，宋金关系渐趋平稳，但如何对待金国，仍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热点。相对于南宋前期此类文章的慷慨激昂，此时辛弃疾、陈亮的奏议文章，议论周详，文辞磊落，具有堂堂之阵的气象。

自宁宗嘉定年间（1028—1225）开始，直至宋亡（1279）是宋文发展的第五个阶段。这一时期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牢笼一切，给文学创作带来很大的冲击。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以“明义理切世用”（《文章正宗纲目》）为标准，实际上是“主于论理而不论文”（《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七），他自己的文章也喜欢论哲理、谈心性，即使是写景之文也不免此弊。这也是当时文坛的通病，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上引叶适之言云：“洛学兴而文字坏”，正是精辟的评价。

不过，南宋末年，面对国家沦亡的危急局势，一批仁人志士为爱国的热情所驱动，颇有一些忠愤激切、慷慨悲壮的作品，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王炎午《望祭文丞相文》、谢翱《登西台恸哭记》等等，是南宋文章最后的闪光。

宋代文章创作的历史地位和发展阶段，上面已经作了简要的介绍。最后简略地交代一下我们编选这本《宋文选》的想法。四库馆臣将总集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一》），这里说的正是选集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了所选对象的特点。具体到宋文来说，和此前的文章相比，大体上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各类文体的成熟。一些传统的文体如论、记、序等继续发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些新兴的文体也开始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像文赋、笔记、序跋之类，或为宋人所创立，或在宋人手中走向成熟。

其次，议论文的兴盛。宋人好议论，在文中体现尤为明显。翻开宋人的文集，不用说奏章、策论之类，就是记文、序跋之中，也不免大发议论。王安石评价苏轼《醉白堂记》为“韩白优劣论”（《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正是这种风气具体而微的一个表现。

其三，理学家之文的出现。宋代理学兴盛，对文学创作多有影响。理学中人，由于自己观察和思考世界的角度较为特殊，他们的文章，也显示出独特的风貌。南宋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别出谈理一派”（《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一》）。作为宋文创作中的一派，自然不能为我们所忽视。

本着以上的粗浅认识，我们在选编时，既选编了一些历来受到选家重视的文章，也增添了一些新的作家和篇目，以期相对全面地反映宋文的面貌和成就。这是我们的良好愿望，能否达到这个目的，还要留待读者去检验。

本书的选注工作由丁放、武道房主持并统稿，作者有丁放、武道房、王开春、曲惠勤、曹秀兰、李佳、曲景毅、陈昌云。其中北宋部分由丁放带领众人完成，王开春出力较多，南宋部分主要由武道房完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周绚隆先生、责任编辑李俊博士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此致谢。本书撰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前贤时彦的成果，因体例所限，无法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