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3年，一个宁静的夏日里，维京人喧闹地闯进了历史记录之中。可能出发于挪威西部的掠夺船队，出现在英格兰东北部的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海岸外的圣岛（Holy Island）附近，将那里的林迪斯法恩修道院洗劫一空。自从爱尔兰隐士圣埃德恩（Aidan）在635年建立起这个修道院之后，修道士们便在这里过着与世无争的虔诚生活，他们无力阻止掠夺者把自己的财物拖上龙头长船。任何试图反抗的人都被砍杀。

从对维京人的第一次攻击的反应来看，这次掠夺完全出乎被掠夺者的意料。当时作家的记述近乎歇斯底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1] 以哀怨的语调，连篇累牍记载了此后的一系列掠夺：“这年诺森布里亚出现了可怕的凶兆，把人们吓坏了。它们包括狂猛的旋风和闪电，又看见火龙在空中飞舞。……6月8日，异教徒又将林迪斯法恩的天主的教堂惨加破坏，又抢又杀。”修道士编年史学家达勒姆的西米恩 ^[2] （Symeon of Durham，作品完成于12世纪初）记述了维京人是怎样“无情地掠夺并且毁灭一切，以他们亵渎的双脚践踏圣物，将祭坛挖开，还将教堂的所有珍宝都抢走。一些牧师被他们杀死，还有人被羞辱，赤身裸体地被赶走；还有一些人淹死在大海里”。 ^[3]

我们对林迪斯法恩大屠杀的印象，难免要受阿尔昆（Alcuin）的影响。阿尔昆是诺森布里亚的重要学者，也是一个神父，他在786年效力于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宫廷。在维京人进行掠夺前，他正好在回家的途中。大概是由于林迪斯法恩距离他的出生地（在约克）很近，这让他心里受到了很大冲击，所以他写下了至少5封关于这次攻击的信件，将这件事视作是谴责他的英格兰同胞们道德沦丧的借口。他指责他们刚愎自用，才让“灾祸降临到了圣卡思伯特（Cuthbert）的教堂”。 ^[4] 阿尔昆重点记述了维京人的暴行，却没有明晰地梳理这次攻击行为，在他看来，他们就是上帝的审判工具。他在给诺森布里亚国王埃塞尔雷德（Aethelred）的信中写道：“看啊，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个美丽的岛屿定居了近350年。太恐怖了，一个异教的种族攻击我们，这在不列颠还从未有过；而从大海之上突然冲来这样的袭击者，我们想都没想过。” ^[5] 为了强调他的主旨，他还写道：“看啊，圣卡思伯特的教堂中洒满了主的牧师的鲜血，它全部装饰物都被抢走了，这个不列颠最为神圣庄严的地方，受到了异教徒的玷污。”他完全将这一事件的过错推到他同胞的低劣的品行上，他们应该“想想你们的打扮、穿着和发型，想想从王公到平民的奢华装扮，看看你们修剪过的须发，你们就好像异教徒一样”。对林迪斯法恩的掠夺明显契合了阿尔昆想对教会进行改革的想法，他在主张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这次攻击。不过，英格兰之外的编年史家对此显然没有多深刻的印象，阿尔昆在他的信件中一次又一次提到的林迪斯法恩的掠夺，他们却很少提及。

证据表明，也许林迪斯法恩并不是不列颠群岛上第一处被掠夺的地方。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789年的记述之初，在威塞克斯（Wessex）的布里特里克（Beohrtric）国王统治期间，有三艘船在多塞特（Dorset）海岸登陆。当地官员骑马前去询问，想让这群人前往王室驻地，“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这些新来者拒绝了提议，在一番争执后将他杀死。12世纪的历史学家埃塞尔沃德在记述中补充了更多细节：这个官员的名字是比杜赫德（Beaduheard），当他听说外国人的船只在波特兰登陆时，他在多切斯特（Dorchester）。布里特里克国王的统治一般被认为是从786年持续到802年，因此，这次攻击很有可能比林迪斯法恩要早一些。 西撒克逊的编年史家明显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写道：“这是第一批乘船来到英格兰的丹麦人。”

8世纪末期，斯堪的纳维亚和英格兰之间也许可能有贸易联系，这种贸易联系可能激化为暴力冲突，因为英格兰中部的麦西亚（Mercia）王国的国王奥法（Offa）颁布了一个法令，在法令中，奥法要求肯特的居民从“异教徒”手中保卫自己。这个法令免除了教会应缴的税，将这笔款项用于对抗“坐船流窜的异教徒”。这显示或许还有更早的掠夺活动，不过在书面材料中找不到他们的踪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我们关于那个时代的主要资料，不过它的关注点几乎只集中在西撒克逊王室的功绩（特别是他们对抗维京人的战斗）上。因此，由于其他的一些攻击未能影响到威塞克斯，编年史的编写者们就忽略了它们。

在最初林迪斯法恩受到掠夺之后，新的掠夺很快随之而来。那个修道院所属的诺森布里亚地区，在794年再次受到攻击。796年，劫掠者溯泰恩河（Tyne）而上进攻贾罗（Jarrow）的修道院，却被击败（乘船而来的维京人都被杀死）。在那之后，英格兰得到了短暂的喘息之机。在麦西亚国王们颁布的文书中，提到了在792—822年之间的维京人的活动情况；不过《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并没有记录，它记载的下一掠夺发生在835年，维京人洗劫了肯特的谢佩（Sheppey）。 ^[6]

北欧人似乎在别处发现了更易得手的目标。从挪威西部起航，抵达苏格兰东北部和北部群岛并不困难，因此毫不奇怪，苏格兰的海岸线很早便不幸地得到了他们的注意。在林迪斯法恩受到攻击近一年以后，这一地区第一次有记载的掠夺就于794年发生在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随后，爱尔兰和法兰克王国也遭到一系列的攻击。799年，卢瓦尔河河口的圣菲利贝尔（SaintPhilibert）修道院成了法兰克王国疆域内的第一个受害者。

一年之内，维京人进攻了在苏格兰西岸外的艾奥纳岛（Iona）。他们的目标是爱尔兰修道士圣科伦巴（Columba）在563年建立的大修道院，那里曾是苏格兰的异教徒部落皈依基督教的中心。到8世纪早期，那里已经成为著名的朝圣中心，在众多虔诚朝圣者的捐赠下，那里自然十分富裕，可是这同样也使得维京掠夺者接踵而至。他们在795年袭击这里之后，在802年又再度前来；806年他们再次前来，有68名修道士在这次大规模进攻中被杀。

这些无助的修道士们受够了北方异教徒，他们于翌年带着他们仅剩的圣遗物前往了爱尔兰的凯尔斯（Kells）；一些勇敢者则放弃了基督教“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信条，在副院长波拉马克·麦克佛兰德（Blathmac MacFlaind）领导之下，决心在之后的掠夺中获得殉教的荣誉。维京人如期前来，把空有一腔热血的修道士全部杀死。他们残酷地折磨了波拉马克，并且因为他拒绝说出圣科伦巴遗骸的埋葬地（那里有满是珍宝的圣龛）而最终杀死了他。在838—848年担任德意志南部赖谢瑙（Reichenau）修道院院长的瓦拉弗里德·施特拉博（Walafrid Strabo）为纪念圣波拉马克的殉教，在诗中栩栩如生地再现了那个场景：“受诅咒的残暴士兵冲了进来，将暴行施加到有福之人上，在疯狂屠戮其他人之后，他们来到神父那里，强迫他交出和圣科伦巴遗骸在一起的贵金属……但那位圣人，虽手无寸铁却心意坚定，面对敌人无所畏惧。” ^[7]

北方人的狂怒在不久之后也蔓延到了爱尔兰。《阿尔斯特年代记》中记载，795年，“异教徒焚毁了雷斯卢（Rechru），攻占斯凯（Skye）并将其夷为平地”。 ^[8] 此后又发生了更严重的破坏，798年，都柏林以北20英里 左右的斯凯里斯的伊尼斯帕特莱克（Inis Patraic）被维京人烧毁。根据记载，他们还拆毁了修道院的主保圣人多·尚纳（Do Chonna）的圣龛。很明显，维京人不尊重基督教的宗教圣物。接连不断的掠夺行动渐渐地扩散到了爱尔兰的沿海各地。807年，北欧人洗劫了康诺特（Connacht）海岸外的伊尼什默里（Inishmurray）。不过与英格兰东北的情况一样，本地的抵抗越来越坚决。《阿尔斯特编年史》记载在811年阿尔斯特人“消灭了异教徒”；翌年，莱恩湖（Loch Lein）的国王，梅勒杜因的科波萨奇击败了一支维京人队伍。此后维京人的攻击有近10年不见于记载。不过822年掠夺者又出现在科克（Cork）。824年，维京人甚至攻击了位于凯里（Kerry）海岸外8公里处斯凯利格（Skellig）的一个偏远修道院，修道院的院长埃特加尔（Etgal）也被俘虏。

