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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8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塔迪娜：
你向我提的问题的确很严肃，思虑再三，打算严格按照公事公办的方式回复你。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此事的利弊吧。
1. 利：你能够享受到贵宾级待遇。能够更容易、更频繁地见到各方面熟人，不同的作家，演员和身份显赫的人。你能够去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别人与你见面会非常安全，他们会渴望与你见面。而且，你也有机会与老朋友、熟人以及“有趣”的人等进行私下交谈。这些都是很难得的。
2. 弊：毫无疑问，你将要参加令人讨厌的宴会，接受令人恶心的祝酒词，以及参观你祖父在莫斯科和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故居
。你不得已要听取关于列宁以及列宁对于托尔斯泰态度的演讲；会提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之父，工人阶级、爱国战士以及赫鲁晓夫
等人的拥护者，是腐败、圆滑、奸诈、颓废的西方国家的敌人，等等。这些都将令你难以忍受。更糟糕的是，还会有西方国家的来宾发表讲话。我不知道谁会出席，那就让我们假设来的人有M. 阿拉贡
、意大利的著名作家或是我们的普利斯特利先生
（在那些场合下，他往往表现出无所不能——毛姆
是不会去的）或是查尔斯·斯诺。毫无疑问，你会被“利用”。他们会要求采访你，让你谈谈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所以，你不得不编造一大堆不痛不痒的客套话，在尽可能不得罪你主人的同时，传递尽可能少的信息，且还要听起来不那么虚假。你会觉得此事极为麻烦，在道义上也难以忍受。我想，这些你自己都清楚，毫无疑问，它将成为你和赛吉·托尔斯泰逃避这个邀请的理由。但如果你拒绝出席，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将来他们就不会顺利给你签证，无论是以红十字会成员的名义或是其他名义，都将障碍重重。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拒绝签证：这将成为一个污点，给你今后带来许多困扰。那究竟该怎么做呢？（你祖父常常说这句话。）
［……］不要去，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去。我认为人要按照自己的直觉行事，如果硬要违背——你将在暂时的兴奋和欢愉中飘飘然，但之后会被内疚感吞噬，不得不想尽办法来弥补，谁也不愿平白无故遭受心灵创伤。另一方面，你自然不想因为得罪苏联当局，而失去以私人或半私人的名义获得签证的机会。所以，就让我给你一条狡诈滑头的建议吧。如果我是你，我会先愉快地答应下来，假装为行程积极做准备，该做的事一件不落。到了要出席的时候，你就学习他们惯用的伎俩——患上某种“外交疾病”——为无法出席找个突如其来、让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就像你的熟人为无法前来威尼斯所找的理由那样。你要表现出极度的悲伤和遗憾，表示你真的很想参加，但因为突然的原因不能出席让你心碎不已——无管是什么理由——反正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让人无法反驳。不管他们是否能看透这一点都不重要。即便被他们看穿，也不要紧。对他们而言，难以忍受的是公然的怠慢和羞辱，只要你的行为遵从常规、合乎礼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无论看起来多么虚伪，都会被原谅。这是我对他们官方行为的解读。这样，明年你想去时，我想他们就不会拒绝你的签证请求。从你个人考虑，可能花费会大得多，但在良心和道义上却会感觉好很多。当然，到时你无法作为苏联当局的贵宾，也不太容易见到各界人士，但只要你公开提出，还是有机会见到他们。我想，哪怕你发表声明，强调《战争与和平》已经印刷了六千万册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强调托尔斯泰值得其所属的民族尊重，也比你在官方宴会上遭遇种种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强许多。不知道我这种判断是否正确，这个建议也不一定可行，但我想如果我是托尔斯泰的孙子，我就会这么做。不过，这种想法太古怪了，我不敢再任意展开想象。［……］
你的
［以赛亚］
1954年12月末，伯林受命任职伦敦柯芬园英国皇家歌剧院的董事会，1956年6月加入歌剧分委会并于年末成为主任委员。该分委会负责剧目遴选、作品创作及演员确定。伯林对这一工作十分积极主动，努力使“本国歌唱家与外国‘大腕’之间、国际与本国风格之间、原创与引进剧本之间、每个歌剧院都会上演的公认杰作与相对较少上演的剧目和新作品之间”
达到平衡。分委会的影响力受到歌剧院院长兼战后剧院发展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戴维·韦伯斯特的左右，但伯林对他看法不佳，认为韦伯斯特颇为轻视为他建言献策的社会贤达。与分委会关系紧密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为音乐总监格奥尔格·佐尔蒂
（伯林称其为“乔治”），自1961年起至关重要的十年里，佐尔蒂志在使柯芬园成为“纯粹的、世界最好的歌剧院”
，在许多人眼中，他做到了。佐尔蒂个性独特，从不受分委会的束缚，很快，伯林开始对“韦伯斯特——佐尔蒂式的独裁”感到不满
，但他并未因佐尔蒂缺乏民主而忽视他作为音乐总监的才能及他在皇家歌剧院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