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弗雷德里克放松地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里，一边舒展着双腿，一边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很快就被一阵“老烟枪”独有的粗重咳嗽打断了。我们刚从被我称为“花园”的地方回来，虽然那只是在他和奶奶称之为“家”的住所前一片被绿草覆盖的空地，但对于7岁的我而言，仍然看上去宛若一座巨大的花园。当我绕着它的边界一遍又一遍地跑过来又跑回去时，爷爷就靠着墙坐在一边，仰起脸朝着太阳，抽一根自己卷的香烟。

如今回首往事，爷爷光滑的灰色头发和他那一笑起来就被推挤进一条缝里的亮闪闪的眼睛，都会让我不自觉地联想到席德·詹姆斯 。但是在更早些年，比如他和奶奶刚刚结婚的那段时间，他其实更像亨弗莱·鲍嘉 ：一身笔挺的西装，满头的百利发胶。虽然他从没提起过，但“二战”期间他曾在缅甸作战，而他的吉卜赛血统则赋予了他演奏手风琴的才华。我提到的吉卜赛人并不是你们现在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穿着巨大、艳丽的礼服，脸上妆容厚重。我指的是乘着被漆成艳丽颜色的大篷马车远离故土，穿越过这片土地的吉卜赛人：在篝火旁痛饮难喝的酒，一见人就满口诅咒，在宗教仪式上用杀鸡的方式卜算整个家族里哪个女人会第一个出嫁的罗马尼吉卜赛人。

我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尽管胳膊很短，但仍成了一名吉卜赛拳击手。早在成为流行风尚很多年前，他就用吊袜带将过长的袖子悬吊起来。他长长的指甲看上去和电影《出租车司机》 中的斯波特很像，不过他用它们来修理时钟。他还把别人的耳朵打穿孔过（不是你想的那样，并不是用他的长指甲）。他向我的曾祖母求婚时的戒指，是用他的单圈耳环改制的。结婚后，他们生了5个孩子，但是没有一个活下来，这在100多年前倒是很常见。1903年他们来到英国后，又生了5个孩子，我的爷爷弗雷德里克就是其中最年长的那个。这些就是我对于爷爷人生的全部了解。

相比之下，我对于爷爷走向人生终点时脸上的模样印象更加深刻。那天，他舒服地窝进椅子里后不久，便出现了剧烈的抽搐。从我的角度只能看到他穿着拖鞋的脚，于是我抬眼去看他的脸，却发现是死亡本身在亲自与我对视。他脑袋歪斜，翻起了白眼，一滴血从嘴角滑落下来，在他刻满皱纹的脸上留下一道纤细的深红色痕迹。随后，仿佛时间敲下了惊叹号一般，他的假牙带着那么一丝滑稽意味地从嘴里喷了出来，“砰”的一声撞到地板上。我已经记不清楚究竟是被谁了，但我确实是被人从现场拽走了。显然在他们看来，那不是一个适合7岁孩子看到的场面。

其实在那天晚上之前，爷爷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中风了，虽然他在椅子上时还一息尚存，但送到医院后已经无力回天。好在他离世的时候，儿女们都陪在他的身旁。因为大家觉得我还太小，葬礼也没有让我参加，而我也不记得家人们在那天都是什么表现了。但是，关于爷爷的死亡，有一件事情我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我当时虽然有些害怕，但依然充满了好奇。

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胆子很大的孩子，我想这可能继承自我那在信仰天主教的大家庭中被抚养长大、自大而顽固的父亲。不过，我是家里两个孩子中的老大，又没有像父亲小时候那样受到严格的约束，因此这部分性格特点可能更多地表现为独立、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对读书和独处时光的需要。大概在两岁的时候，我开始学习阅读，并且能够通过读报纸上的节目表来告诉妈妈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什么时候开始。有一次，她想要惩罚我，于是像所有慌乱的新手父母常会做的那样，把我关在了我的房间里。在经过一段长到在她看来足以算得上是“痛苦的禁闭”后，她过来查看我的悔过情况，却发现我正安安静静地沉浸于阅读的乐趣之中。“就这样吧，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她表示已经原谅了我，而我的回答却令她大失所望：“嗯，等我先把这一章看完吧。”这能算什么惩罚！