维京人对爱尔兰东北部和东部的主要修道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掠夺。在823年和824年，贝尔法斯特湾（Belfast Lough）的富裕的班戈（Bangor）教堂两度被洗劫，维京人在那里再次亵渎了基督徒的信仰，他们蛮横地将修道院的建立者圣坎戈尔（Comgall）的遗骸抛弃，抢走了他的圣骨匣（很可能和其他的大多数圣骨匣一样，由贵重金属制成且镶嵌有珠宝）。9世纪30年代，维京人的掠夺行动渐趋频繁。第一次是在832年，他们进攻了阿尔马（Armagh）的大修道院，因为发现劫掠此地获利颇丰，他们在一个月内至少又进行了三次袭击。随后，他们开始进一步深入内陆：833年，北部的德利（Derry）受到攻击，而在南部，都柏林附近的克朗多金（Clondalkin）和利斯莫尔（Lismore）的大修道院也被洗劫。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又袭击了一连串的修道院：格伦达洛赫（Glendalough）、斯莱恩（Slane）、弗恩斯（Ferns）、克朗莫尔（Clonmore）。不过这些行动大多是投机性的，其规模往往仅有几条船，维京人在袭击之后又迅速撤离。爱尔兰因政治上的分裂而无力组织集中的防御，这让他们反应迟缓，让维京人有机可乘。和英格兰（苏格兰的情况也很类似）不同，爱尔兰没有真正的喘息之机，五年内这些攻击将进入一个全新且更危险的阶段。

处于加洛林王朝（最有名的统治者是查理大帝）的“法兰西亚”， 是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第一个同维京人建立联系的地区。法兰克人在8世纪30年代征服了邻近的弗里西亚（Frisia，现在的荷兰和德国西北部的北海沿岸地区），这样它的边界就离丹麦相当近，丹麦的船只很容易抵达这里。双方仅隔着萨克森人，但是从772年起，查理大帝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让萨克森人最终在797年彻底臣服。由于害怕法兰克人将边界进一步推进到丹麦境内，丹麦国王古德弗雷德（Godfred）率领舰队和大批骑兵前往丹麦-萨克森边境上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取消了同查理大帝的个人会面，而是派遣使者相商，最终双方签订了交换逃亡者的协议。查理大帝在把当地居民迁居到法兰克王国腹地后，将大片被征服的萨克森人的土地交给阿博德里特（Abodrites）部落定居，由于古德弗雷德进攻这个部落，因此法兰克人和丹麦人之间的关系又出现了恶化。

当法兰克人的盟友阿博德里特部的首领被杀（这或许是古德弗雷德的命令）后，法兰克人和丹麦人随即进入敌对状态。810年，查理大帝打算远征古德弗雷德，却被对方先下手为强，“来自诺德曼尼亚（Nordmannia）的200艘船组成的舰队”进攻了弗里西亚，并且“蹂躏了弗里西亚的所有岛屿”。 ^[9] 这次掠夺，与维京时代早期对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掠夺不同，是一次有王室支持的大规模进攻。

弗里西亚人支付了100磅白银的赎金才得以免遭侵害。而不久之后古德弗雷德被刺杀而死，他的侄子赫明（Hemming）继承王位，敌对行动就此得以避免。不过，法兰克人仍继续干涉丹麦的政治，赫明很快被古德弗雷德的儿子们推翻。而继位者随后又要对付一个名为哈拉尔德·克拉克（Harald Klak）的王位宣称者，但此人很快就被迫在虔诚者路易（于查理大帝在814年逝世后继承王位）的宫廷中避难。路易试图让哈拉尔德重新登上丹麦王位（而且自然是作为法兰克的傀儡），这引发了丹麦人的强烈反应——200多艘船组成的舰队在萨克森登陆。路易的政策还是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因为哈拉尔德在819年回国，并且得以与古德弗雷德的儿子们共同统治。不过他似乎并不对他的法兰克资助者心怀感恩，因为在820年，13艘“来自诺德曼尼亚的海盗船”出现在佛兰德斯的海岸外，而后一路掠夺，甚至抵达了塞纳河流域和普瓦图（Poitou）。最后在阿基坦发动了一次攻击后，这些掠夺者才返回家乡。

路易只好转而求助于基督教，以期转变丹麦人好勇斗狠的性格。也是这时，首次有记载提及兰斯大主教埃博（Ebbo）出发劝导丹麦人皈依。哈拉尔德国王被说服并皈依了基督教，他在英厄尔海姆（Ingelheim）的王宫里举行了奢华的洗礼仪式。路易则成为他的教父，这体现了他在皈依活动中的一种精神上的宗主权。不幸的是，在827年哈拉尔德再次从丹麦被驱逐，古德弗雷德的儿子霍里克（Horik）成为唯一的丹麦国王，让这一策略无果而终。哈拉尔德暂时得以统治弗里西亚东部的鲁斯特林根（Rüstringen）地区，以等待回国复位，只不过那一天终究没有到来。

9世纪30年代，法兰克王国的政治情况十分复杂。虔诚者路易要面对一系列阴谋诡计，而这些阴谋来自权贵们和他的几个儿子：洛泰尔（Lothar）、秃头查理、日耳曼人路易。随后在833年，他面对一次公开的叛乱，而他的军队在“谎言之地”把他抛弃给叛军，他被迫暂时退位。大约在10个月之后路易复位，不过此时洛泰尔已经获得了一个名为哈拉尔德（Harald） 的丹麦首领的支持，他对弗里西亚进行掠夺，以削弱他父亲的力量。834年，一支丹麦部队公开地进攻了商贸重镇多尔斯泰德（Dorestad），他们破坏了港口并且进行屠杀。835年，那里再次被洗劫，翌年又遭到第三次攻击。随后得意扬扬的霍里克国王派遣使者前往法兰克宫廷，否认对这些掠夺的责任，并且声称他已经亲自逮捕并处决了罪犯。在虔诚者路易于840年逝世后，形势变得更糟，政治动荡随即爆发，这为丹麦的维京人提供了充足的机会。法兰西有漫长而薄弱的海岸线，卢瓦尔河和塞纳河的河口又门户大开，难以守卫。然而真正的风暴，此时还未到来。

对早年间位于法兰克王国、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受害者而言，维京人的出现似乎毫无征兆。不过北欧人并不会凭空出现。他们生活的社会并不原始，而且在这些掠夺活动之前的数个世纪中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当这些斯堪的纳维亚掠夺者于8世纪末期突然产生时，他们的家乡是怎样的呢？这片庞大的地域自然不是整齐划一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都存在差异。那些记录他们早期攻击行为的外人，忽视了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有很大不同，他们对如何划分这些族群不感兴趣，而更在意记述那些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暴行。

斯堪的纳维亚的地域范围广阔，从挪威的最北端到日德兰（Jutland）的最南端之间的距离超过1200英里，中间包含各种各样的风景地貌。在南部的丹麦相对平坦，它的主体日德兰半岛是日耳曼平原的北部外延。大贝尔特海峡（Great Belt）将它同主要的岛屿——西兰岛（Zealand）和菲英岛（Fyn）分割开来，而丹麦东部向北，隔海相望的是今属瑞典的斯科纳（Skåne）和布莱金厄（Blekinge）。正因如此，这两个地区在铁器时代的多数时间里和中世纪早期都是丹麦统治者的势力范围，而且在9世纪晚期到10世纪是第一个统一的丹麦王国的组成部分。比起那些更靠北的地方，丹麦大片的肥沃农田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不过岛屿众多也对政治统一不利。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一组硕大的山脉从北部的芬马克一直延伸到南部的斯塔万格（Stavanger，今属挪威）附近，将半岛分为东部和西部地区。半岛的西部主要面向大西洋，那里有犬牙交错的海岸线，这让海面甚至在最寒冷的季节也不封冻；而东部则面向波罗的海，冬季更为寒冷，那里每年都有数个月因冰封而无法航行。正是这些差异，才塑造了各不相同的西部王国（挪威）和东部王国（瑞典）。

大多数没有被山峦覆盖的土地上都有茂盛的植被。 ^[10] 落叶阔叶林只在最南端（丹麦，以及瑞典和挪威的南部）占据主导地位。渐渐向北，冷杉、松树和云杉的混交林就逐渐转变成针叶林（北方的大片松树林）。水道和湖泊将地形分割得支离破碎（这种情况在瑞典和芬兰十分突出），陆上交通变得更加困难；加上挪威漫长的海岸线、丹麦众多的群岛，都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人精通于使用船作为交通工具。

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肥沃的地区位于南部，例如瑞典的梅拉伦湖（Mälaren）和乌普萨拉（Uppsala）的周边地区，以及挪威的奥斯陆峡湾地区；其次是西南部地区（罗加兰、松恩、霍达兰 ），以及更靠北的现在的特隆赫姆地区。这些地方能成为我们所知的早期王公们权力的基础，绝非偶然。

在最后一次冰河期的晚期，汉堡文化的猎鹿人为寻找猎物，随着退却的冰盖一路北上，进入斯堪的纳维亚，成为那里最早的定居者。他们在约14000年前来到斯科纳，而后坐着皮制小舟，在整个半岛散布开来。到公元前7000年，他们的分布已经远至芬兰南部。这些早期移民完全以狩猎和采集维生，农耕技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才被引入斯堪的纳维亚。从那时到公元前500年的铁器时代之初，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财富、人口和复杂程度都在增长。然后，危机爆发了。气候变冷、降水增加，来自南方的凯尔特人部落——他们正在向中欧扩张——的青铜供应渐趋断绝，而且奢侈品的贸易路线也向南移动到地中海地区。这一切压力都加在了当时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各阶层之上。

