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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读吴军的书，还买了他的《浪潮之巅》和《文明之光》送给新东方的管理者们，与他们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吴军的书，文字简练优美，语言平实亲切，视角独特深刻，令人不忍释卷。这本《大学之路》亦是如此，但读来也有与以前的作品不一样的感受——在这本书中，字里行间，我清晰地感觉到了一位有着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问题的深刻关注，而这也正是促使吴军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吴军早年求学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后在美国一流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从他进入大学的第一天算起，到他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离开学校，前后居然长达18年之久（1984—2002）。从2005年开始，吴军一直参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管理工作，先后担任了该校计算机系顾问委员会的顾问和工学院董事会董事。为了能胜任学校的管理工作，他一直在研究世界著名大学的教育经验，并和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和教授们定期不定期地探讨办学思路。他抓住工作中及应邀在美国各大学做报告的一切机会，与各大学的毕业生、教授和在校生们交流，了解这些学校的一手资料，得到很多大学不对外公布的信息，尤其是招生和提升教授的“潜规则”。
最近几年，为了帮助自己的孩子找到一所喜欢的大学，吴军开始系统地研究美国的大学，并从女儿进入高中开始，带着她走访了英国和美国的很多名牌大学。吴军观察一所大学，常常喜欢进到它们的楼里看看学生和教授们在做什么，怎么做，注意观察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这样就增加了对大学的感性认识。除此之外，要想真正揭开一所大学的神秘面纱，吴军认为还需要从多个渠道、多个角度来了解它。他的信息渠道包括这样几个：首先是在这所大学当过教授、做过访问学者或者从那里毕业后在其他大学当教授的人；第二类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和在校学生，包括吴军在谷歌的很多同事；第三类是学生家长。
中美两所顶级高校的学习经历，十年的美国名校管理经验，多年的系统研究与实地走访，以及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上的独立思考与独到感悟，终于成就了这本《大学之路》。从这本书中，吴军与女儿梦华如同博学而耐心的向导，带着读者边走边聊，通过一些美国大学的实例，介绍它们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特色，以及与中国大学的不同。父女俩将他们所了解的十几所美国一流名校的特点和差异、招生的细节与择校建议，以及自己的看法和感悟，娓娓道来，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当然书中少不了各大学校的逸闻趣事和历史掌故，相信大家读来会和我一样大呼过瘾。
我一直有一个理想，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办一所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在努力了十多年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办法实现从无到有地去创建一所私立大学的愿望。2013年，机缘巧合，在我做新东方进入第20个年头的时候，接手了耿丹学院。所以我对于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应该给年轻人什么样的大学教育，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思考。
在吴军看来，一所好的大学应该具有四个角色。第一，它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将那些有潜力、有志向的年轻人培养成对未来社会有所贡献的人；第二，它是一个研究的中心，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并且会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第三，它是一个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推动社会的进步；第四，它是年轻人的家，是他们度过人生最好时光的地方。
我非常认可这四个评判好大学的标准。可以说，我们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和造就拥有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才。大学应该如何去培养年轻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本书中，我们会读到很多值得思考的例子。
耶鲁大学是美国大学中最崇尚自由的学校。越战期间，很多年轻人因为反战而逃兵役，美国政府要求各大学不准收这些学生。但耶鲁大学坚决抵制美国政府的要求，在招生时并不在乎申请人是否逃过兵役。它给予学生们选择的自由，并且保护那些反战的学生。耶鲁大学很清楚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领袖，因此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把握未来，引领未来，而不希望用老人的观点禁锢年轻人的思想。因此，即使学校不同意年轻人的做法，它也要给他们自由并且保护自己的学生。
