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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14日
海丁顿宅
亲爱的罗兰：
原谅我无法写长信给你——你说得没错，这是我最繁忙的一段时期，课程教学、本科生、委员会、各种严重耗费时间的事务，正从四面八方吞噬着我。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说过的、写过的东西都毫无价值。发表在例如《听众》杂志上对我作品的批评，迫使我沉浸于毫无意义的争论，这也让我颇不开心。［……］
至于法国及其将军叛乱事件，还真是刺激。我们从意大利都灵坐火车到法国——当时是晚上十点，火车还在都灵时（大概四五天前），喇叭里就反复通知无法保证火车能到达巴黎，因为法国方面可能在凌晨四点开始罢工，乘客须自担风险。［……］但罢工并未发生，我们顺利到达巴黎。我们见到了乔·艾尔索普
，不用说，他那时非常沮丧，但同时又对古巴那些丑恶的交易津津乐道［……］。然后，乔在星期六一大早
就来找我们，问我们是否不认为那是个坏消息。我们依然以为是指古巴，但他发现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将军叛乱，便开始眉飞色舞地说了起来。他向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将军叛乱的可怕细节，语气耸人听闻，并预测叛军会入侵突尼斯（我估计会俘虏皇太后——这可是一份丰厚的战利品——以此邀功请赏，跟随突尼斯总统左右）。他似乎很乐于渲染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那天的巴黎气氛确乎有些紧张，但我们没有看到坦克或军队出现。我们晚上安全到达剧院，观看了一出俄罗斯戏剧，次日，又见到许多老朋友，与兰博德
夫妇共进晚餐。半夜回来后，大约十二点半时，赛勒姆打电话跟我们说，他很抱歉打扰我们睡觉，但我们一定很想知道德勃雷总理发表了讲话，称空降兵即将在四五个小时内现身——强烈呼吁所有的爱国人士马上前往机场。但我们想这话不适用于外国人。无论如何，我必须在星期一乘坐“黄金箭”海陆联运列车前往伦敦。新学期已经开始，我已经迟到了，为此我感到羞愧，在巴黎的时间早已延长到极限——可我又觉得十分不愿离开，很想看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里顺便提一下，宝琳·德·罗斯柴尔德夫人
——你可以称呼她宝琳·波特——专门为艾尔索普在星期一晚上筹备了一场盛大的晚宴，届时出席的人员，将有包括戴高乐在内的法国内阁全体成员及其夫人，此外还有众多女演员和阿隆
夫妇、各路美国记者、来自伦敦的布鲁斯
和冯·霍夫曼斯塔尔
等，有七八十人，而我数星期前已表示拒绝赴宴，理由是厌恶在法国参加这种过于拘泥于形式、乏味无聊的活动——虽然艾琳倒是十分愿意前往。不过这会儿，艾琳也开始觉得举办大型晚宴也许真的不太合适。随后，立刻就有消息说想来的人尽管可以前来，但晚宴决定取消了。可别说，正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执行危险且敏感任务的若克斯先生
还真来了！因此，晚宴改成了小型非正式聚会，有三四十人——聚会说是非正式，可当有位女士只穿了小礼服出席，没有意识到严格来说应该穿正式一点的长裙的时候，女主人通知她不能参与用餐，这位女士乞求留下，希望不要再回到公寓更换衣服，于是女主人同意她上楼找一件自己的长裙换上。与此同时，星期六到达这里准备参加罗斯柴尔德家庭聚会的宁·莱恩
，决定星期日直接返回伦敦的家。她一直紧张地问我，是否觉得她表现太畏缩。
我对艾琳说，宁愿她带着孩子跟我回英国。之前他们一直跟父亲待着。假如分隔两地，老得从牛津打电话联系，又时时被告知电话出问题，那就太伤脑筋了。正好她也急着想回，于是把孩子们叫到一起，我们顺利买到了火车票，在星期一中午离开法国。
其间，丽兹酒店挤满了有钱人，他们急着预约车辆，准备逃往沿海地区或瑞士，因为他们觉得火车已经不再可靠；人们纷纷大量提现，银行出纳员那里已经很难提取现金；整体情况真的非常糟糕。我对不得不离开心怀恐惧，特别是电梯司机询问我是否真的准备走时更是如此。戴高乐政府正在溃败，到时即便我再怎么解释，又有何用？星期二一大早，我得参加一个女学生的博士学位考试，下午还有课要上。我们上了火车，并不拥挤，旅途顺利——整个事件中最令人害怕的部分，在于无论是戴高乐的激昂演讲，还是德勃雷，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军队
；这清楚说明军队不受信任。这点对法国而言太可怕了：如果戴高乐突然消失——死亡，遭枪杀，或以其他方式被清除——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共产党人可以轻易筹划政变——现时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尽管这么做的动机不明，除非得到苏联命令。但是，随便找个法国人聊聊，就会知道法国领袖根本就后继无人——有传言说戴高乐想要培养莱昂·诺埃尔
让他接自己的班——我记得他是个好人，但没什么能力，缺乏突出个性。这段时间，阿瑟·施莱辛格
也找过我们，解释了他对古巴局势的看法。他非常反对“猪湾”入侵行动
，这点我相信，为此他还跟《观察家报》的编辑人员闹了不愉快。那些社会主义者没有表现出暴躁：他们在肯尼迪身上投入了太多股份，虽然股价急剧下跌，也不太可能卖出，因为他们已经无处可以投资；他们并不支持卡斯特罗，因为他们发现，美好的社会主义除非立刻与共产主义挂上关系、废除言论自由、枪毙无辜之人，否则就无法在拉丁美洲得到实践。承认这一点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以忍受。而共产主义者却乐见其成。我对此感到十分郁闷。
你的
致以问候
以赛亚
1953年5月12日，伯林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发表了奥古斯特·孔德纪念基金会创立演讲，主题为历史决定论的不可持续性，标题为“以历史为托词”。此次演讲稿经修订后，以《历史必然性》（伦敦，1954）为名于次年出版。它与《刺猬与狐狸》和《两种自由概念》一道，是伯林最著名的三篇文章。此次参加伦敦政经学院演讲的听众之一是E. H. 卡尔
，他和伯林在这之前已经有过数年的文字交战，伯林曾经批评卡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
将历史描述为“由不可阻挡之定律支配事件发展的过程”。
“以历史为托词”是对其观点的延伸阐述。演讲中伯林或明或暗地提到了卡尔的著作，他的批评令卡尔很不高兴。八年后，1961年，卡尔在剑桥大学举行的特里维廉系列演讲中回击了伯林，演讲内容以《什么是历史？》为书名在当年出版，并获得巨大成功：
以赛亚·伯林爵士是当之无愧、广受欢迎的作家和饱学之士。过去五六年中，在我国或美国，几乎每个曾经写过历史文章，甚至包括那些曾经对历史著作做过严肃评论的人，都会心照不宣地对黑格尔、马克思和历史决定论竖起大拇指，并指出，未能认识到历史事件的作用是十分荒谬的。要让以赛亚爵士对其门徒负责任可能不太公平。甚至当他胡言乱语时，都以其魅力四射和引人入胜的谈话方式赢得了我们的纵容。但他的门徒重复了这些无意义的话，却未能继承其吸引力［……］。是波普尔教授和以赛亚·伯林爵士一直在白费心力，将死马当活马鞭策，制造出马在奔跑的假象；要拨开迷雾需要一点儿耐心
。
卡尔演讲的剪辑稿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并见诸《听众》杂志。在这本杂志的读者来信专栏，刊登了伯林回应卡尔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