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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研究我国古典诗歌的学人，都习惯于以“汉魏”、“六朝”、“唐宋”等等朝代的名称分别那一时期的作品。这种名称虽然只是朝代的名称，但其涵义兼有某种特殊风格体制的意思。诚然，我们若是严格衡量，这种名称是用得不精确的。例如“唐宋”一词只是对“汉魏”“六朝”而言，才成为一个有统一意义的名词。若单就“唐”与“宋”而言，则唐宋之间，区别仍然很大。不仅如此，唐有“初”、“盛”、“晚”等等区别；宋有“西昆”、“西江”、“苏黄”、“北宋”、“南宋”等等区别。这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问题。
一般说来，宋诗自元明以至清朝，有时被人提起，有时就被人忘却。在明朝，有些著名的宋人诗集竟然不曾被所谓“通人”看过。其最显著的例，如赵孟
曾经写过一首黄庭坚的七古马诗，误以为是杜甫作。明朝的王穉登就说：“今日杜集中无此诗，可见是遗落了的！”如清朝袁枚批评王安石的诗完全搔不着痒处。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宋诗至少被忽略的情况。清朝末期，宋诗渐渐有抬头的趋势。（清康煕及乾隆间，宋荦刻苏诗，王文诰注苏诗，纪昀批苏诗。那是苏诗特例，不等于宋诗抬头。）有一时坊间所刻韵本，选了押韵脚的例子都是苏诗。苏诗在那时已成为时尚了。接着有所谓“同光体”的名号出来，宋诗越发流行了。所谓“同光体”，大概是归为两大流派，一派是以晚唐（尤其是李商隐、温庭筠、李贺、杜荀鹤等）的辞藻色泽作表面，而以有托讽、有内容的单行健举的笔力驱遣这种辞藻，名之为“宋骨唐面”；一派是专从“江西派”入手，而参之以韩愈、卢仝、孟郊等的逋峭艰涩的音调，却在艰涩之中仍存回甘的风味或兀傲的神情。总而言之，近五十多年来，说是宋诗复盛的时期，不大会错的。这又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问题。
我不想在此详细叙述以上的两个问题。这本小书是黄山谷诗选。我只想就宋诗中与黄山谷有关的一些地方，在此略谈，作为初学黄诗的读者引路之助。
为什么呢？因为山谷在宋诗中，是一个特出的大家。他的诗在当时已经与苏东坡隐若一敌国。因之影响所及，学他的人非常之多。而当时吕居仁画出《江西诗派图》，甚至推他像个大教主一样，从而生出了“江西派”这样的名号出来。名号既立，毁誉遂多。拼命捧山谷的人，未必即真看到他的深处，搔着他的痒处；信口骂山谷的人又往往是不细读他诗的人。
平心论之，宋初的诗仍然是沿袭了五代以来晚唐诗的馀波，涂泽饾饤，纵极精工也是晚唐的假骨董。当时杨、刘的西昆体，实在是穷剥李义山的皮，烂嚼甘蔗渣。当时优人打诨，穿了破衣装作李义山出台说：“吾为馆阁诸公挦撦至此！”这的确是如实的讽刺。诗风至此，不容不变。所以梅尧臣、王禹偁、苏舜钦、欧阳修等人出来，或以写实的手法，或以流畅的笔调，老实自在的作诗。而旧的作风就逐渐烟消火熄，新的作风就日月经天了。从欧阳以后，王安石、苏轼实在是两大诗家。由于王氏的政治地位，文名相形得不重要了，遂使苏氏以在野的反对派，而专以文学大大显名。尤其苏轼的诗，在当时倾动天下。文学豪俊之士，归之如百川赴海。因此，其中特别出色的便成为“苏门四学士”。山谷即是其中之一人。但山谷虽并列四学士之中，而日久遂居四学士之上。他不能被“四学士”的名称所限，而与东坡并驾齐驱，成为“苏黄”了。很清楚的，革杨、刘之命要数欧、梅，继欧、梅而光大起来，就是苏、黄。苏、黄的力量，一直使南宋诗家，乃至南宋以后的诗家都直接受其影响。
山谷的诗在文学史上，既然是这样的地位，而他的诗又被一些捧的骂的闹得乌烟瘴气，所以今日，研究它，看清楚它，是我们应有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负的责任。不揣浅陋，试作初探；订讹补阙，望之大雅！
黄庭坚，字鲁直，宋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宋仁宗庆历五年乙酉（1045）生。他的父亲黄庶是庆历年间的进士。一生都是做府和州的从事官，最后才“摄知”（代理）了一次康州。因此他是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他的母亲是舒州李常的妹子。李家是一个比黄家地位还要高的仕宦读书人家。李常不但有学问，并且好藏书。苏轼曾为他的藏书作过记。此文今存东坡集中。因此，他的外家也是文化水平极高的。
