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文汇》 编辑：

1961年1月21日［副本；未寄出］

海丁顿宅

［先生—］

我与伯纳德·贝伦森 并不十分熟悉，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拜访过他六次。倘若与他素未谋面，可能就会出于对我朋友夏皮罗先生见解的尊重，而接受其贬低贝伦森人格的言论。事实上，我认为这里面存在误会。我并无资格谈及贝伦森的价值观及其作为历史学家、艺术评论家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夏皮罗先生以义愤填膺的言辞来形容对贝伦森品格的总体印象，在我看来却极不公正。

贝伦森具备强大的知识分子人格。当他钟情于某一主题，或对拜访者心怀兴趣时（我并无资格谈及他的艺术作品，但他对人与人之间或观念与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极其敏感），他的谈话见解犀利，引人入胜，且观点独到，颇具新意。非同寻常的是，他在思维敏锐的同时，还能口若悬河，逼着谈话对象的思维速度也随之加快。他是一个举止文雅、彬彬有礼又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唯美主义者，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但此刻我意识到自己当时面对的是一个知识渊博、记忆超群的人，此人头脑敏锐，擅长讽刺，富有教养，而最为特别的是，他不仅精力特别旺盛，还个性独特（且不说他具有创造性天赋），是个典型的天才。他说话字字珠玑，一语中的，恕我词穷，无法言尽其中精妙，况且我根本不打算去试图说个明白。在我见过的人里，能够像他这样通过谈话中表达的想法和观念而致“升华人生”之效者，只有寥寥三人：帕斯捷尔纳克、凯恩斯和弗洛伊德 。或许夏皮罗先生所言非虚，但其所表达的对贝伦森人格的看法错误百出，竟然将其人格贬低为无可救药、浅薄愚陋、势利谄媚、矫揉造作，说他是一个庸俗狡猾、唯利是图的虚伪小人。我可以由衷地向您作证，当贝伦森与志同道合的学者交流观点、谈论书籍、讨论人物时，他与夏皮罗所述的那个贝伦森完全相反。夏皮罗先生谈到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关于这一点，贝伦森时常跟我提及。像海涅 （贝伦森感觉对其有一种亲近感），或许也像马克思一样（这就好比与圣保罗 和斯宾诺莎 进行类比，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诙谐语，别无他意）。他早年脱离了东欧犹太人的社会环境，年少就立志远离他所憎恨的“犹太人定居区” ，离得越远越好。他也许一度感到就要实现这一目标，但在他生命快要终结之时，这目标对他来说却陡然变得既遥不可及，也不再令他向往。我认为他并不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难堪，而根本就是对其强烈反感，所以他痛斥犹太人，毫不留情地指责他们在别的民族那里煽动激起的民族情感。当我与他初识时，他就开诚布公地谈到这层令他不快的关系，即使有非犹太裔在场，也丝毫没有住口的意思。就这一整个话题来说，我坚决反对他的观点（这点上我与夏皮罗先生相同，但出于不同原因），也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争论时彬彬有礼，立场坚定，慧眼独具，旁征博引。即便在嘲讽他人时，也是一副开心模样，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觉得他是在故作姿态。在我看来，他的观点和帕斯捷尔纳克 在《日瓦戈医生》里表达的想法类似，都有失偏颇，夏皮罗先生认为贝伦森的两次信仰转变都是出于同一种动机，即为了社会和谐，人类进步。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任何与贝伦森没有深度了解的人都无权对他说三道四。与其祖辈不同，他精于世故，追求享乐，重视物质需求，不仅有自知之明，还善解人意，渴望能从生活中获取它所赐予的一切。偶尔他会疑惑，在这样坚持不懈追求享受的过程中，自己是否挥霍了太多身上拥有的天赋。我很高兴认识他。其中不仅有友谊带来的快乐，还能让我更好地认识到一个具有超常意志力的人能为实现道义和学术的独立做些什么。而夏皮罗先生却把贝伦森看作龌龊的社会价值观囚禁的奴隶。在我看来，不管贝伦森之前如何，我认识的那个贝伦森明辨事理、品行端正、思想自由。

［以赛亚·伯林］ /pa2ThVsu7IPNf0Z06C29jCxpUb8LRakd1hZ6vdWiHKtGWfHX/g11ukgJHOCM4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