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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罗斯福从来没有会过面，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华盛顿待了三年多，我甚至见都没见过他一次。对此我深感遗憾，因为在我想来，要是见过在心中想象了多年的某个人，尤其是当面聆听过他的声音，肯定会深刻地改变自己对这个人的印象，并使之变得更加具体，更加立体化。可是，我从未见过他，只是从无线电台里听见过他的声音。结果就是，我必须试着在没能有幸认识罗斯福，而且还应该加上一句，在对美国历史和国际关系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来谈一谈我对他的印象。此外，我也没有资格对罗斯福的内外政策，或这些政策所带来的更大的政治或经济效果说长道短。我只想就他的个性对我那一代欧洲人产生的总体影响谈一点个人印象。
我说某些人让人在心中想象了很多年，这句话用在罗斯福和我本人那一代英国的年轻人身上还真是很恰当的，其实不仅是英国的，而且在欧洲很多地方，实际上在全世界可能都是如此。一个1930年代的年轻人，如果又生活在民主国家，不论其政治观点如何，只要有一点人类情感，有最微弱的社会理想主义的火花，对生活还有任何一丝热爱，就肯定会有很像欧洲大陆的年轻人在拿破仑失败后的复辟时期可能有的感觉，一片黑暗与沉寂，一股巨大的反动力量正在广泛蔓延，了无生气，没有任何反抗。
导火索就是1931年的股市暴跌，这次暴跌危及了当时很多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对经济的安全感，而这种感觉或许本来就毫无根据。随之而来的便是严酷的1930年代，关于这个时代，当时的英国诗人奥登、斯彭德
、戴·刘易斯都留下过非常生动的证明：黑暗沉闷的1930年代，是所有时代中唯一一个没有一个欧洲人愿意回去的时代，除非的确对法西斯主义的灭亡感到惋惜。发生了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地区、希特勒、饥饿游行、阿比西尼亚
战争、英国的“和平投票”
[1]
、左翼图书俱乐部
[2]
、马尔罗
[3]
的政治小说，甚至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发表在《每日工人报》
上的那篇文章，苏联大审判和大清洗，原本信奉自由主义和激进的理想主义青年纷纷改信共产主义，或者强烈地同情共产主义，其最好的理由往往只是因为：共产主义似乎是仅有的一支坚定、强大到能够有效抵抗法西斯敌人的力量。信仰上发生这样的改变之后，他们有的去莫斯科访问，或奔赴西班牙战场浴血奋战，舍命疆场，有的对共产主义实践感到失望而痛苦和愤怒，或者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做出某种孤注一掷而又心存疑虑的选择。
那个时候，最常重复的宣传就是宣称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力量不灵了，现在只能在两个严酷的极端中做出选择，要么选择共产主义，要么就选法西斯主义——非红即黑。在那些没被这种喋喋不休的宣传冲昏头脑的人看来，黑暗中唯一的一线光明就是罗斯福和美国的新政。在民主世界虚弱不堪，绝望情绪与日俱增的时候，罗斯福释放出了信心与力量。他是民主世界的领袖，在1930年代所有的政治家中，唯有他的头上没有阴云笼罩，既没有笼罩他，也没有笼罩他的新政，在欧洲人眼里，新政至今依然是人类史上一个耀眼的篇章。诚然，他的伟大社会实验是在一个不管外部世界的孤立主义态度下进行的，可就当时的情况而论，这种做法从心理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美国是以永远饱受宗教与民族纷争之苦的欧洲为对照，在反对欧洲种种愚蠢和罪恶勾当的过程中诞生的国家，自然努力寻求不受欧洲生活潮流所干扰的拯救办法，更何况欧洲当时似乎大有陷入极权主义梦魇的危险了。因此，罗斯福实行并无特别之处的外交政策，说得更确切一点，如果说不是毫无外交政策的话，至少是试图采用极少顾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做法，得到了那些发现欧洲处境堪忧的人的原谅，而这样的做法确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美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
罗斯福的国内政策明显是由一种人道主义目的驱动的。1920年代对个人主义听之任之，任其膨胀，导致了经济崩溃和大范围的苦难，有鉴于此，他正在寻求建立新的社会公平原则。他试图做成这件事，而又给自己的国家硬套上某件教条主义的紧身衣，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法西斯政权标榜为“新秩序”的新型社会组织。美国的社会不满情绪高涨，著名的华尔街大崩盘之后，相信实业家可以拯救社会的信念一夜之间化作了云烟，而罗斯福在为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怒提供一个巨大的安全阀，一边竭力预防革命，一边试图在不改变国家自由与民主基础的前提下建立一个体制，这一体制应提供更大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公平——而这样的理想是美国生活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