我与死亡的此番短兵相接若是发生在一些年龄更小的孩子身上，他们很有可能会被吓坏，但我却是个特例。可以说是有些着迷地，我既将死神的降临视为对生命的挑战，同时也把死亡当成一个研究对象。我对这个世界的种种自然规律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接受，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理解，如果没有黑暗的存在，光明的宝贵也就无从显现。

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我的吉卜赛血统，也可能是受我父亲的影响，还有可能是因为我在本该如饥似渴地阅读伊妮·布来敦 的年纪里，却为阿加莎·克里斯蒂 笔下的侦探世界而痴狂，又或者只是《电锯狂魔》的错。

我父亲偶尔会给我和弟弟买几只小动物作为惊喜，有一次，他送给我们一黑一白两只小兔子。虽然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没有孩子会拒绝养宠物的乐趣，尤其是这样可爱的兔子。所以很快，我们便用一只铺满干草的巨大笼子，给它们两个在新家里——花园棚屋——布置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每天，我们都会将两只兔子从笼子里放出来，看着它们在棚屋里跑来跑去，在确保没有猫在周围伺机而动的潜在威胁时，还会让它们到花园里自在地撒一撒欢儿。然而，这种所谓的安全只是我们以为的安全。有一天，在完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忽然响起一阵尖锐刺耳的吱吱乱叫，同时从花园传来的混乱响动令正在吃饭的我们顿时冷汗直冒，正用叉子往嘴里送食物的手也僵硬地停在了半空。等一回过神来，我们立马飞奔出去，晴空万里之下那幅仿佛美国女生联谊会电影里的画面——一群轻盈灵活的姑娘刚刚结束了枕头大战，四处飞舞的羽毛优美地飘落于她们性感、疲倦、随着呼吸不断起伏的身体上——令我们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只不过，此刻白色的羽毛变成了一块块皮毛，汗淋淋的大腿被血肉模糊的兔子尸体所取代。

我父亲买的两只兔子其实是一公一母，但在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它们开始交配，兔子妈妈生了很多很多的兔子宝宝。新生的兔子看起来娇小极了，并且被很巧妙地藏在了即使我们反复出入棚屋，也很难留意到的地方，像笼子和墙壁间、冰箱后面、莴苣下面以及水碗后的各种缝隙中等。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很可能是一只心意已决的猫总算从棚屋狭小的窗户挤了进去，于是就像万圣节的迈克·梅尔斯 那样，有了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仅仅为了取乐就把我们还没来得及认全的新生小兔子们全部杀光了。

好吧，几乎是全部。

当最后一块皮毛落下后，我们就像一群土狼似的翻检着小兔子的尸体，然后发现其中一只好像还活着，有着轻微的颤动。我此刻仍然能够记起把可怜的小家伙捧在手心里的感觉，它真的是太小了，那狂乱又微妙的心跳带给手掌的撞击感至今都鲜活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我感到很无助，就算我没能预见悲剧的发生，也至少应该在发生后有能力做出某种程度的补救。然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死亡，我的宿敌，再次予以我痛击。

当你对一件事情了解得越多以后，你对它的掌控能力也就越强。对于悲剧而言，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有助于重获对情绪的掌控力，这也是我在面对死亡时所采取的策略。人们常说：“亲近你的朋友，并与你的敌人靠得更近。”然而，我可能与我的敌人——死亡——靠得太近了，以至于它获得了太多的自信，摆出一副将我甩在身后，跑完一整圈，再重新回到我身边后仍然是朋友的架势。

根据其在医学上的定义，中风可以理解为一场发生在心脑血管的意外事故，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发作没有任何意外可言。就我爷爷的情况来说，喜欢抽自己卷的烟是他罹患中风的重要原因，其他增加发病风险的因素还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肥胖等，都是自我管理的问题。我之所以会对此有很系统的了解，主要是因为爷爷去世很多年后，当我成为一名APT实习生时，在一场中风患者的尸检中，詹姆森博士以我捧在手里的大脑为例进行了讲解。

“当大脑某些部分的供血中断时，中风就会发作。供血中断可能是由于血管堵塞，也可能是血管破裂造成的。你们看这里，就出现了血管的破裂。”他指着苍白色的大脑切片上一个深红色的出血点说道，“使用血液稀释剂能够降低中风的风险，比如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又或者仅仅从对自己好一点做起。”

