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专心准备讲义，但什么也读不进去，整个状态就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生活。即便在这里，在这样一个比起苏联或美国，官僚主义气息少得多的地方，教授生活也让人深感压抑。

——伯林致马丁·马里亚，1960年12月10日

可是，由于这里要上的课程，要批改的作业，要审核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所有其他种种身为教授必须完成的骇人听闻的繁重日常事务（据弗雷迪·艾耶尔说，牛津大学的工作量是伦敦大学的三倍），我不想误导你或我自己，以为我有可能履行先前许下的诺言。

——伯林致彼得·卡沃科雷西，1961年1月13日

这里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学术世界，与拉丁语世界完全不同。拉丁语世界对所有教授的评价标准只看其学术知名度或政治观点， 从不 考虑他们与学生的关系如何，甚至这种关系几乎就不曾存在。教授们是那么遥不可及，难以亲近，那么崇高显赫。在我们的大学里，特别是牛津和剑桥，也许正是因为人们高谈阔论太多，著书立说才相对太少。

——伯林致理查德·克罗斯曼，1963年3月6日

1960年5月23日，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 在以色列议会上宣布，主要负责组织实施“最终解决方案”的罪魁祸首逃亡纳粹党卫军军官阿道夫·艾希曼 ，已在以色列被捕，并将在该国接受审判，就其反犹太人的罪行面临死刑指控。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艾希曼就隐居在阿根廷，正是在那里，摩萨德特工于1960年5月中旬将其绑架并用飞机带回以色列。他戏剧性的被捕与审判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随后，以色列通过电视，播出了引起广泛争议的审判过程，全世界都观看了这一审判。对审判过程的公开播放不仅仅是展现他们司法公正的方式，更是用来强调其象征内涵。在纽伦堡，诉讼案件大部分建立在书面证据的基础上，但在耶路撒冷，却是通过幸存者活生生的人证，判定“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罪犯之一” 有罪。这是本—古里安的原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审判比它更容易理解，”《泰晤士报》评述道，“［……］但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其他审判较之引发了更为复杂的思考——法律上，道德上，以及政治上。” CUJnqmi2F7MWhtyrRuAidDsDxftmaM/RbSxzaHWLLdY/wNUqCClNlUFrwcMLmk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