干这件事情的，在冷漠无情的批评家们眼里，是随意拼凑起来的一群外行、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私人朋友、各种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思想家，这些人现如今人们管他们叫书呆子，他们长的那副样子和处理事务或制定政策的方法，那些华盛顿老式政府机构的官吏和形形色色循规蹈矩的保守主义者看了就气不打一处来。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正是这些人的不专业、不老到，加上允许他们畅所欲言，允许他们实验，允许他们尽情地进行大量的试错，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际关系而不是体制关系，才孕育出了其自身的活力与热情。华盛顿无疑充满了争执、屈从、总统府的钩心斗角，个人之间与个人团体之间、党派之间、派系之间、这个或那个大长官的私人支持者之间永无休止的明争暗斗，这肯定早已令那些习惯了慢节奏和更正常的行政管理方式的冷静而负责任的官员们大光其火。至于银行家和实业家，他们的感受是难以描述的，不过在这一阶段，他们很少在考虑之列，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名声败坏得太狠了，确切说来，是永远败坏了。
驾驭住这场沸反盈天的巨大混乱的是一个英俊潇洒、魅力四射、愉快开朗、极其聪明、极为可爱、极有胆识的人，名叫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人们指责他有一大堆弱点，说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愚昧无知，不择手段，不负责任，无情地拿许多个人的生活和职业当儿戏。说他身边全是冒险分子、投机分子和耍阴谋的人。说他见利忘义、厚颜无耻地对个人、团体及外国代表做出自相矛盾的承诺。还说他用自己巨大而不可抗拒的公众魅力和惊人的高昂情绪，弥补了自己身上所欠缺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领袖所应具有的更为重要的其他优点——专心、勤勉、负责。在所有这些指责中，有些可能确实也没有冤枉他。吸引其追随者的是，他身上有一些难得的鼓舞人心的品质可以抵消那些弱点：他心胸博大，政治视野开阔，高瞻远瞩，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并洞悉20世纪发挥作用的巨大新生力量（技术、种族、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走向；他喜欢生活与运动，赞成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促进尽可能多的人类愿望实现，不赞成谨小慎微，紧缩精简，毫无作为。最重要的是，他绝对敢作敢当，无所畏惧。
他是20世纪或其他任何世纪中，屈指可数的几个似乎丝毫不惧未来的政治家之一。他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有成功应对的力量与本领。他相信手下干将的能力与忠诚，因此能以沉着冷静的眼光看待未来，仿佛在说“来吧，管它是什么东西，都将为我们所用，变成有利的东西”。或许，正是这一品质，而非其他任何品质，才将观点迥然有别的人纷纷吸引到了他的身边。一边是大步进军要毁掉一切的那些邪恶而又致命高效的狂人，一边是不知所措的逃亡民众，一群为某项他们都说不清楚的事业而勉强殉道的殉道者——在这样一个似乎被一分为二的令人沮丧的世界里，他坚信只要他在控制台上，他就能够遏止这可怕的潮流。独裁者的性格、能量和手腕，他一应俱全，而他站在我们这一边。他的意见观点和政治行动，都表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主义者。对他的所有批评，无论是政界的、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有可能是对的；他的敌人和有些朋友认为他身上存在的所有个人缺陷，也有可能都是真的；然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是独一无二的。
当欧洲的天空越发阴暗，尤其是战争爆发之后，他成了欧洲穷苦不幸的人眼中仁慈的半人半神，最后只有他才能够也愿意救他们的命。他的道德权威是无与伦比的——他在自己的国家之外所赢得的信任度，在美国境外始终都远比在境内更多。也许早些年，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兴高采烈地乘车穿过巴黎和伦敦时，可能唤起过一些这样的感觉，但很快就消失了不说，还留下了一种可怕的大梦初醒的感觉。甚至其敌人也明白，罗斯福总统不会像威尔逊总统那样被搞垮。不过，他还在自己声望和人格魅力之上，加上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技巧，确切说来，是精湛的技巧，这是他之前还从来没有哪个美国人所具备的。他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显然要大一些，而他的追随者们到头来只落得痛苦失望的可能性则要小一些。