在罗马帝国的铁器时代（公元1—500年），当地社会变得更加尚武，社会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深。罗马帝国的各种商品流入斯堪的纳维亚，包括青铜器、玻璃和珠宝，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罗马风格的武器。这些武器的主人有可能是那些在罗马帝国的辅助军团效力的战士，他们回家时也把武器带回了北方。在挪威、瑞典和芬兰的南部，一系列山间要塞的建立标志着当地社会冲突的增多。当时最大型的要塞位于哥特兰（Gotland）的图尔斯堡（Torsbrugen），它的防御土墙大概有1.5英里长。更有说服力的则是在泥沼中发现的用作祭品的武器，其年代大多在公元200—500年。仅仅在日德兰半岛就发掘出约20处这样的遗存。其中规模最大的位于日德兰半岛中北部的伊勒鲁普河谷（Illerup Adal），在那里爆发过一场有数百人参战的战斗，而战败者的剑、匕首和长枪在随后的仪式中被扔进了沼泽。

我们所知的第一份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资料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家。来自马赛的希腊旅行家和作家皮西亚斯（Pytheas）记述了他于公元前300年，在欧洲西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的一次开创性的航行。 ^[11] 他提到从不列颠向北航行6天后，抵达了一个被称为“苏勒”（Thule）的地方。当地居民以野果为生，因为那里“缺少适于农作物生长和牲畜繁殖的土地”。不过关于他提到（无论是否实际去过）的这个地方是否真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或者冰岛），目前仍存在许多疑问。更为确切的资料来自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他记述奥古斯都派遣一支罗马舰队在公元5年的8月起航，沿着弗里西亚的海岸线探索。这次航行抵达了日德兰半岛的最北端。这次远征（罗马人唯一一次用船进入那个地区）中收集的情报也许是现存的资料之中第一次提到“斯堪的纳维亚”。在老普林尼（Pliny of the Elder）的《博物志》（公元1世纪后半叶）中再次出现了这个地方，而且书中将它拼写为“斯卡的纳维亚”（Scadinavia），意为“危险之岛”，这或许说的是卡特加特海峡（Kattegat）附近的急流——在那里航行十分危险。 ^[12]

公元150年左右，亚历山大里亚的作家托勒密（Ptolemy）将斯堪的纳维亚的各个部落记录下来，比如瑞安奈斯人（Suiones，后来被转写为瑞典人）和古托伊人（Goutoi）。古托伊人大概就是6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甫》中提到的耶阿特人（Geatas），这个名字同瑞典王国主要的历史划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贝奥武甫》成书的大迁徙时代，有更多间接提及斯堪的纳维亚有关的作品，不过令人沮丧的是，其中的大部分都相当晦涩难懂。其中最重要的是约达尼斯（Jordanes）于6世纪中期写的《哥特史》（ Getica ）。约达尼斯记载了28个斯堪的纳维亚的民族，比如高提哥特人（Gautigoths）和瑞提迪人（Suetidi）。他还将斯堪的纳维亚称为“民族制造所”，他还首次提出：哥特人从哥特兰向南迁徙，勃艮第人则来自博恩霍尔姆（Bornholm，或称博艮德霍尔姆，“Burgundholm”），伦巴第人的家乡在瑞典南部的斯科纳。 这些观点被后来的作家广泛认同。

2世纪左右，丹麦地区的考古记录变得更加贫乏，不仅将珍贵物品扔进沼泽的献祭仪式终止了，而且丧葬习俗也从土葬转为火葬（意味着能从陪葬品中获得的信息也更少）。不过来自挪威和瑞典的信息相对丰富。在瑞典，有证据表明在梅拉伦湖地区兴起了一个王国。这个时期的瑞典比较繁荣，在乌普萨拉北部的瓦尔斯加尔德（Vålsgarde）和文德尔（Vendel）发现的一系列奢华精美的船墓证明了这一点。所以550—750年的这200年的瑞典历史时期被称为文德尔时代。 ^[13]

多数我们所能收集到的、关于瑞典的最早期的状况来自《英格林加萨迦》（ Ynglinga Saga ）。这个于13世纪被再加工的诗歌（英格林加塔尔，“Ynglingatal”）最早是在9世纪完成的。它讲述了有关年代最早的瑞典统治者的故事，而其中多少是历史又有多少是神话一直备受争议。似乎是在6世纪时建立了一个王朝，它的统治地点，在从梅拉伦湖开始的水道同内陆盛产毛皮的地区延伸出来的路线交汇之处。这个王朝早期的统治者有三位国王，名为奥恩（Aun）、埃吉尔（Egil）、阿蒂尔斯（Athils）。他们的统治存在的唯一实际证据是三个巨大的封土堆，位于格拉乌普萨拉（Gamla Uppsala，即“旧乌普萨拉”）的12世纪的罗马式教堂附近。这三个封土堆以北欧神话中的三大主神来命名，一般被称为奥丁之墓、索尔之墓和弗雷之墓。 如今虽然这里已经被绿草覆盖，但当年这些封土堆必然离瑞典诸王的统治中心与信仰中心不远，11世纪的作家不来梅的亚当记述了在这里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异教献祭仪式。附近博物馆中的珍宝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证明这些国王的权力和财富，而他们统治的具体情况和权力的实际规模，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

英格林王朝似乎饱受灾难和不幸。一个名为斯维吉迪尔（Sveigdir）的国王痴迷于一个想法，他认定亚萨诸神（Aesir，北欧神话中的主要神系）最初居住在距离斯堪的纳维亚最东端极远的一个国度，所以出发去寻找诸神。在经历了漫长的旅行后，他看见一个矮人正在进入岩石中的缝隙，矮人邀请国王随他一起进入，声称奥丁就在里面等着他。国王不想中止这超自然的探险，因此他照做了，岩石在他进入之后随即闭合，人们再也没见到过他。另一位英格林王朝的统治者多马尔迪（Domáldi），因为某一年粮食歉收，而被自己的臣民作为人祭的祭品杀死，用来供奉众神。还有一位名为英格维-顿纳（Yngvi-Donnar）的国王的结局也是痛苦而语焉不详：“在瑞典备受疼痛折磨”。最不幸的国王大概是绰号“屁”的埃斯泰因（Eystein），他掠夺了瓦尔纳（Varna）巫师绍尔德（Skjöld）的土地，因此巫师召唤来了一阵狂风，让另一艘船突然剧烈摆动，国王当场被那艘船的船桁撞翻，落入海中溺毙。 ^[14]

这些早期的英格林国王似乎将控制地域延伸到了挪威的西福尔（Vestfold）。在当地，位于奥斯陆西南的博勒（Borre）的数座大型集体墓葬里，也许就有几座是王室的墓。在桦树和橡树的林荫下现存的6个封土堆中，有不少已经从顶部塌陷了，盗墓贼在很久以前盗取了里面的大多数陪葬品。在1852年当地的道路管理部门将这片土地买下作为采石场后，这些坟墓才第一次得以被挖开进行研究。工人在挖掘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青铜马鞍，他们想将马鞍挖出来，结果导致了通道塌方。随后，早期伟大的挪威考古学家尼古拉·尼古拉森组织了第一次得当的深入调查。在当时那里有9个封土堆，而他只挖掘了其中的第一号封土堆。他在那里找到证据显示这是个船墓（木头早就腐坏殆尽，不过铁钉留存了下来）。 ^[15] 与遗骸一起发现的陪葬品包括3匹马、全套马车、马镫、铁锅、各类农具和陶器。因为这处考古发现，这种维京时代早期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博勒风格。 这个墓地似乎一直到9世纪初还在使用，这意味着在9世纪晚期开始统一挪威的金发哈拉尔德的一些直系祖先有可能就被埋葬在这里。

在维京时代开始前的几个世纪里，瑞典一直欣欣向荣。相应的实际证据来自梅拉伦湖的黑尔戈岛（Helgö）上的定居点，那里在5—7世纪时作为早期贸易地点来运行。当地有许多仓库和工坊，工坊中可以生产首饰（一些是金质首饰）、玻璃珠、鹿角梳，在年代更晚的维京时代的定居点中，这些物品都颇为常见。这个商业中心的贸易网络延伸极广，考古证据中甚至有来自印度的佛像、爱尔兰的主教牧杖的部件、英格兰南部的玻璃制品。 ^[16]

相比之下，关于丹麦最早期历史的资料并不丰富。有一个传说：丹麦是以乌普兰国王耶普尔（Ypper）的儿子丹（Dan）而得名。这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不过这个传说故事也许保留了丹麦的王室家族和瑞典之间的关系的久远记忆。 ^[17] 《贝奥武甫》中提供了几个统治者的名字，比如舍尔登（Scyldings，“拥盾者”）。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在他的《丹麦诸王纪》中提到了一个国王，名为哈夫丹（Halfdan，字面意思就是“半丹麦人的”），他的儿子赫罗斯加（Hrothgar）也出现在《贝奥武甫》中，而且他所处的时代大概可以被定位到5世纪末。