他在幼年即有读书警悟的声誉。舅舅李常到他家来，随便取架上的书问他，他都对答如流。李常非常惊奇，说他真是一日千里。他的少年读书环境和基础是这样，所以他探求知识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六艺之外，更博涉老庄和内典，乃至小说杂书无不纵览。他生平在文艺方面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的文章，如散文如古赋都学西汉人，骨力既强，法度更谨。他的书法成为宋朝四大家之一，称为苏（轼）、黄、米（芾）、蔡（襄）。他对于古代绘画的鉴赏力极高。当时的邓椿称颂他的评论古书画，有时比米芾还切实。他的小词也成为有宋的一家。这些，在此都不想谈论了。
宋仁宗治平三年丙午，他两次以第一名贡于乡。次年，神宗登极，他也以进士登第。登第后调叶县尉。次年为熙宁元年，他赴官。熙宁五年，举行学官考试。他试中了，除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他在北京一直留到元丰二年，共计八年。这八年中他作了许多诗。当时的大佬文彦博非常器重他。然而在此期间，对他最重要的，还是他和苏东坡文字结好的一件事。在元丰元年，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两首诗给做徐州太守的东坡，表示他的钦敬。东坡和了他的诗，并复了信，赞美他：“古风二首，托物引类，得古诗人之风！”这两位大文学家就是如此缔交，以至没齿不渝的。而他也因为有了这样的缔交，就在当时的政治上决定了他的关系，终身受其影响。
元丰三年，他改官知吉州太和县（今江西泰和），从汴京（开封）到江南赴官。他在路过舒州的时候，曾游三祖山山谷寺的石牛洞，喜欢那个地方，因取山谷寺名以自名。这就是他别号山谷道人的由来。到太和后居官三年。那时正是王安石新法中的盐法厉行之时。他在太和行了一些宽和适中的办法，老百姓很亲爱他。到了元丰六年，他被调监德州德平镇（今山东德平县），一直到元丰八年的春天。这是他居外六年的一段经历。
元丰八年三月，宋哲宗即位，事实上是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听政。王安石一派的新政势力跌落了，转移为司马光以及一切反王的旧派得势了。这年四月，他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因此，他入京了。在京师一段期间，他的主要职务是修《神宗实录》。这一时期，东坡兄弟都做了朝廷显要。此外并有许多知友。所以交游文字，颇有乐趣。他初除为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告成，又升为起居舍人。后来他丁母忧，服除，被命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这一段时期，自元丰八年秋至元祐八年冬，一共将近九整年。
次年为绍圣元年，政局又改变了。因为宣仁崩了，哲宗此时已长大亲政。章惇、蔡卞等人做了宰执得势了。章、蔡是所谓新政的分子。他们这时乘势打击一切旧派的人。绍圣二年，山谷贬官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黔州居住），后来又移到戎州。这是现今四川泸、叙（编者按：叙州即今宜宾）边境一带的地方，在当时是极边远险阻的处所。这一段时期是他生平最艰难困苦的一段光阴，自绍圣二年至元符三年，一共六年。
元符三年五月，哲宗崩，徽宗即位。自此时起以至于崇宁四年的六载时间，政局凡两次波动。最初情况与哲宗初立时相同，由皇太后向氏听政。章惇贬了。旧派又有得势的倾向。但向太后听政只有七个月，徽宗就亲政。新派大起，旧派再落。这一次的所谓新派换了蔡京独当大权，目旧派为奸党，大起党祸。因之山谷也在这政海大波澜中初若起复，终于贬死。原来在元符三年，徽宗即位之时，他就被起复为宣德郎，监鄂州酒税。十月又被改奉议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但他都请辞，并且不曾出川，只在戎州、江安之间。直到次春正月（建中靖国元年）方从江安东下。三月被改知舒州，又召入京。四月，他到了沙市以至过冬，请免恩命，求知太平州（州治在今安徽当涂）。次年（崇宁元年）春，回到老家。六月赴太平州，做了九天的官，又罢为管勾洪州玉隆观。这样，他就移到鄂州（今湖北武昌）住下了。这时候，与他同时贬到儋耳去的东坡，也自海外北归，已在常州逝去了。他在鄂州住到次年，被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山）。他的罪名是“幸灾谤国”。那时朝廷里有个执政的热官赵挺之和他以前有小小间隙，因之转运判官陈举为了奉承赵挺之，遂挑剔山谷在荆州所作的《承天院塔记》中字句，锻炼出罪名来。这年十二月十九日，他从鄂州起行到宜州去，至崇宁三年二月才过洞庭湖，五六月间方达宜州贬所。次年（1105）九月三十日，这位六十一岁的老诗人长逝了！
