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人，是北宋时代一位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从现今保存的资料看，他的创作活动开始于1031年，直到他临死的那一年为止，前后整整三十年，留下一部《宛陵先生文集》，共六十卷，约二千九百首，包括诗歌、散文、赋，此外还有不在集内的诗、词各一首。他三十岁的那一年，在河南县主簿任内的时候，和欧阳修、尹洙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虽然后来欧阳修得到更大的声望，但是在发动之初，尧臣无疑地占有领导的地位，北宋诗人如欧阳修和稍后的王安石、刘敞，以及更后的苏轼都受到他的熏陶，对他加以高度的崇敬，欧阳修更是始终称尧臣为“诗老”，表示内心的钦慕。我们可以说对于北宋诗坛，尧臣起过巨大的影响。

南宋初年诗人之中成就最大的，当然是陆游。陆游对于宋代诗人最佩服尧臣，他在《读宛陵先生诗》中说起：

李杜不复作，梅公真壮哉，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锻炼无遗力，渊源有自来，平生解牛手，余刃独恢恢。

他在《书宛陵集后》又说：

突过元和作，巍然独主盟，诸家义皆堕，此老话方行。赵璧连城价，隋珠照乘明，粗能窥梗概，亦足慰平生。

陆游认为尧臣是李、杜而后的第一位作家，所谓“突过元和作”者，其意在此。一部《剑南诗稿》中，陆游自称“学宛陵先生体”、“效宛陵先生体”者共八处，他对于尧臣的推崇，决定不是偶然的。南宋后期的诗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里，称尧臣为宋诗“开山祖师”，对于他的作品所起影响的巨大，提得非常鲜明。

但是元明而后，文学批评家对于尧臣的作品，很少这样的肯定。诗人中学宋诗的本来不多，即是推崇宋诗的，一般都推崇苏轼、黄庭坚，或杨万里、陆游，重视王安石的为数已经寥寥，更少有重视尧臣的。直到清末，因为宋诗运动的出现，这才引起对于尧臣的重视，开始出现学习尧臣的专家，不过对于尧臣在诗人中的位置，究竟还没有放平，他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尧臣在宋代获得那样崇高的位置，为什么后人对他的作品认识不足呢？无疑地，这是由于对他的了解不够。尧臣的诗和他的时代是紧密结合的，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他自己的身世。无论北宋或南宋，他的同时人或和他的时代相去不甚辽远的人都相当地了解他的时代或身世，因此对于和时代紧密结合或能深刻反映身世的作品，当然容易了解，也能做出正确的估计。反过来，不能了解他的时代和身世的人，怎样能理解他的作品，又怎样能做出正确的估计呢？对于作家的理解，有时受到现实的限制，并不是一件完全意外的事。

关于尧臣的家世，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可能是宣城《梅氏家谱》。尧臣的父亲梅让，叔父梅询，兄弟二人，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可是《家谱》指出梅让兄弟三人，让、询、谊。是不是有这一位梅谊呢？从尧臣的诗中看，《宛陵文集》卷二有《季父知并州》一首，卷六《会胜院沃州亭》言“当年吾叔读书处，夜夜湿萤来复去”。卷二十三《寄怀刘使君》言“昔年从仲父，三年在河内”。所谓“仲父”，所谓“吾叔”，所谓“季父”，其实都指梅询一人。梅询既以一身兼仲、叔、季之称，那么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位三叔梅谊，是未易解者一。尧臣在时，人称“梅二”，见张世南《游宦纪闻》引蔡忠惠帖，又称“梅二十五”，见刘敞《公是集》卷二十五《同梅二十五饮永叔家观所抄集近事》。可是《家谱》称尧臣行三十二，是未易解者二。《宛陵文集》卷四有《寄公异弟》一首，诗言“池塘去后春，一日生绿草，无由梦惠连，诗句何能好”。用谢惠连典，公异为弟无疑。刘敞《公是集》卷八有《圣俞受诏行田是时圣俞葬其弟公异未毕而去》一首，可为佐证。考之《家谱》，梅询次子宝臣、字公异，生于端拱己丑（989），死于祥符二年（1009），是公异为尧臣之兄，死时尧臣年八岁，《家谱》如可信，则《宛陵文集》、《公是集》皆不足信，是未易解者三。尧臣五十八岁得幼子，小字龟儿，欧阳修作《洗儿歌》贺之，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题嘉祐三年（1058），尧臣答诗，见《宛陵文集》卷五十九，自言“我惭暮年又举息，不可不令朋友知，开封大尹怜最厚，持酒作歌来庆之”。是年尧臣年五十八岁，欧阳修以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与尧臣诗皆合。二年以后，尧臣死，欧阳修作《梅圣俞墓志铭》言尧臣有子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龟儿，一早卒”。龟儿止称小字，以年仅三岁，尚未命名之故。乃以《家谱》考之，尧臣幼子曰坦，“小字龟儿，生于皇祐二年（1050）”。《家谱》如可信，则《宛陵文集》、《欧阳文忠公文集》皆不足信。《家谱》又言龟儿生时，“欧阳文忠公修、范文正公仲淹、富郑公弼皆作洗儿诗以贺，圣俞公亦次韵焉”。富弼集未见，范仲淹死于皇祐四年（1052），在龟儿出生以前六年，范集无洗儿诗，《家谱》所记殆不足信，是未易解者四。大致《家谱》的写定，远在尧臣下世以后，关于尧臣的记载，有时出于展转传述，所以不尽可据。

