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伯特·亨德森在全灵学院

1934年，休伯特·亨德森初到全灵学院时，院里了解他的人不多。同样来自剑桥的德拉蒙德讲席教授D. H. 麦克格雷格，我想，跟他有点交往。R. H. 布兰德（后来获封勋爵）与亚瑟·索尔特爵士和他较熟，还有一两位相对资深一点的院员在公共活动中同他打过交道。但院里占多数的初级院员和学术院员大都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他外表儒雅，腼腆中透着一丝迷蒙。他文质彬彬，和蔼可亲，但性格内敛；且似乎还有点不知所措。全灵学院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很特殊的，对于那些初来乍到的中年人会产生什么影响，殊难预测。亨德森曾潜心公务，身兼《国家》杂志编辑与经济顾问委员会联席秘书二职。全灵学院在他眼里肯定就像一方奇妙的私人天地，跟他曾经待过的剑桥或那片大天地都有着天壤之别。

融入这所学院，他花了些许时间，不过融入之后，就渐渐显山露水，在学院中占有了独特的位置。他喜欢交谈，对很多话题都感兴趣，凡是对其不带感情色彩、公正客观且本质上中立的观点有所回应的人，他都乐于与之探讨。他并不特别期待或者说喜欢意见相同。他是一个有深刻信念的人，他清楚、热忱而平心静气地持有自己的见解。与人论辩时，他侃侃而谈，思路清晰，且敢于坚持己见。因为他并非不苟言笑，自命清高，而是喜欢讨论一切他感兴趣的话题，所以他对分析人物性格与剖析抽象命题或政治问题同样津津乐道，谈论时一律那样审慎细致，有时绘声绘色。他颇善言谈，而且就算面临严峻挑衅时也不失彬彬有礼；从他的言谈中，不管是比他年轻还是年长的，都从没觉得被他划入了某个类别或框子，也没觉得他自己在框子里。这使得同他交谈，无论是两人对谈还是群聊，都让人感到特别愉快而又获益匪浅。我想谁都不会觉得他只属于学院的某一派，如资深派或少壮派、学术派或“伦敦派”、保守派或激进派。他具有名副其实的独立人格，对人对事都有敏锐的见解与看法，谈人论事不怀怨怒之情，不作忸怩之态，下断言不偏激，睿智深邃，儒雅天成。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介绍他谈话的特点，是因为在人们记忆中，全灵一直是一所能说会道者云集的学院，而他又真心喜欢与人交谈和辩论，因而轻而易举融入其中了。他喜欢把问题说透，而且喜欢争论；他希望把自己的看法向别人说得清清楚楚，也希望自己能够尽可能把别人的看法领会得透彻准确。他的才智异常敏锐，又极其正直，热望发现真理，且由衷地相信有时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辨明真理，因而他辩论起来总是没完没了，不屈不挠，全神贯注，还带有一股子极富感染力的率性。偶尔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对方抛出的观点，在他看来凡神志正常或是有点见识的人都不可能持有的。这时，他脸上便会露出困惑的，有时是茫然甚至不相信的神情，会一个劲儿地挠头发，提高嗓门，做出绝望的手势，不过，不管时间早晚，他都会继续辩论下去。不辩出个结果，他绝不会善罢甘休。无论对方在他看来如何令人抓狂，他都绝不会生气动怒、粗鲁无礼或是暴躁尖刻。有时一辩就会辩到很晚，辩到半夜，杜穆里埃牌香烟的烟蒂会把他身边的烟灰缸塞满，甚至溢出来。有时候，连珠炮般没有论据的反面断言使得辩论进行不下去了，碰到这种情形，他也很简单，就是不再吭声，去想点别的事情。如果对方语气太过尖锐刺耳，他就会看报纸或者悄然离开房间。除非氛围中有着客气、智慧、克制以及一丝智识方面的善意，否则他就会不太自在。

他很有幽默感，特别对滑稽的感觉，这一点在牛津得到自由发挥，与此同时，他身上还有一种孩子般天真可爱的性情，从心底里讨厌各种形式的多愁善感和虚伪空谈。对于比他年轻的人而言（只有他我才敢打这个保票），他几乎比任何一位资历长于他们的人都更好相处：他没有一点架子，毫不自负，极为随和；他心胸开朗，生来就富有同情与善意。他以平等心待所有人，同他打交道无须绕弯子，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在他那方面，从来没有哪怕是任何无意之言，让人感到他本人在纷繁事务中的超群地位，或者让人想到一些不宜触及的特殊信念或偏见。他喜欢被别人逗乐，不吹毛求疵，从不在人家兴高采烈时泼冷水挑剔反对，哪怕人家有点愚昧与荒唐；不仅如此，对古怪的行为，他也不反感。简而言之，他喜欢生命的流动，为之增姿添彩，也是他人生命流动的一个促成因素。他最喜欢的莫过于富有创意的点子与实用知识的结合，在全灵学院他发现了大量这样的结合。在各种委员会上，他向来都明察善断，不偏不倚，原则鲜明，无所畏惧，沉着冷静，不发脾气（只是在激动时提高的嗓门有时会让人对他产生错觉），这些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尤其是在这样的人格品质日渐稀罕的时候。在院里的会议上，他说话很有威信。全灵是一个很大的学院，要想在学院会议上有影响力，必须得有一定的演说才能。这种能力亨德森是不具备的，但由于他一开口就能让人听得出全是不偏不倚的肺腑之言，加上又广受爱戴，因而他每次发言，大家总是洗耳恭听。我不清楚他在当选院长之前是否了解自己有多受人爱戴，因为他不是一个把时间花在琢磨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或情感上的人；而且，他对自己的人格魅力或地位，既不虚荣也不患得患失。令大家难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健康出了问题，好在后来似乎完全康复了，且以若干委员会成员和经济学奖学金评选常任助理考官的身份，继续在院里发挥自己的作用。他是一个眼光敏锐的考官，所做判断始终都深受信赖，而且在我的记忆中，都经受住了检验证明。

