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罗兰·博登—穆勒

1960年9月16日［8月口述］

［意大利马雷波托菲诺的西普利西纳别墅；寄自］
全灵学院

亲爱的罗兰：

艾琳 说收到你的来信，你在信中怪我没有给你回信。你的委屈合乎情理，但请一定不要对我过于责备：我刚过了个惨兮兮的夏天。从某个方面说，夏季学期对于我是最难过的日子：因为不用讲课，便觉得应该花更多时间在各类大学生社团活动上，又由于我从来做不来即兴演讲，于是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在这上面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并且到期末也没落得什么好处，反而总是陷入某种令人苦恼的病痛中。［……］

好吧，不管怎么说，5月没一点儿时间，因为有太多的工作要完成，6月又整个儿被一件巨大的任务给吞掉了，我得到威尼斯做一个有关托尔斯泰的演讲，纪念这位伟大作家逝世五十周年。大会由契尼基金会承办，这是一个颇有声望的机构，会议在威尼斯圣乔治岛上举行，旨在促进“文化活动”，两年前这里还举办过世界哲学大会，许多其他的世界性团体也在这里开过会。正如你可能料想到的，基金会的创始人是一个法西斯时代的伯爵 ，优雅，富有，极其和蔼可亲，文质彬彬，仪表堂堂——刚被任命为梵蒂冈的行政长官——也是我所遇到过的最令人敬畏的人物之一。一位出色的“大众之友”，人人都喜欢他。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圆滑迷人的恶棍，虽然此言毫无根据——一位仅次于博尔皮 的人物，能够在法西斯体制下左右逢源。不管怎么说，他的儿子死于战争，为纪念这个儿子他重建了岛上的圣乔治修道院——一样精美绝伦，就在斯拉夫人堤岸和利多岛之间的环礁湖心。这次纪念活动就在那里进行，十分独特。因此，当托尔斯泰迷人的外孙女之一艾伯丁尼夫人 ——我认识，是一位非常友好、开朗的女士——请我为此次活动做些什么事情时，我感到无法拒绝，并且说服戴维·塞西尔 也一同前来参加，在场的还有来自巴黎的塞吉·托尔斯泰博士 ，简直就和年轻时的托尔斯泰本人一模一样，还有其他许多托尔斯泰的家族成员［……］。

参加纪念大会的有来自众多国家的诸多人士。包括一个颇为庞大的印度代表团——印度人往往无聊乏味，他们也别无两样——因为印度是唯一真正对托尔斯泰顶礼膜拜的国家。还有一个奇特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中包括乔治·凯南 ——亲爱的乔治，觉察到苏联代表团认为其原来准备的发言政治性太强了点，就干脆放弃，改变话题，做了一个冗长无比、情绪激昂的演讲，大谈特谈托尔斯泰是怎样一个失败的作家，其中有句话语出惊人：“托尔斯泰一生都被性问题折磨：我们则凭借幽默感解决了这些问题。”戴维·塞西尔马上传给我一张纸条，说他十分好奇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纳博科夫 也来了——我说的是尼古拉斯——同时递给我一张纸条，说此话令他对凯南夫人 有了全新的认识。［……］托尔斯泰当然憎恶威尼斯——虽然他从未去过那儿，但显然那是一座欲望和奢侈之城，仅此一点，便足以令他厌恶。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当写到那对男女私奔到威尼斯时，我想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位居然能够成功抵抗诱惑，没用任何笔墨来描述威尼斯的作者。［……］美国方面的代表还有厄内斯特·西蒙斯教授 ，曾写过一部宏大的托尔斯泰传记，尽管相当粗俗——他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还有斯洛尼姆教授 ，对苏联人极尽嘲讽，声称他们都过于抬高托尔斯泰了，仿佛他本人就是作家协会 的成员似的。此言十分有趣，但多少有失分寸。

