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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才过一半，他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他没有看手表——但他没在等，也没想什么，就这样过了不止十五分钟。他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半闭双眼；寂静很刺耳，恰如一种不间断的尖锐噪音。他无法聚精会神。他仍然没有意识到，听到的那声音很像警铃。他把驾驶座往后调了调，伸长了双腿。他的头感觉很沉重，好像要拽着他的身体耷拉在白热的空气里。他不打算动。他只是在等。
他肯定抽了一根烟，也许是两根。过了几分钟，他下了车，走到土沟边小便。他认为那时候没有人路过，不过，现在他也不太肯定。接着，他回到车里，拿起塑料瓶，喝了一大口水。他终于开始不耐烦了。他按响了喇叭，很用力地，震耳的声响让怒火瞬间爆发出来，继而把他拉回到现实。现在，泄了气的他可以更透彻地看清一切了，他又下了车，沿着他们刚才的方向走了一会儿，心不在焉地假想自己会脱口而出：“都这么久了，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想什么呢？”
那是一片橄榄树林，非常干燥。野草被踩得嘎吱作响。长着木瘤的橄榄树间还有一丛丛的野黑莓；新生的枝芽支棱出来，蔓生到小路中间，绊住了他的腿脚。到处都是垃圾：纸巾，还有恶心的卫生棉，苍蝇最爱的人类排泄物。别人也会到这条路边方便。别人却不会自找麻烦地往丛林深处走；他们都很匆忙，即便在这里也很赶。
没有风。没有阳光。静止的白色天空看似一顶帐篷的天盖。天很闷热，水分子在空气中互相推挤，到处弥漫着海的气味——电、臭氧和鱼的气味。
有东西在移动，但不在远处那边细长的树木中间——就在这里，就在他脚下。一只极大的黑色甲壳虫突兀地出现在小路上；它用触角在半空试探了一下，又停顿下来，显然感知到了有人类存在。白色天空倒映在甲壳虫毫无瑕疵的硬壳上，像一摊乳白色的污点，一时间，库尼茨基觉得有一只眼睛在监视自己——大地上的怪眼睛，不属于任何身躯，超然独在，冷漠无感。库尼茨基用沙滩拖鞋的鞋头轻轻推了推泥土。甲壳虫急忙横穿过窄小的泥路，沙沙作响地冲进干枯的野草间。它消失在黑莓丛中。就是这样。
之前她说：“停车。”他一停下车，她就下了车，拉开了后车门。她解开安全带，把他们的儿子从车座里松开，单手把他抱了出来。库尼茨基一点儿都不想下车——他又困又累，尽管他们才开了几英里而已。当她抱着儿子走出他的视野时，他甚至都没扭头看一眼；他不知道自己本该回头看的。现在，他努力唤起那个模模糊糊的印象，试图让它更鲜明一点，更近一点——让那个画面停顿下来。他望着他们走远，走上了干裂的泥路。他好像记得她穿的是浅色亚麻长裤和黑色T恤。儿子穿的是特里科针织T恤，胸前印了一只大象，这是他确凿知道的，因为那天清晨就是他帮儿子套上这件衣服的。
走过去的时候，她和儿子在对话，但他听不见；他不知道自己本该仔细听的。后来，他们就消失在橄榄树林里了。他不知道过了多久，但应该不太久。一刻钟，也许还要久一点。他没留意时间。他也没有看过手表。他不知道自己本该留意时间的。
每当她问他在想什么的时候，他都觉得很讨厌。他总是答说“没什么”，但她从来都不相信他。她说，你不可能不在想事情。她会恼火。但他真的可以什么事情都不想——库尼茨基会感到一种类似满足的感觉。他知道怎么做。
但后来，他在黑莓丛间突然停下脚步，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他的身体在黑莓根茎边绷紧后，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那时的寂静，伴随着苍蝇的嗡响，以及他自己思绪的轰鸣。有那么一瞬间，他可以从上方俯瞰到自己：一个穿着普通的工装裤、白色T恤的男人，后脑勺有一小块秃斑，身在灌木密林中；一个贸然闯入的人，别人家里的不速之客。一个炮火中的男人，在一方是炽热的天空，一方是干裂的大地的战役中，在短暂停火的间歇，恰好陷落在阵地的正中央。他很惊慌；现在的他很想藏起来，奔回到车里去，但他的身体完全不理睬他——双脚动弹不得，没法强迫自己回到运动的状态。没法强迫他自己迈出一步。连线被切断了。他穿在拖鞋里的双脚成了锚，将他困在这儿的土地上。动用了意志力，使出了劲道，惊到了自己，但他确实再一次强迫自己往前走了。要走出那个酷热、无边的空间，没有别的办法。