是不是可以相信《宋史·梅尧臣传》的记载呢？《宋史》本传的撰述，虽然出于元人，但是因为作者主要根据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欧阳修是尧臣同时人，交游三十年，是比较亲切的朋友，应当是可信的。可是欧阳修有他自己的一套认识，他有他的处世的规律，因此也就必然把他认为可写的写出来，不可写或不必写的就不写。关于梅尧臣的生活，倘使都得通过欧阳修的叙述，那时我们所见到的，必然是不全面的，因而也就不一定是正确的。

要了解尧臣，首先必须了解他的父亲梅让。梅让的弟弟梅询，二十六岁考取进士，一直做到翰林侍读学士，虽然当时有人认为他是躁进，给他以一定的压抑，总算是一位名人了，可是梅让始终甘心在乡间务农，没有产生向上爬的动机。在宋代那个恩荫制度盛行的时代，一人做官，荣及门族，梅让的为人应当算是难能可贵了。欧阳修在《太子中舍梅君墓志铭》里说起：“其弟后贵显，必欲官之，君坚不肯，乃奏任君大理评事，致仕于家”，这就指出梅让是如何始终拒绝做官。他活到九十一岁，但是没有做过官，太子中舍只是一条虚衔。从尧臣的诗里看，这一家人的生活始终是朴素的，没有脱离泥土的气息。这样就为尧臣的同情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场，做出可以理解的说明。在我们读到《宛陵文集》里《田家》、《陶者》、《田家语》、《汝坟》、《岸贫》、《小村》、《淘渠》、《和孙端叟寺丞农具十五首》、《和孙端叟蚕具十五首》等诗，都仿佛看到一位同情人民的诗人。当然，这不是说尧臣不是官而是一位普通的劳动者，因为这样说不符合于事实，但是尧臣确实不是一位高高在上，或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而是接近人民的官，能和人民密切联系的官。

其次欧阳修在尧臣墓志铭里，始终不曾提出尧臣应进士举不第的事。宋代出身，有科举和恩荫两途，但是一般读书人都重视科举，在政治制度上有时更突出这一点，对于科举出身的职官，有意识地加以表扬。尧臣十二三岁以后跟随叔叔在官，以后由恩荫历任主簿、县令，但是他并不甘心于恩荫，甚至不止一次，离开官职，到东京去应考，可是没有录取，这就成为他终身的创伤。《宛陵文集》卷三《西宫怨》一首，实际上是他下第以后的创作。他说“汉宫中选时，天下谁为校，宠至莫言非，恩移难恃貌”。在这里，他正抒写了一位下第举子的心情。集中凡是送人下第的诗，都写出同样的怨愤。《宛陵文集》卷十六《许生南归》就是这样的一首诗。他说：“大盘小盘堆明珠，海估眩目迷精粗，斗量入贡由掇拾，未必一一疵颣无。不贡亦自有光价，此等固知鱼目殊，许生怀文颇所似，暂抑安用频增吁。”这里他说的是许生，但是何尝不是说的自己。所不同的是这首诗作于皇祐四年（1052），在他赐同进士出身以后一年，多少已经感到一些慰藉，所以有最后一句。杜甫二十四岁应进士举落第，后来在《壮游》诗说起：“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陆游三十岁赴临安殿试落第，在《和陈鲁山十诗》中说起：“言语日益工，风节顾弗竞，杞柳为桮棬，此岂真物性。病夫背俗驰，梁甫时一咏，奈何七尺躯，贵贱视赵孟。”从杜甫、梅尧臣、陆游这三位诗人看，一第的得失，岂足为他们重轻，但是这样的打击，恰恰落到他们的心坎，是沉重的。诗人从亲身的感受，体验到统治者的腐朽和制度的失当。他们往往用郑重的辞句传达沉郁的心情。对于杜甫、陆游和尧臣应试下第的经过，为加强我们对于他们创作的理解，是不容不知的，可是我们对于尧臣的下第，偏偏不很清楚。