1951年萨姆纳院长猝然辞世后，亨德森于当年6月当选，继任院长一职。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未谋求这一职位。如果说世上有众望所归的人不情愿地被“硬拉”为候选人的话，这便堪称一例了；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希望自己成为院长人选的考虑对象。虽然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但那并非志向使然，甚至也非责任感使然，因为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并不认为谋求或担任这样的职务是哪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是因为他天性谦逊，不好意思太强硬，未能顶住朋友们的力劝。至于自己当选的可能性大不大，我不知道他考虑过没有，我可以确信的是，他一点也不在乎胜算的大小。他当选后的那个样子，我记忆犹新，同在很多紧要关头一样，显得有点茫然不解，不敢相信是真的。这是团体的信任与热情的象征，为此他深受感动。

当选是当选了，可他几乎没有走马上任。几天之后，在校庆典礼的当日，他在谢尔登剧院心脏病突发。我去阿克兰疗养院探望他，发现他和平时一样，亲切迷人又愉快开朗，正如副校长在纪念他的致辞中所形容的那样，洋溢着“恬静的欢乐和无遮的善良” ^[1] 。他不仅善良，而且性格纯真，思维和感觉能力出众，颇具公务责任意识，个人交往和私人生活也诚挚投入，此外，别看他外表迷蒙儒雅，骨子里却有着苏格兰人的刚毅，这赋予了他超乎想象的意志力。他集多重个性于一身，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都是全灵学院应该努力塑造的。他有学者头脑——对总体思路饶有兴趣，但他既不糊涂，也不迂腐，更未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他投身公务，毕生都对各种公共问题很感兴趣，但他并不是不学无术的庸俗之辈，而且他不会拿公众生活的标准评价学术界，或反之。他欣赏实用常识和管理能力，敬重每一位专家、每一个行业，对他本人所在学科的各种抽象概念和理论则甚是怀疑，因为在他眼里，这个学科本质上是应用型而非“纯理论型”的。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不是一个激进的反智论者，凡是能显示智力或高雅的东西他都喜闻乐见，至于大学老师的那两个臭名昭著的职业“情结”：一方面自己内心对一鸣惊人的世俗成就和影响充满了压抑已久的渴望，一方面却又对渴望这些的他人充满了咬牙切齿的学术怨恨 ^[2] ，则一样也未折磨过他。

他对待大千世界的态度是平衡的、和谐的。官方声誉如何，他很少担心，只要是他认为聪明有趣、令人愉快的人，他都喜欢交往；而对于这样的人格品质，他极有眼光。傻瓜笨蛋和无趣之辈，他避而远之，但就连对这些人，他也不给他们留下丝毫生气的理由。

他喜欢为了思考而思考，并且有几分诗意的想象力，当跟情趣相投的密友在一起时，这一面就会显现出来，他会描绘自己在剑桥或是伦敦生活时的老友或逸事。他的行为举止一向都十分正常合度，不搞怪、不标异、不炫技、不刻意施展魅力，也不炫耀显摆，不过对这类行为，他既不嫉妒，也不反感。别人耍小聪明或小脾气，他不厌恶；别人木讷不开窍或迂腐，他也不怨恨。但他讨厌装腔作势、故弄玄虚以及各种形式的弄虚作假；他喜欢干货，不喜欢水分，喜欢明晰，不喜欢晦涩，无论其意味有多么丰富多么深长。遇到机会，他会对那些在他看来愚蠢或狂妄的论调痛加抨击，带着明显的快意。他有着敏锐的、反讽风味的幽默感，受到攻击时十分顽强，冷落和恐吓都拿他没辙。在我看来，他没有野心，但很有尊严，而且对自身价值颇有自知之明，这种价值虽从未得到过炫耀，却默默地散发出自身的光芒。除非有东西可说，否则他绝不开口，由于常有，所以他说得很多，又由于不喜欢闲话寒暄，他也经常保持沉默。他思想公正、敏锐、自由，没有任何个人和社会偏见，鲜明、严肃、慈善。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好人，一个始终超离于常规的学术范畴之外，独立自主的人。他的英年早逝，不管是对全灵学院还是对牛津大学来说，都是一个巨大损失。

[1] ［Maurice Bowra］, ‘Oration by the Vice-Chancellor’, Oxford University Gazette 83（1952—1953）［（莫里斯·鲍拉），《副校长致辞》，《牛津大学公报》］，第85—87页，引自第85页。

[2] 原文为拉丁语： odium academicum 。——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