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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0月9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斯图尔特：
你可能想不到，论及孤独，我也算是个行家。首先，孤独一人时，我也感觉非常痛苦；但至少我心里对其了然，如今已经能够做到尽一切可能避免受其影响。过去的这些年，我曾经有过三次无比痛苦的独处经历：第一次是在慕尼黑度过的四天。第二次是在1932年初的新学院，当时我已经是个讲师，正好莫里斯到外地去了，而9月和10月期间我还不认识几个人——幸好我对新学院的研究员们充满排斥心理，才略微排解。第三次是1949年在哈佛大学。当时我人地生疏，因为害怕寂寞孤独的漫漫长夜，每天晚上总是早早上床，读不进书，吃不下饭，羞于到纽约或华盛顿去，虽然那里有我许多朋友［……］。身处美国的孤独［……］，至少在我身上，首先引发的是极度的郁闷，一种可怕的孤独感，无依无靠，让人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来，只觉得再也见不到熟悉的世界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在美国定居，原因就在于此。这种厚重的孤独感无处不在，弥漫在周边环境中——尽管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充满热情、仁爱，生活悠闲从容，没有压力，但这里人际之间的交往却明显比在欧洲要困难得多。加上自我贫穷化的倾向——一味给予而毫无吸纳——体现出十足的冷酷无情。我想我充分了解你的处境并表示同情。你为什么要去呢？［……］
11月9日我准备前往印度。
之前出于道德层面的考量，我已经拒绝了六次，但现在无法拒绝了，因为收到了校长
的一封正式来函，指示我参加，并且给了我四个星期的公假。他告诉我，这是我能为学校、为国家、为世界提供的最佳服务，诸如此类。我希望乘飞机去，途经莫斯科和塔什干，但艾琳说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太危险。这话可千万别传到我妈妈的耳朵里。顺便在这里对你说声感谢，你抵达时还给她电话问候。非常感谢。
以色列之行非常成功。纳博科夫喜欢这个国家胜过任何人喜欢任何事物。他始终不断地宣称他感到多么自由自在，多么开心快乐，这种程度的喜悦心情自1917年以来不曾有过。这一切也感染了主人，回报以同样的快乐情绪。就连雅各布也为之所动［……］。我们在斯德伯克
本—古里安的夏宫度过了极其美妙的时光。只见本—古里安身穿棕色短裤，四处奔忙，大声呼吁着要将那些盖在看上去巨大无比的沙漠豁口边上的一排小房子建成高等教育中心，当然，也包括神秘主义研究，明显是要跟魏茨曼研究所
对着干。看到这些，艾萨克·斯特恩
，一位出色的小提琴手，人很好，但不是非常聪明，对纳博科夫说：“知道他让我想起什么吗？他让我想起亚伯拉罕——的确，他就像亚伯拉罕。你不觉得吗？”简直叫人忍俊不禁。在场的有你的老朋友沃特·伊坦
，他正忙着起草电报，祝贺戴高乐虎口脱险。午餐时分，大家交谈甚欢。话题主要围绕一个俄语短语确切该怎么翻译。这个短语意为“生活的任务”，本—古里安想使用，而对伊坦这样有点儿类似日耳曼智力水平的人来说，却显得太书卷气了。纳博科夫兴致勃勃地在一旁帮忙打下手，快乐无比。雷蒙德也在。他的好友是大卫王酒店的调酒师。我感到他对这一切并不像其他人一样开心。克莱尔
到了，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疯狂，居然孤身一人在特拉维夫附近住了三天，刻意寻求孤独。之后他又向我打听被称为“基布兹”的以色列聚集区有哪个地方总体来说最适合独处和私人生活。我尽力解释建立基布兹的目的不是完全为了私人生活，如果他要的是这个，他得另找去处。于是，他眼里带着狂喜的神情就出发了，朝着北边方向，这会儿我想应该已抵达吉努萨尔——也就是你所知的吉尼萨里斯——我觉得他在那里不会太开心。虽然不清楚究竟是哪里出错，但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我问他准备去哪里消磨夜晚，他总是回答“我要出门。准备去大卫王酒店给一位巴西姑娘读T. S. 