综观他的一生，以才德而论，东坡为侍从时即曾举他自代，说他“瓌伟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以官职而论，却从来未曾居高位，握大权；以思想上和文学上的造诣而论，他成就了一代卓特的大作家。在《五灯会元》第十七卷又说他“以般若夙习，虽膴仕澹如也”。这是略举一个轮廓。究竟怎样才能明了其中的所以然呢？为了研究他的诗，就不能不研究他的人；为了证明他的人，却又不能不向他的诗中看。因此在此小册中除了将每一首诗尽可能地加以说明之外，仍须从当时的政治背景，他的思想渊源，以及他诗中的特点等等方面再加若干探讨。
在宋仁宗以至于徽宗之初的一段时期内，乃至后来南京偏安局势形成，虽然因果推移，事势万变，但其最根本的原因却早在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就伏下来了。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当时的统治者的赵匡胤定下“国策”，才奠定了两宋文治的根基，但同时也留下了积弱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由官僚逐渐造成，而养育官僚的即是赵匡胤自己。
原来他目击五代以来承袭唐季藩镇跋扈，武人拥立的祸根，并且他自己也就是以武人窃据军权，组织兵变，导演黄袍加身而攘夺到柴周的统治权的。对于作为一个统兵官的他，最有利的形势，换到对于作为一个统治者的他来，就立刻变成最危险的形势了。因之，他日夜所焦虑深思的中心问题，便是企图如何根绝这种形势以及如何保证巩固他和他的子孙统治权的问题。他在实现这一大企图上“成功”了。他的原则是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而从几方面以具体的措施去实现：第一，以兵力对内，平定南方取得统一，而对外则放松而取守势，最后“杯酒释兵权”以根绝武人篡位之祸。而“禁旅更代”制度的确立，更使任何地方的兵力都无从叛变。第二，更进一步，再积极地加重文臣的权力。中央宰执既有权力，而又用“台谏”钳制之。地方的首长不仅由中央委任文臣，并且同时还派副手如通判之类实行监察。最后中外皆归大权于皇帝一人。这种文官全是由地主阶级中用科举、学校等方法选拔而来，成为宋室统治权的基础。培养扶持这班地主出身的官僚阶级，使之壮大临民，便是巩固皇权的最好保证。第三由于这样的根绝藩镇之祸的军制，和培养地主阶级的官制，自然就生出与此相配合的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来，以为营养的命脉。北宋的财赋，除了地方政府必需的经费之外，一概是经中央派出的转运使悉数直输朝廷的。食盐、茶叶、香类、明矾，以及酒类等等，都是朝廷专卖的。并且皇家、贵族、官僚、世阀、僧尼、道士等等又都是占有大量田地，享受种种特权的。他们将所有的负担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来。这就是北宋统治者集中财赋、厚待官僚，“思逮于百官唯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馀”的财政制度的精神所在。
既然北宋的官僚在政治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重要阶级，且看他们受到具体的待遇如何吧。一个人只要做了官，朝廷就给他极优厚的俸钱，给他绫和绢穿着（例如宰相，春冬绫各二十四，绢各三十匹，丝绵一百两），给他米吃（宰相每月一百石），给他官房住，再给他“职钱”，再给他仆（傔）人的衣粮，再给他仆人的“餐钱”，再给他“茶酒厨料”，再给他“薪蒿炭盐”，再给他“饲马刍粟”，再给他“米面羊口”。巧立名目，愈出愈多。不仅如此，还要供给他歌舞的官妓。（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的时候就劝石守信等拿“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北宋的官僚享受歌舞是极普遍的。