《贝奥武甫》还进一步讲述耶阿特国王赫伊拉克（Hygelach）在同乌加斯人（Hugas，或是法兰克人）的战斗中战死。这次进攻大概才是有史可查的第一次“维京人的”掠夺行动。法兰克历史学家图尔（Tours）的格里高利在他的《法兰克人史》中的记载就印证了这件事情。在书中，他记述丹麦国王科希莱查斯（Chochilaichus，即胡吉莱库斯，“Hugilaicus”）在515年进攻阿图阿里人（Attuarii）——一个定居在下莱茵河和须德海（Zuider Zee）之间的弗里西亚部族。 ^[18] 在这次攻击之后，他中了法兰克统治者狄奥多里克的儿子狄奥德贝尔特（Theudebert）的埋伏并且被杀。接下来的故事没什么好说的，但这一资料应当足以证明，在林迪斯法恩遭到攻击前的几个世纪里，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非常确实地威胁到了北欧的海岸线。

下一个关于丹麦的文字记录直到714年才出现，根据记载，英格兰传教士圣威利布罗德（Willibrord）在当时被派去“野蛮的丹麦人部落”传教，并且会见了他们的国王安根杜斯（Ongendus），这次传教活动的长期影响似乎很有限。 ^[19] 这些经历模糊的早期丹麦国王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所谓“丹麦墙”（Danevirke），就是这种权力的证明，它是从南方的入侵者的手中保卫日德兰半岛的基地而修建的一系列复杂的防御工事。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都认为这是由国王古德弗雷德在9世纪初建造的，不过，20世纪70年代的年代分析将日期提前到了8世纪30年代，并且精确到737年左右。这意味着在这一阶段国王的权威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种集权王权的出现，还可以从在726年在萨姆索岛（Samso）上挖掘的坎哈弗运河（Kanhave）中得到进一步的认定。由于这个运河在日德兰半岛和西兰岛之间，战略位置重要，它建成之后，谁控制了这个运河，就能控制经过丹麦的大小贝尔特海峡的船运，并且能在必要时将通往波罗的海的航路切断。

虽然瑞典、丹麦和挪威的小酋邦可能在7世纪晚期到8世纪初便开始逐渐合并为小型王国，可是形成的社会依旧以乡村为主（类似城镇的聚居区直到8世纪早期才出现，而且规模很小）。 大多数人生活在农场里，居住在一般被称为“长屋”的建筑中。这些长屋的大小最少有100英尺 长、15—20英尺宽，它们一般由木材建成（而在木材稀缺的地方用泥炭建造），支持房屋的围篱用枝条编成并抹上灰泥。长屋的墙壁一般微微向外弯曲，外凸的外观与船体的形状颇为相似。在长屋的内部，托住天花板的木柱沿着房屋的长边将整个建筑大体分成三个部分。一般在长屋的一端有一个畜栏，用于在冬天饲养牲畜。外侧的走廊中放置长椅，供人闲坐、吃饭和睡觉。在长屋的中央有一个长方形的大火炉，用来取暖、照明和烹饪，这里也是房屋生活的中心。往往除了木箱子和“高椅”（制作更为精美的高靠背座椅，供一家之主使用，在侧面由两个大木柱支撑）之外，里面再无其他家具；在屋内也毫无隐私可言。

传统上，这个社会被分为三个阶层：“波利尔”（Prael，即“萨尔”，“thrall”），指非自由人；“卡尔”（karl），自由的小农；“雅尔”（jarl），即贵族。这一划分难免有过度简化之嫌，这种经典的三分法的表述出自10世纪的短叙事诗《里格神之歌》（ Rigs Þ ula ）， 诗中讲述了信使之神海姆达尔（Heimdall）的一段旅程：他依次拜访了分别属于这三个社会阶层的农场。在第一个农场（被称为“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家）中，招待他的食物是粗面包，不过在离开之前，他辜负了主人的款待并且让“曾祖母”怀上了一个男孩，随后离开。这个男孩被称为萨尔（Thrall），他同被称为“女奴”的女人结婚，他们俩孩子们的名字也十分卑下：男孩们叫“晒黑者、胖马夫、黏液、糙人、口臭、矮胖子、懒鬼、灰发、蠢人、长腿”；女孩则叫“大嘴巴、破屁股、大鼻孔、奴隶女”。之后，海姆达尔去拜访了“祖父”和“祖母”（“卡尔”阶层的代表），而且他再次和女主人同床。随后，祖母生下了一个“面色红润且两眼发亮”的男孩，并取名为卡尔。这个健壮的小伙子和“儿媳”结婚了，他们的儿子则取了相对更合适的名字：比如，“农夫和士兵、爵士和铁匠、自耕农、好胡须和同伴”，而女儿被称为“新婚女士、精明、睿智、妻子、腼腆者”。海姆达尔在第三次，拜访了“父亲”和“母亲”的好房子。这个神祇同样与女主人生了一个孩子，不过这个男孩明显漂亮得多，他“脸颊透亮”而且“眼睛如同小蛇一般敏锐”。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娶了厄纳（Erna）作为妻子，他们的孩子则被恰当地取了贵族的名字，比如，“儿子、孩子、贵族、继承人、子孙、亲族、少年、年轻的‘孔’（Kon，这是古代北欧语里的一个双关，因为‘kon ungr’的意思是‘国王’）”。

尽管斯堪的纳维亚的奴隶无疑是社会中的最底层，但他们并不像在欧洲其他的地区那样备受压迫。斯堪的纳维亚的法律允许释放奴隶，也允许地主将他们同女奴生下的孩子变为自由民。这个阶层在维京社会中一直占比不大（而且到12世纪，除了瑞典，在其他地方都正式废除了奴隶制 ）。

自由民和奴隶的地位都是世代相传的，不过，掠夺时掳走的战俘会增加奴隶的数量（奴隶的数量在维京时代大幅上升了）。奴隶在法律上是不受保护的，他们并没有和自由民一样的权利。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奴隶因为侮辱自由民并且被杀了，那唯一的惩罚是与奴隶的价格相当的罚款；如果一个人杀死的是自己的奴隶，那就根本不会受到惩罚（除非这种情况正巧发生在大斋节期间，那样的话，杀死这个不幸奴隶的人将会受到放逐出境的处罚）。 ^[20] 当地社会的大多数人是并非贵族的自由民，他们有权在当地的集会，所谓“庭”（thing，是维京社会中十分普遍的一个机构，负责决定重要的公共事务、旁听法律诉讼）之中表达意见。这一社会阶层十分广泛，包含了劳工、佃农以及没有贵族地位的地主。自由民一般被称为“邦迪”（bóndi），指的是一个经营自己家业的男人。最重要的小群体则是“欧德尔斯邦迪”（óðalsbóndi），拥有“自由保有权”的自由民，他们能将自己名下的土地传给后代，尽管要受到一系列法律的限制（在没有他亲属的认可下，他无法合法地将应由家人继承的土地送给外人）。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其他类型的自由人也出现了，特别是无地劳工和小自耕农，他们的法律地位和地主基本相同，不过他们受伤或死亡时得到的赔偿要比那些有“自由保有权”的亲戚要少一些。

贵族之中最重要的人物被称为“雅尔”（jarl）或“厄尔”（earl）。这个称呼只用于那些地位最高的人，他们通常可以同国王平起平坐。举个例子，赫拉迪尔（Hladir）的雅尔以特伦德拉格（Trøndelag）控制了挪威北部的大片土地，他们经常同挪威国王分庭抗礼，或者在丹麦国王想要掌控整个挪威时，成为丹麦人的代理人或摄政者。王室主要的扈从和幕僚往往就来自这个阶层。而作为社会的贵族阶层，在维京时代的末期，随着国王权力的增加、他们自由行动的权利的削弱，其影响力大不如前，他们世袭的封地大多转化为国王授予的官职。

还有一群人游离于北欧社会的主流之外，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是北欧人。游荡的萨米人（Saami）使用芬兰语族的语言，他们靠狩猎、捕鱼和放养驯鹿为生。他们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自己的文字材料，所以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完全依赖北欧人的资料和考古学证据。

萨米人的身影出现在了许多冰岛萨迦之中，另外《定居者之书》（ Landnámabók ）、一些诗作，以及之后的一系列挪威法律也提到了他们。在这些资料中，他们一般被称为芬人（finnr/finni），他们的自称（saame）只在北欧人的资料中出现过一次。他们很明显已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生活了很长时间，很可能比北欧人在那里定居还要早。被称为“内陆湖墓”的一系列铁器时代晚期的坟墓在森林地区的小湖泊附近密集地出现，这些坟墓的位置可以证明，萨米人当时的活动范围远远大于之后的范围；到中世纪时，他们已经被限制在挪威和瑞典的偏远的北方。瑞典的海里耶达伦（Härjedalen）的克兰克马尔滕绍格（Krankmaårtenshog）发现的铁器时代早期墓葬中，出土了放置在石堆中的驯鹿角头冠，清晰地说明了萨米人同驯鹿之间长期依存的关系。事实上，遥远南方的乌普兰的蒂纳（Tuna）的船墓中，有证据证明死者的饮食中有丰富的驯鹿肉（这在当时一般的北欧人饮食习惯之中并不常见）。