现在来说说苏联代表团。起初我们没把握他们是否能来，但最后他们还是派了一个团来。其中有作家协会的秘书，一个来自西伯利亚，毫不知名的雇佣文人，没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大嗓门的批评家，没什么重要的文学价值，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某个吵吵闹闹的党派狂热分子集会中发表过几篇演讲；一位老教授，非常诚恳，但枯燥乏味至极，反复解释审阅托尔斯泰的手稿有多么困难，在他那几乎难以辨认的手稿中努力分清表示吗啡的单词和表示氯的单词是多么不容易，诸如此类；最后说说陪同苏联代表团到意大利的人。他叫布雷德堡 ，才智过人，显然在苏联身居要位。虽然表面上只是一个组织者和翻译人员，但据常识判断，他显然是代表团的负责人物。布雷德堡先生身边明明是自己的苏联同行者和朋友，却刻意对他们置之不理，反过来对我百般讨好，最后还送给我两瓶伏特加酒和两小盒鱼子酱。我心里纳闷，不知自己做了什么值得获此殊荣：难道我被认为是某些重要链条中最容易攻破的一环吗？的确，他们在英格兰开明的知识分子中没有盟友，这千真万确。当然这里不乏共产主义者，但是所有过去的“同路人”都因为俄国人的种种暴行而与之疏远，并和真正的小共产主义雇佣文人及查尔斯·斯诺爵士 分道扬镳，后者是一位彻头彻尾令人厌恶的领导者，所以他们没有人可以求助。我在想这是不是一种与之慢慢培养情感的方法，尽管这些人不准备宽恕一切，但必要时却可能投票支持继续与他们保持关系，而不是相互隔离。当然，他们目前正在经受的这种隔离状态，完全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所致。毕竟，在法国和意大利，还是有许多强有力的知识分子党派站在他们一边。要是在美国，任何支持苏联观点的形式，理所当然就会成为一种阴谋，人们要么私下里热烈支持，要么就公开激烈反对。不管怎么说，我们彼此都表现得温文尔雅，总体上这次大会获得了成功。至于托尔斯泰家族是否认为它充分纪念了他们的曾祖父，我就不得而知了。［……］之后我回到英国，就像每一次愉快经历之后，立刻感到不适起来。然而，这一次我坚忍地把难受撇到一边，前去参加了美国人的舞会，虽然其他人可能都很开心，但就我个人来说，舞会简直沉闷得不可思议。 第二天我去了意大利，有大约五天的时间感觉相当不错，之后便患上了一连串持续不断的风寒和流感，到现在也没全好。［……］曾是罗瑟米尔夫人的弗莱明太太 将于周一来和我们同住，莫里斯爵士也将或早或晚从某个希腊岛屿或其他地方来看我们。但我必须向你承认，我一点也不期盼这些拜访。因为我情绪极其低落，完全打不起精神来——这种状态可不能让我母亲 知道，否则她可能不顾自己上了年纪直接飞到这儿来照顾我——越多的人来，我就越感到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也就越感到自己做不了什么。毕竟，从本性上来说，艾琳比我更不善社交。所以，真的，我认为这个夏天不太愉快。不过，我的继子们却非常享受这个夏天。［……］

在彻底病倒之前，我们的最后一次社交活动是去参加了一个噩梦般的宴会，是艾琳在这儿的一个朋友举办的，此人叫贝利格兰迪。［……］艾琳不巧坐在一个康特·穆拉里 式的人物旁边，向她反复解释当今唯一管用的政府就是南非政府了，至少白人在反对令人厌恶的黑人方面表明了某种立场。美国放弃了它对白人世界的领导，真叫人深感遗憾，而意大利在战争期间又十分无耻地辜负了德国人的期望。我不知道他在讲这些事情，只是看到艾琳不安地微笑着，试图与其他邻近的人说话。但意大利就是如此，持这种过激观点的人无处不在。战争刚结束时，他们小心翼翼地三缄其口，但现在全都肆无忌惮了。

我很高兴在慕尼黑火车站装作不认识克拉里夫妇，他们是斯帕洛 最好的朋友。克拉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显然记起两年以前，还有三年以前，他在威尼斯不止三次遇到过我，我想当时应该是和维克托·康诺德 、斯帕洛以及可怜的莫莫·马里奥特 在一起。但之后当他信口开河，说莫斯利 ——他在威尼斯时去听了他的演讲——所谈的一切完全正确，只是过于理想化时，我找到了所有假装不认识他的理由。这对夫妇的确让人讨厌。［……］如果有片刻闲暇，请一定坐下来给我回信。我正处在阅读朋友来信的最佳状态中。而对其他我不得不阅读的东西——如为讲课和演讲所需的卡尔·马克思 之类——却怎么也记不住。请原谅我这封情绪无比低落的信——你收到的最消沉的一封——也不要责怪我的沉默。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身体上的精疲力竭，有时会导致智力上的殚精竭虑。

你永远的

I. B.［……］ lbZMCfJNbkcBibNDz7uZnJa5AshppxYF95BI4WC65m8KnruZzXi4P7vnrvkRup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