说实在的，他跟威尔逊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截然相反的两类政治家，每一类中偶尔都会冒出声望卓著的人物来。第一类政治家从本质上说是只认一个原则，有狂热愿景的人。这样的政治家执迷于自己光明灿烂、环环相扣的梦想，往往既不去揣摩人心，也不去琢磨事理。这样的政治家一点也不疑神疑鬼，也不犹豫不决，凭借自己专注的意志力、直率和力量，能够对身外发生的许多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种对什么都熟视无睹和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全神贯注不分心的态度，在一定场合下，偶尔也可以使其把人和事弯曲成他自己设定的样子。其力量在于，软弱而又摇摆不定的人，由于自身太没有信心或者在选择之间拿不定主意，把自己交给某个超人般的领袖来摆布，反而能长舒一口气，安安心心，浑身是劲。对于这样的领袖来说，所有问题都是清清楚楚的，其宇宙完全是由原色构成的，主要是黑和白。他朝自己的目标挺进时，既不左顾也不右盼，靠其内在的强大视力来把握方向。这样的政治家在道德与智识品质上都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就像自然界的各种力量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属于这个类型的有加里波第、托洛茨基、帕内尔
、戴高乐，或许列宁也在此列，我这里所做的不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区分，不关乎价值，只关乎类型。在这一类政治家中既有威尔逊那样伟大的善人，也有不乏希特勒那样可怕的恶棍。
另一类精干的政治家天生就是搞政治的料，而单纯的英雄往往是明确地反对政治的，而且至少从表面上看，是来把人们从微妙复杂和尔虞我诈的政治生活中解救出去的。这第二类政治家有着极为敏锐的触角，这种触角能以多种难以分析或者说无法分析的方式将周围的各种事件、情感及人类活动不断变化的轮廓传递给他们，他们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嗅觉，这种嗅觉得益于一种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善于将众多转瞬即逝、无法度量的细节综合起来的能力，就像艺术家们善于巧妙利用自己的材料一样。这一类型的政治家不仅知道要做什么，而且知道什么时候做，才能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些目的本身通常并不是产生于某个人私底下内心的想法，或者说内向的情感，而是把自己众多同胞朦朦胧胧、无法言传却又很执着的所思所感明确化了，极大地提升了其亮度与清晰度。借助这样的能力来判断自己的材料，很像雕刻家知道木材能刻出什么来，大理石又能雕出什么来，而且知道用什么样的刀法和相应的时机一样。他们类似于天生就会医病疗伤的大夫，医术虽然离不开科学的解剖学知识，但医术的高低并不直接取决于这种仅靠观察或实验，或者从别人的经验中就可以学到手的知识的多寡。这种与生俱来的，或者说至少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道到哪儿去寻找自己所需之物的本领，预测宝藏埋在何处的能力，是多种类型的天才所共有的，包括科学家及数学家，同样也包括商人、管理者和政客。这样的人，如果成为政治家，能敏锐地洞悉人类思想与情绪的潮流的趋向，了解人类的最大生活压力在哪里，而且能给这些人以这样一种感觉，让人觉得他理解他们的内心需求，会对他们自己最深层的冲动做出回应，而最为重要的是，只有他才能按照大众正在本能地摸索的路线来组织世界。
属于这一类的政治家有俾斯麦、亚伯拉罕·林肯、劳合·乔治、托马斯·马萨里克
，或许格莱斯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类，在更小的程度上沃波尔
也可归入此类。罗斯福堪称这一类政治家中的佼佼者，是现代他这一行当中最仁慈也最了不起的大师。他真心渴望人类生活得更好。在他的四届任期内，虽然新闻界的敌意有增无减，料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已经太出格了，再次当选无望的预言不断，但他还是每次都在美国大选中获得了大多数选票，说到底是因为美国的大多数公民都隐隐觉得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是祝愿他们顺遂幸福的，是愿意为他们办事的。后来这种感觉渐渐传遍了整个文明世界，他成了远远超出英语世界范围的众多穷苦人和受压迫者心目中的传奇英雄——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正如我前面所说，他受到过自己的一些对手的指责，说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而他也确实如此。