萨米人是专业的狩猎者，而他们和北欧人的主要的交流形式，便是萨米人用毛皮向北欧人纳贡或进行贸易［在9世纪生活在萨米人区域的北欧商人欧泽尔 （Ohthere）比较详细地进行了描述］。萨米人出卖貂皮、水獭皮和其他毛皮能够获得什么回报，我们并不清楚［《柯提尔萨迦》（ Ketil’s Saga ）中提到了黄油和猪肉，但仅凭这些似乎并不足以促进贸易 ^[21] ］，不过鉴于这种贸易延续了几个世纪，它应当对双方都有利。

尽管起初萨米人似乎主要生活在挪威北部的芬马克（Finnmark），不过也有证据表明，在更南方的特隆德拉格，以及挪威东部的南部内陆地区也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在挪威东部通行的《波加尔庭法》（ Borgarthing Law ）中，通过一系列规定阻止基督徒同芬人混居，尤其禁止他们前往萨米人的土地去寻找治疗或预言。那些法律的起草者十分在意这些异教徒的行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玷污。实际上，在北欧萨迦中萨米人常作为使用魔法的高手出现。在一个故事中，挪威国王血斧埃里克的妻子古恩希尔德（Gunnhild）前往芬马克去学习巫术（她还残忍地杀害了她的两个老师，给她带来了嗜血的名声）。

他们的萨满传统，以及他们对基督教的长期抗拒，使得萨米人的“异类”形象在中世纪的北欧作家（主要是基督徒）的眼中被强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发生过激烈冲突。1258年，一艘冰岛船只在挪威北部海岸遭受海难，之后船员们都被杀死，这就有可能是萨米人做的。另有记载提及， ^[22] 萨米人对一个显赫的挪威领主的农场进行了攻击。不过，考虑到萨米人和北欧人之间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这些证据实际上没有多少显著性。

双方和平共处的记述要多得多。除了长途贸易外，双方关系中还有一个常见的方面：北欧贵族一直把萨米人的贵族当作是理想的结婚对象。 ^[23] 在《芬博加萨迦》（ Finnboga Saga ）中，提到一个名为莱克妮（Lekny）的萨米妇女成为一个冰岛领主的情妇。不过，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挪威的金发哈拉尔德（HaraldFinehair）和萨米王斯瓦西（Svási）的女儿斯内弗利斯（Snaefrith）之间的婚姻。哈拉尔德受邀前去斯瓦西的领地，他最初并不想去，但最后还是去了。当他抵达之后，斯内弗利斯为这个王室客人酌酒，哈拉尔德在看到她后就陷入了热恋之中。斯瓦西回绝了哈拉尔德想要和斯内弗利斯共度良宵的请求，而是坚持要挪威国王和她正式结婚。 11世纪中期的挪威国王哈拉尔德·哈尔德拉达就宣称他自己是金发哈拉尔德和斯内弗利斯的四世孙，来增强他王位继承的合法性。

无论是否真的有哈拉尔德和斯内弗利斯结婚了这回事，这至少足以说明萨米人在北欧人的世界观中远远没有被轻视。《古拉庭法》（ Gulathing Law ）中的一个誓约则进一步地显露出两者的密切关系。这个誓约是对某个敌人发下的，声称只要“猎鹰飞翔，松树生长，河流流入大海，孩子为母亲哭泣，萨米人在滑雪”，就保持和平。这恰当地提醒了我们：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的参与者从来都不只有北欧人。

在萨迦中塑造的维京社会被持续不断的暴力困扰，至少是受到了它的威胁。由于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来阻止暴力，这意味着必须寻找一种方法来控制它，或者至少将它转化到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在《埃吉尔萨迦》中，因为一场球赛引起了纷争，年仅7岁的英雄埃吉尔（Egil）杀死了格里姆·赫格松（Grim Heggson），用斧头劈开了他的头。 ^[24] 这显示这样的暴力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纷纷寻找当地某个最能维持他们的影响力（与性命）的首领的保护。

当维京人为远征掠夺而组织起海盗团时，参加的人即使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也必须要熟悉武器如何使用——在突发情况下必须靠武器保护自身的安全。最常用的随身武器有斧、长枪和弓箭，以及相对少见（至少对非精英战士而言）的剑。这些剑一般有3英尺长，带有简单的十字护手和圆形柄头。剑尖较钝，更适用于劈砍而非挑割。记载中留下了许多名剑，它们的名称都颇为威武，比如“啮胫”（Fótbitr）、“暴戾”（Gramr）。这些剑坚韧耐用，使用花纹锻造技术（pattern-welding）制成，即将数根铁条扭在一起，然后进行锻打而一体成型，因此剑身上会有极具特色的花纹。 ^[25] 一些宝剑作为镇宅之宝代代相传，还有少量宝剑则几乎成为圣物，比如圣奥拉夫的宝剑“斫”（Hneitir），它在1030年的斯蒂克莱斯塔德（Stiklestad）之战后被一个瑞典维京人捡到，然后这把剑在他家族中流传了三代。

斧头是维京人最广为人知的武器，最初还只是小型的窄刃武器，是樵夫用来砍树的那种斧头的衍生品。之后才出现了宽刃大斧（有时被称为“丹麦斧”），它必须要使用双手挥动。实际上双手斧不甚实用，它的使用需要很大的空间，这意味着使用者无法在防御性阵型中受到保护。 ^[26] 这种武器发展到极致则是钩斧，斧刃向下延伸一长段，使得它非常笨拙（或许也可谓惹眼）。远程武器方面，维京人倾向于使用标枪和弓箭。不过在萨迦中的道德规范十分重视单打独斗的荣耀，鄙视使用这些远程武器。

说到防护装备，大多数维京人都拥有一个盾牌，其直径一般有3英尺，主要使用木材制造，盾牌的中心一般有金属盾钮来保护握持者的手，有时还会在盾牌边缘进行加固。到11世纪，鸢形盾牌出现了，巴约挂毯中就有这样的盾牌。 一些战士还有金属头盔，这种头盔一般都是锥形的，偶尔额外会有护眼的装置或者向下伸出的护鼻（不过从来都没有“角”，将角作为维京人的基本特征虽然普遍，但是不符合史实 ^[27] ）。如果一个普通战士拥有护甲的话，护甲往往也只是加护垫的衣物；由相扣的铁环打造的锁子甲（对抗劈砍武器时最为有效）十分少见，一般只有十分富有的人才能拥有锁子甲（比如挪威国王哈拉尔德·哈尔德拉达，他的锁子甲下摆实在是太长了，看起来就像是裙子，于是他的手下给它取了个绰号“艾玛”）。

至少在早期，大多数有记载的维京人掠夺行动是由同一地区的小团队进行的独立行为。在那之后的攻击行动中，一些掠夺部队的规模显著扩大，常常由国王的部队组成。国王往往有王室扈从卫队（hird），不过，在必要时也会征召额外的部队。额外的部队之中大多数人是自由的农民（并得到其他大领主的扈从武装的加强）。在瑞典，被称为汉德（hund）的土地区域有义务按要求提供4艘船。在丹麦，同样的单位被称为赫里德，而且在国王要求时，它要提供40个武装过的人。 ^[28] 大概正是在这样的征兵行动的支持下，八字胡斯韦恩（Svein Forkbeard）和克努特大王才能在11世纪初对英格兰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远征。小股的掠夺海盗则以不那么正式的方式组织起来，而且这些赫尔（盎格鲁-撒克逊资料中对这样的流动部队的称呼）在大型战役的过程中，会经历组织、分散、重组这三个过程；以英格兰为例，这些大型战役可以持续10年之久。

对付像修道院那样的无力自卫的目标时，维京人的战术和任何时代的武装人员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方式没有区别：威胁、恐吓，并且在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就采取暴力手段。当他们面对有武装的敌人时，维京人通常会结成战线，以“盾堡”（skjaldborg，实际上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盾墙战术基本一致）将他们的首领或国王围在中间。指挥官的旗帜会竖立在空中，其中最著名的是挪威国王哈拉尔德·哈尔德拉达的“焦土之旗”（Landøyðand）。在最初使用远程武器对射之后，大多数战斗会转变为一系列白刃战，双方的战线彼此接近、相互挤压。最后，有一方会击破对手的战线，而战败者在撤退与溃逃期间遭受大量的伤亡。在那些重要的战斗中，死伤人数的大概数字很难统计（毕竟双方部队的规模也很难计算）。在878年的阿什当之战中，威塞克斯的阿尔弗雷德大王击败了一支维京大军，据称伤亡“数以千计”。在991年的马尔顿之战中，伤亡数则是“数以百计”。偶尔也会有似乎更精确的数字。比如，在896年的普尔，有120个维京人被杀死，这个数字大概只是通过6艘船乘以每艘船上的20个战士来简单地计算出来的，记载中英格兰人死亡了62人的数字也许更接近真实。 ^[29]