“有什么可以提前察觉到的症状吗？”我在小心翼翼地将脆弱的大脑放回解剖台时忽然很想我的爷爷，于是便问道。

“还是有症状的，有的人可能会感到一侧的身体麻木，或者一只眼睛的视力下降，还有些人甚至会出现一侧脸颊肌无力或者说话含混不清。”

这些都是我在爷爷身上看到过的症状。于是，我有种好像早就知道了的感觉，又好像从爷爷去世那天起我就一直希望能早些预知到：如果你知道该去关注哪些症状，就能预知死亡的到来，然后，你就能控制它。

或者，你至少能尝试去控制它。

在我9岁的时候，我母亲第一次知道我想要成为一名殡葬师的理想。当时，我正坐在理发馆的座椅上，发型师担心我被剪掉一大截头发后会失控尖叫，所以跟我闲聊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长大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呀？”她说话的声音非常甜美，于是我也很甜美地回答道：“我想成为一名殡葬师。”

我很肯定在话音刚落的那一刻，穿梭在我头发中的剪刀停顿了一下。很快，发型师又恢复了常态，并且向我母亲投以好奇的目光。作为回应，我母亲只是耸了耸肩，好像在说：“随她便，跟我没关系。”在那个媒体还没把死亡和法医学变得流行起来的年代，一个年幼的、金发碧眼的女孩说想要做殡葬师实在不是什么常见的事情。殡葬师并不是个为人所熟知的职业，我的家族中也没有人从事此行，但是它却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召唤，除此之外我从没想过做其他任何工作。早在我能够理智地把生命诞生的奇迹与死亡降临的必然性联系在一起——这是爷爷的过世教给我的重要一课——之前，我就对人体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感到非常着迷。而在那宿命的一天之后，我尤其想知道爷爷的身体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死神那么快就夺走了他的生命。处于生命终点的爷爷就像一个发条玩具似的，在能量完全耗尽之前不断抖动，直到发条停止转动。

而这份好奇一旦出现，就再也没有消失。

任何在街上发现的死亡动物都会吸引我的注意——就像那只可怜的猫咪——而且我通常都会召集我的朋友们在花园里为它们举行葬礼。这种举动在刚刚开始对死神会对任何生物下手的事实有所认识的孩子身上相当常见，因此，如果你家的小孩在花园里开辟出了一片墓地，完全不用担心是不是一个连环杀手由此诞生了。不过，比较少见的是，像蛆虫、血污和尸身膨胀之类的状况非但没有挫伤我对死亡的好奇心，反而使它变得越发强烈：我想要知道变化背后的原理。10岁生日的时候，我要了一台显微镜作为生日礼物。而在“带着玩具来上学”那天，我把它带到了学校，向我的同学们展示它的操作方法，不过我觉得他们并没什么兴趣。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曾有过朋友。也是差不多从10岁时起，我就经常一个人去地区图书馆借高中生物课本研读。我从其中一本书中读到，把蚯蚓从身体中间切断后，它会变成两条蚯蚓。想象一下这是多么惊人！就像一个梳着小辫子、穿着中筒袜的童稚版弗兰肯斯坦博士 ，我相信自己破解了获得永生的秘密。虫子被我毫不留情的小手指一条接一条地从我家花园（墓地）起伏的土丘中拉扯出来，切成两段后在放大镜下仔细观察。

一直因我的各种古怪举动而备受困扰的母亲，终于因为我竟然使用餐刀做这种事情而爆发了她的不满。

现在，我自然还会去美发沙龙，在不可避免地被问到工作时，我都会很开心地和发型师谈论。如今，人们对殡葬师这个职业大多非常有兴趣，其他的顾客和发型设计师也会加入我们的谈话。几乎所有人——至少看上去是这样——都看过CSI（《犯罪现场调查》）或《沉默的证人》，帕特里夏·康韦尔 和凯丝·莱克斯 的小说也读者甚众。因此，他们对我的工作会先入为主地产生一个经过美化的想象。法医学确实很吸引人，并且只要不讲太多日常工作的琐碎细节（肯定没人想听我曾如何一整天肘部沾满粪便地四处走动），我能就尸检愉快地谈上好几个小时。虽然通常被问到的都是些我已经回答过几百万次的老问题，但仍然比那些关于计划去哪里度假之类的问题好太多了。“尸体=有趣，阳光海岸=没劲。”

