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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5月1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泰南先生：
请原谅，我得就古巴问题再说几句话。我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了您的信，您说相信卡斯特罗具有诸多优秀品质。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他的经济和教育成就并未如其宣传的那样显著；另外，他的镇压行动，早在任何入侵或反革命威胁出现之前就开始了：一如1917—1918年俄国的情景，也一样出于相似的意识形态原因。卡斯特罗可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我感到，他和列宁或托洛茨基一样，对公民权利和个体命运毫不关心。不过，即便我上述的想法全为误判——也许某一日，证据将会浮现，将对错大白于天下——也不代表美国插手入侵的行为明智或正确；若您在早先的信件中只论及此事，并将其认定为愚蠢或错误之举，我就不会反对签名，尽管联名上书的形式遭到许多人厌恶，委员会的影响力也有限，诸如此类，这些我都可以置之不顾。但我必须承认，对古巴局势，我并非单纯地感到愤怒，因为这种情绪会让所有冷静的思考化为乌有。
当人面对穷凶极恶而真切感受到恐惧时，他当然应该顺从自己的本能，而非诉诸理智。莫斯科审判、慕尼黑、希特勒、墨索里尼（超过A. J. P. 泰勒先生
）、西班牙内战、阿比西尼亚战争、佛朗哥、萨拉查、斯大林、布达佩斯、迫害同性恋、维尔沃德、鞭刑、《日瓦戈医生》事件及其骇人听闻的后续影响（伊文斯卡娅夫人及女儿）——这些都不容置疑。可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可能是我在情感上偏向以色列——尽管我不愿相信其真实性）、阿尔及尔和法国的民族解放阵线恐怖主义、巴勒斯坦的犹太恐怖主义、核裁军运动、艾希曼、中国的集体化运动——它们至少不会使我产生这种本能反应。卡斯特罗（对我来说）便属于此类。阿尔及利亚那些参与叛乱的将军根本就是与我所信奉的一切格格不入的公敌，但是卡斯特罗——包括受侵略威胁出现之前许久就业已开始实施的监禁和处决（我同意，外国入侵给了他真正的理由，同时也是借口来做某些事。这些事情明显绝非一时兴起想要打击，因而结局也就更为悲惨）、与赫鲁晓夫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些同样无法带来正义或自由。我无意非难卡斯特罗政权。您带着鲜明的诚挚之心和政治（于我而言）同情心而发表的言辞，我愿意相信其中大多数都真实确凿——巴蒂斯塔和马查多
（美国协助古巴推翻其政权）之流，仅凭温和与文明的手段确实无法撼动。然而，我也不准备为卡斯特罗政权辩护。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中，我若发声，实乃不诚之举。并非因为我签不签名事关紧要——我开始想，您或许已将我之前和此次的来信视为傲慢自大的表现。这类联名信，实在签得太多了，我的签名已变得一文不值——如果从前还值点钱的话。即便如此，当受邀签名反对佛朗哥的监狱——尽管这意味着与多列士
及其他共产主义者的名字出现在同一版面，而他们并不拥有抗议此类事件的道德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你们给《泰晤士报》投书中的一些签名颇具妥协意味）
——我仍愿意签署；因为别无选择；在南非板球队员访问牛津大学一事上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
，我曾说，抵制是完全正义的行为，并因此与某些高尚完人展开激烈辩论。但卡斯特罗似乎属于全然不同的另一类人——对他的许多恶行，人们不得不忍气吞声，给予宽恕，并为其辩解、搪塞。对他，我感觉不到任何道德冲动。［……］
您真诚的
［以赛亚·伯林］
1961年1月，戴高乐就其阿尔及利亚政策进行的公投获得彻底胜利。该政策将严重削弱恐怖组织OAS（秘密军事组织）及支持它的高级军官的抵抗独立行动。但在1961年4月22日星期六，四名退役将军发动政变，控制了阿尔及尔政府，并威胁到第五共和国本土。虽然“将军叛乱”持续时间很短，但毫无疑问，法国政府对此深感担忧，尤其不放心军队是否忠诚。在星期日的早间广播中，法国总理米歇尔·德勃雷
警告，叛军正准备空降至巴黎附近的机场，拉开夺权的序幕：“警报声响起时，”他鼓动民众道，“不管走路去还是坐车去，都请快速赶到那里，尽你们所能说服他们，让他们明白自己犯下的巨大错误。”
当晚，戴高乐强烈呼吁全体国民抵制他所谓“由一群巴黎人和怀有野心的狂热军官”发动的“可恶又愚蠢的冒险行为”：“我们的政府因此遭到挫败，国家遭到挑衅，国力遭到削弱，国格遭到羞辱，我们在非洲的作用和地位遭到损害。［……］诸位国民，不分男女，睁大眼睛，看看法国偏离既有的正确方向，正在面临怎样的危难。诸位国民，速伸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