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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座阴郁的大城市里学了心理学。我们系所在的大楼曾是战时纳粹德国党卫队的总部所在地。城市的这个区域是在昔日贫民窟的废墟上建起来的，如果你仔细看，就能看出端倪——整个街区比其他城区高出了三英尺。三英尺厚的废墟。在那里，我从没感觉舒服过；在新建起的共产主义大楼和破败的广场之间总有一股风，严酷的冷空气感觉尤其苦涩，迎面吹来会刺痛你的脸。就算是重建的新楼，也终究是属于死者的地方。我至今仍会梦到那栋楼，我们上课的地方——宽阔的走道像是用石头刻出来的，被人们的脚步磨得光滑；阶梯的边缘有所磨损；扶手被人们的手掌磨得光润，各种痕迹在空间里留下了印记。也许，那就是我们被那些死魂灵纠缠不放的缘由。
我们把老鼠放进迷宫后，总会有只老鼠做出与理论相悖的行为，完全不管我们那些机巧的设定。它会用两条小后腿站立，对我们放置在试验路径的奖品完全无动于衷；完全蔑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它只会一个劲儿地打量我们，然后转过身去，要不然就转向迷宫中的另一个方向，从容不迫地进行自己的勘探。它会在横向走道里寻找什么，试图引发我们的关注。它会吱吱叫，毫无方向，直到女学生们打破规则，把它从迷宫里拿出来，捧在她们的掌心里。
四肢被摊开、钉住的死青蛙，肌肉会随着电流刺激的节奏弯曲或伸直，但那是以一种尚未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被描述过的方式——其四肢的动态透露出威胁和嘲弄的意味，分明在抵触我们对纯粹的生理反应机械论的空洞信念。
我们在此学到的是：世界是可以被描述的，甚而被解释，只需用简单的答案去回答机智的问题。就其本质而言，世界是惰性的、僵死的，支配这个世界的是相当简单的法则，假设在公式、图表的辅助下可以办到的话，需要被解释清楚、公布于众的仅仅是这些法则而已。我们要做实验。演算各种假说的公式。证实。我们要遵照引导，摸索深奥的统计数据；听从教诲，学着去相信：只要用这样的科学工具武装自己，我们就能够完美描述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件——百分之九十比百分之五更重要。
但是，要说现在的我至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无论谁想寻找秩序，都该彻底避开心理学。去读生理学或神学吧，你起码还能找到一点坚实的依据——或是物质上的或是精神上的。总之，别在心理学这片不可把握的领域里找。人的心智，实在是个太缥缈的课题。
事实证明有些人说得对：你选读心理学并非因为你想从事这个行当，或出于好奇，或为了帮助他人，真正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我认为所有人都有某种隐藏得很深的缺点，哪怕在别人看来，我们绝对都是聪颖、健康的年轻人，其实缺点被遮掩了，在入学考试时就用绝妙的手法遮掩了。那团紧绷、纠缠的情绪爆裂瓦解时，就像那些时而出现在人体内部、在任何一家自珍自重的病理解剖博物馆中都能看到的奇特肿瘤。然而，万一给我们出题的人也是同一类人，非常清楚他们在甄选我们时究竟做了什么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将成为他们的嫡系传人。进入第二学年，我们就防御机制展开讨论，发现这部分的心理能量会让我们变得谦卑愚拙，我们这才开始明白，如果那不是为了理性、升华、拒绝——也就是我们放任自己表现的各种小花招——而是恰好相反：仅用诚实且勇敢的眼光，把世界看成它本来的样子，明白没什么能保护我们，那将最终让我们心碎。
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是：我们都是由防御、盾牌和盔甲组成的，我们都是一些看似城池，实则仅有墙垣、壁垒、营寨的庇护所。
每一次测试、问卷、试验，我们都会以彼此为研究对象再做一遍，因而，到第三学年末的时候，我已经因为各种毛病而出名了；这就像是发现了自己有另一个名字：召你加入秘密会所的那种秘密名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曾实践自己研习的这门行当。在某次远行中，我没钱了，被困在一座大城市里，一边当女服务员，一边开始写书。那是一个写给旅行者看，而且本该在火车上看的故事——不妨说是我写给自己看的。就书而言，它像小巧精致的点心，可以让你一口吃下去。