在谈到战场上使用的策略的时候，我们知道维京人爱使用佯攻和伏击。他们有时使用被称为“猪突”（Svínflykjin，“野猪阵”，因为这个阵型和野猪鼻子的形状相似）的楔形阵，这种阵型的推进力能更容易地击破敌人的盾墙。维京人战士中有极为特殊的狂战士（Berserker/Berserks），他们完全不进行任何有计划的战术，狂战士（熊皮战士）的称呼来自他们最初穿来代替盔甲的熊皮上衣，他们有时也被称为“狼皮战士”（ulfhednar）。这种没有防御措施的战斗方式显然是日耳曼民族的古老习俗，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就记述了裸体青年拿着剑和矛跳的舞蹈；在瑞典的瓦尔斯加尔德的一处7世纪的坟墓中出土的一个头盔上，有一个仅戴着头盔和系着腰带的年轻人的形象。

在战斗激烈的时候，这些狂战士会进入战斗狂怒（battle rage）的状态，相传此时的他们能获得超人的力量，而且杀红眼的他们不会感到疼痛。不过，除了萨迦的记述之外，几乎没有证据证明狂战士真实存在，这些故事也许只是为了恐吓那些和维京人的精锐战士作战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冰岛，狂战士很可能被放逐，毕竟在战斗中出现这样的行为（会破坏己方战线）也许会适得其反。 ^[30]

维京人的凶残的名声，或许要以比较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对基督教圣地的亵渎，确实让修道院编年史学家们大受震撼，然而他们的谋杀、绑架、纵火的行为，却没有哪一起能和法兰克王国的查理大帝在782年屠杀了4500名萨克森异教徒的行为相比，这些萨克森人只因他们不满查理大帝强行推行基督教而发动了叛乱就惨遭杀害。 ^[31] 东盎格利亚的埃德蒙国王被维京人当作箭靶来射死，坎特伯雷大主教艾尔夫赫亚（Aelfeah）被他们用牛骨头击打致死。这些只是维京社会中一种随意而为的暴力行为，称不上格外残忍。更为骇人的则是“血鹰”（blood-eagle）——将受害者的胸膛切开、肋骨劈开，把肺从胸膛中拉出，而后钉在胸部外侧，形状就像老鹰的双翼。这种血腥且让人极度痛苦的刑罚，在西格赫瓦特·托德松在11世纪创作的《克努特之诗》（ Kn tsdrápa ，一首歌颂克努特国王的北欧宫廷诗）中被第一次提到，诗中诺森布里亚的埃勒国王就受到这个刑罚而死。这也许是与萨迦中描绘的，在战场上盘旋、饱食腐肉的鹰的描述相混淆了。 ^[32]

就战略而言，9世纪早期的维京人掠夺似乎不过是相对猛烈的海盗行为，除了以往的探险行为让他们知道哪里充满财富、哪里防御不严之外，并没有什么计划可言。随着攻击者获胜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对战利品的觊觎会让更多掠夺者随之而来，而受害者上缴的贡金只会加速这一过程。比如，法兰克王国的秃头查理在9世纪50年代和威塞克斯的无备者埃塞尔雷德在1000年左右为了让维京人离开而缴纳的赎金。

维京人战斗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们善于利用海上运输的优势，这使得他们能到达的地域更广，并且一旦掠夺结束就可快速撤退。对于陆上行军来说，维京人配备的马匹让他们和在海上时一样有机动性。不过，他们有就地过冬的做法，他们会在严酷的天气中度过冬天，而不是在适航季节结束前返回家乡，这有利于延长正在进行的战役。他们的过冬地点就成了进入他们的目标地区的桥头堡。最初这些地点是近海的岛屿，或者是与大陆之间有河流隔开的沿海地区，比如法兰西的努瓦尔穆捷和肯特的谢佩岛（维京人在850年第一次过冬的地点）。在春季，维京人分散为小型的掠夺队，让他们更容易获得补给。与此同时，掠夺队之间又保留有足够的联系，一旦有组织的武装进攻他们，他们就会重新聚集。他们也会利用现有的防御设施（比如切斯特的古罗马堡垒），不过当没有什么现成防御设施的时候，他们就会建立自己的土木防御工事，比如他们在德比郡的雷普顿建造的设施，以及维京人从9世纪40年代就在爱尔兰建造的“朗格福尔特”（筑垒的港口基地）的核心建筑。

维京人的掠夺部队和军队的规模差别极大。标志英格兰的维京时代开始的维京人的行动不过只有3艘船参与，他们进攻了布里特里克国王统治（786—802年）下的多塞特的波特兰。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897年的记载的开头提到一次战斗，其中只有6艘船参加。 到了10世纪，维京舰队就有数百艘船了。值得注意的是，威塞克斯国王因尼的7世纪的法律中提到超过35人的部队被称为一“赫尔”，这个词被用来称呼大多数维京人的掠夺部队，所以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部队并不足以被称为“军队”。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数字的精确度有些可疑，不过在它的记载中，在9世纪有12个维京人舰队，而其中有8个舰队由35艘以下的船只组成。根据每艘船能装的人数来估算，每个舰队的最大兵力大概在1000—1750人。根据记载，在843年，67艘船只出现在法兰西的卢瓦尔河；到853年掠夺者已经在那里集结了105艘船只；在885—886年的对巴黎的攻击中，军队由700艘船只组成，其规模已经达到顶峰。假设每艘船最多有50个战士，这支大军的人数将能达到35000。即使每艘船上的人少至30人，那总人数也会达到21000。因此这支舰队的规模肯定被夸大了。像这样的非常大的数字（即使是更小些的100或200艘船）也许只是编年史学家表明敌人数量众多的简单方式，他们并不需要什么准确度。892年，从法兰克王国进入英格兰的“大军” 大概有250艘船，不过《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提到他们有自己的马匹，所以这支大军的实际规模也许只有1000人。 ^[33]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掠夺行动的规模确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大，而且到11世纪早期对英格兰的几次远征中，几乎可以肯定人数有几千。尽管维京人的人数少，但是他们可以在数年中在一起协同作战，他们的成功也归功于此。与之相对的是，他们在法兰克王国、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的那些敌人的军队，都是以他们的少数王室侍从作为核心，并伴随有非正规的缺乏训练的征召民兵（比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菲尔德），而这些民兵无法在战场上维持很久。

我们的资料包含了相当多的信息，比如维京人什么时候来，他们攻击了哪里，他们如何战斗，甚至还有他们生活的社会的特征和发展状况。然而它没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相对独立于欧洲北部其他地区的社会，在发展了这么久之后，突然发动了规模如此浩大的海外掠夺活动。这也许是整个维京时代的关键问题。当然同样重要的问题还包括，为什么在持续了约200年之后，这种攻击随即停止了。

一个理论认为前维京时代的人口密度的增加引起了对资源的争夺，引起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内部的战争。最后，过多的人为稀少的资源而战，暴力活动直接转向极具诱惑的国外目标。铁器时代晚期的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中有一些关于人口增长的证据，也许能证明这一理论。在日德兰半岛西部和挪威西部，人类的活动扩张到了之前人们不会居住的沼泽地带，考古证据表明人口增长增加了对可用资源的压力。 ^[34]

其他证据则不能让人信服。在丹麦，不来梅的亚当记录日德兰半岛是“几乎没什么耕地，并不适合定居”。 ^[35] 与此同时，他将斯科纳描述为“满是作物，商品丰富，教堂遍地”。 ^[36] 来自海泽比和隆德的木材证明对橡木的需求（可以用来建造船舶或房屋）让榉树林在维京时代的覆盖范围增加了，这意味着人口增长也带来了需求的增加，不过这个变化在掠夺行动开始后才发生。 ^[37] 同样地，诺曼历史学家圣昆廷的杜多（Dudo of Saint-Quentin）叙述了诺曼人为了不让人口过剩而采取的一种抽签方法。他宣称：由于缺少土地，主要家族的人们会进行抽签，抽签失败的人将被放逐到海外，他们可以“通过战斗为自己获取土地，其他人则继续和平地生活下去”。 ^[38] 作为在10世纪早期的抽签失败者，赫罗尔夫将这种不幸变为大幸，并成为诺曼底的第一个维京人统治者。

比人口增长这个推动因素更重要的，也许就是欧洲西北部的贸易联系的普遍加强的拉动因素。在7世纪，商业中心和新兴贸易点快速增加，比如说法国北部的斯特普尔斯附近的奎恩托维克（可以追溯到这个世纪的早期）、 弗里西亚的迪尔斯泰德（在716年就已经存在了，当时盎格鲁-撒克逊的圣威利布罗德前往丹麦传教时途经这里）和英格兰南部的哈姆维克。贸易网络经过这些中心抵达丹麦，并且和日德兰半岛西部海岸的里伯（至少在720年就建立了）和东部海岸的海特哈布（海泽比）这两个贸易中心连接到一起。 ^[39]