艾略特的诗”，可往往一刻钟之后就回来了，说巴西姑娘不在那，被她母亲迅速转移了，很显然，她已预见到最坏的后果。确实有某个地方螺帽松动了——嘎嘎作响，令人不安。音乐节大获成功，尤其是卡萨尔斯在凯撒利亚剧院的演出，全场鸦雀无声。唯一令人担心的时刻是，两位身穿紫色条纹宽外袍的罗马士兵突然出现。我眼前展现出噩梦般的图景，心想这个品位可太煞风景了——好比吹响银色小号，或是用拉丁文演讲——于是赶紧问科莱克能否制止。幸好他们原来是刚刚演完一个关于凯撒利亚的短喜剧的演员，来不及脱下宽外袍，就过来观看演出了。你说得对，这里没有压力。这或许正是我，敢说也是尼古拉斯，最喜欢这整个国家的地方。“兼具贵族的沉稳自信与艺术家的大胆不羁”——当尼古拉斯在一次音乐会上坚定从容地走到以色列总统
跟前，并执意要我帮忙介绍时，雷蒙德不无醋意地在一旁这样评价。一副厚道农民模样的总统，当时就邀请他随时可以前来拜访。尼古拉斯为此很是飘飘然：他认为这与白宫真是太不相同了。尽管如此，我个人过得非常开心，这一切都令我喜出望外。
这里的高尔夫俱乐部
——你见过吗？——极富喜剧色彩，尤其是那些绅士派头十足的男士们，身穿短裤，手拿烟斗，极力摆出一副农场主的样子，绅士派头十足地在酒吧里聊天。这的确代表着一种被极力压制的渴望，希望重新回到托管地
的怀抱。这种情绪并非四处弥漫，但一旦触发，却颇令人伤感和心动。这段时间，莫里斯正与伊丽莎白
乘游轮到叙利亚旅行——显然，伊丽莎白一路举止乖张，不断提出各种要求，要好的舱位，好的灯具，好的食物，连续坐车一小时就吵吵闹闹，行为古怪，老是做出刻薄和令莫里斯吃惊的举动。不过，他费尽周折，还是做到了让她循规蹈矩，他是这么说的，伊丽莎白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位出色的协调人，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有条不紊。并且，虽然游轮上的其他游客都很糟糕，莫里斯却喜欢每一个人，始终兴致勃勃。而之前，她从未见他如此活跃过。比彻姆小姐曾经散布过谣言，说莫里斯失聪，但伊丽莎白和我做过试验，推翻了这一谣言。
克莱尔的小说引发了一些不怀好意的恶评
；我敢说其中原因在于他任由凯普出版社在封面上打出他是全灵学院研究员的信息，这点他做得不够明智。你应该已经读到过一些，特别是那篇麦克因斯还是奈保尔写的，要么就是他们中的某一位，即便不说它像是一幅二十六岁年轻人写的敏感小说的漫画，至少好比一篇敏感的二十六岁年轻人写的典型小说。［……］我目前的工作是要说服斯特拉文斯基
，将《旧约》的开篇文字谱成曲，歌词就用希伯来语原文（这是我的想法，也许不太好），在1963年以色列音乐节
上演出。他们那里很担心，因为斯特拉文斯基宣称自己是反犹太主义者，但我觉得这并不代表什么。
纳博科夫歇斯底里似的急着要阻止他前往俄罗斯［……］。他们到底能从斯特拉文斯基身上获得多少资本呢？
他的态度肯定是强硬和愤世嫉俗的——他们会欢呼他的到来，但他对世界和平的祝福却很难成为头条新闻。为什么尼古拉斯会如此疯狂？显然跟他无法前往有关。斯蒂芬
希望能与我一道访问印度，但很奇怪，他们并不情愿邀请他——一定是他去过太多次了。要是我也会厌烦，这是不用说的。但是，你一定会喜欢听我说说我们在以色列的经历——斯特恩、伊斯托明和罗斯的三重唱小组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完美的组合
。他们在恩·盖夫演唱，而我自1929年聆听了毕亚第高斯基、施纳贝尔和弗莱施的三重唱组合后，就再未听到过如此美妙的天籁之音。
他们曾经在南部的一个犹太定居点演出，听众们就坐在一袋袋的稻草上，当时一个十分友好的外交部长还发表了一个亲切演讲，称纳博科夫是位“无比伟大的作曲家”。那次的演出格外不同寻常——巨大的满月，明亮的星星——耀眼、蔚蓝的天空和毫无杂质、极其亮丽的各种天际色彩近在咫尺，不由得让人心生感慨：天堂是如此的近在眼前，以其触之可及的强大存在主宰着宇宙。从古犹太城到加利利贯穿南北的通道，实际上就是从《旧约》到《新约》的旅程。自然环境随之变化，而加利利海的魅力也和《旧约》的风格几乎没有关联。但我必须终止行程，因为我觉得这一路的旅途颠簸对艾琳来说过于勉为其难了。我必须重新开始思考政治哲学、牛津、学生，以及所有相关事项。［……］
［沙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