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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3日［副本］
海丁顿宅
亲爱的西洛内先生：
感谢您10月28日的来信。信中话语让我十分感动［……］。这是一份庄严高贵的文件，我理应感到自豪并迫不及待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唯有第三段末尾的一句话我不敢苟同［……］。让我感到困扰的是，它不仅仅谴责［阿尔及利亚］战争，倡导反对征兵的权利（我完全同意这两点），还强调积极援助民族解放阵线。您所说的不服从的权利是一种极端的权利，它只能用于极端的情况。这点我表示同意。不错，人当然拥有消极抵抗以及不服从的权利，但是对于积极援助，使用恐怖手段的权利呢？使用阴谋的权利呢？我能同意吗？如果您同意，也就表明您认为人们有权创造条件，瓦解某个民主国家或其他性质的国家。当然，如果某个国家和政府已经足够糟糕，人们有权这样做——例如，用暴力抵抗俄国帝制政权，抵抗奥地利入侵意大利，抵抗纳粹和法西斯，抵抗佛朗哥，抵抗俄罗斯侵略东欧，所有这些，都似乎再正当不过。可是，反对戴高乐
？从情理上讲，真的合理吗？我认为，当一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比当下的政权更折磨人时，才有权运用所有武器推翻它。佛朗哥、希特勒、斯大林、巴蒂斯塔
等符合这种情况。我总是在想，如果戴高乐政府倒台了，继任政府绝不会成为一个公正民主的第六共和国政府，而是什么什么将军的政府、苏斯戴尔
之流的政府，然后是共产主义的政府，反之亦然。这样会更好吗？且不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造成的恐怖后果，答案也显然是否定的；即便如此，难道有人想要与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合作的权利吗（抑或说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总之，即便我对其不加以谴责，也不愿主动支持鼓励恐怖主义（它与不服从的权利截然相反），即便是将其作为武器，以暴制暴，对抗恐怖主义。我觉得这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其事业，我曾经全力以赴地予以支持）开始暗杀行动一样可怕［……］。
你真挚的
［以赛亚·伯林］
1960年11月20日是托尔斯泰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苏联当局邀请托尔斯泰的孙女塔迪娜·艾伯丁尼出席。对是否接受邀请，她拿不定主意，写信向伯林求教，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