这两个城镇属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最初的几个主要贸易中心。其他的贸易中心还有瑞典梅拉伦湖的比尔卡，以及挪威南部的考庞。斯堪的纳维亚一直支配着在南欧和西欧售价高昂的贸易商品（主要是琥珀和毛皮，他们的毛皮通常是从萨米人部落——以及之后罗斯地区的斯拉夫人——那里获得的贡品）。不过，丹麦和瑞典的贸易市场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内部市场的发展，为那些向国内销售进口商品的商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内部贸易提供了更多机会。迪尔斯泰德和海泽比则有些特别，他们同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沿岸建立起贸易联系，来自莱茵兰的陶制酒器、石磨、玻璃都出现在这两个城镇的考古发掘中。海泽比也是一个将东方来的商品（比如毛皮）贸易到南方和西方的法兰克王国的通道。还有更邪恶的奴隶贸易。在9世纪晚期，佛兰德斯的修道士圣里姆波特来到这个港口，将一个被俘虏的修女用赎金救了出来。 ^[40]

商业中心是欧洲西北部的贸易普遍增长的一个标志，这一定和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活动的区域里的财富增长以及地理知识的进步密切相关。那个时代的陪葬品反映了来自西欧的进口商品已经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例如8世纪的瑞典的船墓中出土的大量玻璃， ^[41] 还有在丹麦的里伯出土的32枚银币，这些银币也许就来自迪尔斯泰德。对于一些旅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而言，这种诱惑一定十分强烈，促使他们从和平贸易转而直接强行夺取那些他们渴求的商品。商人和海盗之间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在《埃吉尔萨迦》中，一个英雄在波罗的海东部进行了一系列掠夺，随后他用抢来的钱在库尔兰进行和平的贸易。 ^[42]

造船技术的改良在维京人的兴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地方（丹麦的群岛、挪威的漫长且曲折的海岸线以及瑞典的许多湖泊），乘船来进行交流要容易得多，陆上交通则要经过各种复杂地形（通常是无法通行的森林或山脉）。在斯堪的纳维亚最早出现的船是划桨小船，比如，大约公元前300年的约尔特斯普林船。约尔特斯普林船是一种圆底的船，以重叠搭造（将木板相互重叠）的方法来制造，而这种独特的制造方式在斯堪的纳维亚延续了1000年以上。到了尼达姆船的时代（310—320年），船舶制造技术已经显著地进步了，这艘重叠搭造的船有15对船桨的桨架，它的船员至少有30人。 不过，这艘船还没有真正的龙骨（这一结构可以避免船只因大风而侧翻），这一进步的到来不得不推迟到700年（拥有龙骨的克瓦尔松德船的年代）之前的某一时间。

维京时代之前的船没有配备船帆。正是风帆的使用，让这些吃水浅的重叠搭造的结实的划桨船在风力下也能行进。这种改进后的船让9世纪的维京人能够快速地长距离移动，运载的船员人数也增加到了100人。他们的航行并不需要港口，而且能够深入到河流系统之中，而他们的敌人的吃水深的船只没有这样的能力。 维京人从何时开始使用风力来推进他们的船只不得而知，不过到8世纪晚期，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丹麦的卡尔拜的一个7世纪的船只雕刻品似乎是一艘帆船。 来自哥特兰的8世纪的图画石上画有带船帆的船。在2008—2010年之间，在波罗的海上属爱沙尼亚的萨拉马岛的萨尔米发现了两艘船，将它们当作证据，可以将船帆的使用时间提前到8世纪早期。这两艘船中的二号（被称为萨尔米二号）上的木头和布匹的痕迹可能证明了船帆和桅杆的存在。萨尔米二号船上整齐地排列着33个男性的骸骨以及一把剑，而在另一艘船（可追溯到650—700年）上有7个男性的骸骨。这些骸骨的存在让人想到他们大概是在波罗的海东部的一次掠夺行动中被杀死的。因为它们是年代较早的船，这些人甚至可能属于7世纪晚期的瑞典的英格林王朝国王英格瓦尔派出的掠夺远征军。 如果的确如此的话，这将是维京式的掠夺在这一地区存在的最早证据，这比对林迪斯法恩的攻击早一个多世纪。商业中心不断增长的财富的吸引力也许为掠夺行动提供了动机，不过维京人对船只的改进提供了手段。

不过如果没有合适的时机，维京人的掠夺无非癣疥之疾，这些细碎的烦扰，大概只会在编年史上偶尔被提到。就像那些在4—5世纪攻击罗马帝国的蛮族从未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代攻破边境防御，同样地，维京人长期成功的真正缘由，在于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是分散的。在英格兰，这些掠夺者面对的是一个不团结的国家——诺森布里亚、麦西亚、东盎格利亚、威塞克斯这几个王国和其他的一些小国，这让维京人的军队有机会将他们逐个击破，最后只有威塞克斯组织起了无望取胜的坚决抵抗。在苏格兰，新生的阿尔巴王国正处于将皮克特人和残存的不列颠人控制的土地吸纳为自己的领土的最后阶段，没有余力扩张到北部和西部的群岛地区，更不用说去保卫那里了。在爱尔兰，当地王国的相互斗争让维京人得以在海岸线上建立起立足点，随后这些地方成长为永久定居点，当地人花了数个世纪才将其彻底消灭。

在法兰西亚（法兰克人在5世纪和6世纪征服的罗马帝国的高卢地区，和现代法国地域近似，而且在9世纪时，它还包括德意志西部、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北部和瑞士），查理大帝通过在797年对萨克森人的最终征服成功地将边境推进到丹麦附近。再加上他继承者们的软弱，在这一情形下必然发生边境冲突（又或许是法兰克人的征服行动），随之而来的就是掠夺行动。在一段时间内，这一威胁破坏了国家的完整性，最终诺曼底被完全地分割出来。在罗斯地区，维京人并没有遇到已经建立的国家，不过他们想要在混乱情况下安全地贸易的欲望，促使他们去建立新的定居点（或者占领一个已有的）来保卫他们的贸易活动。在这里，虽然他们最终接触的是拜占庭帝国、哈扎尔王国、里海附近的大小穆斯林政权这样成熟的政权， 战利品的诱惑还是驱使他们同欧洲西部的同族一样进行极具破坏性的掠夺。

另一个常被认为是促使劫掠活动（尤其是伴随着人口迁徙的）的因素是国王权威的增强（或者像一些萨迦里说的“暴政”），它让不想负担苛捐杂税的人避居海外。在萨迦传统中，挪威王国的第一位统一者，金发哈拉尔德和这个理由有特殊的联系。不过，这种貌似巧妙的联系无法得到历史年表的证明。哈拉尔德对挪威的征服一般被认为是在9世纪60年代中期，而这一进程是在871年哈福斯峡湾战役中基本完成的。 ^[43] 此时在冰岛的定居在874年已经开始了，更何况欧洲西部和北部的许多地区，已经处于在9世纪的40—60年代的维京人猛烈攻击的尾声了。哈拉尔德国王在931年去世，随后王国再次分裂，在这时维京人的攻击并未减少。丹麦的统一要晚一些，蓝牙哈拉尔德在958年左右才完成统一。在那时，维京时代的开端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了。因此，将掠夺行动归咎于政治集权是不可信的。政治上的纷争和混乱才是让这种情况壮大的原因，大量的战士时刻准备好去海外进行武力冒险。

最后，所有这些变化也许都是维京人的掠夺时代在8世纪晚期开始的必要因素，某个因素是无法单独满足条件的。早期掠夺者对不设防的目标的显著成功一定吸引了其他人，而他们获得的财宝为建造船只以及招纳新的追随者提供了资金。随着维京时代的继续，来自西方的战利品和来自东方伊斯兰世界的银币持续涌入，以及赚了大钱的人和当维京海盗的声望逐渐上升，对于年轻战士而言，掠夺已经变成了一个十分诱人的职业选择。在10世纪初期，斯堪的纳维亚的王室政权开始建立，它们此时已经对掠夺没有什么影响力了。最终王权的壮大让独立的战争首领纷纷消失，于是，那些最后的“掠夺” 实际上是王室赞助的军事冒险。

[1] 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事实上有七份抄本，所讨论的年代均有差异。“帕克抄本”（Parker MS）存于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在891年之前的内容由一人完成，而此后由几位或许居住于温切斯特的作者续写，对920年之前的内容记述得颇为得当，但在此之后所记载的大多是当地的事件了。“B”抄本记述到977年，而“C”抄本记述到1056年，这两份抄本似乎拥有同样的资料来源，此外在后者中还有1065—1066年的一段补记。“D”抄本与“E”抄本似乎参考了一系列北欧年代记（达勒姆的西米恩所作的《国王史》也是如此），也参考了一些关于英格兰北部的记载，或许说明这两份作品是在约克完成（不过“E”抄本的作者似乎在11世纪中期迁居坎特伯雷，记载了到1155年为止的当地与彼得伯勒的情况）。“F”抄本的作者主要参照了“E”抄本，但他似乎也拥有“A”抄本的副本以及其他的资料，或许就是利用的留存于坎特伯雷基督教堂的缮写室中的资料。“G”抄本在11世纪初完成，是“A”抄本的另一个版本。而“H”抄本仅剩残本，仅记载了1113—1114年的少量历史事件。 Anglo-Saxon Chronicle: A Revised Translation , edited by Dorothy Whitelock, David C. Douglas &Susie I. Tucker, （London 1965）, pp. xi–xxiv.