由于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因此每年有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其中包括颇有争议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伊朗被很多美国人看成是“敌人”，但是，2012年哥伦比亚大学不惜得罪纽约市长和美国政府，坚持给予所谓的敌人言论自由，邀请内贾德在学校进行了演讲。这一做法在学校里受到了很大的赞誉，并且被看成是自由派的胜利。大学为什么邀请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来“惹麻烦”呢？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而是大学认为为了培养今天的学生成为明日世界的领袖，它有责任让年轻人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倾听不同的声音。在历史上，哥伦比亚大学出了4位美国总统和30多位世界各国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
当然，要想培养年轻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首先国家和大学应该有这样的理念——大学的教育者们本身就应该具备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university”（大学）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一种包括老师和学生的团体，它受到契约的保护，这个团体是独立于所在地治辖权的。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术自由亦是来源于此。
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签署了被称为“学术特权”的法律文件，后来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予以认可。在这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四项内容：
第一，大学人员有类似于神职人员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权。
第二，大学人员有为了学习的目的自由旅行和迁徙的权利。
第三，大学人员有免于因学术观点和政见不同而受报复的权利。
第四，大学人员有要求由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地方法庭进行裁决的权利。
第二项权利是今天很多国家学生签证的历史的由来。第三项是今天学术自由的重要保障，没有这一条，大学就无法做研究。如今，当一所大学想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是否有充分的管理自由和学术自由至关重要。
美国的教育界在1900年开始强调教育的学术独立和办校自由，并形成了教授治校的机制，对这种独立和自由予以保障。吴军老师认为，教授治校，行政成本比较低，学校管理民主、公正、透明。
在美国，一流大学大多数是私立大学。它们从招生、教学，到科研和教授队伍建设等，在诸多方面皆按照自己的办校理念行事。在私立大学里，各级管理部门和董事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系一级的管理基本贯彻教授治校的原则；校、院两级的管理，则多少有点像私营公司，实行校长、院长负责制，并实行董事会监督的管理机制。可以说，在管理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上，美国一流私立大学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大学里做得最好的。
那我们的教育“大道”究竟应该怎么走？我认为我们的教育应该以良知、理性、仁爱为经，以知识、科技、创新为纬，造就新一代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国民。
除了获取知识和能力，大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获得良知，培养理性，提高教养。获得良知，并且在关键时刻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所在。大学培养的人应是有精神气质，对人平等相待，对社会、国家、人类都有担当，内心对自由、民主、平等绝对尊重，不论是学自然科学的，还是学商科、文艺的，都需要具备这样的人文素质。
我一向认为，一个只懂得向学生灌输课程的大学充其量算得上三流，而那些能够点燃青年学生内心火焰的大学才真正称得上一流。我们所需要的大学不仅能够提供给学生各种知识，培养全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他们自由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够鼓励他们不盲从权威，对任何事情都能够理性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很多家长一味地想要孩子们考高分、上名校、出国留学，却很少关注孩子其他方面的教育。长此以往，我真不敢想象这些孩子最后到底会成为怎么样的一代，即使他们最终从名牌大学毕业，也很难有多么大的成就。
吴军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他在本书中指出，现在哈佛和耶鲁都不强调考试成绩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认为培养孩子的各种优秀品质，比如拼搏精神、团队精神、领导能力、社交能力、表达能力、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比成绩更加重要。比如，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耶鲁所培养的就是有社会责任感、有所担当的人，是具有刚毅而勇敢的耶鲁精神的未来领袖。吴军认为，如果中国的留学生在哈佛和耶鲁没有学到这些内容，就失去了在这些名校读书的意义。