当时国家大事对于尧臣的创作起了重大影响的是北宋和西夏的战争。现代的陕北榆林、横山一带，在唐末时代，由党项族在这里定居，他们的首领拓跋思恭在黄巢起义部队进占长安的当中，和唐王朝勾结，官拜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夏国公，赐姓李。姓李也好，姓拓跋也好，实际上他在陕北长城线上，树立自己的地盘。这个情形，通过五代，直到宋初，没有太大的变化。宋太宗时，思恭的后代出现了一位拓跋继迁，他利用契丹王朝和宋王朝的矛盾，有时进攻，有时求和，抓住一切可能抓到的机会，终于割据银、夏、绥、宥、静五州，再向西扩展，拿下灵州，截断宋王朝和河西走廊的通道，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天圣九年（1031），尧臣进行创作活动的那一年，继迁的孙子拓跋元昊继立，宋王朝和西夏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他一边向宋王朝称臣，请求册封，一边要求割地，希望把西北一带，连带在那里定居的汉人，放在他的统治之下。尧臣这时已经做过三任主簿、一任知县，小官僚的枯燥生活久已使他感到厌倦，想起早日还乡了，可是国家的地位，除了经常地在北边受到契丹的威胁以外，现在西边又添上一重西夏的威胁，他感到首先必须把自己的思想武装起来，他的注《孙子》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宝元二年（1039），西边的战事爆发了。腐朽的王朝，经不起几个回合，大将刘平、石元孙都被敌人俘掳，参知政事宋庠甚至请求严守潼关，准备放弃陕西的大片地区。这个时候，尧臣的朋友尹洙从军了，尧臣也跃跃欲动，进呈《孙子注》，自己在诗中说：“信有一日长，可压千载魂。”（《依韵和李君读余注孙子》）可是他的地位止是襄城县知县，没有获得重用。甚至在他的旧友范仲淹出任经略安抚副使，担负起西边重任的时候，他还没有得到重视，只能从《桓妒妻》一首诗中，抒写自己的愤慨。庆历元年（1041），尧臣奉命赴湖州监税任，欧阳修、陆经二人为他饯行，尧臣在《醉中留别永叔子履》诗中说：“六街禁夜犹未去，童仆窃讶吾侪痴，谈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酒酣耳热试发泄，二子尚乃惊我为，露才扬己古来恶，卷舌噤口南方驰。”欧阳修是十分同情尧臣的，他在这时所作的《圣俞会饮》说：“诗工镵刻露天骨，将论纵横轻玉钤，遗篇最爱孙武说，往往曹杜遭夷芟。关西幕府不能辟，陇山败将死可惭，嗟余身贱不敢荐，四十白发犹青衫。”看来欧阳修对于尧臣的推荐，没有得到当时的重视，所以他在《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也曾提出：“今奇怪豪隽之士，往往蒙见收择，顾用之何如尔。然尚虑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于门下也，宜少思焉。”尧臣抱着亲临前敌、为国效命的志愿，但是始终没有机会实现。是不是他有什么个人企图呢？不是的，在西夏和宋王朝作战的当中，虽然从资源和人力方面讲，宋王朝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西夏兵马慓悍，而宋王朝的政治、军事十分腐朽，因此西夏常取攻势，宋王朝常取守势，在那个时期中，宋王朝的统治者是没有任何雄心的。