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书所收文章，均属类似于18世纪称为祭文的一类，即追念已故名人的致辞。除两篇之外，皆为应邀之作：例外的两篇，也即写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刘易斯·纳米尔的那两篇，还有《与俄罗斯作家的会面》一篇，都不是受托之作，而是觉得自己有一些（就我所知）在别的地方还没有说过的东西要说，才擅自命笔的。
这些祭文的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包括内容，主要取决于为文的初衷。所以，回忆莫里斯·鲍拉和约翰·普拉门纳兹的两篇是在牛津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哈伊姆·魏茨曼》一文则是在伦敦一个类似场合所发表的一篇公开演讲；缅怀理查德·佩尔斯、休伯特·亨德森、J. L. 奥斯汀、奥尔德斯·赫胥黎、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及奥伯伦·赫伯特的那几篇是应一些学术期刊或纪念文集的编者约稿而写的。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那篇是在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所致的开幕词，旨在展现他对社会现实和真理重要性的敏锐意识，而他的这种敏锐意识，是不为那些把他当作一个透过朦胧理想主义看世界的内向、圣徒般的思想家来膜拜的人所欢迎的。
写丘吉尔的那篇，原本是为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写的一篇书评；写该文时，他是下院反对党领袖，且已开始受到大西洋两岸广泛而猛烈的批评，有时候批评得还颇有道理。我认为，而且现在依然认为，他1940年在拯救英国（确切地说，是广大的人类）免遭希特勒侵略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没有充分得到铭记，这有失偏颇，需要加以纠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情况也是这样，我想提醒读者一点，对于我们那代人——20世纪30年代的青年人来说，由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佛朗哥、萨拉查及中东和巴尔干半岛众独裁者主宰的欧洲政治天空的确是非常黑暗的；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政策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对于那些还没有绝望，认为还是有可能建立一个从社会和道德上说都可以忍受的世界的人而言，仅有的一点希望之光，在我们很多人看来，似乎来自罗斯福总统及其新政。这篇文章也主要是在战争刚结束时出现的种种指责中写出来的。
最后一篇是新写的，而且是专为本书而写的，所讲的是我1945年和1956年的两次俄罗斯之行。主要是想介绍一下我所碰到并渐渐了解的两位天才作家的观点与个性，我在别的地方，哪怕是在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和利季娅·楚科夫斯基的回忆录中，都没有见到过这方面的介绍，而她们二位的回忆录，是我们所能读到的对作家和艺术家在一段可怕时期的生活最详细、也最感人的记述。我的这篇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曾在牛津沃德姆学院主办的鲍拉讲座上宣读过，只能算是对她们回忆录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补充。
我的朋友诺尔·安南不吝笔墨，为这本杂集作序，
在此谨向他表达一下我深深的感激之情，我想告诉他及读者：我深知作序这差事之不易，不可避免地要投入大量的情感、良心、时间和劳动，要具备化解在事实与友情、知识与道德权变上相冲突的要求的能力；他慨然应允，对他的这种极大善意，我要深表感谢。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再次向本版文集的编辑致以我深深的、与日俱增的谢意。没有哪个作者可以要求一位更好、更客观、更严谨、更精力旺盛的编辑了；亨利·哈代博士挖掘、汇编出了这本时间跨度很大的文集，所克服的困难有时定然是不小的，其中有些困难是作者的个人癖好所造成，在此谨向他致以谢忱。
以赛亚·伯林
198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