对于美国这些名校，如果不理解它们的精神，不仅被录取难，即使进了大学，也未必能学到它们的精髓。吴军研究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起直到今天，亚裔学生占了哈佛本科生人数的15%—22%左右，但是这些年来从哈佛走出去的、最后有影响力的校友中，亚裔的比例远远达不到这个15%。这说明光有一个哈佛的金字招牌是远远不够的，成功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很多成功人士因为各种原因就读的大学不是很好，但是他们经过长期的努力，其成就远远地超越了那些所谓名校的毕业生。为了进哈佛而进哈佛和因为对知识的渴望进哈佛是两回事，前者的人生高峰在离开哈佛的一瞬间就结束了，而后者的人生在离开哈佛时才刚刚开始。
在本书中，吴军多次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一直在呼吁的。美国不少综合性的私立大学本科生不分专业，在这些学校里没有工学院的学生或历史系的学生一说，所有的本科毕业生拿的都是同样的学位。学生之间的差异只是体现在他们最后关注的领域上。本科生们在三年级时开始确定自己关注的领域，当然还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选择。实践证明，没有好的通识教育，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就不会有后劲。那些以通识教育见长的美国名校，其毕业生往往能够取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
我一直非常推崇梅贻琦的说法，“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因为一所好的学校，首先就要有著名的老师。我接手耿丹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让耿丹学院的老师变成一流的老师，一开始全校只要能有十个八个带头人就够了。让最好的老师给其他老师上课，先让老师的眼界得到开阔，老师眼界开阔后自然就能让学生的眼界更开阔。而研究了众多美国一流名校的吴军则反复强调，大学不仅要有“大师”，还要有“大楼”（好的硬件条件），否则大师的教育理念就无法落地生根。因为只有硬件有了保障，才能给学生请到最好的教师，提供足够的课程、图书和研究室，开展最新的学习和研究。
读者在读本书的时候会发现，吴军只介绍了英美的一流私立大学，这是因为这些学校最能代表英美高等教育的精髓和特色。经常有家长和学员会问我选择学校的标准是什么，我的答案和吴军的高度一致——应该选择去那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著名学校，不是因为那儿有名气，而是因为那里聚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和学生。英国教育家、牛津主教约翰·纽曼在一次讲演中讲道：“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选够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和那种没有教授、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富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掌握独到的行为判断力。”纽曼的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上大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为什么我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努力上名校不可？原因很简单，要与优秀的人同行。当然，如果没有机会上名校也没关系，因为吴军老师说了，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不必担心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人跑到一半就不会再跑了，只要你在自我教育的道路上坚持足够久，就一定能够成为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我相信大部分人心中都有自己追逐的梦。梦可大可小，也可远可近。从小到大，我也有过不少梦，有的梦成真了，有的梦破碎了，有的梦遗忘了。只有一个梦，这么多年始终没变，那就是我的名校梦。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我渴望上北大或者清华，那是中国的名校。可谁都知道，上名校并非易事，我不是什么学霸，从小调皮捣蛋，老师上门不是告状就是揭短，高考也是连考三年，才算咸鱼翻身，进了苏州大学。1980年，我在高考中取得了不错的英语成绩，原本可以进入更“时髦”的外交学院，老师和家人也都鼓励我未来去做外交官。我兴高采烈，把外交学院填入我的第一志愿。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最终被苏州大学录取。
母校苏州大学很好，但我总觉得它和顶尖名校还有差距。看着高考复读班里很多同学都去了北大、北外，我的心里酸溜溜的。但我勉励自己还年轻，只要继续努力，未来总有机会。大学毕业时，我因为成绩优异得以留校任教。教书的那几年里，我也想过通过考研来实现我的名校梦。遗憾的是，考英语专业的研究生都要考第二外语，我的二外是俄语，学得也不好。国内考研这条路走不通，我的名校梦随之搁浅。
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国热潮来临，很多同学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国外大学的奖学金出国留学，我也庆幸终于又有机会了。当时最热门的留学目的国是美国，原因是美国大学给国际学生提供了不少奖学金名额。当时，去美国留学的绝大部分中国学生都是通过考取TOEFL和GRE的高分获得美国大学奖学金的。我原以为自己是英语专业的，在英语考试方面肯定有优势，没想到GRE考试里的数学题竟成了我的拦路虎（顺便说一句，这可是现在很多中国学生得满分的项目）。我无奈只能放弃美国，退而求其次，去不需要GRE成绩的澳大利亚留学。