尧臣的勇于请缨，主要地还是由于他对于国家的热爱，同时也由于看到将士的大量死亡，急于找出一些解救的办法。皇祐四年（1052），蔡襄给他看到一些古代弩箭的机括，他在那首《蔡君谟示古大弩牙》诗里就说：“愿侯拟之起新法，勿使边兵死似麻。”这正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内部，是不断地进行着或大或小的斗争的。尧臣的一生经过了三次比较大的政治斗争，他始终站在他认为正当的方面，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第一次的斗争在景祐三年（1036），那时以范仲淹为首，他和一批新进的官吏向着丞相吕夷简进攻，认为夷简用人处处徇私。仲淹指出人事调动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不能由丞相擅权。吕夷简在反扑中，说出仲淹迂阔好进，有名无实，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在夷简的坚持之下，宋仁宗也认为群臣结党，威胁整个的统治机构，随即撤除仲淹权知开封府的职务，出知饶州。仲淹一去，他的朋友欧阳修、尹洙、余靖也相继罢斥。尧臣认为正义在仲淹的一面，他写了《彼吟》、《巧妇》、《闻欧阳永叔谪夷陵》、《闻尹师鲁谪富水》、《寄饶州范待制》等篇。最辛辣的是他的一篇《猛虎行》。诗中提出猛虎的威风：“不贪犬与豕，不窥藩与墙，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麋鹿岂非命，其类宁不伤。”这一套吃人的逻辑，对于当权的吕夷简，进行了刻骨的鞭挞。第二次的斗争在庆历四年（1044），那时旧派的吕夷简已经下台，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蔡襄、余靖、欧阳修等为谏官，其上又有声望素著的枢密使杜衍同情他们，支持他们。新派抬头，旧派当然不甘心失败，他们终于找到杜衍的女婿监进奏院苏舜钦的一次行为失检，进行反击。舜钦出卖了进奏院的一些旧档废纸，在照例祭神以后，准备酒席，宴会宾客。在封建社会，这止是一件寻常的风流罪过，可是一到旧派手里，他们小题大做，认为这是监守自盗。经过严劾以后，舜钦自承盗卖，得到革职的处分，凡是参加这次宴会的，一律贬黜，没有例外。杜衍看到这个情况，不安于位，自请下台，范仲淹、富弼也纷纷离开汴京，果然不出旧派的御史中丞王拱辰所料，真真做到一网打尽。尧臣认为正义在舜钦的一面，他写出《古剑篇送蔡君谟自谏省出守福唐》、《杂兴》、《送逐客王胜之不及遂至屠儿原》、《送周仲章太博之巨野》、《读后汉书列传》、《送苏子美》等篇。第三次的斗争在皇祐三年（1051），那一年殿中侍御史里行唐介对于丞相文彦博提出弹劾，激怒宋仁宗，被斥为春州别驾。彦博是当时的一位名臣，可是因为他的提升，通过了张贵妃的汲引，为部分人士所不满。早在庆历七年（1047）的冬天，王则在贝州发动兵变，宋王朝出动大军前往镇压，一时还没有得手，参知政事文彦博得到内廷的消息，为了讨好仁宗，自请前往督师。到第二年春初，王则的兵变失败，彦博带着沾满血腥的两手还朝，由参知政事提升为同平章事，是当时丞相的位置了。尧臣对于血腥镇压的暴行，理解虽然不够深刻，但是对于彦博的结交宫闱，他是极端痛恶的。庆历八年的《宣麻》、《兵》，都是针对彦博而作的。因此三年以后，在唐介和彦博进行正面斗争的当中，尧臣更感到十分激动，他认为正义在唐介的一面，作了一首《书窜》。这首诗的战斗性，更是异常强烈。

