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佩尔斯

我是在1930年代初认识理查德·佩尔斯的，当时他还单身，是全灵学院的院员，生活有条不紊，严格按照自定的一些规则行事，一心扑在教学与学术上。他很显年轻，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就像一个腼腆、出众、聪明的大学本科生。这副机警而又年轻的面孔，他一直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智识，清楚明晰，令人敬畏，超凡出众，任谁都会对其优雅与力量确信无疑。此外，他风度翩翩，魅力十足，还具有一种（有时近乎女性一般的）鉴赏趣味，爱好风格独特、形式别致的东西，同时他还有一种讽刺特色的幽默感，使得他那些较为敏感的同事有时开怀大笑，有时大惊失色。他总是关起门来，生活在自己那块只允许知心好友进入的小天地里；但他才高八斗，不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一个人都出类拔萃，更何况，他在道德和理智的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加上富有创见，个性又很强，使得他成了全灵学院年轻的、改革派成员的天然领袖。他对同事的道德影响力非常之大。他口才极佳：他的优势地位一定程度就建立在他作为一位学院演说家的才能之上。听过他演讲的人几乎都不会忘记，那独到的想法，辛辣的机智与节制的激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并且以贴切而又典雅明了的语句表达出来，不止一次地改变了学院辩论的调子与方向。

我记得，没有人（不论老少）不敬重他的聪明才智、清醒正直，不敬重他在恪守传统与习俗的同时又不乏个人的独立判断，他常常以这样的判断为他深信不疑的一切进行辩护，如史学研究、人际关系的神圣不可侵犯以及学院或大学对严格标准的坚守。话又说回来，虽然他有自尊，有才华，还有一丝不苟的理智与脾气，但他为人厚道，富有爱心，愉快开朗。他很有道德感，这一点他毫不隐瞒，但他并未因此就吹毛求疵或自命清高。他的道德感是与他深刻而带批评眼光的审美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他把18世纪选作自己的历史研究领域，部分原因在于其秩序与形式美吸引了他，虽然后来他也偶有不满，说他发现那时的人野蛮、粗俗、阴郁、丑恶，超出了他的想象。简·奥斯汀、艾米莉·狄金森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他是一读再读；他崇拜莫扎特，这种敏锐的审美能力和理解力渗透到了他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

因而，他属于温彻斯特公学的中坚主流，在贝利奥尔学院更是如此：他有着敏感的社会良心，崇尚诚挚与热心公益的精神，为人非常正直，心甘情愿地为自愿承担的义务任劳任怨一辈子，因此一心扑在科研和自己的门生上，后来又为国家效力，耗尽了自己的心血与气力。但他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严格自律而变得沉闷无趣，他喜欢人家跟他逗闷子寻开心，喜爱各种形式的精湛艺术与才智。正如那些精致和有点冷淡的性情有时会有的情况，他需要别人以更大的热情来支撑自己，得到了这种支撑后，他都会以持久的感激之情来加以报答。他有敏锐的快乐感，而且，虽然他对于既有价值观像威克姆一般虔诚，虽然他出言谨慎，做事很讲分寸，但对别出心裁的东西，不管如何离谱或古怪，只要能让他自己偶尔有些忧郁的情绪为之一振，他都会热切欢迎。

不过我想，他并不指望这样的时刻，碰上了，他就把它们视为意外之喜，但并不寄望太多。在其平庸的弟子眼里，他始终是一位认真、敏锐、富有同情心而又循循善诱的导师。他从不允许自己威胁或羞辱差生，忽视他们，鄙视他们。他不喜欢的只是懒散和不诚实的学生。而对于那些表现出非凡才能的学生而言，他的反应则会超出他们的期待：他们的想象力再怎么恣意发挥，也能从他那里得到最体贴的理解与极大鼓励。请注意是想象力，而不是思想观念。他上大学读名著时开始不喜欢哲学，后来发展到了对所有普遍观念的怀疑。对于无法得出明确答案的问题，他不喜欢妄加臆断，也不喜欢纠缠不休。总有一道可以预见他无意逾越的界线。他的价值观是很牢固的，因为他自觉地相信道德与社会秩序具有判断力与权威性。对于根本问题，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历史的，只要有人想提出质疑，他都会以寥寥几句生硬的言辞加以阻止，如果还紧追不舍，他则会越来越不耐烦，甚至动肝火。

在他那一代的牛津教师中，他或许是最受崇拜和敬仰的。他跟自己的弟子们都有联系，且以同情的态度关注他们后来的职业生涯。但他很讲分寸，避免跟他们过于亲密，总是保持一定距离，没有几人敢越界。他无意左右他人，或建立一个学派，也不想沉浸于轻易可得的来自本科生的崇拜中。在政治或社会观点等外部领域，他做好了受影响的准备；而在内心的个人生活和学术的堡垒里，他则依旧保持着自立自足、不受影响和骄傲独立。