我去做美甲的时候是个例外。（是的，我现在也开始美甲了，因为在停尸房时我经常需要着手进行一些复杂的操作，所以原谅我现在泛滥的爱美之心。不过，如果你也曾像个卖鱼妇似的穿着惠灵顿靴子、个人防护服长达8年之久，那么一旦不用如此，你也同样会做任何让自己看起来充满魅力的事情。）每次去我都专门找同一个美甲师，因为他巧合地和我曾祖父有着同样的长指甲，用来帮我刮掉不小心蹭到指甲根部皮肤上的指甲油。虽说我从没见过曾祖父，但是他们之间这点小小的相似之处，还是让我感到很亲切。

在我们当地的沙龙里，很少有美甲师讲得了太多英文，所以我不用担心什么，只需要静静地看着他们就好。我很喜欢看他们工作，因为他们手上复杂精细的操作让我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其他像我一样的APT，以及我们在准备一次尸检时所做的一切。美甲师们已经把需要用到的工具、液体和粉末等一一准备就位，甚至连单张的吸水纸也已经撕好了，开始动手后一旦需要用到，就不用去乱找，然后把一整卷都搞得乱七八糟的。

我还是APT时，无论在哪里工作，都会要求自己比上班时间早半小时到达停尸房，通常比病理学家要早得更多。一般APT的上班时间都是早上8点，而我都是7点半左右就出现在停尸房，在其他同事到来之前准备好咖啡机。在尸检过程中，病理学家并不一直都在，他们会先来鉴定一下死者，签署一些文件，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让我们把剩下的准备工作做完。最初的这步鉴定非常重要，每一位死者的脚踝和腰部的身份证明都会被反复核对，搞错了尸检对象的身份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大事故。身份确认后，病理学家就会离开大概一个多小时，那就是属于我大放异彩的时间：我将开始解剖，用希腊人的说法就是开始“认识自我”或者进行“自我审视”。

对我而言，开始工作前每一样东西都应该按程序一丝不苟地准备就绪，不然“一定会出现差错”的感觉就会挥之不去。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在病理学家开口要求之前，就已经把他需要的器具递过去的那种APT，有点像手术室里给医生当助手的护士。这会让我对自己在做的事情产生一种掌控感，而这对死者而言无疑也是一件好事。另外，尸检毕竟还是一件比较脏的事情，在进行过程中你会不可避免地沾满血迹和其他各种液体，在全力推进的时候，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得去橱柜或者抽屉里翻找棉拭子或者备用解剖刀。像美甲师那样提前把可能需要用到的每一样东西准备好，无疑是明智的。

首先，我需要确保手边有足够的“蓝卷”，这是我们对擦拭溢出液体及清理体腔的吸水纸巾的俗称。我会把各种可能用到的工具一字排开，给解剖刀换上新的刀片。PM40型解剖刀外观上很像一把巨大的外科手术刀，同样很大的刀片要用螺丝固定好。每次一准备好，我都会用铝箔或者包装纸将它包裹起来，因为曾有人告诉我，哪怕只是氧分子从刀刃表面轻轻拂过，都将对轻薄刀片的锋利度造成影响。我不确定是不是有些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从来不会拿我的工具冒险。