除了这三次的斗争以外，附带地也可以提到尧臣和范仲淹中间的矛盾。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了，在仲淹和吕夷简斗争失败以后，尧臣显然地站在仲淹这一面，除了所作的若干诗篇以外，他还有一首《灵乌赋》。他说：“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他指出仲淹所受的委屈，这一件事大大地感动了仲淹，因此仲淹也作了一首《灵乌赋》，表示共同的感受。可是在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时候，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及至西夏和宋王朝的战争告一段落，仲淹入京，由枢密副使进参知政事，他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尧臣的《谕乌》、《灵乌后赋》，都对仲淹进行指责。实际上仲淹也确有可以指责之处，《宋史·范仲淹传》说他“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也隐隐提出仲淹所以招致物议的所在。

在政治斗争中，尧臣的态度是鲜明的，他不但对于当时受到非议的吕夷简、王拱辰无所畏惧，同样地对于当时号称人望所归的文彦博、范仲淹也是同样地搏击。欧阳修对于尧臣的态度，始终是友好的，但是他的官大了，阅历也深了，因此感觉到有必要对尧臣的斗争态度，给以一定的掩护。他在《梅圣俞墓志铭》说：“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这一段话恰恰抽去尧臣诗中的战斗性。我们能说他的作品止是“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吗？当然不能的。欧阳修为了给尧臣打掩护，无意中却有损于尧臣的作品，使后人受到蒙蔽，不能认识尧臣作品的精神面貌。因此更加深了理解的困难。

要理解尧臣诗，必须理解他的身世和他的时代，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理解尧臣论诗的主张。

本来，从唐代起，论诗就有两种坚决不同的主张。释皎然在《答权从事德舆书》中说要“关于诗而不关于事”；可是白居易在《答元九书》里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两个主张是完全对立的。尧臣在河南县主簿任内的时候，在钱惟演的指导之下，没有和西昆派划清界限，可是他的诗清丽闲淡，也没有受到西昆派太多的感染。庆历五年（1045），尧臣四十四岁，他经历过三任主簿，两任县官，一任监税，看到宋王朝在对外作战中的腐朽，和基层官吏的横暴，这就鲜明地揭出他论诗的主张。他在《答裴送序意》中说：“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克苦，未到《二雅》安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苦苦著书岂无意，贫希禄廪尘俗牵，书辞辩说多碌碌，吾敢虚语同后先。”他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作诗必须“因事”，而不能用“区区物象”，销磨自己的岁月。尽管在作诗的当中，他的风格和白居易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可是他的主张是和居易一致的，同样地提出《诗》三百篇的优良传统，作为学习的榜样。这一年他在仕途中不得意，到许州去担任签书判官，欧阳修也因为受到诬蔑，从汴京外放，出知滁州。庆历六年（1046），尧臣有《寄滁州欧阳永叔》诗。他说：“仲尼著《春秋》，贬骨常苦笞，后世各有史，善恶亦不遗。君能切体类，镜照嫫与施，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在这首诗里，他依然提出要发扬古代的优良传统，把诗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而不作为“区区物象”的画布。在襄城的时期，他的风格已经完成了，《田家语》、《汝坟贫女》都有卓著的成就，而庆历五年的《梦登河汉》，更是嘻笑怒骂，把对现实的批评和浪漫的夸张手法，结合一起，鞭挞所及，已隐隐接触到最高统治者。在许州的当中，他有《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一首。他又说：“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辨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以巧比戏弈，以声喻鸣桐。嗟嗟一何陋，甘用无言终。”他指出两种不同的主张，两种不同的诗歌，但是他的爱好是明显的，而他对于“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那些作品的批判也是深刻的。尧臣有了坚定的主张，也找到了发展的道路。刘克庄说他是宋诗的“开山祖师”，他所开的山就是这样的一座山。

有人说尧臣论诗主张平淡，是不是有这一说呢？有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提出这个说法，又是在什么心境之下提出的。本来尧臣在许州，已经是穷途末路，正如欧阳修这一年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所说的“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奋见于事业”。秋天以后，他道出颍州，那时晏殊正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出知颍州，他对于尧臣非常重视，尧臣多少也有一些知己之感。晏殊和尧臣论诗，很推重陶潜，但是不甚喜欢孟郊，又极力把尧臣推捧一番，指出他的作品，确实可以上比陶潜、韦应物。他说这是天下的公言，并不是他一人的私言。当然地，晏殊是一位老官僚，所说的不一定是由衷之言，可是尧臣为他所感动了，在《依韵和晏相公》中说：“微生守贱贫，文字出肝胆，一为清颍行，物象颇所览。泊舟寒潭阴，野兴入秋菼，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他所说的平淡，止是说他到了颍州，和晏殊接触以后的认识，但是他并不否认自己过去“文字出肝胆”的主张。他的穷途不免使他在说话中有些迁就，但是对于自己的诗歌，提法没有变更。还有一次是在嘉祐元年（1056），他由宣城回汴京的途中，读到邵必的诗以后。他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譬身有两目，了然瞻视端。”这是说邵必的诗以平淡为宗，可是在他谈到自己，却说“既观坐长叹，复想李杜韩，愿执戈与戟，生死事将坛”（《读邵不疑学士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他说邵必是平淡，但是自己所向往的是李、杜、韩，他的企图是手执长戈利戟，在斗争中决一番生死。世上有这样平淡的诗人吗？尧臣论诗，正面谈到平淡的地方，一共止有两处，没有第三处了。

