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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17日［副本］
［海丁顿宅］
最亲爱的安：
原谅我不能亲手给你写信，但我做完一场可怕的手术之后身体虚弱。手术虽说不是痛得厉害，但可怕之处在于我必须每两小时被叫醒一次，打一针可的松。后来才发现，根本没必要这么做，而是外科医生交代戈德曼
的医嘱被曲解了！我成功地致使三位医生——外科医生、内科医生和麻醉师——在医疗建议上相互矛盾，自我矛盾，看着这场面我有点幸灾乐祸。他们最终的争论结果更像是联邦首脑们和维沃尔德博士
之间的争论——完全无法达成一致方案，并因此对我产生怨恨（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他们明白，我意识到了他们所说的一切都不是真话，意识到了唯一的问题在于到底是谁在说假话，说了多少假话，说假话又是为了掩盖什么，意识到了普遍的道德混乱。尽管如此，我依然在逐渐康复：你送来的美味礼物，里里外外都一样漂亮，以最精致的中式包装的蛋中蛋加快了我原本缓慢的康复进度。唉，我可怜的鼻子！你读过果戈理写的一个关于鼻子
的故事吗？那是部美妙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许多作曲家为它谱了曲。它说的是有个人为了去除鼻子上的小脓包，一天晚上在患处涂了药膏，第二天早上发现，鼻子原来的位置居然变成了一片光滑的平面。他担心同事会察觉，于是来到街上，居然发现自己的鼻子穿着皮大衣，戴着精致的大礼帽，陪伴两位漂亮的女士上了马车。这鼻子非常勇敢快乐，经历了各种奇遇，使一路追随观察它的主人看了既惊讶又羡慕。整个过程持续了许多天：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而我的鼻子依旧是一介平民，安于现状。
斯帕洛刚刚打来电话说，他大败了莫里斯（千万别跟别人说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比南非的局势更加严重）。毫无疑问，我们马上就会听到莫里斯大败斯帕洛的消息；难怪康诺利
要说，相隔十五年，重回牛津大学的讲台，听到的议论仍然是“你知道莫里斯是怎么说罗伊
的吗……”，要么就是“你知道全灵学院和莫德林学院之间激烈的争吵吗？”云云，真是一针见血。
阿瓦
专门写信来说，她受到希腊王后
的拜访，这位王后颇有哲学造诣——我庆幸没有赶赴希腊大使诚邀的午宴，那里一定有许多知识精英位列各位王公陛下面前。与轻佻又名不副实的德国女学究聊着轻松的抽象话题，加上右有莫里斯的吼叫，左有诺埃尔·安南
的咆哮，对于像我这样远离人群且身无长处的大学老师来说，可算不上是个安静的下午。
上述文字是否读起来怨天尤人？我想这都是身体状况造成的。不久后我就会恢复以往攻无不克但令人厌恶的宽容仁慈了。我们几时能在此地再度见面？上回见面非常愉快。
你的
［以赛亚］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
领导的古巴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在美国支持下以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为首的残暴独裁统治，华盛顿认为这是对美国利益的严重威胁。卡斯特罗迅速进行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沉浸在革命的豪言壮语中。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约翰·F. 肯尼迪称，古巴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在加勒比海地区的首个根据地”
。肯尼迪执政期间不断试图打垮卡斯特罗的这一立足之地，他批准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罢黜卡斯特罗的秘密计划，该计划由肯尼迪前任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发起。但是，这一政策在死伤惨重的“猪湾”入侵事件中告终。1961年4月17日至19日，一支经过中央情报局特殊训练、由古巴流亡人士组成的准军事旅在古巴西南海岸登陆后旋即战败。原本希望借由入侵古巴而引发的民众反卡斯特罗暴动也因此未能发生。这一事件反而向世界证明，古巴共产党政权已深入民心。
卡斯特罗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大力支持，其中一位支持者是英国戏剧评论家肯尼斯·泰南
。他与其他学者在1960年4月6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整版广告上签了名。“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赞助了此次活动，该组织抗议西方媒体表现出的反卡斯特罗偏见；其他签名者还包括西蒙娜·德·波伏瓦、让—保罗·萨特、诺曼·梅勒和杜鲁门·卡波特。不过，卡斯特罗政权反民主的问题也一再遭到非议。肯尼迪1960年10月说：“卡斯特罗及其团伙背叛了古巴革命的理想以及古巴人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