因此遂产生了文学上宋词的特色。）不仅如此，他年老退官，还给他优厚的干薪，那就是著名的“恩礼”、“祠禄”。不仅如此，他死了之后，还要大量“荫补”他的子孙亲族！此外，还有许多皇帝逢时过节，郊礼庆典的大小赏赐更不胜枚举。尤其可诧的是这些官僚纵然犯了贪污不法等等罪行，也很少受到严肃的处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加之以对外的屈辱，金币买和所费日重，老百姓担负不起了。朝廷财政日益亏空；社会基础日益动摇。后来费用虽然日多，兵额虽然日扩，而军队的素质却愈来愈坏，外侮也愈来愈严重。因果循环，内外交迫，到了宋神宗即位以后，这种种危机使得王安石的变法成为必至之势了。
王安石的变法与清季康有为的“维新”，比勘起来，有许多异同之点，姑不详论；但在大体上我们今日不能不肯定这一运动在当时的进步性，尤其不能不肯定其有一定的成功。因为这一政治改革是符合当时要求的。
所谓新法，是通过中央总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研讨、决定，颁发全国施行的。其中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均输、方田均税等措施，针对了当时的财政，起了解救危机和培育新生力量的大作用；其中的保甲、保马、军器监、置将等措施，针对了当时军队的腐败、国防的废弛而起了重振旗鼓、抵御辽夏的大作用。在长期坚决执行这些政策之后，社会改革相当地合理地实现了。这使得地主、官僚和商人的特权利益受到限制。他们不能不也像老百姓一样地负担些赋税，而一般老百姓的负担未有增加。这样国库才充盈了，军队才坚强了。总而言之，由于这次的变法，赵氏皇权的命运方能赖以延长。这是毫不夸张的。
但是当时投入政治潮流中的大小官吏，真正公忠体国的人总是极少。若是无道德品质做基础，越是有才干的人越会拣当轴所喜欢的地方，逢迎趋奉，变本加厉地去干，以期达到他自己升官揽权的最后目的。其最显著的例，便是蔡京。蔡京本是“新党”，但他在最顽固的旧党司马光当权的时候，能够做出使司马光最高兴的成绩来！然而树立元祐党籍碑的也就是他！至如吕惠卿，原事安石，后来倾轧安石无微不至，更不用提了。
这样的结果，便是利用王安石的新法起了极坏的极端相反的作用。剥削聚敛全国老百姓辛苦生产的财富，集中于朝廷，来做奢侈荒淫的消费。这就是后来从绍圣时章惇的执政起以至于宣政间的恶劣政治现象。从最无耻的“花石纲”为例，无数破百姓家要百姓命的“纲”纷纷起来了。以至于蔡京“得君之专”的“丰亨豫大”的口号都出来了。穷天下之力以奉赵氏一家主仆的糜费。
至于在王安石当时，重用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所生的弊病，部分也是实在的。当时反对的理由如青苗取息过重，富人不愿借，贫人不易还，州县勒借；如丈量奉行不善，豪强阻挠；如均输保甲的扰民，也不是没有事实的。老百姓所受的痛苦是不能遮掩的。何况加之以官僚间参杂私人恩怨，因而诬蔑倾轧，报复不已！在这样公私复杂的情况之下，又安得而不越弄越坏呢？
再看反对王安石的人们，在当时是极多的。他们的反对理由，最初也不是毫无见解的；但到后来便把王安石个人和新法混起来了，把本来的新法和变质的新法也混起来了。他们不问是非，不分前后，都只说坏不说好。到了此时，已经纯是朋党之争，不过表面上拿新法作幌子而已。当新法行时，满朝的旧臣大老，以司马光为最显著的例，无不齐声痛骂的。元祐司马光再起，把新政不分青红皂白一切废弃，新法中的要人一切斥逐。即使同属旧派，也因意见不同而不得不分为“洛”、“蜀”、“朔”三党了。吕大防、刘挚的调停办法还未奏效，而绍述的局面已来。章惇为相的报复，更甚于司马光。及至崇宁间蔡京又将曾布挤去独专政柄，连曾布的一点类似调停的办法也废弃了，旧派在元符徽宗初即位时的一点转机也断绝了。
现在且不去研究党争的细节，只推寻旧派所以反对新政的原因，大概有如下的几样：第一，这一班旧人，或是勋贵，或是大佬，或是名流，不问其表面上有何差别，实际上都是代表大地主和特权阶级的。为了新政正好妨害了他们的利益，一定要反对。第二，在思想上，他们一直自命是正统的儒家，只有他们的传统守旧是正确的，此外什么都不能动摇其信仰。他们虽然在理论上如此，实际的条理却往往空疏，其结果施于政事只好因循。因此他们对于王安石的条理细密，笃实可行，不加研究就已觉得可恶，何况王氏更拿“古”和“经”来折服他们，等于拿他们的拳头打他们的嘴，那就不得不更流入意气而死争了。第三，由于王安石的大量斥逐勋旧大佬，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失势也必然反对新政。第四，由于新政中的许多坏人作了许多坏事，使反对者也根据事实振振有辞。