另外一些需要提前摆好的工具包括一把非常长、一寸厚、末端呈方形的切脑刀，看上去和日本武士刀有些相像，这种锋利的一次性刀具在把构造精细的大脑按照不同结构切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还有我之前提到过的肋骨剪，用来把肋骨上比骨骼质软很多的肋软骨剪断。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肋软骨的钙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想要剪断就相应变得越加费力。而且留下的参差边缘和骨骼碎片都非常锋利，不仅可能直接刺穿手套，甚至还会造成重伤，这也是我的朋友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我会制造出那么可怕的巨大噪声的原因。除此之外，还需要一到两个长柄勺以及一个叫作“开颅凿”的T字形金属工具，用来辅助取下头骨的顶部；包括内脏剪在内的一系列剪刀、各种钳子（有些上面有锯齿，有些没有，这点倒和我那些有的牙齿还在、有些则完全没了牙的死者有些相似），以及名字听起来有点可爱的、用来进行挑出骨骼碎片等精细工作的“咬骨钳”。另外，我还会在呈C形或S形的针上提前穿好粗白线，然后用胶带将其粘在橱柜的侧面，一旦开始缝合尸体，就可以随时伸手拉下来用。没有比戴着好几层手套——并且最外面的一层还滑腻腻地沾满血污——去穿针引线更令人头疼的事情了。不过在进行这项准备的时候，我要特别注意控制住自己，避免做出在做针线活时条件反射般的动作：用嘴将线末端抿湿，好让它纤细到可以穿过针眼！随着准备工作的逐渐完善，我还会出于个人偏好，额外准备好有着巨大木柄的凿子一到两把、电动和手动骨锯各一把——这样一来，即使万一忽然停电，也不会影响尸检进度——以及几个大桶和大碗，它们的出现让手推车带上了点手工DIY（自己动手做）的感觉。

虽然每位死者的尸检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仍有很多步骤是共通的。举例来说，我能大致判断出从一个疑似死于静脉注射过量的死者身上需要采集哪些组织，那是与在养老院过世、还得了褥疮的死者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前者而言，最关键的是要将样本送去做毒理检查，确定体内某些化学成分的精确含量，并推断其是否为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而厌食牙医的尸检则属于后者，微生物拭子被用于褥疮或严重的组织感染等情况下的样本采集。他的检测报告在几个星期后从实验室返回到停尸房，这个时间长度是非常正常的，并不会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几个小时后就能拿到结果。报告证明了詹姆森博士的推测是正确的：细菌从褥疮溃疡处进入了血液，我们的牙医死于败血症引起的脓毒性休克。

各个病理学家的工作方式也都大不相同，APT的必要技能之一就是对他们每个人的习惯有所了解，并且据此在尸检前将可能要用到的器材准备好。有些病理学家要比一般人更为严谨，在得出最终结论之前会采集更多的组织样本作为依据。这也就意味着要为他准备更多装样本的容器和拭子，提前分类标注好，准备好去盛放一份又一份的尿液、血液、眼睛中的玻璃体、胆汁、脓液、小片的器官或骨骼，以及其他各种检材。用于组织学检验——一些显微镜下的细胞检验——的切片尺寸大多在1.5厘米，与叫作“组织检验盒”的塑料容器尺寸刚好吻合。如果觉得病理学家会“取组织”，我就把这些检验盒也一起准备好，在上面标记好专门的编号，打开盒盖，并在随后的整个尸检过程中表现得像个时刻待命的士兵。

与大众想象中不一样的是，病理学家很少将整个器官取出来送检或将其保存在实验室中。现代科学中显微镜的应用，使得微小的组织切片便足以满足全部的检验需求。唯一的例外情况是，如果出现了大面积或特殊的组织损伤，出于种种必要的考虑，医生会在获得许可的前提下将样本保存任意时长。

只有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到位了，尸检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进行得顺利。

有个同事的口头禅曾带给我很大启发：“以充分的准备对抗失败的可能。”这个道理放在生活中任何事情上也都同样适用，无论是给你的意中人做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还是从一具尸体中取出内脏。另外，它也对开启一番事业具有指导意义。并不是所有人一走出校门就能从事自己想做的工作，我也不是一下就在解剖病理学领域找到了工作。我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并且从很早就开始做起准备工作。

在总算熬过教会学校里受到严格管束的时光并取得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后，我进入大学深造。我选修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课程，同时还做起了兼职，因为我希望无论在时间还是金钱上，都能有更大的自由度。在结束了间隔年 后，我获得了生物学和化学的预科学位，相当于在一年的时间里同时修读完了生物学、化学、数学的高等课程。然后以此为起点，我继续攻读法医学和生物学学位。我学习的分支学科包括法医毒理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法医人类学——一门专门研究骨骼和腐烂尸体的科学。在这段求学时光中，我不仅对人体有了更为细致透彻的了解，更学到了很多当下广为应用的法医学技术。

