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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18日发表］
牛津
先生：
我的朋友E. H. 卡尔先生在严词批评反对者时，终于不用戴着以往常用的匿名面具，可喜可贺。韦奇伍德小姐在5月4日的《听众》杂志
上，实际上已经对卡尔的指控做出了回应。卡尔·波普尔
教授自己会处理好针对他的言论；而我则想借用你们的杂志，就卡尔迄今为止针对我（被他频繁攻击但一直默默忍耐的受害者）的指控做一回应。卡尔先生坚持认为，我的观点是：（1）历史决定论一定是错误的；（2）历史学家不应寻找人类行为的原因；（3）探讨重要历史人物的行为时，给予他们正面或负面评价乃历史学家的积极义务。卡尔先生称，这些看法毫无意义，并谴责我的“门徒们”应为散播这些言论负责。我很好奇这些神秘的门徒是谁，他们又在哪里散播这些有害的学说。至于把上述说法都推到我身上，我只能说后两条显得既幼稚又怪异；我不知道现今有谁会主张其中任何一条。不用说，我从来不曾持有这些观点。我的主张是：（a）如果历史决定论是正确的，姑且这么说，某些令人不安的隐含影响便会随之而来，而决定论者几乎对此视而不见，敢于面对它们的人就更少了；（b）支持历史决定论的一些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卡尔先生的系列演讲提供了其中一些极好样本）；（c）将人类行为归结于自然力的历史学家，实乃谬误。避开所有价值判断，甚至连隐含的价值判断都不愿触及的历史学家，不必要地剥夺了他们自己在自由社会中理应享受的人权；而狂热追求非道德客观主义，并试图将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卡尔先生）在他们的日常话语中所包含的评价力（道德或其他）痕迹剥夺殆尽的人，其实是在对并不存在的疾病开一剂无效的药方。
我过去曾捍卫这些主张，今后也打算再度捍卫。卡尔先生未将这些主张归咎于我（对我和你们的读者来说可谓幸事），在此就没有必要重复我的论点。不过，卡尔先生肯向我们展示他如何看待观念史上最艰深、最折磨人的议题之一，倒也不是一件坏事。他的文章总是条理清晰、富有活力且讨人喜欢，不太可能像我的文章那样，似乎轻易就会在卡尔先生的心中产生误会。但是，他面对个体自由和责任问题时（如卡尔先生恐怖的隐喻，称波普尔教授和我“将死马当活马鞭策”），所采取的捷径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即无论一个人有多么博学或多么睿智，当他跨入距离自己太过遥远的领域时，会发生什么。
卡尔先生说到他对我愚蠢思想的纵容。对此，我很高兴地向他表示同情以作回应，愿他在深奥、多变又陌生的历史哲学领域的道路上，一路摸索走好。
谨上
以赛亚·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