最后还要略为提到苏轼在这里面的地位。
平心论之，苏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伟大不朽的，在当时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是异常有力的。但推寻他的生平，他对实际政治许多设施上远不如王氏的经纬。他在政治上的见解也是偏于空疏的理论的。但由于他的文学高，胸襟阔，应接一时豪俊，声名洋溢，附从众多，所以在当时政界隐然成为一派的领袖。他的领袖地位并非政治才能所造成，而是文学声望所造成的。以苏氏那种坚强的个性，加之以风发泉涌的文笔和风采照人的谈论，他在政治上当然是王派一劲敌。但也由于毕竟还是文学高，所以政治上的成绩少。
如上文所简叙的背景，取以与山谷生平的行事相对勘，我们自然就会看出他的真际来。
毫无疑问，他在文学上倾倒、肩随了东坡，因之在政治上自然被人看成是一个反王派。那时“士君子”交友是讲究死生不移贵贱不改的。只要是朋友，哪怕见解不同，到了患难之际，还是慷慨镇静与之同祸。即如当时的陈师道因为与苏、黄交好，就宁可斋宿受寒，也坚决不穿赵挺之的絮衣以至于因此而死。赵挺之还是陈的亲戚呢！山谷对实际政治上很少发表政见。以他的出身而论，自然也是维护旧势力的。但就他的著作寻检，他与东坡的见解却不一定相同。因此可以这样说，他与东坡的交情是生死不移的；但一切见解和努力的方向却是独立的。这一点很重要。
正由于他出身于士大夫阶级，他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也正由于他在政治上不入于党派之中，他能客观地正确地批判当时政局的得失。这一切都在他的诗篇中丰盈地表现得无所不在。固然，当他初出为地方官之时，已是元丰五年，在王安石新政的尾期，他和王氏无甚大关系。正惟如此，他在太和描写盐法的病民那样深刻；他在王安石倒后叙述王氏的优点那样公平。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凭他那样一个不大的官儿，在新法盛时敢于不断地替老百姓叫冤；在旧派盛时敢于讼言王安石的“不朽”；更在黔州艰难起复之后，喊出“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的痛切之言。这是极伟大的人格在放光。这样例子，在他的著作中随时可见。这是他的文学中人民性最突出的地方。这是我们古代士君子品质最优良的传统。我想，在任何时代，我们都会爱他敬他！
也正由于他出身于士大夫阶级，时代所限，他不可能自己否定他生活内容中的某些部分。他喜欢和香。他对歌筵舞榭也描画入神。虽然老了，他看见“国香”还是不免要作诗，以传达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爱好天然的情绪。我们既已明了他所生长的那个社会情况，对于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了。
山谷所受的教育，指导了他的思想的，自然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他是一个极颖悟的、极笃实的用功人。他的诗：“炒沙作糜终不饱，镂冰文章费工巧。要须心地收汗马，孔孟行世日杲杲！”说明了他的学问根源和受用。但是影响了他的思想，从而修正了扩大了原来的儒家思想的，还有他的禅学。他接受了禅学，使他原来的思想起了过滤和升华的作用，形成了他自己受用的一种思想，既非纯粹儒家，也非纯粹禅学。这一点，对于了解黄山谷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于初学黄诗，而想窥见真际的人，更应加以简略介绍。
我们无意在此推究禅学流衍的历史。但我们却不可不知这在北宋已是思想界的一种普遍现象：士大夫大都喜欢吸取禅学以充实扩大自己的思想。宋初姑不细说，以与山谷相近的人来讲，如赵抃，如富弼，如王韶，如吴恂，如苏轼，如王安石，皆是如此。这种禅学的泛滥，形成了后来的“理学”。二程、周敦颐与山谷同时，朱熹比他后。不过理学家不肯“拆穿西洋镜”而已。
在印度的佛学，若溯其流派，也是非常复杂。到今日如若想严格说明什么才是纯粹的佛学，几乎不可能。其传到我们中国来的，经唐及宋衍变极多。尤其是唐会昌以后，由于政府的禁佛，许多宗派都几乎熄灭了，如天台、华严几于断绝；秘密一宗流入日本。这其中只有禅宗，因为相传是释迦摩尼亲付迦叶的“教外别传”，即心即佛，不立语言文字，没有经典的包袱，所以要禁也难得禁，因而反易流传下来。山谷所学的佛，就是这一种。其所以不说它是佛学而说是禅学，就因为禅学虽在佛学范围之内，而其中究有许多异同。