一个保留着某些自由贵族教养旧秩序的礼仪、生活方式、情绪结构及魅力的人反抗其社会环境，接受新的、社会反叛阶级的观念和愿望，不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出于真正的道德信念，或者出于对生活的热爱，没法站在他眼中狭隘、卑鄙和局限的东西一边，结果是有趣而又迷人的。这就是使得孔多塞、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 [4] ，或者有些19世纪俄罗斯、意大利和波兰的革命者等人物有如此吸引力的东西；说不定这也可能是摩西、伯里克利或尤利乌斯·恺撒吸引人的奥秘所在。正是这种绅士气质，加之人们觉得他在斗争中会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赞成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他在反纳粹和反法西斯的战争中公开大胆地放弃中立的立场，使他在战争岁月中赢得了英国人民深深的好感。
我至今记忆犹新，194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出来后，大多数伦敦人是何等兴奋。从理论上说，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已经言辞凿凿、诚心实意地亮明了自己支持民主体制的立场。然而，说英国人民对这两个候选人在感情上不带倾向性，则是不经之谈。英国人骨子里都觉得罗斯福是他们一辈子的朋友，觉得他和他们一样对纳粹深恶痛绝，希望他们所信仰的民主与文明取胜，清楚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且他的目标比起他所有对手的目标来，要更贴近他们的理想。他们觉得他的心放得正，因此，他们不会在意（如果他们想过一下的话）他在政治上任用谁是受老板们的左右，还是出于个人原因，或者就没怎么过脑子；也不会在意他的经济学说是不是歪理邪说，他是否充分谨慎地听取了众参两院的意见，尊重了美国宪法的规定，重视了最高法院的意见。这些问题离他们太遥远。他们知道他会拿出自己巨大的能量与能力，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长效大众催眠术之类的玩意儿；大众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什么能真正吸引自己。希特勒在德国人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实际上也就大体上是个什么样的人。欧洲、美洲、亚洲、非洲、澳洲，以及稍有一点点政治思想萌芽的任何其他地方的自由民众，他们觉得罗斯福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实际上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他是20世纪民主国家最伟大的领导人，社会进步最伟大的捍卫者。
反对他的人纷纷指责他图谋把美国拖入战火。我不想讨论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指责缺乏证据。我觉得他当初承诺美国保持和平时，是想尽可能做到的，这与促进民主国家的胜利并不矛盾。他肯定一度以为自己可以不参战而赢得战争的胜利，如此一来，战争结束时，就可以处于前无古人的独特地位，充当世界命运仲裁者的同时，又无须安抚因卷入战争而不可避免带来的那些怨恨力量，而后者恰恰是谋取和平过程中理性与人性面临的一道障碍。
无疑，他相信自己随机应变的神奇力量的时候也太多了一点。毫无疑问，他犯过很多政治错误，有些还是难以补救的错误：有些人会拿斯大林及其意图，还有苏联政府的性质来说事儿；另外一些人可能会不无道理地把矛头指向他对自由法国运动的冷漠，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轻慢态度，以及在很多其他问题上的错误。他惹恼了自己的很多铁杆支持者和忠诚的手下，因为他不告诉他们自己在干什么；他的政府是个高度个人化的政府，这令那些一板三眼的官员大为光火，也羞辱了那些认为应先与他们进行磋商，通过他们来出台政策的人。有时候他还会把自己的盟友气得够呛，但当他们想到美国和外面的世界上希望他倒霉的是些什么人，这些人的动机又是什么时，他们对他的尊重、爱戴和忠诚就又会回来。论公开树敌，谁都没有他树得多，然而谁也没有权利比他更为其中一些反对者的素质和动机而感到自豪。
他可以理直气壮地称自己是人民的朋友，尽管他的对手们指责他是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这样的指责在我看来是有失公允的。他没有因为想保住权力就牺牲基本的政治原则；他没有仅仅为了报复他不喜欢或希望击垮的那些人，或是因为发现是便于自己运作的环境，就煽动邪恶的激情。他确保自己的行政走在公众舆论的前面，引导舆论，而不是被舆论牵着鼻子走。他令自己的大多数同胞都比以往更以身为美国人而自豪。他提高了他们在自身心目中的地位，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在世上其他地方的人心目中的地位。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人的巨大转变，这也许是1920年代初他的身体垮掉后，又奇迹般地战胜了自身残疾所带来的。