[2] 西米恩的编年史的发展（以及实际创作者）几乎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一样复杂。See Symeon of Durham, Libellus de Exordio atque Procursu istius, hoc est Dunhelmensis, Ecclesie / Tract on the origins and progress of this the Church of Durham （ed. David Rollason. Oxford 2000）, pp. xvii – l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3] Rollason, Symeon of Durham, pp. xxii, 89.

[4] Donald A. Bullough, Alcuin: Achievement and Reputation （Leiden 2004）, p. 300. 林迪斯法恩的修道院团体在635年由圣埃德恩建立，30年后圣卡思伯特进行了重建。

[5]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ume 1: c.500–1042 , no. 193, edited by Dorothy Whitelock （London 1979）, p. 842.

[6] Stefan Brink （ed.）, The Viking World （London 2008）, p. 342.

[7] Barbara Crawford, Scandinavian Scotland （Leicester 1987）, p. 44.

[8] Annals of Ulster, 795. See The Annals of Ulster （ to AD 1131 ）, （edited by Seán Mac Airt and Gearóid Mac Niocaill, Dublin 1983）. “雷斯卢”最可能的位置是爱尔兰岛东北方向的拉斯林岛。

[9] Frankish Royal Annals, p. 810.

[10] 森林过于茂密，以致在1177年，一群挪威人从达拉纳的马朗前往日德兰的斯图尔舍恩时，在这仅仅170英里的路途上花费了77天。Birgit and Peter Sawyer, Medieval Scandinavia: From Conversion to Reformation, c .800–1500 （Minneapolis 1993） p. 37.

[11] 皮西亚斯的作品如今仅见于其他作者和后世编纂者的引述，比如公元前1世纪斯特拉波的著作《地理学》。有关这次航行的详细信息，见Barry Cunliffe, The Extraordinary Voyage of Pytheas the Greek （London 2001）.

[12] Knut Heller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Scandinavia, Volume 1 : Prehistory to 1520 （Cambridge 2003）, introduction by Knut Heller, p. 1.

[13] ‘The chronology of the Vendel Graves’ by Brigit Arrhenius in Vendel Period Studies – Transactions of the Boat Grave Symposium in Stockholm, February 2–3 1981 （edited by J.P. Lamm & H.-Þ NordstrÞ, Stockholm 1983）, pp. 39–65.

[14] 有关英格林王朝国王们的不幸，见 Ynglinga Saga in Snorri Sturluson’s Heimskringla （edited by Erling Momsen, translated by A.H. Smith,Cambridge 1932）, pp. 1–35.

[15] 尽管尼古拉森如此记述，他收集的文物中却没有铁钉，而此后1989—1991年的发掘才最终找到残片。See ‘The Royal Cemetery at Borre,Vestfold: A Norwegian centre in a European periphery’ by BjÞn Myrhein The Age of Sutton Hoo: The Seventh Century in North-Western Europe （edited by M.O.H. Carver, Woodbridge 1992）, pp. 301–313.

[16] See Helen Clarke and BjÞn Ambrosiani, Towns in the Viking Age （Leicester 1991）, pp. 69–72.

[17] 尽管传说提供了一个解释，说丹有一个名叫盎格尔的兄弟，盎格鲁人也从这里起源，这在词源学上难免引人遐想。Gwyn Jones, A History of the Vikings （revised edition, Oxford 1984）, p. 44.

[18] Gregory of Tours, History of the Franks , book III, chapter 3 （see translation by Lewis Thorpe, London 1974） .

[19] Knut Hell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andinavia （Cambridge 2003）, p. 147.

[20] Konungsbók 112 in Peter Foote, Andrew Dennis & Richard Perkins, Laws of Early Iceland: Grágas, the Codex Regius of Grágás with Material from Other Manuscripts （Winnipeg 1980–2000 in two volumes）, pp. 172–173.

[21] See ‘The Perception of the Saami and their religion in Old Norse Sources’by Else Mundahl in Shamanism and Northern Ecology （edited by Juha Pentik änen, New York 1996）, pp. 97–117.

[22] In the Gull-Ásu-Porðr-Páttr. See Mundah, ‘The Perception of the Saami and their religion in Old Norse Sources’, p. 105.

[23] ‘The Sami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Nordic peoples’ by Inger Zachrisson in The Viking World （edited by Stefan Brink）, pp. 32–39.

[24] Egil’s Saga , chapter 40.

[25] 有关维京武器制造技术，详见J. Kim Siddorn, Viking Weapons and Warfare （Stroud 2005）.

[26] See Paddy Griffith, The Viking Art of War （London 1995）.

[27] 事实上在北欧出土的维京时代之前的头盔上出现过牛角装饰，而铁器时代的克尔特人头盔上也有，或许北欧就是受了克尔特人的影响。19世纪时，牛角盔的形象开始流行，当时挪威和瑞典的民族主义运动引发了北欧本土历史研究的热潮，维京时代的诸多元素也得以复活，而因为某种原因，牛角盔成了众所周知的维京标志之一。牛角盔也有可能是源自罗马人，在瑞典的瓦尔斯加尔德遗迹的七号墓出土头盔上有动物角的残迹；而罗马帝国晚期的一个军团，“角盔军团”（Cornuti），在5世纪论述罗马陆军的《百官志》（ Notitia Dignitatum ）之中曾有所提及。 Vendel Period Studies – Transactions of the Boat-grave symposium in Stockholm, February 2–3 1981 （edited by J.P. Lamm & H.-Þ NordstrÞ）– Museum of National Antiquities, Stockholm Studies 2 （Stockholm 1983）, p. 15.

[28] Paddy Griffith, The Viking Art of War, p. 137.

[29] Anglo-Saxon Chronicle, 896 in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1: c.500–1042 , ed. Dorothy Whitelock, （London 1965）.

[30] Foote and Wilson, The Viking Achievement , p. 285.

[31] 在凡尔登的屠杀起到了反效果，加剧了萨克森人的抵抗，征服直到797年才最终完成。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Frankish Kingdoms Under the Carolingians 751–987 （London 1983）, pp. 61–3.

[32] 有关《克努特之诗》，见‘King Cnut in the verse of his skalds’ by Roberta Frank in The Reign of Cnut: King of England, Denmark and Norway （edited by Alexander R. Rumble）, pp. 106–124. 有关“血鹰”的说法是属实还是纯粹的文学描述有激烈的争论。See Roberta Frank ‘Viking atrocity and Skaldic verse: the rite of the blood eagle’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84）, pp. 332–343; ‘The blood eagle again’ in Saga-Book of the Viking Society for Northern Research , vol. 22,pp. 287–289）; and ‘The blood eagle once more’ by Bjarni Einarsson in Saga-Book , vol. 23, pp. 80–81）.

[33] “大军”的准确规模存在许多争议，彼得·索耶在1958年声称只有几百人，而后在 The Age of the Vikings （London 1960）, p. 125，他将数字修改为1000人。索耶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比如David Sturdy的 Alfred the Great （London 1995）, p. 111。另有观点认为这一估计数量太小。See Simon Keynes, ‘The Vikings in England, c. 790–1016’ in P. Sawyer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Vikings （Oxford 1999）, pp. 48–82. Richad Abels in Alfred the Great: War, Kingship, and Culture in Anglo-Saxon England （London 1998）, p. 113,认为在到达之时（即在分散进军之前），其规模多达5000人。有关“大军”的供养问题，见‘Feeding the micel here in England c. 865–878’ by Shane McCleod in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Early Medieval Association , vol. 2（2006）, pp. 141–156。

[34] ‘The Viking Expansion’ by Peter Sawyer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andinavia , vol. 1, pp. 106–107.

[35] Adam of Bremen, History of the Archbishops of Hamburg-Bremen （translated by Francis J. Tschan, New York 1959）, book four, p. i.

[36] Adam of Bremen, History of the Archbishops of Hamburg-Bremen , book four, p. vii.

[37] Else Roesdahl （translated by Susan Margeson & Kirsten Williams）, Viking Age Denmark （London 1982）, p. 17.

[38] Dudo of Saint-Quentin , Historia Normannorum, book 1, chapter 2.

[39] Michael McCormick,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AD 300 – 900 （Cambridge 2001）, p. 607.

[40] McCormick,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 p. 609, note 115.

[41] P.H. Sawyer, Kings and Vikings: Scandinavia and Europe AD 700 – 1100 （London 1982）, p. 75.

[42] Egil’s Saga, chapter 69.

[43] 事实上，哈拉尔德的征服时间可能更晚。冰岛史学家博学者阿里宣称他对全挪威的统治开始于870年，这一时间点也源自这一记述，但其他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说法。Sverre Bagge, From Viking Stronghold to Christian Kingdom: State Formation in Norway, c. 900–1350 . gt3t4qAVGIPhY/Idpo5l+3zMUcvyDKkDRLh7C+P2d2bsf+OQoniOYfVVo333rh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