他们是8月14日来的。从斯普利特过来的渡轮上挤满了人——有很多游客，但大部分是当地人。当地人提的是购物袋，因为内陆的每一样东西都比岛上的便宜。岛屿滋生了吝啬。要辨认出谁是游客再简单不过了：当太阳西沉，势不可挡地落下海平线时，游客们总会跑到右舷，把他们的相机对准落日。渡轮慢悠悠地驶过零星散布的几个小岛后，似乎终于无拘无束地到达远海地带了。一种让人不快的感觉，一个无聊的惊慌时刻，稍纵即逝。
他们没费多少工夫就找到了“波塞冬”：他们预订的民宿。大胡子老板名叫布兰科，穿着一件有贝壳图案的T恤。他坚持大家以名字相称就好，显然很骄傲地带着他们穿过狭窄的石屋、上楼看他们的房间时，他一直亲密地拍着库尼茨基的背。他们订了两间卧室，连同转角小厨房，家具是传统式样的，食品储藏室是用三合板搭出来的。从窗户望出去就是沙滩和开阔的大海。有一个窗台上搁着一盆盛放的龙舌兰——那一朵大花安坐在强壮的茎叶顶端，带着胜利的姿态高升到海面之上。
他拿出岛屿的地图，考虑有多少可能性。她可能失去了方向感，回到了主路，却到了另一个地点。现在，她可能只是站在什么地方。她也有可能挥手召下一辆路过车，上车走了——但去哪儿了？从地图上来看，这条弯弯曲曲的主路穿过了整个小岛，也就是说，你可以一路开下去，不用下到海边。这就是他们前几天去维斯小镇的路。
他把地图摊在她坐过的副驾驶座上，就摊在她的手袋上面，然后开始开车。他开得很慢，在橄榄树林里张望有没有他们的身影。但开着开着，景致变了：橄榄树林渐渐变成了荒石滩，上面的干草和黑莓长得过于旺盛。白色的石灰岩裸露着，像是从什么野兽嘴里掉出来的巨齿。他开了几公里后掉头往回走。现在，他看到右边出现了葡萄园，绿得令人咋舌，园子里时不时地冒出一间间小工具棚，荒凉寂寂，空无一人。要是她迷路了，应该算得上最好的结果，因为，要是她或他们的儿子身体有恙，那可如何是好？天这么热，这么闷。他们可能需要紧急救护，但他什么都做不了，只是发动了汽车，沿着主路开下去。真是个白痴啊，他心想，他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他的心跳加快了。万一她中暑了怎么办？万一她摔断了腿怎么办？
他往回开，一路摁了好几次喇叭。两辆德国车开了过去。他看了看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了，也就是说，渡轮即将开走。白色的船，居高临下，即将吞下所有小汽车，关闭后舱门，继而起锚跨海。一分钟又一分钟，无动于衷却越来越宽阔的大片海水将把他们隔开。库尼茨基有了一种让自己口干舌燥的不祥的预感，一种和路边的垃圾、团团飞的苍蝇和人类的排泄物有些许关联的直觉。他领悟到了。他们走了。她和他都走了。他很清楚他们并不在橄榄树林里，但他还是沿着干涸的小路跑下去，明知得不到他们的回应，却仍呼喊他们的名字。
这是维斯岛人餐后午睡的时段，小镇上几乎看不到人。就在路边的海滩上，有三个女人在放一只淡蓝色的风筝。他停好车后，仔细打量了她们一番。其中之一穿的奶油色裤子很贴身，紧紧绷在她的大屁股上。
他在一间小咖啡馆里找到了布兰科，他和三个男人坐在桌边。他们在喝一种苦艾酒，有点像威士忌，加冰块。布兰科看到他时，露出惊讶的笑容。
“你忘了什么东西吗？”他问。
他们拖来一把椅子给他，但他没有坐。他用有条不紊的口气把事情原委告诉他们，还切换到了英语，但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半大脑在思考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做，好像他在拍电影。他说，他们不见了——雅格达和他的儿子。他解释了事情是在何时、何地发生的。他说，他四处都找遍了，但找不到他们。接着，布兰科问道：
“你们吵架了吗？”
他说没有，这是实话。另外两个男人把杯中酒一饮而尽。他自己也不介意喝几口。他可以品尝到那酒浸润舌头的滋味，酸酸甜甜的。布兰科慢吞吞地从桌上拿起香烟和打火机。另外三个人也站了起来，不太情愿的样子，好像在准备上战场——也许他们更想待在这儿，坐在遮阳篷下面。他们要一起去找人，但库尼茨基坚持要先通知警方。布兰科犹豫了一下。他那一把黑胡子里间杂了不少灰发。印在他那件黄色T恤上的贝壳图案以及“壳牌”字样都有汗湿的痕迹了。
“她可能下去海边了吧？”
是有这个可能。他们达成了共识：布兰科和库尼茨基一起回到出事时的主路，另外两人去警察局，打电话给维斯镇；布兰科解释说，柯米扎这地方只有一个警员。桌上的玻璃杯里，冰块还没全部融化。
库尼茨基一下子就认出了刚才停车等待的地方，并再次把车停在那里。感觉好像已经过了好多年。时间的流动和过去不一样了，厚重而苦涩，有序了。太阳从白色云层后面露出来了，空气突然变得很热。
“摁喇叭。”布兰科说道。库尼茨基用上劲道，摁了下去。
