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查尔斯·泰勒

1961年12月28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查克：

我不想用与审查委员会 漫长又无聊的谈判过程来烦扰你。事情刚开始发生时，我不得不针对以下指责为你辩护：（1）论文题目与其内容不相符；（2）这篇论文是写心理学的，应该提交给心理学评审委员会；（3）评审人宣布他们不具备能力对其价值做出判断，但事实上已经给了自己很高的评价；（4）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应该宣布它没有能力来任命评审人；等等。

在迅速进行了一番战术思考之后，我做出决定：对第（1）点主动认错，对（2）（3）（4）点强势出击，坚决不服。这套策略确实管用。委员会可不喜欢被人告知说自己在做什么都不清楚；委员会很欣赏我对第（1）点的自我认错态度，认为评审人的报告有点儿迂腐。而我担心的是，他们会将论文送回来让一些心理学家审阅，那样的话肯定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结果。然而，他们并没有那么做。经过几番态度上不祥的摇摆不定，加上赖尔居心叵测地评论之后，给出的条件是要改变论文的题目，这是为了不要误导牛津博德莱安图书馆的某些研究者们，他们可能会想参考这篇论文。接下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事情第二次被提出来，是因为赖尔反对那个新构想，但是在我说，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提出构想的是很难说话的涅尔 ，之后赖尔绝望地举起双手投降了，毕竟涅尔是赖尔最喜欢的所有牛津哲学教授的候选人。

就此，这一长途跋涉总算到达终点。我很高兴：我们都知道头衔并不能说明什么，也都是伟大的平等主义者，然而我们同样也知道，不去接受一个自己申请的头衔（例如，就像全灵学院院长未能获得质量管理证书一样）［……］会引起个人神经官能症和来自公众的质疑和麻烦。

你希望在加拿大人中生活，我完全理解：但你的离开仍然是一起不容小觑的重大事件。新左派似乎让自己陷入了某个无足轻重的琐碎小事并纠缠其中。拉斐尔·塞缪尔 和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那个人，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让事情继续下去：同时，我发现可以跟麦金太尔 亲切又颇有所得地进行交谈。他是个很能激发人情绪的谈话对象，在我看来，在牛津，似乎也就他与我至少有几分兴趣相投。不用说，别的任何人都不行。

我看到了自己的肖像画，很有趣。是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为《纽约客》杂志画的（你看了梅塔写的那篇关于牛津哲学的文章吗？） ，文中的我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极力想放弃形式哲学，一个因缺乏同道而自说自话的孤家寡人，绝不是一个牛津哲学家，或根本就不是一个哲学家。我想知道你读完文章后会有什么想法。

这期间，我收到伯恩鲍姆 的一堆信，他在找工作，需要担保人之类——我试着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他去伦敦经济学院，在那里，连讨厌的格拉斯 都提名他，希望这样会令他与麦克雷 都落选，最终学院只能任命盖尔纳。然而，这一巨大的阴谋最终告败。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社会学教授，盖尔纳当然不行，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结果最后是麦克雷，此人我闻所未闻，似乎便在党派的鹬蚌相争中渔翁得利，得到那份工作了。此事就说到这里［……］。

这段时间里，我还确定了一件事，哈曼 就是那个人。他真的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在加里宁格勒单枪匹马鏖战康德 ——与其唇枪舌剑，［……］为英国和法国说话，这两个国家他都去过。显然，除了虔信派教徒和神秘主义者，他没有被任何其他思想家所影响。然后，就是让休谟与原教旨主义结合起来——休谟可以摧毁理性主义以及先验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任何发现都依赖先验的方法——例如，为信仰的产生提供空间。如果信仰桌子是我们不能证明的，那为什么不能信仰上帝呢？结合以下这个命题，即语言和思想完全相同，因此上帝之言只能通过阅读希伯来语或希腊语来理解，而不是通过翻译，因为意义不能与传递意义的文字分离，其他象征符号只能传递相似的意义，但相似不等于相同——这种关于思想和语言的唯名论和实证主义理论对当今世界尤其重要。 这种结合成就了赫尔德 的理论，促使学界群起而攻之，广泛反对知性主义、一般命题、科学、西方、外部世界、证据、抽象、永恒真理，以及人类“异化和疏远”自己而陷入的其他幻想和谬见。