到澳大利亚留学的信息更少，我便跟着熟识的同学去了悉尼的麦考瑞大学，攻读国际传播学硕士学位。麦考瑞大学是一所“二战”后创建的现代大学，科研和创新能力都可圈可点。学校也很务实，非常关注市场需求和学生的就业。尽管如此，我总觉得母校和世界名校还有一步之遥，还是有点不甘心。于是，我暗下决心，默默用功，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去追赶那些名校生，收获和他们一样的机会，取得一样的职业发展。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我研究生毕业，机会终于来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英国广播公司（BBC）做记者，拿到了令许多留学生羡慕的工作机会。英国的名校更多了：伦敦商学院、圣马丁艺术学院、帝国理工大学，以及和我办公室仅有一街之隔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离伦敦不远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更是如雷贯耳。这些学校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只可惜当时我刚拿到BBC的职位，工作和养家的压力都很大，想先把事业稳定下来，以后再找机会冲刺名校的博士学位。于是，这些名校便成了我每天上下班路上的一道道风景。
2000年，我辞职回国加盟新东方。回国后一头扎进工作，天天忙着管理和上课，帮助学生去追寻自己的梦想。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通过努力走进了世界各地的名校，我自己也再次开始思考是否应该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和同学们一样去完成自己总是牵挂的名校梦，进一步提升自己，为更好的职业发展做好铺垫。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时新东方正忙着去美国上市，我也忙着做业绩，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原以为公司上市后自己就可以悠闲一点，没想到上市后压力更大，加上这几年的行业竞争和市场变化，我和新东方也一起走到了教育行业的风口浪尖，名校梦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伴着我的名校梦已经匆匆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从青少年走进成熟的中年。虽然苏州大学不是顶尖名校，但留校任教的十几年给了我不少实实在在的磨砺，让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也为我打下了更加扎实的英文和学术基础，使我在澳大利亚留学时变得更加从容和坚定。这段留学生活为我赢得了去BBC做记者的机会，伦敦的工作又丰富了我的职业生涯，开阔了我的眼界。这些经历又帮助我在新东方的平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更好的自我发展。我今天的这份背景，也许依然不够我去申请哈佛大学或者剑桥大学的教育管理学博士学位，但我相信，这份经历一定会为我的申请增添一份筹码，让我有了更加靠近世界名校的实力和可能。
我深谙名校的魅力，名校的光环，名校给人带来的机会，名校那让人一往情深的召唤。
回顾自己走过的历程，我也终于明白，名校不是一切，很多人会因为机遇、时代、能力的不同，认知的先后或价值观的差异和名校梦擦肩而过。我也终于明白，生活中的许多梦想其实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用来靠近的，就像是远处的一座灯塔，闪闪烁烁，指引着我们不断前行，而前行途中看到的风景、遇上的风浪和学到的本领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收获！
很多人认为出国留学是成功的捷径，既能给自己“镀金”，也有利于未来的就业，那么出国留学就等于成功了吗？
事实上，出国留学既不等于成功，也不等于幸福、财富和荣誉。留学本质上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或者说是我们传统学习概念的一种延伸，甚至会比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更具挑战。
首先，出国留学意味着去到一个不同的地区或者国家，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教育制度不同、社会形态不同、价值观不同。在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读书，无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中，我们都可能遇到很多不太适应的地方，甚至文化冲击，这就需要我们调整自己，在新的环境里掌握生存的法则。
其次，无论我们出国之前外语考试分数多高，录取学校的排名多靠前，做了多么充分的思想准备，出国后的适应期至少要几个月。我们需要学会照顾自己，适应学校的各种要求，完成课内外的各项作业，尤其是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用批判性的思维去表达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真正想要学有所成，我们需要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
最后，因为是在异国他乡生活和学习，即便已经逐步适应，我们仍时不时会有一种漂泊感，一种深切的、难以克服的孤独。我常常说，留学的最初三个月是挑战最大的，扛住了这三个月，我们就能抗住三年的留学生活；扛住了三年的留学生活，我们就能扛住职场上三十年的拼搏，这就是留学带给我们的自信。因此，我个人主张年轻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出去体验一番。
一句话，世界正走向全球化，我们需要国际化。出国留学不等于成功，却是我们走向成功的一条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