我们可以看到，尧臣和白居易一样，都是强调诗的思想内容的。当然，他们所提出的思想内容和我们提出的思想内容，有不同的意义，不能等同起来。尽管尧臣的一生，和作《与元九书》时期的白居易一样，都是下层官吏，他们由于地位的关系，和一般人民比较容易取得联系，思想感情有一定的可以交流的成份，但是他们终究是统治阶级的成员，对于人民总还居于统治的地位。他们最多只是好心好意地希望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也就是更服帖一些，归根到底，还是让统治阶级的地位可以坐得更安稳一些。白居易如此，梅尧臣如此，尧臣所重视的年青人王安石亦复如此。尧臣在《得王介甫常州书》里提到“傥如龚遂劝农桑，傥如黄霸致凤皇，来不来，亦莫爱嘉祥”，正流露了封建社会里一个所称为好的统治者的希望。

是不是尧臣也提到艺术创作的要求呢？他自己没有说起。欧阳修在《诗话》里曾说：“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梅、欧二人的关系，前后达三十年，这些话不知是尧臣那一年说的，因此也无从揣测说话时的心境。大体讲来，作为一位诗人，圣俞必然不会忽视艺术的要求，可是他正面提出的还是侧重思想内容的方面，因此在他思想中，两者位置的先后也就可想而知。他的作品如《腊日雪》、《鲁山山行》、《春日拜垅经田家》、《江上遇雷雨》、《重过瓜步山》、《金陵三首》、《秋日家居》、《东溪》、《答高判官和唐店夜饮》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也确实能体现他在艺术要求方面的主张。尤其可以注意的，在他的作品中，常常看到浪漫的手法。关于《梦登河汉》，前边已经说过，其他如《和江邻几学士画鬼拔河篇》，也有浓重的浪漫气息。

尧臣诗篇所以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主要还是由于他有爽朗的人生态度。他在《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里说起：“平生少壮日，百事牵于情，今年辄五十，所向唯直诚，既不慕富贵，亦不防巧倾，宁为目前利，宁爱身后名！文史玩朝夕，操行蹈群英，下不以傲接，上不以意迎。众人欣立异，此心常自平，譬如先后花，结实秋共成。”有爽朗的人生态度，经过长期的艺术修养，看到艰危的国家形势，而自身又恰恰遭遇坎坷的政治生活，这一切都为尧臣创造了优良的条件，使他在诗歌创作上获得极大的成就。在这些上面，最主要的还是他的深厚的感情。他爱国家、爱人民，也同样地爱妻室儿女。杜甫的《月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都透露出他对于家室的关怀，在这一点方面，尧臣经历了丧妻之悲，因此叙述得更深入，更沉痛。《悼亡三首》、《书哀》、《怀悲》、《椹涧昼梦》、《灵树铺夕梦》、《梦睹》、《悲书》、《麦门冬内子吴中手植》、《梨花忆》、《五月二十四日过高邮三沟》、《寄麦门冬于符公院》、《八月二十二日回过三沟》等篇，都充满了深沉的怀念。这并不是说尧臣没有一些“外遇”，他的《一日曲》、《花娘歌》，都做过充分的暴露，可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于妻室的热爱。对于子女他也有深厚的情怀；《悼子》、《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固然深刻，可是《秀叔头虱》、《依韵答永叔洗儿歌》，也抒写了由衷的情感。

在介绍尧臣作品的时候，我们也得指出他的缺陷。在他的主张开始形成以后，为了贯彻创作的企图，他有时故意不忌俗恶，甚至破坏了诗的形象。在《扪虱得蚤》里，他说：“兹日颇所惬，扪虱反得蚤，去恶虽未殊，快意乃为好。物败谁可必，钝老而狡夭，穴蚁不啮人，其命常自保。”这首诗当然不是恶诗，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一些。尧臣可能欣赏“去恶虽未殊，快意乃为好”两句，这便走上散文化的道路。他的《田家》、《陶者》，都写得非常好，但是在他写《倡妪叹》的“万钱买尔身，千钱买尔笑，老笑空媚人，笑死人不要”，《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的“吉凶非予闻，臭恶在尔躬，物灵必自洁，可以推始终”；都使人感到诗的形象的破坏。这都是“开山”工作中可能碰到的障碍。为了开辟新路，有时不能不斩荆披棘，跋履险阻，要求十全十美，必然不易打开新的途径，这是无可避免的现实。