持续很久的鸣笛有如哀悼之音，像是野兽发出来的嘶吼。鸣笛停止后，余波颤动，在蝉鸣的轻微回音中粉碎了。他们穿行在橄榄树林里，时不时地大声呼叫。他们各走各的，没有相互遇到，就这样一直走到葡萄园才碰头，他们简短地聊了几句，决定把整个区域都找一遍。他们在一排排半掩在阴影下的灌木丛中翻检，一边呼喊失踪女子的名字：“雅格达，雅格达！”库尼茨基突然想到，妻子的名字在他们的母语——波兰语——中的意思是“莓果”。这个名字很普通，他早就忘了这个细节，但这时候想起来了。蓦然间，他好像置身于某种古老的仪式，污脏而怪诞。矮树枝间挂着已很饱满的葡萄，一串串的深紫色，荒谬叠加的多重乳头，他在这座枝繁叶茂的迷宫里游走着，喊叫着，“雅格达，雅格达！”他在向谁喊叫？他在寻找什么人？
他必须停下一会儿。他的侧身被木刺扎了一下。他在两排葡萄树间弯下腰去。他把头埋进阴凉的荫庇中，布兰科的喊叫声被树叶遮挡住了，变得模糊，渐而消失，这时，库尼茨基能听到苍蝇团团飞的嗡嗡声了——被安静包围的熟悉感。
过了这个葡萄园，还有一个葡萄园，两个园子间只隔一条窄窄的小路。他们停下来，布兰科用手机给一个人打了个电话。他用克罗地亚语反复重复“妻子”和“孩子”这两个词——只有这两个词是库尼茨基听得懂的，因为听上去很像波兰语。太阳变成了橘红色；巨大，肿胀，就在他们眼前渐渐衰落下去。很快，他们就能直视太阳了。这时候，两个葡萄园都披上了浓重的深绿色。两个小小的人影无助地站在那片影纹荡漾的绿色海洋里。
天黑前，主路上已聚集了好几辆小汽车和一小群男人。库尼茨基坐在标有“警局”字样的车里，在布兰科的帮助下，他回答了很多问题——在他看来都是些很随意的问题，那个汗流浃背的大个子警察想到什么就问什么。他试图用简单的英语回答：“我们停了车。她带着孩子下了车。他们就往这里——”他用手指了指，“—走了，然后我就等，大概，等了十五分钟。然后我决定去找他们。我找不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给了他一瓶温热的矿泉水，他渴到不行，一口气灌下几大口。“他们走丢了。”接着，他又说了一遍，“走丢了。”警官用手机给什么人打了电话。“我的朋友，在这里是不可能走丢的。”等待有人来接他们时，警官对他说道。“我的朋友”这个称呼让库尼茨基有所触动。警官的步话机里响了几句话。又过了一小时，他们才出发，排成松散的队形，向岛屿的中心地带进发。
那时候，肿胀的太阳已沉到了葡萄园上方，等他们一行人终于走到了山顶，太阳已经西沉海面。不管喜欢或不喜欢，他们都看到了歌剧院布景般的落日美景。最后，他们都打开了手电筒。现在，天已经黑了，他们顺着岛上的陡坡往下，往海边走，陡岸一带尽是水湾，他们检查了两个，每个水湾里都有几栋小石屋，住着一些更爱离群索居的游客，他们不喜欢住酒店，情愿花更多钱住不通水电的石头房子。他们在石头搭的火炉上煮饭，或是自带煤气罐。他们捕钓海鱼，那些鱼一出水就上了烤架。没有，没人看见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他们正准备吃晚餐——桌上摆好了面包、奶酪、橄榄，还有那条偏偏在那天下午没头没脑地在海里嬉戏的可怜的鱼。每隔一会儿，布兰科就会打电话回柯米扎的民宿——因为库尼茨基这样请求他，因为他想到还有一种可能：她走丢了之后，或许走另一条路线回去了。但布兰科每次打完电话后都只是拍拍他的背。
午夜前后，这群男人解散了。其中仍有库尼茨基在柯米扎镇上、在布兰科的咖啡桌边认识的那两个人。现在，他们来道别，这才做了自我介绍：德拉戈，罗曼。他俩一起走向汽车。库尼茨基很感激他们这样帮忙，但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已经忘了怎样用克罗地亚语说“谢谢”；肯定和波兰语的dziękuję很相似，大概是dyakuyu或dyakuye吧，但他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他们真该发发善心，发明一套斯拉夫共通语，宁可只用一组相似的、好读好记的斯拉夫语汇，省略语法，也好过沦落到用死板而简略的英语的窘境。
那天晚上，一条小船来到他家。他们必须撤离——洪水来了。大水已漫升到一些建筑物的二层。大水肆意穿行在厨房的瓷砖地板缝隙里，化成一股暖流从电源插座里流出来。浸水的书本胀大了。他翻开一本书，看到所有字母像化妆品一样被洗刷殆尽，留下空无一字、只有污迹的页面。接着，他突然意识到，别人全都走了，被之前抵达的一条船接走了，留在这里的只有他一个人。
在睡梦中，他听到水缓缓地从天而降，一滴又一滴，即将变为一场短命的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