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18日发表]
牛津
先生:
我的朋友E. H. 卡尔先生在严词批评反对者时,终于不用戴着以往常用的匿名面具,可喜可贺。韦奇伍德小姐在5月4日的《听众》杂志 上,实际上已经对卡尔的指控做出了回应。卡尔·波普尔 教授自己会处理好针对他的言论;而我则想借用你们的杂志,就卡尔迄今为止针对我(被他频繁攻击但一直默默忍耐的受害者)的指控做一回应。卡尔先生坚持认为,我的观点是:(1)历史决定论一定是错误的;(2)历史学家不应寻找人类行为的原因;(3)探讨重要历史人物的行为时,给予他们正面或负面评价乃历史学家的积极义务。卡尔先生称,这些看法毫无意义,并谴责我的“门徒们”应为散播这些言论负责。我很好奇这些神秘的门徒是谁,他们又在哪里散播这些有害的学说。至于把上述说法都推到我身上,我只能说后两条显得既幼稚又怪异;我不知道现今有谁会主张其中任何一条。不用说,我从来不曾持有这些观点。我的主张是:(a)如果历史决定论是正确的,姑且这么说,某些令人不安的隐含影响便会随之而来,而决定论者几乎对此视而不见,敢于面对它们的人就更少了;(b)支持历史决定论的一些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卡尔先生的系列演讲提供了其中一些极好样本);(c)将人类行为归结于自然力的历史学家,实乃谬误。避开所有价值判断,甚至连隐含的价值判断都不愿触及的历史学家,不必要地剥夺了他们自己在自由社会中理应享受的人权;而狂热追求非道德客观主义,并试图将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卡尔先生)在他们的日常话语中所包含的评价力(道德或其他)痕迹剥夺殆尽的人,其实是在对并不存在的疾病开一剂无效的药方。
我过去曾捍卫这些主张,今后也打算再度捍卫。卡尔先生未将这些主张归咎于我(对我和你们的读者来说可谓幸事),在此就没有必要重复我的论点。不过,卡尔先生肯向我们展示他如何看待观念史上最艰深、最折磨人的议题之一,倒也不是一件坏事。他的文章总是条理清晰、富有活力且讨人喜欢,不太可能像我的文章那样,似乎轻易就会在卡尔先生的心中产生误会。但是,他面对个体自由和责任问题时(如卡尔先生恐怖的隐喻,称波普尔教授和我“将死马当活马鞭策”),所采取的捷径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即无论一个人有多么博学或多么睿智,当他跨入距离自己太过遥远的领域时,会发生什么。
卡尔先生说到他对我愚蠢思想的纵容。对此,我很高兴地向他表示同情以作回应,愿他在深奥、多变又陌生的历史哲学领域的道路上,一路摸索走好。
谨上
以赛亚·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