在哈曼看来，理性主义哲学家的所有建构似乎只是众多毫无生命的面具，芸芸众生利用这些面具来隐瞒或扭曲自己的真实特征。类似的演讲和类似的表态一定也发生在德国和瑞士，我怀疑这是最终造成卢梭憎恨形式、规则和制度的原因。因为这些形式、规则和制度禁锢和扭曲了人类的自由精神，歪曲了自己的形象——如《拉摩的侄儿》 ，以及整个早期的异化文学。我打算读一些哈曼的著作——用德文撰写，形状可憎，不堪卒读，比任何人的书都难读——然后写一篇关于他的随笔，探讨他如何作为所有这些好事坏事之源头。要想做到不夸大，不过多追溯过去的事很难办到，因为这些事往往到后来才被人发现。但我会尽力而为。

这段时间里，我还完成了一篇关于你过去的导师卡尔的评论。如你所知，他已将其特里维廉系列讲座内容结集出版。不出所料，在这部作品里，黑格尔 和马克思是英雄，而我和波普尔则是恶棍。为《新政治家》写该书评论时，我不得不在一开始就指出，我不得已对该书产生兴趣，是因为在其中我被提及的频率仅比黑格尔和马克思少一点点，虽然提到我的语气不是那么恭敬。你应该读读这本书：这是一本非常生动、辛辣、易读和欢快的小书，但是，尽管他相信社会进步、达成目的，以及这代人必须要为下代人做出牺牲等思想，并因为罗素提出一百年前的世界比当今世界更自由而对其严加斥责——谁的自由更少了呢？俄国人，还是印度人？诸如此类——尽管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会唤醒你本能的同情心，但从整体来说，它会让你失望——太过粗糙，太过简单，太过肤浅。书中讨论哲学问题的方式过于轻佻欢快又大胆不羁，但其实与所涉问题毫无关联，因为他并没有理解那些知识问题或思想——从未理解过——正如已故的奥斯丁 一定会说的那样：“他只是在肩膀上少了一个哲学头脑”——不是说他需要这个头脑，而是说假如他要踏入这片水域，就该先去学习游泳。

在《听众》杂志上，我曾和他有过一次愉快的争论，这些讲座最早就刊登在这本杂志上。我当时愤怒地否认了所有强加于我的愚蠢观点。（例如，历史学家应该停止寻找行为发生的原因；或者，他们应该始终如一地将人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片刻也不能停止说教，否则就是疏忽其责——完全是用一种拙劣的方式模仿我的观点，这点我的确隐约可辨——我担心，其他人完全可能就此认为这根本就是有理有据的公正批评。）不过，还是要去读一读。此事足以让人多加小心，引以为戒，证明那些没有接受过哲学训练的人根本无法理解那个稀奇古怪，可能还显得奢侈多余，但仍有无穷吸引力的主题。

这段时间里，我还去了印度——当地人热情似火，见识不多，把人折腾得精疲力尽，但尼赫鲁很特别。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运用了双重道德标准，但丝毫没有为此感到羞愧；知道自己在与非洲人和亚洲人同行，而将俄罗斯视为自己的旅伴，他大体上认为西方已经出局。他想比中国走得更温柔些，他也认为他那四亿印度人——如此庞大、柔弱、温和、低能、沉重的数量庞大的群体——将一如既往地吸收所有外国毒素，然后再找出自己的拯救方法。相比那些地处其东方和西方，更加铁腕无情、严格军事化管理的民族，他觉得找出自救方法会更容易些，虽然国家会更加混乱。

他特别好虚荣。俄国人在塔什干 冲破警戒线，将他团团围住，向他表示真挚热烈的欢迎，这点深深打动了他，从那时他便已然成为俄国人的朋友；同样，他也喜欢日本人，因为日本人也向他表达了类似的情感；至于英国人，他的整个政治观——跟着感觉走的态度，偶尔为之的任性狂妄，经验主义，提到马克思主义时的轻蔑态度，大不敬地认为其在19世纪会引人关注，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明显过于粗糙——简直就是从英国派生出来的。他很敏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像其他人一样希望得到认可。毋庸置疑，黑格尔对任何人都有最深刻的洞察，因为他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最想要的就是得到认可——不管他们是个人、民族还是阶级——他还意识到，所有的侵略都是源自对这种独特渴望的创伤。当尼赫鲁开始谈到，他惊讶地发现，一些三流印度电影在莫斯科大获成功，那里的人们个个都哼着这些影片的插曲，此时他脸上流露出容光焕发的神情。其兴致之勃勃，是在我们漫长采访中的其他时间段不曾见到的；在我参加的纪念大会上，当那些印度人得知，俄国人非常尊敬泰戈尔，视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专门为纪念他铸造了一枚纪念章和四张邮票，六万名小学生参加纪念活动等，他们比听到任何话语都更感到欣喜。