现行的梅尧臣集，都出于宋绍兴本，称为《宛陵先生文集》，共六十卷。这个本子现在看不到了，流传下来的是翻刻的宋嘉定本，可是也只留存半部（卷十三——卷十八，卷三十七——卷六十）。明代有正统本，根据宋本刊刻，也是六十卷，可是和残宋本相比，在那三十卷之中，已经缺诗八十七首。正统本以后有翻刻的万历本，称为《宛陵先生集》。清代陆续出现的刻本，多根据万历本，一般人止知有《宛陵先生集》，对于《宛陵先生文集》的名称，反而感到有些生疏。及至《四部丛刊》影印《宛陵先生集》出，万历本获得广大流传，成为通行本。清初又出现宋荦本，因为基本上和正统本一致，可能是出于正统本。张元济在影印残宋本《宛陵先生文集》跋中，曾经指出正统、万历“二本殊无删削之迹，余又疑宋明之际，必更有一删订之本为其所自出，特亦不传于今日耳”。张说亦有所见，但是无法证明，很可能正统、万历二本，都是明代的所谓“书帕本”，是宣城地方官吏刊刻，作为官场中相互馈送的礼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不免产生一些可以避免的差错。宋荦本做过一些校刻的工作，因此得到部分读者的拥护，但是当时校刻的企图，止是把旧本所用的通行字，改为科场中的正体字，指不出校刊的根据。本书在选注时，以残宋本和万历本作为底本，以宋荦本或他本参校。

在北宋时代，梅尧臣的作品有谢景初所收的十卷本，欧阳修所选的十五卷本，和《梅圣俞墓志铭》所说的四十卷本。南宋时陆游《渭南文集》指出有《梅圣俞别集》，陈振孙《书录解题》又言有外集十卷。这些本子完全失传了。今流行的止有六十卷本，尽管自明以后，篇幅有所散佚，但是还是六十卷，从宋本到今日的通行本，实际上是一线相传，保留着南宋以来的面目，这是一件好事。可是因为全书既非分体，又不是完整的编年，无论从学习创作或探讨作品方面讲，都给读者以不少的困难。梅尧臣诗的不易理解，这也是原因之一。大体讲来，全集六十卷是按照两条线编年的。从第一卷到第二十三卷是第一条线，所收作品自天圣九年（1031）起，至嘉祐五年（1060）止；从第二十四卷至第五十九卷是第二条线，所收作品自庆历五年（1045）起，至嘉祐三年（1058）止。第六十卷专收部分赋及散文，作为一条边线，不在两条线之列。第一条线较长，前后三十年；第二条线较短，前后止有十四年，但是中间都不是前后一贯，而是断断续续，平行前进的；有时还不免有插花的地方，前后倒置。这里必须经过一番据事定点，由点及面的工作。本书在每篇以后，都指出创作的年代。待全集整理完毕以后，希望能有机会加以仔细的说明。

近人对于梅尧臣诗最有研究的是夏敬观，字剑丞，新建人。他自己曾说：“我生平于宋代的诗，最崇拜的是梅尧臣，他的诗，我研究的工夫为日最久，致力最深。”这是一位学者应有的自负。他有选注《梅尧臣诗》，已刊；又有《梅宛陵集校注》，未成书，自言“于全集之当校注者，殆十得六七，精力衰朽，不得蒇功”。本书采用夏说较多，整理全集时，必当将夏说一一列举，庶几不没前人的苦心。

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都很不够，也正因为如此，在进行工作中，不得不逐步摸索，探讨前进。第一步先对全集，进行编年，对于尧臣作品发展的全貌，获取一些初步的认识。第二步探求尧臣的时代和他生活的道路，写成《梅尧臣传》。第三步选注本书，借此征求各方的指示和帮助。最后整理全集，希望写出《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在夏先生没有完成的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工作。本书的错误和缺点，一定有很多自己没有看清，因而没有订正的，希望同志们详细指示，给我一个修订的机会，同时也希望同志们对于全集的整理，提出宝贵的意见。

在工作当中，先后获得吕贞白、冒效鲁、梅运生、江士凡、顾易生等诸位同志的帮助较多，借此志谢。

1964年3月朱东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