山谷最初虽然也同和尚来往，但尚未用功参究。第一个给他棒喝的是法秀禅师。这个法秀（俗家陇城辛氏），在丛林中称为“秀铁面”。他的“面目严冷，怒气噀人，平生以骂为佛事，又自谓丛林一害”，原来是个不客气的秃子。法秀曾经戒李公麟画马，又骂山谷好作艳词。山谷开玩笑说：“你又要将我装到马肚子里去？”法秀说：“你要下地狱，不止在马肚子里！”这样山谷才“悚然悔谢”的。
山谷终于皈依了晦堂祖心禅师。这个祖心（俗家南雄邬氏）是黄龙惠南禅师的法嗣。他是一个笃实精进的大善知识。他在用功已有成就之时，他的老师惠南怕他执着，问他：“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许多工夫作么？”他说：“但有纤疑在，不到无学。安能七纵八横，天回地转哉！”他常教人应该踏实，单口头说说无用。他说：“三乘十二分教还同说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说，其食要在自己亲尝，……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咸是淡。”他教山谷，是先以孔子的“吾无隐乎尔”一句来启发的。山谷拟答，他皆说“不是，不是”，后来山谷走过有桂花的地方，他问道：“闻到花香么？”山谷说：“闻。”他说：“吾无隐乎尔！”言下山谷大悟。山谷悟的什么呢？照我的钝根参究，也还是教他食必亲尝耳。
由于他是祖心的弟子，所以他同时也相交了祖心的两个大徒弟：一个是灵源惟清禅师，一个是云岩悟新禅师。
惟清禅师（俗家武宁陈氏），和祖心一样，也是一个笃实工夫的大善知识。他曾说：“今之学者未脱生死，病在什么处？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为师者之罪也。”因此，他要切实指教学人。他要为师者对于徒弟“钳锤妙密”善于启发。仅仅口说还不行，“诸方所说非不美丽，要之如赵昌画花逼真，非真花也”。山谷和他的交情最好，受他的益处也多。
悟新禅师（俗家韶州黄氏，《僧宝传》作王氏）一名死心，天分极高，初时受过法秀的指点。后来被祖心呵他“说食不饱”，弄得他自己承认“弓折箭尽”了。他由此之后才大悟。山谷受他的益处很大。他曾经问山谷：“新长老死，学士死，烧作两堆灰。向甚么处相见？”山谷一直到谪官黔州以后方始明白，写信去感谢他。
更有一个法昌倚遇禅师（俗家漳州林氏）是个奇逸的和尚。他曾经一力挝鼓，为十八个泥像说禅。他和祖心、惟清、悟新都曾互相参究，因之山谷和他的交谊也深。
此外他还与花光仲仁、惠洪觉范、海首座、仁上座、昌上座等往还。从这些和尚所住的地方看，多是在洪州分宁。山谷本是分宁人，自然易于相识。而这些和尚都是临济宗南岳下十二世黄龙惠南禅（俗家信州章氏）传下的法嗣。惠南传祖心，祖心传惟清和悟新。山谷师友在他们之间，重要渊源大概不外乎此。
那么，山谷所“悟”到的，所受用的是些什么呢？我们既非山谷，自难代他回答。我们只叙述已经存在的事实。
山谷有答罗茂衡的诗云：“罗侯相见无杂语，苦问沩山有无句。春草肥牛脱鼻绳，菰蒲野鸭还飞去！”就是描写这一种境界的。禅家把自己的心比作牛。最初须要在鼻孔上拴绳子才不乱跑，后来驯了，连绳子也用不着。那时的心就像天空中的野鸭一样，可以自由自在地飞了。
山谷的这一种禅家修养对于他的立身处世的指导力真是太大了。从这样修养中锻炼出来，便能一面看空世间所谓的“功名勋业”，不会予以过高的估价；一面廓大了胸襟，破除了小范围的恩怨而存度世之心。这一种的度世，又不是强求的，而是随缘摄受的。山谷之所以对于当时政局无多少表示，未始不由于此。这一种的修养尤其能使人正视任何艰难危险，而丝毫无所恐惧。他只平平常常、坦坦荡荡地做去。那怕惊天动地的大事，在他看去也不过如拾一茎草。这才是一个伟大完美人格的养成。
这一种修养在儒家学说中本来也是有的。孔子即曾说过：“巧言佞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而他又特别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凡读儒书的，都习闻这样的教训。但儒家学说除六经中的《易》之外很少讲到反正矛盾的关系，只有道家老、庄的书中畅发此义。学人在这里研求了，再加以禅家的工夫，则更切实透辟，成为生命中指导一切的原动力。这不是空言，而是在山谷一生的困境中处处得到证明的。