我非常享受大学生活，那种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学习的感觉非常棒，但是我也不愿意只是坐在教室里听课，我想拥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经验。我心里很清楚，阅读法医学和尸检相关的书籍是一回事，在课上从一位经验丰富的病理学家或人类学家那里看到照片是另一回事，但我仍想知道当直面情况最糟糕的尸体时，我的真实反应会是怎样的：我需要获得全部的感官体验。如果我应付得了最糟糕的情况，那么我就能适应这一行中的各种状况。仅仅观察腐烂尸体的照片是闻不到他们的气味，也感受不到脚踩蛆虫那种好像踩在“卜卜米” 上的感觉的。

当我那晚在斯雷布雷尼察的一个关于集体墓穴挖掘的讲座 上遇到著名的法医病理学家科林·詹姆森的时候，命运的拐点出现了。讲座后，我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进行交流——我感到非常害羞，但同时也很勇敢：我又没什么损失，对吧？实际上，他也非常随和健谈，并且交谈中我得知他同时在多个停尸房中工作，其中一个离我的学校非常近。他建议哪天没课的时候可以过去看看，也许能为我的学习提供一些帮助，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一级级登上市政停尸房的台阶，询问是否可以每周过来做一个下午的志愿者的一幕。一开始，我根本没抱任何希望，但可能是那个年代想要到停尸房工作的人本来就很少见，再加上詹姆森博士为我做了推荐，因此停尸房的新任主管安德鲁批准了我的申请。我领到了属于自己的金属头惠灵顿靴子，带着一种对即将发生什么全然无知的状态进入了停尸房的世界。尽管我努力进行过一番研究，并试图将准备功课做足，但实际上我唯一比较熟悉的依然只是从电视上看来的那种耸人听闻的“陈尸所”。架子上的玻璃罐里装的是人体器官吧？有没有二流电影里出现过的那种石板材和奇怪的电子设备？全都没有——那是一个非常明亮且干净的地方。

虽然近年来停尸房的不断革新已经让一切都变得现代化，但那里的一位高级技术员兼单身员工——一个走向衰老的“泰迪男孩” ——却让人感到关于“恐怖的殡葬师”之类的陈词滥调始终没有散去。他的名字叫阿尔菲，是殡仪行业完全由男人把控的旧时代的典型遗老。他把粗硬的灰色头发用发蜡做成了泰迪男孩式的飞机头，20世纪60年代风格的厚重眼镜戴在他的脸上一点违和感都没有。据说他是从伦敦来的，而他的口音倒确实听上去很像迈克尔·凯恩 ，虽然有时候显得有些过于刻意。

停尸房的革新还要得益于地方议会的改组，停尸房从与虫害防治、垃圾处理（也就是与老鼠和垃圾袋）同属一类的公共卫生部门中被分离出来，划分到更为合适的墓地和火葬服务部门，由阿诺德担任新领导。在第一次进入停尸房、见到那里的工作人员后，他和他的团队就做出了一项新的决定：必须要让所有的一切高效运转起来。改革即刻由阿尔菲的同事基斯开始进行，等我到的时候，则轮到了阿尔菲头上。在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且听了很多关于阿尔菲和基斯的“壮举”和传说之后，我有点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了……

由于以前停尸房属于公共卫生管理部门，一名员工就利用工牌上语焉不详的漏洞，以健康检察员的名义到饭馆去蹭吃蹭喝。他还每天都带着宠物狗来上班，让它在办公室和污染严重的尸检区域内随意走动……下班后再照样回家去。他的办公室抽屉里存放着大量的色情书刊，而且还有员工在抽屉里藏了把武士刀。他们抽烟、吃东西都在停尸房里，既不对手臂进行消毒，也不穿防护服，只在自己的衣服外面围上条围裙。这种人的存在简直是健康、安全以及道德的噩梦。

我想做志愿者的申请主要是跟安德鲁谈的，他是一个戴着眼镜、颇为严肃的年轻人，长着一头略微有些金色的红头发，衬衫与白色的实验服很相似，这些让他看起来有点像《芝麻街》中的比克。他充满了干劲儿，决心要将解剖病理学带入一个新纪元，这倒也无可厚非。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段时间里，顺应现代科学事业发展创新的方向和需求，停尸房特别经历了一番形象重塑。改革尤其受到了更年轻、更进步的一代人的支持，他们希望以病理学助手为代表的工作能涉及更多资格认证和更严格的考核——一些前辈肯定过不了的考核。

