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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3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特德：
感谢你的来信。必须承认，我们在《听众》上的通信评论终于可以告一段落，我为此感到如释重负。为学术刊物写信，无论怎么刻意避免，人们使用的语言还是会带着一股故弄玄虚之气，华而不实，虚伪做作，完全违反自己的本意。而在私人信件交往中，这是完全不需要发生的。
你要求我写一篇文章重申我的立场。这种做法公众肯定难以忍受，即便有人愿意将其付印。很遗憾，我就像政治上极端保守的波旁皇族一样，真的没有很多想去改变的，如果要我再次重申，也许只会在语言上更加温和，更加清晰而已，而不是再论及我在《听众》上反驳你时采取的立场。
至于道德判断等，我真诚地为自己辩护，我的确被误解了。密尔认为，即便我们不喜欢某些事情，比方说，酒瘾或烟瘾，但只要不伤害他人，我们就无权利用法律对其加以禁止。比照这一点，就是我对说教的立场。我认为，对事物做出道德判断，不论是含蓄的（尤其在带有道德指控内涵的语言选择上，无法完全避免），还是公开的（当一些精彩绝伦或可恶至极的事情发生），在能够发声的社会里，都是一种自然萌发的人类的需要。因为只要是人，都“不可避免地”会从道德价值观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显然，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不应该被滥用（原谅我如此直言不讳），但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应该收回这个权利。就我所知，事实上，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是不做道德判断的，在这方面，他们从不会有过错或遗漏。毕竟我们自己便能识别判断，一些力量或个人是进步的，而另外一些则一无是处或反动透顶、无可救药［……］。我真的不是要敦促人们说教，而是要告诉他们，这是一件身不由己、无法控制的事情。同时很难知道一旦控制会产生什么后果——一个完全客观的历史阐述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压制所有评价，是否任何正常意义上的人类或事件压根儿就不会出现。这绝非等同于敦促人们高声赞许和痛斥谴责，难道不是吗？谴责过分的说教，无疑就是在道德（或美学）上予以谴责——因为它使我们感到无聊，浪费我们的时间，或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主观趣味和偏好而扭曲事实。我们究竟以何种身份发出这些不满和非难？当然是以历史学家或者至少历史鉴赏家的身份不是吗？不过，我不会再长篇大论向你说教，因为这些意思均已包含在我原先那篇拙作中。
我希望同时也以为自己已经从1953年
的那篇东西中走出来。就像你说的，思想活跃的人总是不安于现状，而我似乎很安于现状，想到此我感到很是伤心。但想归想，除了保持沉默，我又能做什么？因此，在你的书问世后，我想我只能以斯多葛式的忍气吞声，默默承受你过于严苛的非难。［……］
我从同事A. L. 罗斯
那里收到了一张明信片，听到这点你一定很高兴。他是你之前的特里维廉讲席讲师。他告诉我说，他的书《历史之用》中有一个章节，圆满解决了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因此，这些话题已不再需要你我再来画蛇添足。他的明信片以他一如既往的个性特点结尾：“你们有谁感到读起来吃力吗？”我从没有这个感觉，将来也不会有。你当然也不会。如果他在什么地方评论你的书，他会把我们两人都称作傻瓜，理论白痴，在公共档案馆时间待得不够长，苦功下得不够——这一指责对你比起对我更不公平。可我这位同事从不会因沉甸甸的正义感或现实感而负担过重。（请一定来看我们——我想，将来有一天你我二人可以出一本对话录。）
你永远的
以赛亚
1961年7月至9月间，伯林在波托菲诺待了五个星期，之后前往以色列（途经罗马）参加首届古典音乐艺术节。音乐节在古城凯撒利亚的罗马剧场举行。他之所以前往，如他致伯内特·帕维特的信中所述，此人是他的朋友、皇家歌剧院董事会成员：“只是因为我答应了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和另外一两个其他人要这么做——艾琳在最后一刻打了退堂鼓，不去了。这个决定的确明智。至于我，只是不太喜欢想到要离开这个充满美味、寂寞孤独（我指的是游客熙熙攘攘，挤得水泄不通）的国度，去到一个烈日炎炎、喜欢小题大做的地方。但我认为我必须去。”
结果没想到此行十分愉快，从此成为他经常参加的欢乐节日。该艺术节在未来几年里迅猛发展，扩大了它的文化视野和地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