从任何意义上说，他都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辉煌十年的一员。在贝利奥尔学院读本科时，佩尔斯成为弗朗西斯·厄克特的密友，还加入了常在他贝利奥尔学院的办公室和他那阿尔卑斯式木屋里聚会的那个著名团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汉弗莱·萨姆纳、罗杰·米诺斯、汤姆·博亚斯、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和约翰·莫德都成了佩尔斯的朋友。而斯里格尔本人自律的生活、坚定的意志和对他人的宽容，都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他还和那个时代的几位顶尖才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西里尔·康诺利 ^[1] 、伊夫林·沃 ^[2] 和约翰·苏特洛都是他的好友，并以他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协会；虽然后来他选择离开这些青年时代的伙伴，做一个清苦而专注的学者，但一直无可救药地保持着极精致的品味，直到生命的尽头。他宣布摈弃自己所欣赏过的东西，但依然欣赏他宣布摈弃的东西。他鼓励人们在探求真理时要全面彻底、勤勉专注、力求客观；他告诫自己，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可以让你以为真理一旦发现，就必然会证明是有趣的。他常常为那些相对乏味的美德辩护：对于浪漫的修辞、炫耀卖弄、夸大其词的报道，他则一直都深恶痛绝。这成为他的信念和信条，甚至几近迂腐，不过他从来都不会沉着个脸，而是懂得享受不可思议的快乐和兴高采烈的时刻，并且他还有一股孩童般的天真劲儿和异想天开，这与他后天养成的品味和才智结合在了一起，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又让人觉得很有趣。

他毕生都像一个虔诚的皈依者一样，对学术生活和学术价值笃信不疑；他从不企望得到学术范畴之外的任何认可和褒奖。他天生具有开阔的视野，非常富有想象力，几乎可以参透一切；因此，他选择当一名大学教师，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将许多其他兴趣爱好抛诸脑后，这样的一个人生选择无异于一种有意的自我收缩——一种自行强加的克己行为。大学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他在一战期间曾是一名杰出的公务员，当时与他共过事的人对他也怀有深深的尊敬、钦佩和一种夹杂着敬畏的喜爱之情。但战争结束后他舒了一口气，回归了学术生活。在爱丁堡，他的专业讲座场场都一如既往地令人耳目一新，全是第一手材料，观点不偏不倚；和在别的地方一样，他在爱丁堡也赢得了学生和同事们的爱戴与钦佩。但是当全灵学院在其权限范围内为他提供了最为尊贵的研究院员职位时，他辞去了自己在爱丁堡因进行性麻痹症而难以继续从事的教职工作，欣然回到了全灵学院。他是不列颠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士、福特讲席教授、贝利奥尔学院荣誉院员，这些学术领域的殊荣给他带来了持久的欣慰和快乐。他的婚姻非常幸福美满，还有带给他很多快乐的女儿们。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都会全力以赴地参与全灵学院的各种活动。在学院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他坐在轮椅上的发言一针见血，切中肯綮，昔日的权威风采分毫不减。他的谈话一如既往地机智而又有趣。

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勤奋耕耘孜孜不倦，追求真知矢志不移，口才出众卓尔不群，能集这些品质于一身的人虽不多见，但算不上罕见独特。佩尔斯的惊人之处在于，他结合了极具修养的心与灵、一流的才智、严格的自律、敏锐的洞察力、与细腻的体察力、罕见的个人魅力，且能在人生喜剧中找到一种蓬勃的讽刺情趣，还有某类艺术天才特有的想象力欢快而精彩的发挥。除此之外，他还拥有很强的荣誉感、伟大的灵魂、纯洁的性格以及爱与奉献的能力，这些共同构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道德品质，也使他成为自己那一代人中极具影响力的榜样和楷模。

他始终都认认真真地对公共事务表现出一些兴趣，但这些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中心。就其明确的政治观点而言，他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有点儿中间偏右；但他的心思没有放在政治上。他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刻意圈起来的世界之内，那是一个他可以依据自己对秩序和完美的渴望而塑造得井井有条的花园，和谐且与世隔绝：一个由史学研究、人际关系和他自己完整的内心生活所构成的宇宙。在这个也许是1920年代温彻斯特和贝利奥尔学院最后一次繁荣的私人世界里，每一样东西都有自身的位置、自身专属的名字以及自身与他本人的特殊关系。这并不是他试图保护自己生活不受公共世界纷扰的方式：在这个隐秘花园里，他小心翼翼地为客观事实和他自己的情感与幻想各自划分了区域。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的崇高得到了完全的展现。当时，他的身体，从四肢到肌肉，都逐渐不听使唤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全靠“慈爱”的妻子和孩子们的照料。他清楚来日无多了，面对自己生命的尽头，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崇高的平静，一种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的平静。他一直不信基督，但在临终的那一刻，他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我认识的最优秀也最值得钦佩的人。

[1] Cyril Vernon Connolly（1903—1974），作家、文学评论家，《地平线》（ Horizon ）杂志创始人。著有《希望的敌人》（ Enemies of Promise ）、《不平静的坟墓》（ The Unquiet Grave ）等。——译注。

[2] Arthur Evelyn St. John Waugh（1903—1996），小说家、传记作家和游记作家，同时还是一名多产的记者与书评家。因《衰落与瓦解》（ Decline and Fall ）而成名，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