印度人想要被认可为一种新型的异国文化，他们的诗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的小说家比普鲁斯特更光辉灿烂，受人敬仰的感觉会冲昏他们的头脑，还有与英国的全方位联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他们，世人知道得太多了，不像中国或日本或中亚地区，躲在幕墙之后，这是他们深恶痛绝的——他们想要开始全新的生活。

如果有人对发生在果阿 的事情感到惊讶（我说，怎么突然改变了话题），我会觉得非常奇怪。谁若认为尼赫鲁或亚洲的任何人是相信规则或原则的，即便只是为了临时变通，因为相比强权政治，这是一种省力的策略，并有可能以更小的代价来产生对发展有利的条件，那么此人必定脑筋错乱了。在我看来，尼赫鲁对联合国似乎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记录权力平衡变化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拥有属于自己的某种协商或行政特性的实体。这是我无意中考虑这个问题时得出的结论。尼赫鲁对公众舆论极其敏感，但是他认可的公众舆论首先来自印度国内，接着依次来自亚洲、非洲、铁幕国家，对来自西方的舆论几乎完全不予认可。自然而然地，由于美国势力强大，它必须与之友好相处。他很享受与西方的接触——他个人是很喜欢它们的，对它们充满好奇，也喜欢与一些健美帅气的西方女士逗乐调情，恰如一个大力士参孙可以同时对若干个妖妇大利拉实施外交冒险政策；此外，他对西方的企业情有独钟。有点儿像罗斯福 ——这个男人背叛了他的阶级，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偶像——他对自己的精湛技艺感到高兴，在他眼前时常闪现的是国民党的命运——一个僵化的党派，早已日渐腐败没落，终于在共产主义到来时寿终正寝。于是，便有了梅农 的特殊地位，尼赫鲁一直把他带在身旁，我认为，其中不仅因为情感的纽带将二人联系在一起，还因为这么做可以防止他自己失去或看起来失去舒适、抚慰、名望和舒适的半资本主义政权，尽管他很清楚，这个政权意味着停滞不前，并将最终瓦解和失败。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对他复杂又独特的性格的解读。

我确实和印度的学生交谈过，他们让人感到放松，没有戒备心，令人愉快。但与他们的交谈并无多少收获：感觉不到他们对获取知识的渴望，没有坚定的信念，更谈不上吃苦好学精神，就这么轻轻松松、欢欣鼓舞地顺利走过一片沼泽之地。处于顶端的是玩世不恭的聪明人，在底层的则为被动消极、逆来顺受、温和耐心之人。如果真正的社会正义与合理性能够进入印度，这一定是由一些富有魅力的演说家实现的。人们不会费尽心机与之相抵触，相反，在那些演说家魅力的蛊惑下，他们会乐于沦落。否则的话，种姓制度将仍然极其坚固地存在，随波逐流，四处弥漫着宽容和妥协的气氛。他们以为自己可以吸收所有来自邻国的经验，并以某种方式化为己用。我这么猜想。

你都好吗？写信说说你的近况。最近在看什么书，写些什么呢？你准备发表关于原因和目的的文章了吗？

你永远的

［以赛亚］

1958年9月在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期间，伯林观看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歌剧《俄狄浦斯王》和他的芭蕾舞剧《春之祭》，由这位作曲家亲自担当指挥。观看后情绪激动的伯林给斯特拉文斯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对他的崇拜之情——“这封信语气过于浮夸，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一寄出去我便后悔莫及” ，之后他向作曲家的合作者及朋友罗伯特·克拉夫特这样坦言。然而，正是此信促成了二人间的友情。同年12月，作曲家与伯林夫妇在海丁顿宅共进午餐。1961年10月，在另一个类似场合上，伯林听说斯特拉文斯基正准备为以色列艺术节写一部作品，便建议将《亚伯拉罕与艾萨克》（《创世记》22：1—18）的圣经故事作为该作品的主题。伯林用希伯来语大声朗读了故事文本，其和谐的韵律激发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想象力。在斯特拉文斯基的请求下，伯林将文字用音译的方式，加上英文音标提供给他。斯特拉文斯基将其作为歌词采用。最终，这部歌剧问世，复杂而又变化丰富的男中音独唱及全体合唱时长十二分钟，堪称“不可思议的旷世杰作” 。1962年1月正式接受委托编写制作，1964年8月在以色列艺术节上首演。 KiCpZS7OHXjvykMnklGGoKncZPmdP9nQCxtcSoJnOIcfgPdvBVx1iEMBPGKoiOW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