然而，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去，姑不论其唯心的气氛，这种修养是偏重于个人的。今代的观点一切从群众出发。人民群众是一切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其中少数个别的人，纵然落后，甚至不良，也不足为大害。因此，我们不特别提倡那些修养得个性太强，特立独行的人，免得脱离了群众。这是诚然。但是，如若个人所做的事，符合于群众的利益，即使在一个时候，只有他一人这样做，也不好说是脱离群众的，并且，如我们不把群众和个人孤立起来看，即知群众乃许多个人所积成的整体，而个人乃整体中的分子。整体中坚强的、明白的分子所占百分比愈大，则整体愈强有力。因此，在分子方面，要求每一个人锻炼成为明白的、坚强的、公正的、能独立思考的人；那么，在整体方面，由于这样的人愈多，便愈将整体的质量提高了。这些论点，不能在此小文中详究。作为一个与现代有距离的历史事实，山谷的这一方面大概是如此的，要了解他的诗歌中内在的成分，是必须知道的。
前文已叙及山谷的父亲黄庶。黄庶是一个专学杜甫的诗人。他著有《伐檀集》。山谷的母舅李常，也是学杜的。山谷前后两个岳父谢师厚（景初）和孙莘老（觉）。谢师厚的诗在当时很著名，有《宛陵集》，曾经将句法传与山谷。谢师厚是学杜的。从这些线索，山谷作诗在技法上从杜甫得来已无疑问。山谷自己在教人作诗时也说，凡人作不出好诗，都因为读老杜、李太白、韩退之诗不熟的原故。这是家庭和师友方面的渊源。
宋初的诗，西昆为盛。西昆宗尚李商隐。李也是学杜的。李的学杜纯从气骨沈雄的方面下手，却将秾艳的辞藻装成面目。这若溯其源流，是从六朝来的。杜甫又熟于《文选》（当然杜的才大学博非此所能限）。这中间关系又十分复杂微妙。山谷对于六朝，尤其徐、庾、李商隐下过切实的工夫。这是时代方面前一半的渊源。
他的诗固然由六朝、徐庾、李商隐打下基础，不过面貌音节都改变了。这种改变了的诗，成为山谷诗的自家面貌。这种改变是从韩愈和孟郊一派诗中来的。韩愈对于文学提出了“辞必己出”的原则。因此，不肯轻易下笔信手写去，必须在“意”上酷炼，在“句”上雕造。这样才不是“人云亦云”的，又深又清又新的。本来刘宋谢灵运的诗，就是这样的。杜甫的五言古诗中，也有一种瘦硬、艰难、奇峭的作品是从谢来的。流衍到了韩、孟，便格外增强了。山谷在这里更是花样百出的。其所以如此，乃因梅、欧（连王禹偁、苏舜钦也在内）等人力矫西昆的流弊，别从李、杜、韩、孟中辟出新路，加以苏东坡的长江大河之才纵横震荡于其间，风气更加养成。山谷师友这许多人，受了这些正的反的影响，自然开出他的境界，他的面貌来了。辞必己出的原则好像是决不用典；但点化故典使之生新，也正是这原则中相反相成的妙用。山谷以六朝徐、庾、李商隐的底子，加之以博览群书，随手纂集奇辞隽语以备应用，便正好造成自己独特的新风格了。这是时代方面后一半的渊源。
谈到这里，且试就山谷诗的特点略举如后：
一、山谷诗的第一个特点是他全部诗创作中自始至终的一贯性。他的修养和他的见解已略见于前文。一句话，他是一个慈祥的、刚强的、透澈世事而洁身自好的人。他生平学到的是这些，他做到的也是这些，他笔底下写到的也是这些。他有诗：“古来百夫雄，老死在涧槃；非关自取重，直为知人难！”我以为这四句可以综括他一生的志趣。在他整个几十年，一千几百首的诗创作中，横说直说，反说正说，没有一句自己打嘴巴的话。这证明他的诗确是全部从腔子里说出来的真话。我们如若拿这一标准去检查古今诗集，那就立刻看出有几千几百的诗家要落选了。因为他们的思想、信仰和行为前后矛盾，那么写在纸上的诳言，无论如何自己无法掩盖。这一点好像与文学无关，实际上这正是文学的根本。山谷论到文学也时常讲到一个人平日所学的，一定是“不可须臾离的东西”。如若真的不曾须臾离过这个东西，那么他所写的定然也包含了这个东西。山谷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第一流的不朽的作家，根本原因在此。
二、山谷诗的章法，是最谨严细密的，最有线索的。但他诗中的线索，不像其他诗家那样显豁易于看出。他诗中的线索正好是所谓的“草蛇灰线”。我们正好拿衣服做比，有种衣服缝的路子明显地摆在外面，有的就用暗针子把线缝在两块布的合缝之间，单从外面，看不出线来。看不出，并非等于没有。要细心的人寻觅了方看得出来。在文学上，尤其诗上，这种暗针的方法更属重要。这一面是为了文字的简炼，一面是为了意味的含蓄。这就是表现着艺术性的高级程度了。有些人说山谷诗果然好，可惜是断了线的珍珠。有些人就硬不喜欢。这都由于不曾仔细玩索他诗中的章法之故。关于这一点，本是很难讲的。这不但要从陶、谢、李、杜等大诗家中去体会山谷，也要从《史记》、《汉书》等古代散文里去体会山谷。