我每周四过来做志愿服务（那天是大学的休息日），一般这个时候安德鲁都会在办公室里做些收发电子邮件、草拟博物馆最新管理条例之类的文书工作，阿尔菲就带我一起走进验尸间。我看着他把尸体从冷柜里取出来，进行各种检验，也认识了很多前来进行尸检的病理学家。我会把他们从尸体中得到的发现记在本子上。于是，在我小小的验尸笔记本里，各种各样的精彩片段不断累积起来：

2月22日：心肌梗死是西方世界最常见的死因。

2月29日：由腓肠肌引发的肺栓塞！看到了J博士的腿部解剖！！

我会在过程中观摩病理学家如何将各种器官从尸体中取出来。等尸检结束后，阿尔菲再用内脏袋把它们装好后重新放回去。这时，我就在一旁继续看他缝合尸体，并最终将其安置在临时的冷冻坟墓中。然后，就轮到我登场了：我的任务就是清理由尸检造成的各种混乱。我总是一言不发地默默把活干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都不是很喜欢和阿尔菲打交道，他是停尸房老一套工作方式的代表，而我却对新生代APT改良解剖病理学旧方法的新尝试非常感兴趣。我记得他曾经跟我炫耀说：他和全盛期的伦敦黑帮头目科雷兄弟是好朋友，还曾和他们一起从桥上将一具尸体扔进泰晤士河里。

我听完只是礼貌性地点点头。

后来，他还跟我说想出版一本书，书名叫作《有趣的死亡》。然而，他压根没有动笔，而且从他的烟瘾来推测，我很怀疑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这样每周来停尸房学习和帮忙的日子持续了一年，没多久阿尔菲就离开了，另外一位更年轻的APT——杰森——取代了他。在这之前，杰森一直是临时代理APT。（也就是说，他会在英国境内各停尸房人手不足的时候短期任职，有可能是一两周，也有可能是好几个月——如果原来的人去休产假了。）相比之下，杰森显得有意思多了，由于爱好健身，他的体格非常强壮，平时喜欢一边教我验尸技能，一边聊健身房里发生的各种趣事。对于在停尸房做技术员这件事，我曾一度怀有一个比较浪漫的幻想，就是它会像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一样炫酷，而我也因此有必要保持身材的完美。我把自己想象成《沉默的羔羊》里的克拉丽丝·史达琳或者《X—档案》中的丹娜·斯嘉丽，然后开始对健身变得狂热。我不在停尸房和学校的大多数时间都被用在了泡健身房上。直到开始做志愿APT的工作后，我才发现它既不浪漫又相当繁重。但也正是如此，我反而更深刻地体会到过去将时间大量花在锻炼身体上是一件多么明智的事情。强有力的腿部和背部肌肉对于尸检工作简直就是硬性需求，更不用说我当时还不知道取出内脏对臂力也有着很高的要求。杰森允许我独立完成清洗死者的工作，而不仅仅是站在一旁看着，在得知我主修微生物学后，还给我分析了各种消毒剂的特性。工作中他常会递给我装器官的巨大容器——越大就越重要——好让我对内脏的重量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所以很多时候，我看起来都像个食堂里的厨娘，一边应付着无数装满意大利面的大碗，一边抱怨着腰酸腿疼。

终于，市政停尸房招聘实习生的时间到了，包括我在内，所有人想要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APT都要从最底层起步，在经过长达几年的职业训练后最终获得资格认证。于是，我不得不参加应聘，并且和所有人一样接受面试。面试我的都是墓地和火葬服务部门的人，新领导阿诺德也在其中。我接受了由4人组成的评审小组的提问。由于这是以往生活中从没经历过的新鲜事，所以即使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得很亲切，我依然非常紧张。谢天谢地，所有前期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我最终得到了这份实习工作。于是，我带着硕士学位离开了学校，成了一名全职的APT实习生。当然，就算离开了学校，我心里也很清楚我的个人深造并不就到此为止。实际上，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太多——所有那些与我即将开始的旅程相关的知识。

至此，我与死亡相伴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ec6EGJDW33x5beOFv9RPVrl/+VrZi9LWKlCoIxRTFrtO7oYnVGTjAwNQDiB5IwhS