他开始自己的人生之旅时，是一个出身名门、彬彬有礼、不是特别有天赋的小伙子，有点儿自命清高，在格罗顿中学和哈佛大学受同龄人喜欢但并不是很敬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能干的海军助理部长，简而言之，他似乎是怀着适度的政治抱负，开始了一个美国贵族常规的职业生涯。他的疾病、他夫人的支持与鼓励及她的政治素质——她的人格之伟大、心地之善良历史自会适当记载——似乎以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改变了他的公众人格，把他变成了那个坚强而又仁慈的捍卫者，最终成为民众之父。他所做的不止这一点：说他改变了政府及其对受统治者的义务的基本概念，这并不是夸张。曾饱受指责的福利国家显然已成时尚：对生活和社会服务的最低标准义不容辞的直接责任，这些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已经为西方民族国家最保守的政客们几乎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共和党1952年大选获胜后，也丝毫无意去颠覆罗斯福社会立法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在1920年代似乎还是乌托邦似的空想。
不过（在确保战胜自由的敌人之后），罗斯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向人们证明了一点，政治上卓有成效的同时又能仁慈而不失人性是可以做得到的：1930年代激烈的左翼和右翼的宣传，说什么政权的争夺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势必要求那些认真追逐政权的人做出牺牲，把自己的生命献到某种无情的意识形态或者专制统治的祭坛上，这种充斥于当时的艺术与言谈中的宣传压根就不对。罗斯福做出的榜样，巩固了世界各地的民主，也就是说，提倡社会公平和个人自由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高效率的政府就终结了；权力和秩序并不等同于教条的桎梏，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的教条；
把个人自由——一种松散的社会结构——与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组织和权威调和起来还是有可能的；而这一信念中蕴含着一种东西，罗斯福最伟大的前任称之为“人世间最后的最好希望”
。
这个讲话是在最近公布雅尔塔文件之前，但我觉得那些对我们了解这位总统的性格和动机没什么重要补充。当前，诋毁者们言下仿佛唯一可见的就是他的缺点。因而也许值得重申一下：他作为政治家的过错和失误是缘于他的美德。他相信了苏联领导人，相信他们有良好意图，因为他觉得那些指责斯大林者的动机有偏见。他当然错了，但许多人都错了，在美国和在英国，他们对苏联不加批评的热情也是由于相信它被反动者和前共产党员歪曲了（这有一定正确性，可惜也有误导性）。罗斯福那轻松的反帝国主义态度，有时显得轻率，他相信俄国人在心底都是好人（即使有点粗糙），可以被诱导来与民主世界和谐合作。最重要的是，他相信他与苏联首脑的个人接触总能解决一切——所有这些想法都来自对他自己能力、对他人的人性怀着太宽厚、太单纯的看法。若他还活着，他本人可能像以前多次那样，对自己的巨大失误做出最迅速、最有效的纠正。
[1] 英文为the Left Book Club，缩写为LBC，一家曾在英国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版集团，出版过奥威尔的首本畅销书《通往威冈码头之路》（ The Road to Wigan Pier ）和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 ）。1948年停办，2015年复办。——译注。
[2] 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社会活动家、小说家、哲学家和评论家。曾当选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其小说《征服者》（ les Conquérants ）描写了中国的省港大罢工，《人类的命运》（ la Condition humaine ）曾获龚古尔文学奖，并被列入“20世纪经典著作”，描写的是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殊死较量。——译注。
[3] 英文为 Daily Worker ，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译注。
[4] Abraham Lincoln,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1 December 1862: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 ed. R. P. Basler（New Brunswick, 1953）v，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