我能够集中注意力，在一段时间里化身为某种巨大的耳朵，聆听呢喃、回音、耳语和穿过四壁传来的远处的声响。但我始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生活总能与我保持一臂之遥。我顶多只能找到它的尾迹，发现它抛弃的旧皮囊。等到我可以确定它的方位了，它早已逃之夭夭。我能找到的，只是它曾经逗留此处的标记，俨如公园树干上某些人留下的“到此一游”的涂鸦。在我写下的故事里，生活会演变为不完整的故事，梦一般的情节，会从不知其所在的遥远场景，或一看就知道的典型场景里浮现出来——因而，几乎不可能从中得出所谓的普世定论。
任何尝试过写长篇小说的人都知道，写作是艰苦的重任，毫无疑问，也是让一个人永不得闲的最糟糕的方法之一。你必须时时刻刻待在自己的内心，自拘于孤绝境地。写作是可控的精神错乱，偏执狂的强迫工作，我们通常认为作家会有的羽毛笔、忙碌和威尼斯面具一概全无，相反，作家系着屠夫的围裙，穿着橡胶筒靴，手持剥除内脏的屠刀。从作家所在的地下室里看出去，你连路人的脚都看不清楚，只能听到人家鞋跟着地的踢踏声。偶尔会有人停下脚步，弯下腰，往地下室的窗里瞧，那么，你多少能瞥见一张人脸，说不定还能聊上几句。但说到底，心神已完全被自己的戏占据，亲自摆布舞台，再匆忙上阵，独自演出，临时拼凑的珍奇柜里塞满了奇奇怪怪的人：作者和角色、叙述者和读者、描述者和被描述者；那些脚、鞋、鞋跟和脸孔迟早都会化为那场戏里的道具。
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对这种古怪的职业兴趣渐浓，反正我也当不成出色的心理学家。我从来都不知道该如何从某人的脑海深处提取出一幅幅家庭旧照，更不知道该如何诠释。别人剖白心迹通常只会让我烦闷，但又苦于坦承这一点。但若坦白地说，实际上，我倒很情愿把这种倾诉关系颠倒过来：对他们讲述我自己的事。我要时刻防备自己，以免突然抓住病人的袖子，打断她的陈述：“我没办法相信你！我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而且，你也不会相信我刚做的梦！”或是这样：“先生，你对失眠症有多少了解？而且，你把那种反应称为‘恐慌症发作’？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我没多久之前倒有过一次恐慌，但从另一方面说……”
我不懂如何倾听。我观察不到界线；我会陷入移情。我不相信统计出来的数据，也不相信被证实的理论。对某人性格的假设概括总让我觉得太过简略。我总是把看似清晰的东西模糊掉，去质疑无可辩驳的论点——这就是我的习惯做法，任性乖张的精神瑜伽，感受内心转折时无法言喻的快感。我会带着疑虑，检验每一则评判，斟酌每一个观点，直到最终发现我一直想找到的答案：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全都是假说，冒牌货。我不想要既定观念，它们只是超重的行李。在辩论中，我一会儿持正方观点，一会儿又持反方观点——我知道，辩友们因此从不把我当自己人。我见证了一种发生在自己头脑中的奇特现象：我越想找出论点，脑海中就会冒出越来越多的反面论据，我越是执着于那些有利的观点，与其对立的观点也就越来越有吸引力。
叫我完成所有那些心理测试就够难了，我又该如何去分析别人呢？人格诊断，问卷调查，许多道多项选择题，这些对我来说都太难了。我立刻注意到自己有这种障碍，所以，在大学里，每当学生们要互相分析以作训练时，我都会随意地给出答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我得到的是最古怪的人格侧写——坐标轴上呈现出不规则的曲线。“你相信最好的决定也就是最容易更改的决定吗？”我相信吗？什么样的决定？更改？什么时候改？怎么叫做最容易？“走进一个房间时，你通常会径直走向中央，还是靠墙？”什么房间？什么时候？房间是空的，还是摆放了几张豪华的红色长毛绒沙发？有没有窗呢？窗外的景致如何呢？还有类似这样的刻板问题：我宁愿读一本书，也不愿去参加派对吗？答案取决于那是本什么书？又是场什么样的派对？
这是什么样的方法论啊！心照不宣地先假定人们不了解自己，但是，假如你用足够机智的问题塞满他们的脑袋，他们就可以找出自己的真相。他们给自己摆出一道问题，再给自己一套答案。于是，他们就会在不经意中向自己揭露在此之前一无所知的那个秘密。
而且，还存在一种危险得可怕的假设——假设我们是恒定的，我们的各种反应都是可以被预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