三、山谷诗中写景的真实性也是他的特色之一。他描写风景，从来不曾浪用过不相干的形容词。他不论是写一朵花，或写一座楼，或写远景，或写近景，总是用最准确的字眼，有层次的句子，刻画了出来。读者只要细心循着他的笔路，一面读一面想，脑中便能浮现出一片十分清晰的图画来。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更有进者，我们在山谷诗中所感觉到的描写真实性，不是毫无遗漏的真实，而是有选择的真实。凡是毫无遗漏的描写，只是照抄的账簿，或照摄的影片。这其中不包涵艺术性固不待言，即使有一些手法安排，只要是毫无遗漏的照抄，那至多，用我们现代的话说，也只是写实主义的。但山谷的描写是有选择的，他删去了那些不必要的真实部分，只将必要的、优美的、突出的部分描写下来，使读者一读便得到鲜明的、足以显示特点的真实。这种真实，庶几乎是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真实。这才是超卓的艺术手腕下所创造出来的真实。这种写法，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是现实主义的。大凡艺术的极诣，古今中外，多是殊途同归。山谷的描写方法确是现实主义的，虽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曾发生现实主义的名词。他之所以能如此，也由于受时代的文学潮流所鼓荡，而更能精意入神。即如梅圣俞诗中的描写，就是很富于真实精神的。在山谷前后，具有这种作风的诗家也不为少。此外山谷对于人物性格的描写也是很真实入微的。
四、句法的烹炼也是山谷诗特点之一。前文已经谈到山谷花样百出的句法，由韩、孟的“辞必己出”的原则而来。其所以要辞必己出，则是为了艺术上的最后目的，要以新奇的表现手法增强文字的吸引性，予读者以鲜明深刻的印象，使其惊心动魄一见不忘而已。换言之，这是最高等的宣传方法而已。不仅如此，山谷的这些变幻百出的琢句手法，虽云从韩、孟来，但亦由禅学来。禅家的机锋，为了要说一件事，从来都是旁敲侧击，正言若反，曲譬隐喻的。山谷拿禅家的这一套本领加入韩、孟句法之中，自更奇幻精警了。魏衍评陈师道的诗“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实则陈诗的规模去此还隔一尘，若如山谷，真是当之无愧了。这里面的方法虽然极多，归纳之总也不外善用譬喻，善将已有的故实，故意歪曲了来表示自己的意思，以生出新奇的趣味。因此之故，不但安排字眼非常要紧，（山谷自己有“安排一字有神”的诗句，足见得意。）而罗列故实打碎了合拢来拼成七巧板式的语言、谜式的语言更是要紧。当然，仅仅“七巧板”和“谜”不但不是好文学，甚至不是文学。但若以极巧幻的方法来传达有意义的深微的意旨，那就立刻又当别论了。（山谷曾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是他的秘密。）这又必须平时读书善于随时摘录，以待镕裁之用了。（关于这些，钱默存教授所著《谈艺录》第二十六页至第二十八页所言极精实，可参看。）但是，山谷不仅善于炼句，并且更善于用笔。他固然雕琢出各种奇丽的句子来，但却以舒卷一气的健笔贯串下去。譬如军队，不仅兵士服装整洁，并且主帅号令严明，千军万马驱遣如风。这一点才是句法的保证。这就由于有了深厚的思想根基，有了完整的章法布置，才能在句法上用意，才能使句法起功用的。自西江以下，全未从这些根本方面下过工夫，只是饾饤地、槎枒地在一字一句上摹仿山谷。那不仅全未得山谷的法乳，乃是山谷的罪人。不过山谷诗大体上是精金美玉（对于修养方面讲，也可说是补药），正如方东树《昭昧詹言》所说是“吸风饮露，绝去町畦，不食人间烟火”的；其极少数部分自也有锤炼得未到自然的，正如张巨山所说：“山谷酷学少陵，雄健太过，遂流而入于险怪；要其病在太着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耳。”我们如若能在这两端之间，深味有得，则“观过知仁”，必更能认识山谷诗的超绝之处了。
以上简略的言语，是在所选山谷各诗注释之外的综括的叙述。由于注者学识浅陋，所言自未尽有当。最后盼望青年的读者务须自己细读熟读山谷诗。古人说：“书读千遍，其义自见。”纵无人解说也能明白的。再则，读过山谷一家之后，确知其好歹在何处，可另读一家。等待又确知这另一家之后，可另读第三家。这样下去，必可自己比较诸家的长短异同。日就月将，必能逐渐贯通如百川汇海了！
1956年9月 潘伯鹰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